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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亚非人民的团结 促进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
郭沫若在首都各界人民支持亚非团结大会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朋友们：
由二十一个亚非国家共同筹备的亚非团结大会从本月26日起就要在埃及的首都开罗召开了。
大家都知道：殖民主义是战争的温床，亚非两洲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范围。因此，亚非人民的觉醒和团结正是从根本上来消灭殖民主义、消灭战争。因此，这次会议正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一次盛大的集会。
这次会议已经向亚非地区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方的人民发出了邀请，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会议上将就保卫世界和平和许多与亚非地区切身利益有关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可以预期，这次的会议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亚非人民的团结和友谊，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将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
今天，我们首都各界人民的代表在这里举行大会，我们要向世界人民庄严地宣告：我们中国六亿人民衷心地支持这次大会的召开，热烈地预祝这次大会的成功！
这次大会是在世界局势有利于和平力量，而不利于战争势力的时机召开的。觉醒了的亚非人民始终是和平的积极的维护者。1952年在北京召开了亚细亚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5年在德里召开了亚洲团结大会。1955年以来，在日本连续三次举行了反对核武器的国际大会。1957年在科伦坡举行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这之外，各国都广泛展开了反对核武器的运动，对埃及和叙利亚人民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斗争更特别表示了热烈的支持。这些都一再地反映着觉醒了的亚非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觉醒了的亚非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已经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特别是1955年4月间，在印度尼西亚的美丽城市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标志着亚非人民在反殖民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产生了万隆精神，不仅有助于亚非国家的解放，并有助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殖民主义者任意进行剥削和奴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中国人民过去的命运和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我们长期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奴役。直到现在，美帝国主义者还敌视和威胁着我们，侵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因此，我国人民在庆幸我们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的时候，就特别关注着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我们为一切已经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的胜利欢呼。我们支持一切正在高举着要求独立自由的旗帜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毫不踌蹰地支持一切为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行动。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会议的东道主——埃及人民是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线。去年，他们抗击英、法、以色列的共同侵略所得到的胜利，是过去一年来在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胜利。这个胜利证明了帝国主义者企图以武装镇压来维持和恢复殖民统治，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这个胜利也证明了，任何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只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高举起民族独立的旗帜，进行坚决不屈的斗争，就能够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每一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持殖民统治的利益，非常明显，他们是决不甘心于这种失败的。
目前，在中近东，美帝国主义还在顽强地推行着臭名远扬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明目张胆地提出填补“真空”的口号，企图建立美国的新殖民制度来代替英、法的旧殖民制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近时期美帝国主义始而对叙利亚进行了一连串的颠覆活动，继而又驱使土耳其陈兵叙利亚边境，要向叙利亚发动军事进攻。这一新战争阴谋虽然遭受到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的一致反对，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彻底解除它的危险。
在远东，美帝国主义同样地还在拼凑军事集团，公开干涉独立国家的内政。它破坏朝鲜停战协定，阻挠朝鲜的统一。它破坏印度支那停战协定，阻挠越南的统一。它阻挠印度人民收回果阿。它阻挠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回西伊里安。它在日本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使日本成为他的侵略亚洲的前站。它企图制造“两个中国”，阻挠我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帝国主义这一系列的凶恶、贪婪和仇恨亚洲人民的政策，我们是坚决地反对的。我们坚决支持朝鲜和越南人民统一自己的祖国。我们坚决支持印度人民收回果阿。我们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复西伊里安。我们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我们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一定要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怯尼亚、喀麦隆、乌干达、伊夫尼等地方，帝国主义者也并没有放下他们的屠刀，正在这些地方实行武力镇压和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怯尼亚、喀麦隆、乌干达和伊夫尼人民的正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告诫新旧殖民主义者：历史车轮是无法扭转的，殖民体系全部崩溃的丧钟已经越敲越响了。
中国人民坚决相信，亚非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斗争将无往而不胜利。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强大，由于不可阻遏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日益发展，由于一切和平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和世界和平运动的日益壮大，并由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益衰退，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占着绝对优势的已不再是帝国主义力量，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力量了。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了。帝国主义已经是快要落山的太阳，他们如果敢于在亚非地区任何一个角落玩火，敢于在叙利亚边境玩火，他们的命运将和在埃及的侵略者一样遭受到可耻的惨败，而且还要更惨。帝国主义者应该记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包含中国在内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世界还要经历第三次大战，那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目前应该是帝国主义的好战分子们清醒一下的时候了。在被奴役的人民已经觉醒了的时代，在人造地球卫星和洲际弹道火箭已经制造成功的时代，已经不再是战争狂人们为所欲为的时代了。
我们中国人民是一贯坚决地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我们坚决相信世界和平力量能够阻止战争。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所谓“按纽战争”的时代带着巨大毁灭性灾祸的战争危险并没有完全过去。一切珍视和平的人们还必须一致努力，担负起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神圣职责。对于一切有利于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主张，我们中国人民是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的。我们中国人民更完全支持苏联政府最近提出的和平建议：苏、美、英三国政府共同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并且从1958年1月1日起停止各种核武器的试验爆炸。我们赞成参加北大西洋组织和华沙条约的国家缔结互不侵犯协定，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代表举行会谈。苏联的这些明智的切实的建议，反映了全世界人民的善良愿望。
我们中国人民愿意和亚非各国人民站在一起，向全世界人民呼吁：大家起来要求各国政府采取和平共处的唯一的理智的政策；大家起来要求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大家起来要求禁止生产和使用一切核武器，首先是立即停止试验这种武器；大家起来要求停止进行拼凑军事集团和在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政策；大家起来要求立即结束“冷战”，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大家起来结束封锁垄断的政策，使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畅通无阻。只要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全世界的持久和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们要再一次宣告：我们中国六亿人民全力支持亚非团结大会的召开。我国的代表团不久就要动身去开罗了，我们一定要带着我国人民的这种愿望去出席会议，促使会议获得成功，为亚非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为亚非各国的独立自主的、繁荣昌盛的前途，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好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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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肃认真地对待群众的意见
本报评论员
“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的口号，鼓起了广大群众对领导工作和领导作风提意见的热情，因而在整风转入第三阶段以后，一般单位都先后掀起了鸣放高潮。随着鸣放高潮，不少单位又出现了整改高潮。
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待群众的意见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一种是：对解决问题不热心，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能够处理的意见不处理。有的是把群众提出的大量问题，“留作参考”，不作处理，唐山机器厂就把群众提出的一千四百三十条意见（约占提出意见数的三分之一）划为“参考”。有的是不认真批复群众提出的意见，甚至连群众的原意都没弄清楚就作答复，如有个单位的行政科长，一个钟头就“处理”了群众提出的一百多条意见，结果有半数问题又被群众退了回来。有的是不管群众提的问题多么实际多么具体，他都用空洞的答复对之。如冶金部钢铁研究所副所长刘茜，对群众提的意见，他都答复说：大家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虚心接受，今后希望继续提意见。有的领导人是口头上表示要坚决改，但不见诸行动。
这显然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进行整改。大家热情地向领导上提出批评和意见，大胆地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目的就是希望领导上能够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克服工作、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而这些领导同志却故步自封，没有决心彻底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另一种是：不管群众提出的意见对不对，应不应该改，能不能改，都不加分析研究地接受下来，盲目地加以改变；或者是群众提一点，就只改那一点，相似的问题也不去管。如公安部在鸣放中有人提出星期天不需要烧洗澡水，总务部门没有考虑这个意见只代表了住在部外的一部分人，也没有征求大多数住在部里的人的意见，就贸然决定星期天不烧水。结果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又贴大字报要求恢复，后来，又不得不改回来。中央有个单位的干部提出办公大楼某个拐角处电灯坏了，领导干部看见了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叫有关部门去装好了。但是群众还是不满意，因为这个楼的好几处路灯都坏了，而领导上却没有根据那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进行一次检查一并加以解决。
这种态度固然比官僚主义的态度要好一些，但还是不够端正。这些领导同志虽然对群众的意见表现得很虚心，能改的都改，并且改得很迅速，可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敲碎打的作法，对从根本上来克服三个坏主义、改进工作无多大好处。要正确处理群众意见，就应该对群众意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对于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应该改、能够改的，就应该坚决、大胆、彻底地改。不应改不能改而需要向群众解释的就及时解释清楚。如果不加分析、研究，就稀里糊涂地包下来，错的也改，对的也改，就会是非不分，责任不明。也许今天解决了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明天又会出现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今天改正了这样一个错误，明天又会犯同样的错误；甚至愈改愈错，影响了工作又损害了国家利益。事实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不完全都是正确的，也不应该要求群众提出的意见都完全正确，问题在于领导上要加以分析，“择其善者而从之”。
不管是官僚主义还是盲目地整改，都不是正确地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对群众的意见要作认真的分析、研究。对于群众的正确的意见，领导者就应该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和群众一齐研究，找出产生错误或缺点的原因，找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发动群众一起动手来改。对于群众的错误的意见，就应该向群众说清楚，决不能盲目接受，给工作造成困难。为什么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我们整改的目的是要真正改变作风、改进工作，提高领导提高群众，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炫耀整改的百分比。积极的态度，就是整改不停留在群众原提意见的水平上，也不局限于群众所提出的某一具体问题，而是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处理。应该加以提高从根本上来考虑改进的，就从根本上来加以改进；应该进行全面检查通盘解决的就通盘解决，主动地改进工作。
实事求是、认真严肃地处理群众在鸣放中提出的意见，不但可以使领导干部明确认识到自己工作中、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问题，有信心有决心地去加以克服和解决，而且可以提高领导干部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和领导水平。对于群众来说，通过这样认真严肃的处理，也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加强主人翁的感觉，从而更加热心地帮助领导、监督领导有效地克服三个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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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年内根本改变云南落后面貌
省党代表大会充满无限信心批判右倾思想
新华社昆明电 “苦干十年，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是10日闭幕的中共云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共同决心。
这次会议是和省的四级干部会议接连着举行的。从11月21日开始，会议学习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本着整风的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对全省一年来以农业为主的各项工作进行了检查。会议期间，贴出了一千五百多张大字报，提出了九千八百多条意见，严肃地批判了党内右倾保守思想，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确定了明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今后十年农业生产发展的规划。
会议认为，全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产量增加41％，今年虽然在气候、雨量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仍然增产约6％，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右倾保守思想却是今年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突出倾向。水利基本建设较去年退缩，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没有完成计划；改变耕作制度，推广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技术等项主要增产措施都不如去年进行得坚决有力。会议认为，这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反映。而某些同志在合作化高潮以后，阶级警惕性降低了，不善于经常地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者的守旧思想，另外对合作化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估计不足，片面强调前进中的某些困难，甚至动摇屈服，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今年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会议指出，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正是这种右倾保守思想的社会根源，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性，通过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以不断解决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正确地处理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克服小生产者的守旧思想，就成为巩固农业社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根本保证。
会议认为，在全省一万一千多个合作社中，经过已往三个月来的鸣放辩论，农村社会主义空气正在日益浓厚，凡是鸣放深透的地方，面貌都已焕然一新。目前，全省的合作社中，90％的社已基本巩固或比较巩固，干部也积累了领导生产的经验，加以云南省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生产潜力很大，只要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批判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充分发挥合作化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动群众，干部带头苦干，掀起明年的生产大跃进和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是完全可能的。
会议确定了明年的粮食产量应比今年增产8.8％；单位面积产量应由今年的三百四十一斤提高到三百六十一斤，毛猪生产应达到六百八十万头，其它烤烟、甘蔗、棉花等主要经济作物和山林特产、畜牧业、副业也都应有高速度的增长，使明年全省的农副业总产值比今年增长13.5％。
会议分析了云南的具体情况，认为农业的主要增产措施，应以水利、积肥、深耕细作、扩大复种和提高劳动率为中心。因此目前应立即掀起以水利、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保证完成在明年增灌和改善四百万亩水利建设的计划；以移风易俗的精神，做到人必有厕所，猪必有圈，牛马有厩，使明年施肥量增加20％。会议还认为，应该充分运用云南特有的自然条件，发展经济作物和山林特产，努力开发边疆，有计划地移民开荒，艰苦奋斗，帮助各少数民族人民发展经济。
会议还对今后十年的生产发展作了轮廓的规划：预计到1967年耕地将达到五千四百万亩，总产量二百八十亿斤；经济作物和亚热带作物发展到一千六百万亩；猪发展到二千万头，这样，配合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的发展，云南历史上经济落后的面貌将得到根本的改变。
会议认为，实现上述计划的保证是党的领导和加强在农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为此，必须将全民性的整风运动贯彻到底，把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者的落后思想的斗争，作为整个过渡时期党在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内容。同时要大大地改进和加强农村宣传工作，提倡干部深入生产成为“内行”。会议以无限的信心宣告，苦干十年，就一定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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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局部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
在云南省党代会上各民族负责干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本报昆明14日电 在中共云南省代表大会上，云南省委委员、大理白族自治州委第一书记欧根（白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王莲芳（回族），梁河县委书记石有才（景颇族），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副州长思维章（傣族），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许文安（哈尼族），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张子斋（白族），云南省副省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冲（彝族），中甸县委书记齐世昌（藏族），澜沧工委书记魏岩景（佧佤族）等二十个民族干部，就有关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作了联合发言。他们的联合发言中说：今年上半年，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妄图从根本上扭转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方向。右派分子说什么：“合作化适合汉族，不适合于少数民族”；“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破坏了我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搞掉了我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搞掉了我们的民族特点”。他们硬说：“党的领导就是汉人领导”，“自治州一切职务都要本民族的人自己担任，才算民族化”。
他们的联合发言针对着这种种谬论进行批判说：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和钥匙。但是，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党和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治权利必须是人民的自治权利，民族化必须有利于民族发展，有利于祖国大家庭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不是为自治而自治，为民族化而民族化，更不能借此达到个人的野心和权位的目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事业，主要依靠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人民的努力，但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也不能离开汉族干部的帮助。
他们的联合发言中还说：那种要国家利益服从自己民族的局部利益，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的企图，对国家对自己民族都是极端有害的。汉族人民应该尽力帮助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也有义务尽自己的力量支援汉族人民，这种支持同样有利于少数民族。
联合发言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的少数民族干部中流传着一些错误言论和情绪，总认为汉族干部和党委不如自己了解情况，说“没有党委领导，我们也一样会自己走路”，“党委对我们的干涉反而把我们民族的事情弄坏了”。这些人对自己民族的特点，不论好的坏的都不加区别地有“天然感情”，甚至在民族的婚姻以及支系名称等问题上闹无原则的纠纷。一部分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由于多数是剥削阶级出身，没有受到严格的革命锻炼和改造，缺乏工农群众的阶级感情。因此，有些人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之后，对自己估计不当，自高自大，就更容易成为地方民族主义的俘虏。特别是个别有浓厚的个人主义的人，把民族当成私人本钱，向党伸手要地位，要权利，要待遇，甚至为此向党要挟，无理取闹。这样发展下去，势必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对这些人，应当严肃地予以批评教育。
联合发言中说：克服地方民族主义，不仅直接关系民族干部健康成长和发展，而且关系到少数民族能否和汉族一起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问题。
联合发言中说：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正当的民族感情、一般的民族偏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民族主义分子加以严格区分。既要保护正当的民族感情，又要耐心地帮助教育那些基于阶级觉悟不高或对执行民族政策中的一些缺点而发表类似民族主义的偏激言论的同志，不要乱扣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消极因素，更大地发挥民族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更好地发展。因此，既要把斗争的锋芒十分准确地指向那些企图利用民族旗帜来分裂祖国统一、破坏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和党内的个别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分子；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斗争和正面教育，积极培养各族人民爱人民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培养他们善于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民族平等权利，维护和加强民族间的社会主义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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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各界人民支持亚非团结大会会议
致亚非团结大会筹委会电开罗亚非团结大会筹备委员会：
中国首都各界人民的代表，于12月14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了支持亚非团结大会会议。
中国人民对即将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大会表示衷心的支持和热烈的祝贺。这次大会是在亚非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的时刻召开的，它将是亚非各国人民加强和平友好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团结盛会。
我们坚信：这次大会将在万隆精神和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亚非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合作，并和世界人民携手前进，为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为增进亚非各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作出新的贡献。
祝大会获得圆满的成功！
中国首都各界人民支持亚非团结大会会议
1957年12月14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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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血债累累难逃人民法网
杀害李大钊等凶手被判死刑
新华社上海14日电 杀害李大钊、胡也频等革命烈士的反革命罪犯王振南，13日已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王振南1927年在北京任伪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时，积极参与谋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人。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三十人进行“会审”，并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谢光沛等十人徒刑，致李大钊等先烈于同年4月28日壮烈牺牲。
1931年，王振南在上海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时，对胡也频（化名蒋文翰）柔石（即赵少雄）、冯铿（即冯梅岭）、李伟森、殷夫（即白莽）等十八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并将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革命青年作家交给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1934年，王振南又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邝惠安等四人进行起诉，最后邝等都被处死刑。1933年，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等五人被起诉到伪法院判处死刑，王振南还亲自函告伪法院在文到3日内执行，欧等五人遂即被害。
王振南在解放前的三十五年中，在反动的司法界一直充当虐杀革命烈士的刽子手。据有案可查的，直接受王振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即达一百八十人之多，被杀害的有三十四人。
这个血债累累的凶手，解放后仍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人民政府在1955年12月依法将他逮捕后，经过多次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才不得不认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3日举行了有六百五十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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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的举动违背中英外交关系
公然支持蒋介石集团在港活动
据新华社广州14日电 香港消息：此间报纸本月5日报道，即将卸任的香港英国当局的总督葛量洪4日在参加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为他举行的一个送别鸡尾酒会的时候，同蒋介石集团最近从台湾派遣来香港的所谓“中华民国工商界代表团”人物正式交往，并同这个“代表团”的“正副团长”摄影留念。参加这次酒会的工商界人士对葛量洪的这一举动感到十分诧异，因为英国政府早在1950年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撤销了对蒋介石集团的承认。葛量洪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竟对这个以反对祖国统一为目的的“代表团”如此欢迎和支持，显然是对中国人民极不友好的，也和英国同中国的现存外交关系不相容的。
这些工商界人士还指出，在美国正在竭力阴谋制造所谓“两个中国”的今天，葛量洪的举动不能不令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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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看这些公文的命运
——严重的积压，没有结果的旅行
新华社记者 余志恒
在中央国家机关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公文在那里川流不息地运转，从中央到地方，从这个部到那个部，从这个司、局、处、科到那个司、局、处、科，它传递着重要的方针、政策、指示、决定、请示和报告，它体现着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有些部门的领导人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这些公文，造成严重的积压和公文旅行的现象，给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在这次大鸣大放中，群众在大字报上对这种不良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严厉的批评。
明日黄花
从许多国家机关的大字报可以看出，由于一个文稿从起草到发出，要经过很多层次才出大门，因而使许多急事都成了明日黄花。冶金工业部建筑局大字报说，冶金部建筑局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在1956年夏天曾给冶金部一件关于防暑措施的公文，请予批示。这个部的建筑局直到寒冬已经降临的11月才批下去，这时已不需防暑而需要防寒了。财政部一张题为“在工业司睡了一个半月的特急文件”的大字报说：为了解决1957年石绵严重不足，国家经济委员会在1957年6月27日以特急文件通知增加四川石绵矿投资若干万元。这个文件在7月1日到达财政部工业司便睡觉了，直到8月份四川省计委代表来北京开会，才查问到这个特急文件已压在工业司睡了一个半月的觉。由于严重的积压，为查询这件事，上下之间曾打过数次长途电话、写过公函，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不说，重要的是影响了石绵生产的迅速发展。建筑工程部的大字报说，1957年6月22日计划司、基建司、财务司等开会确定将联合加工厂的经济核算体制加以改变，以减少企业亏损和对外结算上的扯皮。但这个文稿从计划司送到基建司会签时，竟被压到10月24日，经查询才给发回来。由于时间拖得太久，结果给企业造成不应有的开支达九十七万多元。
商业部计划局一个干部写的大字报说，他在1957年4月下旬起草了一个工作通报的文件，经层层上转到部长那里以后就没有下文了。一再催问，最后退回的文件上写着副部长批示的几个大字：“此文已压了很久，失去时效，不发。”签字日期是7月1日。写这张大字报的干部质问：为什么一个文稿经两个月之久，又没有听到部长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任何修改的意见，竟出不了大门而变成“失去时效”呢？他要求部首长答复。司法部有七个干部联名写大字报批评法律解答工作中的拖拉现象。大字报说，以法令编纂司所经办的文件为例，在1956年处理的一百零七件文件中，一个月以内答复的仅占35.5％，三个月以内答复的占33.6％，其余都在三个月以外，个别还有积压达一年半才答复的。
无人作主
建筑工程部生产局的大字报说：中南四公司1956年12月请示竹筋混凝土空心楼板材料报废问题，文件到后，接办单位把文件压了半年没有答复就归档了。1957年5月，中南四公司来函催问，又才把这个文件从档案柜里取出来，但由于工作制度和责任制度不健全，技术司、财务司、生产局都认为不属于自己单位的任务，所以只好把文件退回办公厅重新批办。财政部两位副部长的两个秘书写了一张题为“一件积压将近四年的公文”的大字报，批评副部长们的推诿拖拉作风。大字报说，人民银行残破人民币和公债券的监销问题，1953年经前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批示：“应由财政部门为主，派员监销”。但在执行中发生不少问题，远在1954年先后就曾有四十个省、市和省辖市财政部门提出了不少意见。但有关副部长没有很好研究、积极处理，虽然先后经过三位副部长看过，但未获解决。这三位副部长的批示是：金明副部长批：“这个问题扯了很久，一直未解决”。他认为“由财政部监察司监销是有些形式主义，但完全推开也似不太好，同时，银行也不同意”。他“要监察司再研究一下”。戎子和副部长认为：“这是立法手续问题，不便推脱，请胡副部长再考虑”。胡立教副部长表示同意监察司的意见，建议国务院明确规定财政部门不再派人参加监销，由银行自行销毁。并口头指示：“监察司再向戎副部长汇报一下”。至此以后再也没有过问了。几年来，有些省、市来函、来电请示，财政部迟迟不能作答，问题就这样拖下来了，直到最近才准备研究处理办法。
没有结果的“旅行”
城市建设部一张大字报说：1956年7月城市建设部收到公安部“关于爆炸物品管理的规则”公文，征求这个部的意见。办公厅批给保卫司，保卫司转给规划局，规划局压了二十天以后转给设计局，设计局压了八天送给公用局，公用局压了十四天以后退给办公厅，大家都在上面划了圈，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两个多月的旅行，最后的归宿是“存档”。林业部一张题为“一个公文的下场”的大字报说，4月10日收到森林工业部“关于增产三等造纸材、二等坑木、梢头木、粗枝桠和原木等木材产品可一律免纳育林费”的来文，当天送给计划财务司，这个司说应该叫经营局办，经营局又退回叫计划财务司办，计划财务司仍说该经营局办，经营局又说该计划财务司办，推来推去周转几个回合，没有人办，后来经秘书处与计划财务司联系，认为应由经营局处理，送经营局后，他们仍不接受，只好把这个文件送办公厅主任，主任批：“请张克侠副部长阅示”。张副部长批：“我同意森工部的规定，既是抄件，存查可也”。这个文件就被送到档案柜里去了。对外贸易部中国矿产公司处长王步云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层层批，个个转，科办员作了难”，这张大字报批评为处理四川省的一个电文，叶季壮部长办公室批给局，局长批给处，处长批给科员，科员最后根据刘处长的批语写道“已摘，并转告中国矿产公司谌处长，由公司代部拟稿”。大字报说：“现在这个电文虽然转给了我，我看后如何答复，还在考虑中”。不知道这个电文将旅行到何时才能了却这段漫长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