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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雄火社的生产大辩论解决了些什么问题
本报记者 吕建中
山西洪赵县雄火农业社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后，男女社员出勤率由70％左右提高到85％；最近，经过讨论四十条纲要，制订出了十年远景规划，人们那股社会主义热劲便立刻转到生产建设上来，原来还在观望的富裕中农活跃起来了，懒惰人也振作起精神投入了挖渠、积肥运动，社员出勤率虽在当前农闲季节却达到了90％以上。
生产建设大辩论中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然而要使这场辩论成为推动生产的强有力的动力，却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末简单。这场辩论对领导者来说，是一次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的深入贯彻；对群众来说，则是一次更广泛的组织和动员。它自始至终都在生产建设问题上体现着更实际、更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雄火农业社在转入生产建设大辩论之初，领导者对继续发动社员大鸣大放的必要性是估计不足的，他们认为前一段社会主义辩论已经鸣放得比较透彻，再不会鸣放出什么来。可是当他们要社员讨论纲要、制订增产指标的时候，大家却要求首先搬掉那些发展生产路上的绊脚石。结果在三四天当中，大家便在生产管理、劳动管理、社员劳动态度、副业生产以及干部领导作风等方面鸣放出了一千一百多条意见，其中不少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而同时，从这里也暴露出了不少社员存在着“增产到顶”的保守思想和经营方针上的资本主义思想。
从大家鸣放中可以看出两种对立的意见：多数贫农和下中农社员主张十年内把全社粮食亩产量由今年的七百五十斤提高到一千五六百斤，一部分中农和老年社员则认为提高到一千三四百斤也没把握，另有一批青年人则要把亩产量提高到两千斤；多数社员对发展农业生产兴趣大，一部分社员却把心劲放在副业和商业上；贫农、积极分子把增产希望寄托在加强合作社管理和农业基本建设上，而一部分富裕中农却主张包产到户，“凭个人本事来实现增产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者从这些意见中只笼统地看到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这种主张和那种主张之间的斗争，那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特别注意到每一个社员的新旧思想、每一个主张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之间的激烈斗争。这一点，在分析富裕中农的意见和要求时，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富裕中农这个阶层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大辩论阶段就已经发生了严重分化，一部分人确实是“把心端到合作社里来了”，一部分人则瞻前顾后，急于看到可靠的出路，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口服心不服，还恋念着他们单干时那套比较优裕的经营条件。富裕中农张善子就是一例。他勤俭，也想把合作社办好，今年曾在耕作技术上给合作社出过好主意，可是在辩论生产规划时，他想来想去还是主张包产到户，有人批判他说：“你这是想走回头路！”他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咱们到年底比产量吧，你们不愿把产量包到户，就是还想干活不顾质量，光混工分。”很显然，领导者要在看到他们这种主张中消极的一面的同时，也看见他们要求改进合作社管理这个积极的愿望，这样才能找到这场斗争中人们内心那种不断增长着的主导力量，也才能完整地理解“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这个出发点的根据和含意。领导雄火农业社开展这场辩论的同志们就是由于从群众鸣放中逐渐明确了这一点，才抓住了开展辩论的锁钥，增强了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信心。他们一方面领导社员自己组织了劳动管理、水利渠道规划、肥料、多种经济、财务管理、绿化、农业技术、畜牧、住宅规划、文化卫生等十个生产规划专题小组，分别整理、充实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拟订逐步解决问题的方案——能马上解决的马上就解决，如挖坑沤肥、疏浚渠道、清查砖瓦窑问题、干部当众订出明年参加劳动日数目并立即积极参加劳动等等，另方面又认真分析和归纳群众的意见，就制订生产规划、农业社经营方针、依靠什么实现规划等三个主要问题，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小会大会反复辩论。
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制订生产规划当中主要表现为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大生产方式与小生产方式之间的斗争
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制订生产规划当中，主要表现为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大生产方式与小生产方式之间的斗争。雄火社在这场辩论当中，那些惯于往后看的人总觉得今年社里产量已经是历史上最高的了，再提高一倍可实在不敢想。这时候，有些主张亩产两千斤的年轻人就用那个早准备好了的大玉茭穗指着四十条纲要的条文批评他们说：“反对保守主义呀，要有远大理想嘛！”那些老年人又马上气冲冲地反驳道：“说话容易，要是干活都像你们那样毛毛草草，不听指挥，恐怕连一千斤也难达到！”富裕中农张顺宝说，他单干的时候，积肥多，割了小麦刨沟种玉茭，玉茭地里再套种黑豆，这样就比现在社里的土地多收一季。于是大家就反问：“你单干能这样做，为什么在合作社里就不能？”他说，他看到有些社员干活不守纪律，光争工分，社干部又不民主，自己也就没劲了。经过一阵辩论，得出的结论是：只要社干部走群众路线，合作社改进耕作方法，实行轮作，社员也用经营自己的土地时那种心肠和积极性来对待合作社，就能把张顺宝那种办法在合作社发挥更大的作用。后来，大家又从辩论中一方面找出村里历史上出现过亩产一千四百斤的纪录的原因，另方面又参考过去的经验挖掘出许多增产措施：全社在今后二年内全部水利化、开发十大肥源增施化学肥料、实行轮作倒茬变单作为双作、提高耕作技术、征服荒滩穷沟、发展多种经济、改进劳动管理等等。当大家听到县里决定马上修建汾河三干渠和利用水力发电的时候，那些不敢大胆想的人的眼睛看得远了，他们觉得党支部和那些贫农社员提出十年内亩产一千六百斤的指标，只要好好劳动，克服困难，倒也有把握实现。而那些年轻人在劳动纪律上受到老农的指责，又从辩论中看到了增产路上还存在着不少需要克服的困难，他们的想法也就实际得多了。
这时候，那些主张包产到户的富裕中农，也看清了只有合作社的大生产方式才有条件实行上述那些增产措施，并且相信他们那种小生产方式能做到的事，大生产方式更能做到，他们才放弃了自己那包产到户的主张，更多地为集体实现合作社的生产规划着想了。
实现十年规划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副业或者商业为主？
实现十年规划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副业或者商业为主？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雄火社经营方针上的表现。
同样，这场斗争不仅表现在社员群众和几个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的社干部之间，而且也表现在社员自己的新旧思想的斗争上。去年春天，社干部为了捞到国家四千五百元的砖瓦预付定金，便不惜放松农业，又跑到城关建立了一座砖瓦窑。社员们尝到点预付定金的甜头，更幻想靠砖瓦窑多发点外财，在农忙时也把牲口抽到窑上使用。从此负责副业生产的投机分子张志坚，便利用这座砖瓦窑贪污捣鬼，发展资本主义，他大量贩卖粮食、棉花和土布。许多社员一面对他在生活上的挥霍发生了怀疑和不满，一面却又羡慕他，甚至跟他学样。有的社员在农忙时也出去做生意。第十生产队以高出市价一倍的价钱，从张志坚手里买来三百多斤小麦做挂面卖，甚至党支部书记梁百顺也成天拍张志坚的肩膀，和他在一起混。结果，国家和合作社吃了亏，社员们也没有得到自己原来所希望的那种好处，而张志坚却从中大发其财。这场尖锐的斗争，直到这次大鸣大放才表面化起来。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张志坚原形毕露，并受到了法律处分，那些追随张志坚的干部和社员也批判了自己的思想，而广大社员也才从迷雾中清醒过来。大家认识到了不仅单干与合作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入社后在合作社的经营方针上也有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大家表示今后要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以发展农业为主，副业为辅，不进行商业活动这个正确方针来实现生产规划。
勤劳和懒惰、节俭和浪费成为辩论的中心，大辩论形成一种深刻的社会主义劳动教育
保守思想初步克服了，经营方针也明确了，大家的要求便集中到依靠什么实现规划这个问题上来。
这时候，劳动与懒惰，勤俭与浪费便成了斗争的焦点和辩论的中心。事实上在前面几个问题的辩论当中，群众对那些非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以及劳动纪律松弛等现象就已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不仅反映了劳动群众的最本质的要求，同时也说明了：劳动，这是生产建设，制订规划的最核心的问题。不能想像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可以离开社会主义劳动，可以不建立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因此社会主义大辩论实际上也就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劳动教育。雄火社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比前几个问题更加尖锐，涉及面也更加广泛，社里的每一个成员，甚至没有参加前一段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懒汉和尼姑都被卷进这场辩论中来了。一种强烈的群众舆论压力要求每个人都得表示自己的态度，都得在劳动和懒惰这个问题上决定自己今后站在哪一边。党支部书记梁百顺不劳动，工作和思想上有毛病，群众不肯放过他，说不劳动就不能当共产党员，更不能做领导群众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规划的支部书记。于是党支部便在群众的监督下改选了支部，撤换了支部书记。有些劳动态度不好的共青团员如李国朝头天在辩论会上受了批判，第二天就在辩论台前的墙壁上贴出“接受意见，决心改正”的大字报，并马上背起了粪筐，积极参加青年突击队帮助第三生产队割稻。跳神装病的张毛虫、算卦先生张明俭，过去还可以混一混，这回群众更不肯放过他们，要他们答复社会主义靠什么吃饭、社员不劳动羞耻不羞耻的问题。他们感到了离开劳动的孤独，便自动交出了卦书和
“神鞭”，表示今后参加劳动的决心。相反的，对于那些勤俭持家、在社里忠实勤劳的社员，群众纷纷提出来表扬他们，拿他们和那些懒惰自私的人做对比。靠勤俭办社，靠自己的力量和资金积累实现生产规划的风气大大发扬。
对于富裕中农，前一段着重批判了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而现在这场辩论却使他们看到了具体的社会主义前途；同时合作社又接受了他们的合理建议，发扬了他们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因此他们的情绪显著地高涨起来，他们把此刻的心情比作“简直像洗了个澡那样痛快！”
11月7日，雄火社的社员们举手通过了他们的十年规划，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村立刻就出现了生产热潮。挖渠、积肥、植树、修路，一个早上就把大小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汾河岸上虽然秋叶飘零，但劳动热情却像一条强有力的纽带，提前把人们带进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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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哪条路能赶上富裕中农水平
佛山专区干部学习农业纲要进行激烈争论
认为必需按照国家计划生产扩大公共积累
新华社广州专电 广东省佛山专区一千八百人参加的积极分子大会，在学习农业发展纲要时，激烈地争辩了走哪条道路才能赶上富裕中农水平的问题。
争取三、五年内赶上富裕中农，大家对这个指标没有意见。但是对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指标，却有针锋相对的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是生产不要服从国家计划，不要以粮食为主，什么赚钱多就经营什么。并且主张农业社多分少积累，依靠国家贷款搞生产。另一种主张则相反。
不少人开头是附和第一种主张的。平原区的代表说，他们那里地少人多，粮食增产了但粮价低，收入增加不了多少，非将稻田改种价高的甘蔗，或改为水塘养鱼不可。低洼地区的代表认为经常闹涝灾，不如多搞捉鱼虾等副业。有些代表甚至说：“按国家计划生产，坐飞机也赶不上富裕中农；不按国家计划，担保一年就赶上。”
大家辩论很热烈，今年曾走过这条路的农业社代表们，列举事实反对这种主张。三水县塘布社去年不按国家计划，私自将稻田改种了价高的荸荠，结果销不出去，亏了几千斤谷。南海县的一些社看到僵蚕（中药）价高，就不顾国家计划，将蚕大批改制了僵蚕，很多社都搞，结果国家要不了，许多社都赔了本。顺德县代表算了几笔损失账：第一，今年全县稻田改种甘蔗的面积，比国家计划多了近一倍，由此缺了很多口粮（因粮食已定量供应）。第二，种蔗地过多，没有完成今年花生种植计划，全县要少吃油一万七千斤。新会县的代表说：一味贪利，好比只穿长衫不穿裤，也许明年又会变贫农。”
是不是服从国家计划，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前提下开展多种经营，就不能在短期内赶上富裕中农的收入，各种类型地区的代表又摆出许多肯定的事实。土地多沙的番禺县东庄农业社，从1955年建社开始就克勤克俭，汽油灯改用小煤油灯，牛绳自编，农具自修自制，因此，连年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省下的钱就买了马车，“远征”到广州拉肥改良土壤。这样，去年就由缺粮社变成余粮社。今年夏收分配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3％，大大超过了富裕中农的收入。
代表们又讨论另一种主张，就是要社多分少积累，主要靠国家贷款搞生产。
能不能这样来赶上富裕中农的收入呢？一些社又摆出了失败的事实。这些社在去年和今夏都曾实行“分光”政策，连谷种、菜种、未收成的菜、正在母胎的猪仔也折款分了。而生产资金呢，番禺县夏南社连买修水利买铁钉的钱也没有；新会县司前乡第一社的银库里只剩几角钱，连母猪也挨了饿。
顺德县仕板社的情况却与此相反。这个社原属“三类”社，去年大批社员闹退社。但社干部咬住牙根积累了一万元，建了猪舍和蚕房，今年养的猪从去年的四头增加到四百头。鱼塘也从去年每亩三百斤增加到四百斤，甘蔗每亩从六百斤增加到一千斤。再过一年，生产和收入都可以赶上富裕中农。
接着，代表们分析许多富裕中农的发家道路也是靠勤俭积累、有长远打算的。鹤山县一个上中农二十年从不上茶楼。这个县另一个叫梁桥瑞的上中农，从1929年就开始了一个十五年的种杉计划。南海县上中农黄权在1948年的收入中，有53％是用来作生产费用和扩大积累用的。顺德县代表说：“我们那里上中农是经常保持生产、生活和周转三套资金的。但我们的社员却每天上一两次茶楼，实在太不该。”
辩论后，代表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按照国家计划去生产，去达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所有代表同意在五年内将每亩粮食产量提高到八百斤。不少社还修订了秋收分配方案，扩大了公共积累的比量。
（梁福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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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八百多万亩晚稻丰收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省八百多万亩双季稻的晚稻基本上收割完毕。据有关部门估计，平均每亩晚稻比去年增产一成多，共可增产稻谷八亿多斤，约为今年全省粮食增产总量的三分之一。
四川省的双季稻，是近几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而大量推广的。今年全省双季稻面积由去年的四百多万亩扩大到八百九十多万亩。在晚稻生长期间曾经连续遇到秋旱和连日阴雨，螟虫为害也比去年严重。但是，各地广泛宣传推行了双季稻增产技术，有关部门支援双季稻生产的种籽、药械、商品肥料也比去年大大增加。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具体领导。因此各地农业社对晚稻都作到提前早栽、及时施肥等措施，并对各种自然灾害进行了斗争，终于获得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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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准备出口
五万只相思鸟
立冬刚过，捕捉相思鸟的旺季就到来了。湖南各地农民今年要捕捉相思鸟五万只，运销国外，现已捕到三万只。每天东方还未发白，在相思鸟的产地——湖南省桂东的八面山以及平江、浏阳的幕阜山等山地，就有许多农业社员进入茂密的树林里捕鸟。
相思鸟形体比麻雀略小，红嘴，毛色美丽，有着清脆动人的歌喉，平时，住在岩洞里，靠吃野生植物的种子生活，冬天就成群结队地四出觅食。这种鸟在西方国家和南洋群岛等地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礼品，当地年轻人结婚时，他们的亲友总要买上一对装在精致的小笼里送去，祝贺他们相亲相爱。从前，这种鸟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去年，中国出口公司在桂东等地发现这种鸟后，曾委托当地供销合作社代购两万多只，运往国外。 （新华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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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余粮社储粮两亿斤
据新华社讯 贵州省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社，在秋收分配中储粮备荒。全省余粮社今年除了留足种籽、社员口粮、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外，留出的储备粮约两亿斤左右。其中，遵义专区的农业社储存粮食四千万斤，黔东南、黔南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储粮也在三千万斤上下。遵义县70％的农业社都留下备荒粮，这个县的大自然社二千五百五十三人，储粮十五万斤，占全社粮食总产量5．7％。许多农业社的社员还在自愿基础上，每户储备五十斤到二百斤的粮食。
贵州今年粮食丰收，比去年增产八亿五千万斤。各农业社留出储备粮后，社员的口粮仍比去年略有增加，对生活并无影响。各地社员高兴地说：这样再储几年，再大的灾荒也不怕了。
贵州山区自然灾害每年不断，农作物常受水、旱、风、雹、虫、兽等灾侵袭，遇上灾害特大的年成，还有减产可能。因而过去贵州省各族农民一般都有积谷防荒的习惯，去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就有半数农业社留出了储备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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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乡多数社员家有存粮
五、六年内可储备一年余粮
新华社讯 据中共山东省莱阳地委对莱阳县河洛乡十二个农业社的调查证明：由于粮食增产，现在有占社员总数71．3％的社员家庭都有存粮。只要把工作作好，再过五年到六年，所有的社员都能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要求，储备够一年食用的余粮。
现在，这个乡的农业社都在教育社员节约粮食增加储备。贺家沟农业社已经决定在社委会领导下成立储备粮食委员会，发动社员家家做出储备粮食的计划。
河洛乡地少人多，每人平均耕地不到一亩八分。合作化以后土地产量提高有了余粮。全乡二千四百零五户中除七户单干农民外，现在有陈粮的达一千七百零九户，缺粮户只有七十七户，其余够吃无陈粮。据中共莱阳地委工作组调查，既然每人平均粮食大大超过了三定留粮标准，有陈粮户应该更多。
现在有陈粮的一千七百零九户，每人平均有陈粮六十五斤，照此推算六、七年每人就可有四百斤左右陈粮。加上发动节约粮食和生产的发展，再过五、六年不仅这些户可以储备一年食用的余粮，其他的社员也能办到。
据工作组调查，储备粮食的障碍主要是思想问题。有的社员有依赖社和国家的思想，有的怕存粮露富，有的怕存了粮再分粮时会少分；甚至有的认为合作社有优越性，荒年打粮也够吃，不必存粮备荒。为此，河洛乡各社决定向社员加强教育，说明节约储备的重要性，宣传劳动分得的粮食节约储备是光荣的，推进储备粮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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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专区半数农业社
每社储粮约万斤
本报讯 到10月底止，湖南省已经有两万个农业社，留储备粮一亿四千多万斤。其中湘潭专区即有过半数以上的农业社，平均每社留下约一万斤储备粮，还有许多农业社订好了粮食储备计划，等待晚稻收割后即行筹集。
今年秋收分配以来，中共湖南省委曾经多次指示各地重视和做好粮食储备工作，各地在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主的大辩论中，都着重地进行了这方面的宣传和辩论。临湘县职工农业社，今年比“三定”定的产量增产36％，开始社干部与社员对留储备粮有抵触思想，经过讨论社委会宣传的留储备粮原则：一是留储备粮是“以丰补歉，积谷防荒”，只在超产粮内留一部分，不会影响社员口粮；二是储备粮为社员共同所有，由社保管，处理权属于社；三是储备粮只在遇到特殊灾害时动用，不作补销，以保证扩大积累。社员们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决定储备粮食十万斤，占超产粮的20％，并决定四年内积累够全社社员半年食用的粮食。岳阳西游农业社社委会还向社员算了一笔这样的账：全社如留储备粮一万九千五百斤，每个社员实际留粮水平仍可达五百二十二斤，比“三定”留粮水平还多十八斤；如不留储备粮，每个社员也可能多得粮食约十斤，对个人好处并不大。另外，这个社除储备粮外，每个劳动日还可分现金一元零六分，仍然超过去年，因而打通了社员的思想。
由于许多地方认真地进行了宣传辩论，解决了社员的各种思想问题，不仅在丰收增产的社里筹集了储备粮，同时在许多平收社里，社员们也自动地从口粮中抽出几斤粮食留作储备粮。社员们反映：“古语说：要将有日思无日，我们每人每天少吃一撮米，社里面集中起来就可以办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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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光辉社创山区水稻高产纪录
亩产一千四百多斤
新华社南京17日电 江苏句容县亭子乡光辉第七农业社，有一亩零五厘田收获水稻一千四百九十斤，平均每亩产量一千四百一十九斤，创造了山区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高额纪录。
这块高产田是这个农业社的第二生产队队长聂昌怀领导社员精心培植的。这块田改良土壤后土质肥沃，肥料足，深耕三次，锄草四次，种植的是黄壳早二十日粳稻良种。光辉七社今年出现了二十九亩水稻千斤田。全社一千零三十亩水稻平均每亩产量五百一十多斤，比去年增产20％以上。在高产田增多的情况下，光辉七社计划扩大旱田改水田和籼稻改粳稻的面积，争取明年每亩水稻产量平均达到九百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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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棉花产量超过农业发展纲要指标
新华社乌鲁木齐18日电 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鄯善、吐鲁番和托克逊三县今年十六万三千多亩棉花，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已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每亩产皮棉八十斤的指标。
吐鲁番盆地棉花获得大丰收的基本原因，是这里的各个农业社认真推广了几年来在当地行之有效的棉花丰产综合经验：全部采用了适合当地气候、土壤等条件的高产棉种三一七三和八五一七。推行了秋耕冬灌和一系列管理棉田的先进技术。在基本普及了八五一七良种的吐鲁番县，根据全面鉴定，全县七万八千多亩棉花平均每亩产皮棉八十五斤，比去年增产25％以上。其中有一万六千多亩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超过百斤。历年高产的先锋农业社，有五亩丰产地，每亩产皮棉四百八十六点五斤，超过了农业纲要最高指标的约四倍。历来棉产低于吐鲁番县的鄯善县，今年全县六万七千多亩棉田单位面积产量也超过了八十斤，土壤瘠薄的托克逊县一万七千多亩棉花每亩产皮棉也超过了七十一斤。
吐鲁番盆地气候炎热，是我国理想的植棉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在这里提倡种棉花。现在棉田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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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有利条件 批判保守思想
广东广西冬季生产形成高潮
扬中县争取明年粮食产量达到纲要规定指标
据新华社广州19日电 广东省冬种生产高潮已经初步形成。千百万农民正在一边割稻，一边翻地，一边突击冬种。据统计，全省目前收完晚稻的一千多万亩稻田里，已有六百万亩稻田种了番薯、小麦、豆类等冬季作物。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冬种进度快了很多。全省积肥工作也有显著进展，现在已积集肥料将近四亿担，平均每亩可施十九担肥料。
今年广东冬种的特点是：农民劲头足，行动早，冬种质量比较好。湛江专区去年一般到“立冬”后才种植番薯，今年有不少农民提前半个月种了番薯。佛山、合浦专区和海南行政区的农民，改变了过去冬种粗放的耕作方法，普遍实行精细整地，均匀播种。经过对党的三中全会决议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讨论，提高了全省农村干部和农民完成冬种任务的信心。最近十几天里，各地区相继举行过共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农业积极分子会议和干部会议，与此同时各地又普遍发动农民群众就冬季生产问题进行了大辩论，从而使全省绝大部分农业社修订了原来偏低的冬种规划，并克服了由于扩大冬种面积带来的种种困难。
据各地反映，广东省冬种生产现在发展得仍不平衡，有一部分地区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大辩论，劲头不够大，行动也很迟缓。
据新华社南宁18日电 广西省冬季生产高潮已经开始形成。全省六个专区和许多县、区、乡通过社会主义大辩论，都重新修订了冬种计划；大部分地区秋收冬种进展速度很快；群众的兴修水利运动，也初步开展起来。
各地在上月份相继召开的中共地、县委扩大会议或三级干部会议上，都严肃地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并分析了生产的有利条件，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制定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大体规划和明年的生产计划。
桂西僮族自治州邕宁、武鸣等十五个直属县，原订冬种计划共二百万亩，经过大辩论增加到二百五十八万亩。桂林地委提出“争取五年内全区粮食产量提高一倍”，并确定到1962年每亩水田粮食产量分别达到六百五十、七百五十和八百五十斤，每亩旱地作物产量分别达到四百、五百和六百斤。
各地的秋收和冬种工作现在已进入大忙阶段。全省已收割中稻、晚稻七百万亩，种下各种冬季作物三百多万亩。容县、百色专区的冬种进度都比去年快。
据新华社南京19日电 江苏省扬中县掀起冬季生产热潮，争取明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比今年增加三成半，提前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最高指标八百斤。
四周环江、地势低洼的扬中县，近几年来，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减少了内涝灾害，改变了历史上平均每亩产量不超过三百五十斤的低产状况。全县今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五百八十多斤，比丰收的1952年增加24％，由缺粮县一跃而为余粮县。现在全县一百八十多个农业社提前二十天完成秋种任务后，立即转入查苗补种、查荒灭荒和开展兴修农田水利、积肥运动。
中共扬中县委最近还规定每个县委委员全年要有50％的时间到农业社参加劳动，帮助研究和解决各项问题，学会用新的工作方法来领导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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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南漳县沐浴乡前进农业社过去只重视对平原生产队的领导，忽视对山上生产队的领导。这次整改中社员们提了意见后，社里派了社主任上山去进行具体领导。这是他们在山上研究和规划如何把坡地更多的改成梯田。
新华社记者 刘心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