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驳斥右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诬蔑
吴克坚
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中,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企图动摇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阴谋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管理自己的国家的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右派分子却把它说成是一种形式主义。
右派分子说,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重大问题,都是共产党事先搞好了的“成品”,拿来在大会上通过一下,这是“形式主义的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这在我国的庄严宪法序言里和宪法总纲中就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已为我国历史性的胜利和今日的伟大成就所肯定了的,宪法是从法律上把这种事实巩固下来,所以我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不仅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造成,而且也被国家的根本法所肯定,只要是不自绝于人民的谁也不应该反对。同时,共产党既然是领导国家的党,由它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成品”,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向人民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议案,仅仅是一种建议,共产党并不以自己所建议的强加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实质,人民代表大会的议案还不仅是由于共产党所建议的,而是由于共产党所提出的建议,正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难道由共产党所草拟建议的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不是总结我国革命历史经验和提出全国人民的根本奋斗目标吗?难道由共产党所制定建议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是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多年的愿望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吗?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圆满完成,这连敌人也无法不承认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成绩。这正是显示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这正是证明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反映和代表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时,共产党所提的建议,在未经过大会通过以前,仅仅是建议而已,代表们都有表达自己的意志的自由。只有最后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多数通过,才变为人民代表大会本身所制定的法律或决议。由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并受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检查和监督执行。试问右派分子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非要像右派分子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国会通过那些代表少数垄断资本的利益的议案才好吗?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允许有,而且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右派分子说,在我们人民代表大会上,议案只有照例通过,没有什么争论,好像共产党有压制现象和害怕辩论似的。事实正相反,共产党一贯认为真理只有愈辩愈明,一贯主张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方式,辩明是非,共产党也从不以为自己所提出的议案已经是尽善尽美,而不需要任何改进和发展了。许多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大议案,有的是在开大会以前,就公布全国,让全民进行辩论。例如宪法,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都是在人代大会通过以前就提交全国广大人民讨论的。而且在讨论中,凡是有益的意见,那怕是文字技巧方面的有益意见,都被吸收采纳。所以像这样重大议案,在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前,就已经吸取了全国人民许多有益的意见;而在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以选举单位分别组成的代表小组会议上,也是展开辩论的,差不多每个代表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中许多有益的意见而且又必须对原案进行修改补充的,没有不被采纳的。许多不切合实际的意见和某些谬论,或是受到解释或是受到批判。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加以说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时候,不是有些人强调大大增加教育和农业投资,削减工业投资吗?在表面上看,似乎关心文教事业和农民的利益,实际上是想阻碍至少是推迟我们工业化的速度,这对全国人民利益也包括农民的利益是一种有害的意见。难道这不是一种带有原则性的争论吗?这种争论,正是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工业化问题上的一种严重的阶级斗争。像这类的争论是不少的,只不过举一反三罢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故意抹煞这种原则分歧和争论,以掩盖他们的反动实质,污蔑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没有争论没有民主,只是形式主义,可是事实却无情地回答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还说我们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没有监督”,“实际上也很难监督”。这是右派分子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又一诬蔑。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和罢免,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特点之一。事实上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进行了广泛的监督。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听取和讨论审查政府工作的报告,要讨论政府提出的议案(如年度经济计划、预决算等),在讨论中就必然要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经常听取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并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大会闭会期间,代表们还经常根据自己在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发现的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或者缺点和错误,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批评和建议。常务委员会每年都要收到不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来信,其中有一部分便是属于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这些来信都已转交有关部门处理和参考。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每年要进行两次视察,在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也都交由政府去处理。这怎么能说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没有进行监督,实际上也很难监督呢?很明显,右派分子仍是在攻击我们国家权力机关没有发挥作用,是个形式,同时也是在攻击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把它说成是可以违背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的意志而为所欲为,以此来诋毁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
右派分子攻击的另一支毒箭,是射向我们的选举制度,责难我国的选举,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普选制”,没有竞选,因而是不民主的。
我国现在的选举制度,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照顾广大人民的愿望而出发的。我国基层的选举,是普遍的直接的选举。这样就便利于最广大的基本劳动群众有可能直接参加选举,比起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用种种限制剥夺基本劳动群众的那种虚伪的普选制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同时,在基层选举里面,乡的地区不大,人口不多,在自然村里,范围就更小(城市是区和街道),老百姓平常就很清楚地知道,在本村本乡范围内聚居的人当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有才能的,谁的才能不够。因此,在基层直接选举中,老百姓是能够表现出他们的自由意愿,并且便于他们选出自己的代表的。这样也就便于本乡本土的好人而又会办事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比较集中在基层的人民权力机关——乡人民代表大会中来。他们代表基层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我国基层的这种普选,才真正是充分体现出民主的精神和实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采取了直接选举的方式,因为它获得国家对进行选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实际帮助,因为它是真正没有种种限制(例如民族、种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因为它把所有直接参加生产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都动员起来参加选举,而又使其中为人民满意的代表人物被选举出来了。同时,只要被选举人中有人违背自己对人民的诺言,甚至违法乱纪不履行自己人民代表的光荣职责的时候,曾经参加选举他为代表的人民,很容易发现他的言行并且易于罢免他们,重新选出另外的人来代替他。
不要忘记,我国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在这样直接普选、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经过逐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正因为它是在基层的普选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县以上的间接选举,也就能够体现出我国基本劳动群众的自由意志,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说话,能够代表人民对行政机关行使自己的监督权。
用协商办法推选出候选人,是我们人民代表选举的一个优点。县以上人民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是按照选举法所规定的名额。名额的分配,由共产党及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如工会、合作社、青年、妇女、文化、教育等群众组织)共同协商,取得大家同意的。至于各单位中那些人作为候选人,则由各单位自己推出,一般起初推出的名额要略多一些。这样经过酝酿、协商、讨论、争辩等民主方式,被推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候选人,就容易为下一级人民代表所熟悉了解,容易分别谁比较适合当选,谁比较不适当,而公认的坏人,不仅在各单位不易推举出来,就是推举出来,也不易被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当选。所以说这样真正民主协商慎重考虑推举出来的候选人、当选人,是能够代表我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基本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的。
同时,还必须指出,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照顾少数。拿这一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说,如果不是按照照顾少数的这个原则和采取协商的办法,那么,某些上层的少数民族代表,某些非共产党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很难为基本劳动群众所欢迎而会当选的,正因为采取了照顾少数和协商的精神,使他们都有适当的代表名额,这些代表能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有可能代表他们所联系的群众的合理利益。而右派分子却从来不愿也不敢提出反对照顾少数这一点。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我们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就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里都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的这种政治制度正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是最广泛的和真正的民主制度。我国人民正是由于依靠这种政治制度,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后还必须依靠这种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在我国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对那些企图动摇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右派分子,我们必须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反击。


第7版()
专栏:

人造卫星和无线电电子学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 陈芳允
正当我们热烈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一系列科学技术上的最新成就,强有力地一再证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这些成就使全世界劳动人民欢欣鼓舞,使一小撮帝国主义统治者为之惊惶失措!
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是苏联许多新成就中最突出的成就,它显示了苏联的科学研究和工业已经解决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如火箭的燃料、特殊合金、精密的自动控制和遥远测量等等。人造卫星的发射,使人类有条件对未知的高空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工作,从而得以掌握很多新的地球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物理学的知识。人造卫星是人类克服地心引力,飞向月球和其他星球的踏脚石,是给我们子孙开辟新世界的第一步。
人造卫星是多种科学技术的一个综合性成就,它也将推动很多种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我是一个无线电电子学工作者,现在来谈谈人造卫星的无线电电子学问题。从无线电电子学方面来看,人造卫星也显示了苏联在这一方面的精良技术。它也指出了这一学科未来的更大发展和更多地为人类服务的可能。
人造卫星高悬在空中,它和地球间的信号联络除了利用无线电外没有其他办法。卫星上的仪器在测得高空各种情况的数据以后,要用无线电把它们传递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线电遥远测量技术。现在所知道的苏联人造卫星的两种信号(波长约为十五米和七点五米),可以有两个变数,一个是频率,一个是持续与休止时间的对比(在第一颗人造卫星内,每种波长的电波都是断续地发出的,它们的持续和休止时间各为零点三秒;但在第二颗卫星内,七点五米波长的信号却是连续的)。我们在地面上接收这两种无线电信号时,首先可以注意到它们的频率〔注1〕是随着卫星的运动而改变着的。这是由于卫星以高速度接近和离开收听地点上空所产生的都卜勒效应〔注2〕的结果。由于这种效应,如以每秒八千米作为卫星的切线速度来计算,对于十五米的电波共可改变约一千赫,而对于七点五米的电波则共可改变约二千赫。测出由都卜勒效应所产生的频率变化,便可以帮助校正卫星的飞行速度。同时,卫星体内温度的改变也可以影响信号的频率。如果卫星的飞行速度已用其他方法准确得知,则除去都卜勒效应对频率的影响后所剩余的频率变化,就可能代表温度的变化。卫星体内的仪器所测得的数据还可以分别使这两种信号的持续和休止时间的对比发生变化。人们接收到以后,精确测出这个比数,加以分析,便可以获悉那些数据。因此利用这两种无线电信号,可以同时传递几种数据。苏联放射的第二个卫星,重达五零八点三公斤,体内安装了很多科学仪器,所测得的数据种类很多。因此我们估计卫星体内可能还装有能够传递更多种信号的遥远测量系统。
从卫星发出无线电信号到地球所需要的功率不必很大,数百毫瓦或至多数瓦就够了。利用新的电子管或半导体管和新的零件材料,这样的无线电发射机不过一两公斤。我们相信利用太阳光的热量来发电的半导体电池将很快地被应用上去,使卫星中的无线电机的电源得以维持久远,卫星便可以长期地发出信号!
从地面上观察和跟踪人造卫星,除了利用天文望远镜以外,还可以用无线电测量的方法。用无线电方法的好处是云、雾、雨、雪都不能阻隔,随时可以观测和定位。利用无线电波反射方法的雷达〔注3〕,可以在较远距离以外较快地找到卫星并测得它的方位(从月球反射的雷达波早已经得到过)。在无线电测量技术中,一般说来,更准确的位置测量是利用相位比较的方法。这种办法是在地面上用三根或更多的隔开一定距离的天线,测出人造卫星所发出的电波到达这些天线的相位差,然后计算出卫星的距离和离开天顶的角度。但是用这种方法来定位要考虑到卫星中发出的电波经过电离层〔注4〕时会有弯曲的现象,会引起误差。苏联是最早利用无线电波相位测量法的国家,早已有丰富的经验。从报纸上我们已经看到苏联观察卫星是极有组织的,而且利用光学和无线电测量互相参证得到极其准确的结果。
大气中电离密度较大的层存在于高度近一百公里到五百公里之间,叫做D、E、F1、F2等层。过去我们只知道从地面发出无线电波,在一定的季节、时间和发射角度下,如波长不短于一定数值便可以被反射回来。我们利用这种现象作短波〔注5〕长距离通信已经很久,但是在电离程度最大的部分以上的大气电离情况则还没有人知道。现在人造卫星达到九百公里和一千五百公里的高空,远在前所估计的最高的F2层(约四百公里)之上。地面上对人造卫星的两种无线电信号进行测量所得到的结果,和由光学所测得的卫星方向比较,可以告诉我们这两种无线电波经过整个电离层时是怎样被折射的。对这两种电波信号强度的测量可以告诉我们,它们经过整个电离层时是怎样衰减的。由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肯定大气上层的电离情况。苏联科学家挑选十五米和七点五米两个波长是很有道理的。前者属于短波范围,在一般情况下,电离层对它的传播影响比较大,而后者则在超短波〔注6〕范围,电离层的影响较小,这两种电波传播量测结果的比较将是很有意义的。这种结果非但会使我们多一种地球物理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这种知识将给我们奠定利用无线电从地球上准确控制大气层以外的物体和从高空向地球通信和准确测位的基础。从苏联已有的成就和科学进展的速度来看,放射可以回到地球的卫星、月球的卫星和载人的卫星很快就可能成为事实。这些人造卫星和地球间的联络,以及有效和准确地控制它们,都需要电波出入大气层的全面的资料,而今天的人造卫星便可以提供这些资料。将来人们必然会做到“出入自如”,就是留在高空的时候,有了无线电,也决不会是孤独的。
谈到怎样使人造卫星回到地面来,当然有许多动力学的问题要解决(苏联可能已经解决得很好),但无线电远程控制也将是主要的问题之一。只要人造卫星有足够的体积,能够容纳多信号的控制系统,我们相信在今天世界无线电电子学发展的基础上,人造卫星内部的回程控制设备是有条件很快解决的。
利用人造卫星,很明显地还可以达到向全球各地广播语音和电视信号的目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几个卫星,每一个卫星有接收和转播信号的装置,则从地面把所要广播的信号发射到经过上空的卫星,便可以由它传递给另一个,再接力到另一个,……而每一个都可以向它经过的地面广播,使地球上大部分地区都能够接收到信号。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全世界人民都可以通过人造卫星极迅速地听到社会主义的声音,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我们看帝国主义统治集团还能欺骗和哄瞒他们的人民到几时!
从上面看来,无线电好像是人造卫星的五官和手足。我们相信无线电电子学将随着人造卫星的发展而发展,在更广大的范围上为人类服务!我们从人造卫星的放射感到各门科学的密切联系,也感到惟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好好地组织起来,有重点地进行工作,才能够而且也一定能够像苏联似地达到世界科学发展的最高峰!
最后,苏联科学家的创举还说明了社会主义科学发展道路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由党的领导、科学工作的计划性以及每个科学家的工作适当安排等原则所保证的。我们要坚决地全面地向苏联学习!
注1:频率是无线电波每秒钟振动的次数以“赫”为单位。因为无线电波在空中传播的速度和光速一样,是每秒三十万公里,所以用无线电波的波长去除这个速度,就可以得到它的频率。
注2:都卜勒效应原系声学中的名词,当发声的物体以一定的速度接近听者,听者所听到的声音频率将较物体所发出的原来的频率为高,而当发声物体向听者离去时,听者所听到的声音频率将减低,此一种由相对速度所引起的频率变化称为都卜勒效应。这一效应也适用于有更高频率的无线电波,当发出无线电波的物体以一定的速度接近和离开收听地点时,收听到的频率也会发生变化。
注3:雷达是一种利用无线电波探测目的物的设备。雷达发出强力的短促的无线电波,当遇到目的物时,部分地被反射回来,被接收机所收到。电波往返的时间和反回的方向都可以被精确地测量出来,因此便可以算出目的物的位置。在国防上雷达是探测敌人飞机的利器,探测月亮和地球卫星的雷达和一般的雷达有些不同,须要经过一些改进。
注4:电离层是大气中被太阳辐射引起电离的一层,因为层中有游离电子和离子,所以会引起无线电波的折射。
注5:波长在200米和10米之间,频率在1.5兆赫和30兆赫之间的无线电波称为短波。
注6:波长短于10米,频率高于30兆赫的无线电波称为超短波。其中波长特短的,即在10厘米以下的称为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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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报刊论文摘要
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哲学意义
从哲学意义上看,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成功所开辟的科学新纪元及其今后辉煌的科学远景与丰富成果,也将毫无疑问地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其雄伟有力地发扬辩证唯物主义不朽的生命力,并可昂扬为共产主义高级文明时代更加辩证的哲学思想。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这一事实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正确运用的光辉胜利,估计宇宙科学无限开拓也必然要大大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人造地球卫星的制造、放射和运行,这一事实证明了哲学上的“运动就是存在着的矛盾本身”和“认识了必然的自由”的良好实例。反过来看,自然科学的发展,完全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更需要彻头彻尾地把握辩证唯物主义。这次科学新纪元的胜利,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胜利,就更为明显。为什么苏联能第一个放射人造卫星?美国在这一和平竞赛中宣告失败?为什么苏联科学技术跃居世界首位?美国科学、工业、技术的名声受到打击?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及其科学研究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业已相当严重地障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最好的生动说明吗?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不但标志着宇宙科学的新纪元,而且也标志着人类宇宙发展史的纪元。(摘自1957年“新建设”第十一期上官清:“人造卫星辉煌发射的政治意义与哲学意义”)
苏联科学成果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
四十年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繁荣科学和巩固科学的物质基础做了许多工作。在方针政策方面,党和政府为发展科学事业规定了“全面发展、重点使用力量”的方针。采取这个方针,一方面,可以使科学的各个部门得到均衡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集中主要力量,重点突破最重要的科学部门,使那些对于国防和经济建设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以及对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最深远的科学问题,得到优先解决。为了在实践中具体贯彻这个方针,党和政府领导与组织科学家完成了繁重的科学组织工作,如制订科学规划,明确科学的生长点,确定根本性的科学问题,系统地研究解决的办法,慎重地选择和正确地分配执行者,组织有效的联络系统和情报交换,建立不同科学部门之间的必要的联系;加强科学协调工作,使科学院、产业部门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得到合理的分工和紧密的配合,既注意避免重复浪费,又注意培养不同学派,发展学术争论;以及科学干部的培养和分配,科学成果的利用和推广等。这些措施使成千成万的苏联科学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由共同意志团结起来的强大的集体,这个集体为个别科学家的研究和发明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力量,大大地促进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及科学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这一切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难以设想的。
(摘自11月6日解放日报李宝恒:“人造地球卫星和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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