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着重进行思想改造
——驳斥右派分子向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 陈垣
我想专就有关向达先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谈几点意见。
我和向先生接触不多，但以前并没听见过他有对党不满的话。最近几个月以来，经大家揭发，才知道他有这样大的反党情绪。听到后，一方面感到惊讶，一方面非常气愤。他这些言行，真是出人意外。
他所以有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据我看来，根本原因是阶级立场的关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看新人新事，在思想上一定会有抵触，在感情上一定会格格不入。拿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来对待工人阶级的政党，自然就会有敌对情绪，看到共产党员所做所为自然就处处都不满意了。向先生曾说：“办科学不能‘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实际上他对任何同他有工作关系的党员都有意见，恶毒的咒骂，冷嘲热讽，恨不得骂尽和他接触的所有的党员，这样蛮横的态度，倒真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态度了。
向先生为什么会仇视党到这种地步呢？原来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解放以后，并没有进行思想改造，旧思想还是原封不动，八年来，人家都在进步，他却在原地踏步。
根据刊布的材料，他的骄傲自大，已经达到狂妄的地步了。他目中无人，自以为有学问，有知识，自以为是专家，了不起。常说知识分子不是街头流浪者，不能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常说我可以卷铺盖走，离开科学院也有地方吃饭。说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和党发脾气，摆老资格，真好像哪个地方离开了向达就不能办事一样。试问你离开科学院，那末北大的工作你还作不作呢？图书馆的工作你还作不作呢？可以走，走到哪里去呢？难道真的是
“到台湾去”吗？这样的思想、态度，不仅是资产阶级个人狂妄自大的表现，而且是有极深的封建的士大夫的处世恶习。
儒家的孟子对于当时的君主就常常端着架子，以表示自己的身价高。有一天，他本来将要去朝见齐王，恰好这时齐王着人来请他，他反而装病不去了。孟子这种摆架子的作风，一直影响很深，封建社会各朝各代的知识分子，每每摆起架子。但是那时的国家性质和现在不同，国家由一姓一家统治，知识分子也就自然会觉得国家是君主的，是人家的，他自己是作客的，是客卿。他们常以为你用我，国就可治，不用我，国就不可治。在当时也不一定都是不好。
但是今天在新社会，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有的知识分子仍端着臭架子，人民自己的天下，自己不插手，仍觉得是客卿。向先生就是这样，党和政府明明对你尊敬和信任，请你担任着重要职务，而你自己却偏偏有“五日京兆”之心。在初解放，不认识，还情有可原。解放已经八年，还把自己作为外人，却以为这是直言敢谏，以为这是倔强，采取种种不合作的态度，试问你这是对谁呢？是拿这态度来对付人民吗？在反动统治的时候倔强，那算是好汉，对革命事业上倔强，这还不是敌人吗？
在旧社会的时候，且不说很多知识分子颠沛流离，艰难困苦，就是向先生自己也不过是作一个普通教授，而那时却也相安无事。解放后，政府这样尊重你，给予你很高的地位，你反而恶意攻击辱骂，吹毛求疵，这不是阶级立场根本没有改变，还是什么呢？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时期，你倒也安之若素，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坐天下的时候，你就看着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不是反党反人民，这不是不满意新的社会制度，又怎样来解释呢？
我听说，向先生曾说过现在举旧史学界，都只举二陈，言外大有为什么不举我向达的意思。我听了很惊异。二陈之说，不知从何而起，这且不谈。我觉得在全国解放八年的今天，如果史学界仍存在新旧之分，这是我们大家的努力不够，这不是什么光荣，这是惭愧。我正痛恨我自己闻道太晚，积习较深，旧染未洗除，知新不容易进去，真所谓“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我们不能让史学界长期存在新旧之分，因为旧史学家经过思想改造，接受了新的世界观，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学术的研究，他就逐渐成为新史学家了。每一个旧史学家，都应当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使自己尽快的改造成为新史学家。不想向先生很怕人不称他为旧史学家，似乎希望永远保持旧史学家的头衔，而反引以为荣一样。
向先生又常常谈到我是七十多岁的高龄如何如何，不错，我今年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但是，我从没因为老就放弃学习。尽管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很晚，尽管我因为年龄的限制，耳目已不聪明，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自从我有了认识，就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尽我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思想改造，学习政治理论。八年以来，我虽谈不上有什么成绩，但是我的信念甚坚，从来没有丝毫动摇，就是因为我找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最正确的最光荣的道路。因为我相信的是科学，我拥护的是真理。因此，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旗帜，我愿作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队伍中的老兵，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大师，我甘心作新史学界的小学生。这里我要正告向先生，你说你有一把尺，常拿这尺来衡量人，我奉劝你回去把这过了时的尺摔断了吧！今天已经是人民世纪的新纪元，衡量人的度量衡早已改变了，再拿出旧尺来，已经量不准确尺寸了。
解放以前，我们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没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以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眼界为之开阔。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很多人以往都是掌握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材料，纵然是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材料，但是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研究上有很大的限制。而经过学习，认清了历史发展必然的规律，才更清楚的了解到人类的过去，看到现在，向往未来。我觉得学历史的人，经过思想改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人类的发展途径，因此对新社会就应该更加满意，对党的领导，对政府的政策，以及一切新的措施，应该更容易接受，应该更热烈的拥护。想不到向先生竟拒绝思想改造，对旧社会无限的留恋，对新社会不但不习惯，而且反越来越仇视。
党对知识分子，从来就是非常关心和尊重的，汤用彤副校长的两次书面发言，就是很好的例证，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也和汤副校长的情况差不多。几年来，党和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信任，对于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已经使很多人十分感动，从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就更加自觉的一心一意的为人民服务，这当然是很好的。我想，纵然有个别的人感到对自己照顾不够，心里有些不快，但是当他们看到亿万人民得到翻身，看到受压迫的人打开了几千年来束缚着的枷锁，得到真正解放的时候，也应当感到是最令人振奋的事情而把个人得失抛开。尤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看到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真正作了国家的主人，难道这还不是应该极端高兴的事情吗？这和个人的得失相较，轻重又怎能相比呢？何况向先生解放后只有个人的所得，何尝有什么所失呢？正像他自己所说别人的话，解放以后真是“连升三级”了，还有哪些不满呢？如果要是说有所失的话，我想就是失去你原来所依附的阶级了！你是不是感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呢？你是不是感到自己作了悬在半空的“梁上君子”了呢？是不是因此而感到“意气消沉”“奄奄一息”了呢？
向先生也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在狂妄的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这个也应该下台，那个也应该下台，党员不是违法乱纪，六亲不认，就是胡作非为，招摇撞骗，好像党员就没有一个好人一样。钱俊瑞同志原是教育部副部长，调为文化部副部长，他说是“连升三级”。让人很难理解，教育部为什么比文化部低三级呢？这不是吹毛求疵是什么呢？谈到科学院谢鑫鹤副秘书长，则说因为谢副秘书长在一次参加会的时候，曾和向达说“你姓什么？代表那个单位？”于是向达就认为“我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没有这种态度”，意思就是说毛主席、周总理都认识我，你不过是一个科学院的副秘书长，连我向达都不认识，这怎能领导学术？真不知这是什么逻辑！他所以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让党员都下台，就是要通过反对个别党员来反对党，反对党的领导，问题是很明显的。
向先生说搞社会科学，仅靠一千二百万党员做不好，但是你让这个下台，那个下台，都下台了，只剩你向达一人，难道就能把社会科学搞好吗？这还不就是说党不能领导学术，不能领导科学，企图让党下台，使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上台吗？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革命就无法进行了！你不要妄想中国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这不但广大工农不答应，就是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也是坚决不能答应的。
向先生应当认清，知识分子思想必须改造，不能一提改造就有反感，就觉得有压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降低身份”，实际上一个人能向真理投降，是最光荣的事情。我们细想一下，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的是一条艰难困苦、光荣伟大的道路。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在作着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而我们有些人却闭塞一隅，过去既没有机会亲自参加革命，只有今天加倍努力以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面前，在不惜流血牺牲的战士面前，纵然自己曾写过几篇论文，那又算得了有多大的贡献呢？现在世界上第一个人造卫星已经由苏联科学家发射出来，正在环绕地球转动，人类仅限于在地球上生活的时期正在结束，人类进入宇宙的时代正在开始。这样伟大的成就，才值得骄傲。个人纵然做过一点点工作，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看有些知识分子，就是常常过分强调自己的作用，往往自命很高，骄傲自大，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工农，好像没有他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一样。而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就经不起考验了，就原形毕露了，这就是因为过去没有认真改造思想的原故。
我看向先生的问题，性质是相当严重的，已由个人主义发展为政治野心家。且不说在土家族的问题上与其他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进行的反党活动，就是在其他方面的言行，也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地步。
我看了向先生的两次检讨记录，检讨里只罗列了一些事实，并没有触及到思想，只从表面分析自己的问题，未能挖到思想的实质，如果这样下去，恐怕一时还不会认识自己的立场和行为的严重错误。
向先生自己应当考虑，八年来人民从没有外待你，你却一直自外于人民，你置身于人民队伍之中，却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并且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这一次应把真实的思想活动拿出来，分析出到底为什么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分析到底为什么对新的社会处处感到不满，把那些坏东西拿出来，丢掉它，这样自己才能有进步。
向先生应该知道，自己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但也并不是说就没有办法了。右派分子也还是有前途的，右派分子并不一定永远是右派分子，他的本身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周总理说，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右派分子是开着的。我看重要的是看你自己愿不愿进来了。
现在我们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向先生划清界限，但是我们还希望向先生能够耐心的仔细的考虑自己的问题，能够谦虚诚恳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及早回头，不要再那样“固执”，不要真的自绝于人民。盼望你早一天回到人民的队伍，回到历史科学的队伍来！（10月11日在科学院召开的批判史学界右派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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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些什么货色？
朱务善
曾昭抡、钱伟长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章罗联盟右派资产阶级政纲中的组成部分。而费孝通、吴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阴谋，又是反动科学纲领的一部分。他们相互勾结，表里为奸，实行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以图资本主义复辟。尽管费孝通、吴景超这一流人说什么新社会学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恢复社会学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点工作等等，而其目的无非是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
照本来的定义说，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学问，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这门学问。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自孔德、斯宾塞开始，主要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来研究社会的。在十七、十八世纪盛行最广的魏科的历史循环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几大派资产阶级社会学，都不能脱离剥削社会制度立论。换句话说，直至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社会学产生以前，旧的唯心派的社会学者，没有正确了解社会一切现象是相互联系的，有一定发展规律的。到后来一般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者，更是变本加厉，公开地为垄断资本辩护，用尽一切方法想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拿1956年在阿姆斯特丹所召开的社会学者第三次国际代表大会为例，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在讨论十九世纪社会变迁的时候，对于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之日益破产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之日益高涨等使二十世纪社会发生变迁的最基本问题，绝口不谈。他们所注意的，只限于一些次要的现象，如在资产阶级立法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不关重要的改良，在劳动、教育、家庭、宗教、婚姻等方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不关重要的变化。他们企图以这些现象说明二十世纪的社会变迁。就这次国际代表大会材料，再来检查一下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的所作所为，从而可以看到费孝通、吴景超等所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真正动机。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各以其专门调查，大放厥词，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概括地说，这些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的哲学和社会学观点，主要是出于实证论，多元论。例如，M·根止别尔格在谈到社会变迁的事实的时候，就把一些能够使社会发生变迁的事实分为四类来研究。因此，他对于社会的变迁，只能以多元事实来说明。这是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的，因为这不能说明哪一种事实是主要的，哪一种是次要的。亦即不能说明如下一个问题：社会物质条件是主要的，还是人的意识是主要的？M·达维和A·卢子就“法权与社会变迁”作了报告。A·卢子证明，法权是支持社会或社会统治力量一种最宝贵的东西，是实现社会变迁的主要工具。照他的意思，法官和行政管理员常常就是“社会变迁自觉或不自觉的创造者，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权力，并不经过多数人民许可或立法机关批准就可以解释法律，创造法律。”我们也承认法权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认为：法权不是首要的社会事实，而是如同政府机构和其它一切政治法律社会上层建筑一样，是建立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在肯定法权有创造性作用的时候，必须先用科学方法说明法权本身的产生变迁及其发展。社会科学家ж·伏奈义列教授和P·安得热尔教授报告“道德问题与社会变迁”，他们都认为道德在社会上是单独存在的。安得热尔教授反对马克思的观点，不承认生产关系常常起决定性的作用，而道德之为用，不过是他的表现而已。 P·安得热尔否认人的生产和物质关系在社会法权道德和一切精神生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抹煞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有阶级性问题，宣传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有统一的意义，并且肯定道德在改变社会中能起决定性作用。请问：如果道德改变社会能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为什么基督教的道德在数千年间宣传了人人当亲其亲长其长，然而至今还不能消灭仇恨，也不能消灭阶级斗争、民族和种族冲突，更不能消灭长期不断的人食人的战争呢？为什么在苏联却能铲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新的社会道德关系，改变了千百万人的道德面貌，使苏联建立成一个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巩固一致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呢？其主要原因，并不是道德起了什么主要作用，而是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和道德的发展。在大会上有不少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宣传现在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绝迹了，已经变成了如果非社会主义、即是类似社会主义的新的“集体”制度了，变成了只有中产阶级的社会、或者是社会管理人的社会了。美国社会学家D·别尔拉尔德在她的以“在黄金时代的阶级组织”为题的报告中说，现代国际社会是朝着无产阶级社会方向发展的，可是这个发展不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而是经过“中产阶级”的发展，这些中产阶级也吸收了无产阶级在内。她肯定说，按照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在美国已经全部实现。人民生活福利日益改善，一切经济都是趋向为社会服务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学者，好久以前已经说过，阶级这一名词，已经陈旧不适用了，应当代之以新的“阶层”这一名词，所以现在不应以阶级划分社会，而应以阶层划分，即人的划分应以社会职业为本位。所以在他们的报告中，阶级斗争好像是取消了，工人好像有可能爬到社会上层阶级，受到高等教育，购买股票，以及在企业机关中分得利润，等等。这些资产阶级的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学者，认为现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现象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阶级的对立好像也没有了；工人也拥有私有财产，而成为中产阶级之一部；资本家已经不是企业的主人，而变成企业服务人员。因此，中产阶级好像已成为社会中之多数，他们收入不平衡的现象也渐渐消减。欧洲和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如D·别尔拉尔德和Y·伏力德曼都认为个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他们说股份公司的财产，已经成了社会财产，因为这种财产已经在政府监督之下，所有权只限于社会了。此外，在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中，还有所谓分配论者，这一派人以为阶级的存在，只是因为他们收入多寡之不同，而不是以生产资料占有为其标准。还有人以生物学的观念来论阶级的，即所谓阶级生物学理论。这一派人以为社会分为各种阶级，只能以他们生物上的特性或者是智力上的本能来判断。所有这些都是以资产阶级观点说话的；举一概三，这里我也不用多述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关于所谓社会学的刊物，简直是汗牛充栋，无所不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学的文献到处皆是，如各种社会调查。他们就借此宣传在他们国家里如何重视社会生活，如何重视工人的教育问题和福利问题。这些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常常利用个别事实，企图证明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如何可以改良生活，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反动的右派想要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目的就在于此！此外，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所谓研究，多半是根据实证主义一些细末无关重要的东西。比如在第三次国际社会学者代表大会上讨论十九世纪社会变迁的时候，他们不惮其烦地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为甚么母亲酷爱长子，而奶奶则酷爱幼孩？”“东方国家土人穿裤不穿？西方人是否愿意如果东方人去见他们不穿裤子而围之以东方的大毡？”等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已经一天一天变成为一种记述的课目。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者连自己也承认，现在的社会学有由理论分析而成为只是描写事物的危险。因此，社会学溶化在统计学之中，或者成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学。这样一来，社会学中可以有乡村生活的社会学、工业企业及城市的社会学、家庭的社会学等等，而对于社会总的发展过程，就不能加以分析，换句话说，一般否认社会科学之存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算是真正的合乎科学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能对一切社会现象，给以唯物的解释，并能对这些现象的互相关系及其变迁和发展，通过科学的辩证方法来研究。当列宁论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他指出：这样的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合乎科学的社会学理论，而且也是社会科学唯一的正确方法。马克思主义证明：一切社会现象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推动力；一切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更替，完全由客观的规律决定，而不管人的意志如何。马克思的社会学阐明了私有制、家庭、阶级、国家、法权的起源，并指出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乃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生产方法的作用乃是从这一社会制度转变到另一社会制度有决定性力量。马克思的社会学唯一正确地解答了社会意识同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物质同精神生活谁是基础谁是上层建筑问题，而且揭发了政府和法权的作用、思想所起的作用、主观事实所起的作用、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问题，表示出只有客观的物质条件才是人类一切活动最根本的基础。
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后，就可看出反动的右派分子如费孝通、吴景超改良的社会学，以及赵文璧所提议的什么“无产阶级社会学”。他们虽常常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而实际上却在偷运私货，以图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复辟，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我们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要一致团结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之下，同右派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作无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