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略论我国高等教育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李云扬
近几月来我国高等教育界已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激烈的斗争，在这一时期右派分子对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大举出击，向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他们不仅在许多具体措施上，而且就一系列路线问题上，提出了资产阶级高等教育的一整套主张，全面地猛烈地攻击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路线。对于这个进攻，广大师生立即起而反击，并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有几十万师生参加的群众性的大辩论。最后终于粉碎了右派的阴谋。这次大辩论证明所有的高教工作者必须明确高等教育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与内容，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取得这个斗争的彻底胜利，才能保卫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
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与资产阶级高等教育原则不可并存的
我们高等教育的路线是要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近代科学文化高度水平，体魄健全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既有专门知识技能，又有体力劳动的基本锻炼，愿意与工农打成一片，保持着我们革命传统的艰苦朴素英勇奋斗的精神，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此，高等教育就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南，团结广大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向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以建立适应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资产阶级高等教育路线的实质是要建立以资产阶级思想为领导的，以美、英高等学校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榜样，培养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高级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路线包括有如下的主要原则：
工人阶级的领导（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是高等教育的灵魂。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决定我国生活各方面的性质的决定性的一环。从这意义上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自1949年建国以来，就已经有可能转化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了。但是高等教育是从事各种科学和文化教育的事业，它的思想指导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在高等学校的一切方面加以贯彻。高等学校中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固然是以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为重要构成部分，但是这种思想指导还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学术思想上（又具体化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与讲义中），还体现在向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进行斗争上。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在高等学校中是贯通于学校的一切方面，有决定一切的重要性。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又必须通过共产党对学校工作的具体领导，经过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才能实现。因此，党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路线最重要的保证。作为资产阶级高等教育路线的代表者的右派分子，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们用一切恶毒手段意图丑化我们的党，使党孤立起来，然后提出共产党退出学校的反动要求。他们为了排除党的领导提出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主张教授治校、民主治校、主张取消人事处，公开档案材料，他们主张取消四门政治课，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他们反对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特别是污蔑思想改造运动，认为是摧残了知识分子，诬蔑肃反运动，认为有意陷害好人；他们捏造事实，硬说党团员享受特权，说党的领导是宗派主义的根源，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的根源，甚至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全面的进攻，企图以右派的领导代替党的领导，以资产阶级的思想代替马列主义思想。
有计划地按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来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方针，也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路线的一个构成部分。它体现在高等教育事业计划、学校布局、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上。这一条原则决定了院系调整的必要性、教学计划的统一性和教学计划中除强调基础课外，必须设置和国家建设需要相配合的专业课。这一条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自由教学、天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等等资产阶级高等教育路线的理论与内容的。右派分子反对院系调整，主张自由办学；主张办美国式的理工大学；反对教学改革，反对统一教学计划与大纲，主张自由讲学，主张不要专业课，只要基础理论课的课程表；反对统一分配，主张自由选择职业。这样他们就破坏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路线的有计划按需要的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原则了。
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也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路线的组成部分，并且是要贯彻到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各方面去的指导思想。这条方针体现在德（社会主义的觉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智（近代的文化科学水平）、体（健全的体魄）等培养干部规格要求上，也体现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脑力劳动应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劳动教育上。它是与资产阶级的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培养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服务的人上人的路线直接对立着的。
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路线的一个原则。资本主义国家以超阶级的姿态欺骗人民，夸耀所有公民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其实他们高等学校里所培养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子弟。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则广大工农群众不仅有受高等教育的可能，而且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目的。我们要有计划地以各种方式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并帮助他们克服入学的困难，例如大力创办工农中学、对工农成份的学生实行优先录取、举办各种补习班、各种业余教育；同时还要把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注意发展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也是我们路线的主要内容。这是与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不可分的。几年来我们照顾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尽可能地用一切方法保证发展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事业，1956—1957学年在校少数民族学生已有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九人，比1950年增加了将近十倍，但是右派分子对于这一方针是竭力破坏的。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它直接反对旧式学校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培养方式，同时也反对那种只讲究狭隘的实用，而轻视理论基础培养的近视的实用主义。它要求在训练学生的过程中，应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性，反对那种只教书不教人，只把课程当为知识去传授，而不结合自然斗争、阶级斗争和学生思想实际的单纯业务观点。右派分子是竭力反对这一方针的。他们号召满足“一间房、两本书”的要求，以便使广大教师脱离政治思想斗争，脱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主张取消生产实习与毕业设计等等密切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
如上所述，可见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与资产阶级高等教育原则不可并存。这些原则都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欲摧毁之而后快，欲以资产阶级的原则取而代之的。
资产阶级高等教育路线集中地表现在6月9日曾昭抡、钱伟长等所提出的科学规划意见草案和黄药眠、吴景超所提出的高等学校领导体制草案中。前者为资产阶级高等教育路线规定了政治方向，在这个文件中，他们不要党的领导，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而后者则为篡夺工人阶级领导规定了组织方向，在这个文件中，他们提出了党员校长不能参加最高权力决策机关的校务委员会，并把党的权力限制在只能为他们保证物质设备，做做空洞思想工作，也就是说把党当为右派分子的勤务员来使用。紧跟着这两大纲领之后，还有各部分的具体方案：如陈振汉等的反动的经济学方案，陈达等的恢复旧社会学的方案，钱端升的大法学院方案等。这样从理论到纲领、方案一套齐全的货色，正是资产阶级高等教育路线的复辟阴谋的具体化。
当然，正如在政治上中国的资产阶级绝不可能建立其独立的政权一样，照这些右派分子所提出的高等教育路线走下去，能出现的只是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高等教育的翻版。
驳斥右派分子进攻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路线的几点谬论
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路线进攻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为了证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他们歪曲事实，说解放以来高等教育是搞坏了，一切都是“乱、糟、偏”，院系调整是不必要的，教学改革是没有成绩的，学习苏联只是学来了教条主义，党在高等学校并没有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路线，我们必须根据事实予以驳斥。
首先，几年来高等教育在党的领导下是搞好了还是搞坏了？这是大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以为从以下事实看来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党是能够领导高等教育的。
从发展的速度看，七年来（1949—1956年）我们培养的毕业生共有三十万零二千五百一十四名，比解放前三十六年（1912—1947年）的毕业生总数二十一万零八百二十七名还超过很多。没有这几年所培养出来的广大干部，就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右派分子说，这只是从数量上来看，教育工作最重要的是质量，这几年来学生的质量是下降了。我们的质量是否真的下降了呢？谈到判别质量的标准，我们与资产阶级高等教育路线的代表者有根本的分歧。我们所说的质量首先就是学生的政治质量。我们认为这是在质量问题上带决定性的条件，而右派则对此极端反对。他们提出“才即是德”“有才即有德”的谬论，并提出一视同仁的带煽动性的要求。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取消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质量要求，也就等于允许资产阶级思想公开合法的地位。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我们认为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性质出发，我们的教育工作是要在保证绝大多数学生的普遍提高质量的基础上给少数天分较高的学生以发展的机会；而资产阶级的天才教育论者的质量观点却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性不可分的，它是要牺牲大多数人的质量，而只专心于培养少数“天才”，从我们的质量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各科系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成果一般比之战前已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及政治质量上更为显著。
解放后，经过院系调整，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了二百一十五种专业。这种按专业培养人才的办法，较之旧的按系科培养人才的办法是一个质量上极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和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在三年内增设了九十八种新专业，新设的专门化及新开课程则更多。以北京大学来说，在院系调整后，到1956年为止，新开的基础课程共有八十六门，新开的专门化课程共有一百零七门。各校都有同样的现象。而我们的统一的教学计划，也正是体现了这种质量观点。它与旧的高等学校不负责任的自由讲学、自由选课、自由淘汰的办法不同，而是以严格的教学环节、教学方法保证大部分学生合乎一定的规格，同时又给有才能的学生以发展的机会。它使先进学校能起带头作用，又促使了比较落后的学校有了奋斗的目标，使各校的水平，逐渐提高；而不像旧中国那样，各校水平相差太远。
至于离开了过去长期战争环境对中小学的影响和由于国家建设需要而大量招生，以致高中生供不应求等情况，而孤立地拿目前一些学生水平与抗战前相比较，其不合理处更显而易见。总之，全面地、认真地结合国家需要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在工作实践中来检查我们毕业生的质量，那是应该的。但像右派分子那样以资产阶级的眼光谈质量问题，其目的不外是要全盘否定我们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成绩，借以证明资产阶级高等教育复辟是合理的要求而已。
解放后几年内我们创办了很多新学校，其中如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几乎都是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的。这些学校都是在短短的几年中，经过艰苦努力，不仅在教学上培养了较高水平的学生，并且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一定的成绩。至于原有的大学，甚至边远地区条件比较困难的学校，近几年来都有飞跃进步。这也是党是能领导好高等教育的一个例证。
第二，右派分子特别攻击院系调整，因为院系调整破坏了旧的高等教育的组织体系，也打乱了当时右派分子的营垒，拆散了他们为篡夺领导权而安下的据点。因此早在1950年张东荪、曾昭抡等右派小集团就曾开会反对院系调整，1951年，钱伟长又与费孝通勾结一起提出所谓大清华的调整方案，使院系调整工作的进行受到阻碍。而在他们的破坏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以后，他们更肆意诬蔑这一工作，说我们割断历史传统，乱点鸳鸯谱，等等，企图推翻新的高等学校体系，恢复院系调整前旧大学的面貌。
但是院系调整前的高等学校的设置是怎样的呢？据1947—1948年的统计，当时政法系科的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24．3％，财经占11．45％，而工科学生仅占17．82％。这种情况到了1952年基本上无重大改变。1952年院系调整前，设有财经院系的高等学校有七十余所，设有政法系科的近一百所，而当时全国的高等学校有57．5％，学生有61．4％都集中在沿海城市。即以上海一地而言，1949年解放的时候，上海共有四十一所高等学校，私立的占三十所，其中六所是教会办的。当时共有学生二万零二百人，其中64．25％是在私立学校里学习的。
这种情况是与过去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相适应的，但对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则极不相称，这就是不能不进行院系调整的原因。院系调整后不久即创立了三十九所多科和单科性的工学院，1953年招生名额，工科扩大到占总数41．9％，师范占24．8％，高等学校过分集中在沿海的现象也逐渐有所改变。目前在东北、西安、武汉、成都等工业基地都已逐渐形成新的高等教育中心。过去几乎全无高等学校的新疆、内蒙古、延边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学校也逐渐地建立和发展了起来。这样就逐步地建立了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高等学校的新布局。在这样大规模的调整中，缺点是在所不免的。例如对个别学校的历史传统照顾不够，对一些系科合并或独立过早和院系设置过分要求整齐划一等等，都给工作带来一些损失，但是比之几年来培养了几十万干部，保证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的干部需要来说，这些缺点显然是次要的。
第三，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在教学改革中学习苏联的方针。钱伟长甚至颠倒黑白地说旧中国高等教育从来就不是教条主义的，好像只有教学改革后学习苏联才带来了教条主义。但这几年来教学改革的成就已充分证明苏联经验的优越性。几年来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新的专业、课程的开设和各种教学环节的推行，都是与学习苏联不可分的，而更其重要的是我们学习了苏联高等教育中的社会主义原则精神，如在各门课程中都强调培养学生的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精神，有计划按比例的培养干部，重视工农成份的增长，积极发展业余高等教育，强调在广阔理论基础上进行专业、专门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重视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等教学环节，主张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人专长，有计划地进行集体主义教学等等。由于贯彻这些原则，不仅根本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面貌，而且也为我国广大教师启示了如何结合业务进行思想改造的具体范例。
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方面，我们的缺点是结合中国情况不够。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学习方法中还存在若干教条主义，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及阶级斗争的情况研究的不够，对各地区各学校及广大师生的不同情况与条件注意不足。既未很好地总结解放区的革命教育的经验，又未认真地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分析与批判。因而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时，有些地方未能很好结合我们的实际将它消化。
第四，关于培养师资的政策与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自1953年高等教育部成立以来，多次明确地提出了培养师资的方针是大力培养新师资，提高现有的师资水平，搞好新老教师的团结，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执行这个方针，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补充了新师资四万二千二百八十七人，比1949年教师数增加三点三倍。老教师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助手，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所需的设备、图书等条件，也较国民党时代有巨大的改善。他们中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的共有一百零三名，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共有六十八名。高等教育部直属的七十五所高等学校的老教师中被提拔为校院长的共有九十五名。这些都是党和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信任尊重的表现。但是右派分子抹杀这些事实，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我们肆意诬蔑。
从反右派斗争以后揭发出的事实看来，我们在执行这政策上确也存在着缺点与教训，那就是：过去相信广大教师的进步这一点是对的，但由于我们重视业务多，对政治思想领导比较忽视的结果，在一些工作中有团结多，改造少，迁就多，严肃教育少的缺点。因而在高等学校近年来出现了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不少右派分子都是拿着高薪，但不做工作，甚至利用这空闲到处活动向党进攻。也是由于上述的缺点，因而对高级知识分子比较重视他们的业务科学水平，而对他们的政治思想的表现注意较少。
这样，实质上是放松了培养提高师资工作中的主要环节，使我们在政治思想斗争中麻痹大意，不利于在高等学校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深记取的。这次反右派斗争证明：过去曾流行着一句所谓“依靠老教师办好学校”的说法，是不够全面和明确的，应该说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进步的师生员工特别是进步的教师，团结广大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反对资产阶级的高等教育思想才能把学校办好。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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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蜜蜂产品能医治疾病
蜂蜜和蜜蜂身上的其它产品具有很高的治疗特性。蜜毒、蜜脂、蜜乳等都可以用作治疗剂。这是苏联科学家和医生经过多年来试验证明的。最近在列宁格勒召开了一次关于蜂蜜和蜜蜂产品在医学上应用的专门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医生、兽医学家、药理学家、病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工作者共四百多人。
在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关于蜜毒在临床应用上的有价值的资料。例如，蜜毒可以应用在医治神经系统和血管系统病以及一些外科和皮肤病。报告中还提出了把蜜毒注入病人的有机体的两种诱导法。国立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外科门诊部，在萨依采夫教授的领导下，曾经为好几种病例进行了治疗。
还可以利用蜜毒作为切断制剂。最近已经试验成功好几种制剂。哈尔科夫医学院科诺林珂副教授提出的蜂烷特别有效。在医治神经系统病、脊椎骨病、关节炎以及在产妇科临床上，这些制剂的效力都很好。
波尔捷夫在他的报告中，对蜜乳的治疗特性着重作了阐述。他说，在蜜乳里含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其中包括维他命B。蜜乳和其他治疗剂合在一起，在医治恶性贫血病、疖病、桡骨病时，对有机体能起很大的治疗作用。蜜乳还有杀菌的作用，它能增强新陈代谢，增加有机体的抵抗力。
科学家和医生们在学术报告中除了叙述蜜蜂各种产品的治疗特性外，还指出在利用蜜毒治病时，必须进行严格的医疗检查。
（许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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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人工照明能促进植物生长
以前人们都认为人工照明，会使植物不能正常地生长。现在试验证明，用电气照明，可以使植物生长得比受天然的阳光照射还好。在列宁格勒农业物理研究所物理光学实验室里，最近玛什科夫教授领导下进行的多次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在有专门设备的照明室内，蕃茄只需六十天就成熟（从萌芽期算起）。而在一般情况下，它需要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天才能成熟。每一平方公尺面积的地上，一般能收获十二公斤蕃茄。在照明室内每一平方公尺地上每年可收获七十多公斤蕃茄。用电气照明培植的蕃茄，营养价值超过一般的蕃茄。如果栽种小果品种，自发芽后，三十五到四十天就可以结果。这都证明人工照明对植物的生长有良好的效果。 （许子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