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天津国营企业整改的重要步骤
领导干部认真检讨改进作风
领导和群众空前团结 职工参加整改更加积极
本报特约新华社天津电 新华社记者尹崇敬报道：天津市国营工厂企业在大整大改中，由领导干部向职工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和缺点，使企业里的民主生活进一步活跃，给全盘的整改工作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13日，中共天津市委国营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应记者的要求，就这一做法的意义和经验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负责人说，天津市第二批开展整风运动的一百零二个工厂企业，从9月中旬大鸣大放以来，十三万多名职工贴出了五十多万张大字报；其中关于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占各类意见的第一位，达37％。群众所揭露的领导干部思想作风方面的错误和缺点，许多确实是十分严重的。例如，许多厂的领导人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很少深入车间，有时去一趟也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有些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意见，甚至独断专行。有个厂的车间主任不让工人按设计图纸作铜箍，工人提出意见时，他态度很坏地说：“叫你作猫就作猫，叫你作狗就作狗。”此外，有些领导干部有特权思想，不遵守制度，骄傲自满，闹名誉闹地位，以及个别人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等，职工群众都提出了尖锐的严厉的批评。另一方面，有些职工对整风的认识表现得信心不足，怀疑提出了意见是否真能解决问题；有些人还存在顾虑，怕被报复，因而对下一步的大整大改抱着观望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整风领导部门和各企业领导人一再研究考虑，认为领导干部对于群众提出的那么多意见，如果没有虚心的态度，不向群众作交代，就不可能挺起腰杆来进一步发动群众打消疑虑，积极投入整改的工作。于是，我们号召所有厂级主要领导干部大胆地、坚决地、彻底地在职工面前“脱裤子”、“割尾巴”，作诚恳的检讨；并且指出，这是对领导干部在整风中的一个考验。
领导干部向职工检讨是怎样进行的？检讨前是否曾有思想抵触呢？
负责人说，有抵触。有些领导干部对于群众集中火力的批评一时接受不了；有些人还骄傲自满，不正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比较普遍的是对群众信任不足，顾虑重重，怕检讨后下不了台，怕降低领导威信，怕造成领导和群众之间新的隔阂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定：首先要使各企业领导人端正整风态度，正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坚决相信群众的多数。所有主要领导干部的检查提纲都事先经本企业党的委员会反复讨论。我们提出，思想不通不上台，检讨不成熟不上台。
绝大部分企业领导干部对党的这些指示都十分重视，认真地准备自我检查。长芦塘大盐务局局长翟绍先就曾经过三天三夜激烈的思想斗争；天津制鞋厂厂长韩铎把检讨提纲重写三次，找三位副厂长征求了意见。各企业领导人检查时，一般都能做到态度诚恳，检讨虚心，有事实，有思想，有改正的决心。内容主要是个人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而不同一般生产管理上的问题混为一谈，以免“公私不分”，冲淡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天津印染厂厂长齐铭远从工作作风飘浮、作事主观片面、不会依靠群众等十个方面作了检查。他说：“党一再教导我要依靠群众办好工厂，我未能有效地把大家组织起来，发挥全体同志的智慧，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和同志们的委托，检查起来很是痛心。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希望同志们继续给我批评，监督我改进。”天津制鞋厂厂长韩铎对自己利用职权贪图小便宜，叫工人给他做鞋子、做箱子等事情，也严肃地作了检查。有些企业的领导人对群众没有提出批评的缺点，也自动作了检查。凡是能立即改进的具体问题，如腾出多占的房屋，退出不应补助的补贴等，都立即宣布改正。
负责人说，凡是领导人虚心诚恳检查了的单位，都出现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空前团结的新气象。有的职工在听领导干部检查的时候，感动得流了泪。原来对领导干部很有意见的人，现在采取了谅解的态度，有些更由谅解转向对领导的充分信任。他们说：“我的意见没白提”，“老干部经得住考验”，“共产党真伟大”。极个别的过分挑剔的人，也遭到群众的反对。如车辆段的卢兴礼恶意地说：“段长检查是放烟幕弹，想蒙混过关。”群众立即张贴大字报责问他：“还有良心没有？”广大职工在继续鸣放的同时，都纷纷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想办法，帮助领导进行大整大改。
负责人说，现在看来，领导人向职工公开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是工厂企业里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的形式之一。今后为了不断活跃企业中的民主生活，密切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适当时期，有领导地由主要领导干部向职工公开检查一次自己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和缺点，看来是必要的。
第3版()
专栏：
正气压倒了邪气
本报记者 金雨困
个人主义邪气泛滥
沈阳高压开关厂从去年以来，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车间里出现了一种极为严重的纪律涣散的现象。工作时间嘻嘻哈哈、溜溜跶跶，不服从生产指挥，不坚守工作岗位，不到时间就洗手整装，任意旷工迟到等等现象，在部分青年工人中极为普遍。成套车间自称为“四大爷”的李玉武落后小集团，在任务紧急时故意集体怠工，与工段和车间领导对抗。更严重的是，打骂工长和车间主任的事件也在几个车间里屡次发生。中压车间在三个月中就发生了四次。高压车间工人曹文胜拒绝工长分配的工作，工长决定按旷工处理不发出勤工资，曹文胜竟蛮横地将工长痛打了一顿。
工厂的劳动纪律所以如此涣散，主要原因是工人中个人主义思想的邪气压倒了正气。据调查，在劳动纪律不好的青年工人中，有90％的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是由于对计件、定额、工资等问题不满而引起的。有些青年工人为多得工资，流传着所谓“三不干”“四不干”“五不干”：“学不到技术不干，挣钱少不干，脏的不干，累的不干”，还有什么“油水少不干，新产品不干，精密的不干，批量少的不干，不给精密床子不干”等等。为了多得计件工资，不注意产品质量，偷改工时、以少报多骗取计件工资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做计件活时拚命突击，在计时工作中却磨洋工，工人形容为：“计件工资拚命干，计时工资养老院”。在接受定额时，往往挑肥拣瘦，讨价还价，争吵不休。高压车间有80％以上的工人遇到了不易超额的活，就想办法推出去，这一班推到下一班，结果往往影响了整个任务。更有的工人在个人利益不能得到满足时，竟不惜破坏国家财产以泄私愤。如中压车间工人郑长史加工的零件不合规格，按规定不能得计件工资，但是零件还可以回修使用。但他在一气之下，竟举起榔头把零件砸碎了。这个零件的价值等于他一个半月的工资。与此同样的行为，5月份在这个车间竟连续发生了三起。
一些老工人和生产积极分子，对这种现象早就很不满意。
纪律为什么如此涣散？
沈阳高压开关厂的党委会对上述情况作了调查分析，认为从去年以来，个人主义的邪气在企业中所以如此泛滥，除受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影响外，主要的有这样两个原因：
第一，工厂内部非工人阶级成分大量增加。由于近数年企业扩充人员，原有老工人又不断抽调支援新厂或提升为干部，因此老工人在生产工人中仅占10％左右，青年工人却占了90％。而在青年工人中，出身于工人家庭的仅30％，在70％出身于非工人家庭的青年中，有40％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学生。1956年入厂工人的情况更为突出，出身于工人家庭的仅占3％左右，而出身于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却达74％。（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地主、资本家、富农、伪警宪混进了工厂。）这些青年的特点是：由于具备了初步的文化基础，接受新事物比较敏锐，掌握技术较快，年青力壮，手脚灵敏，劳动起来强度很高。但是他们缺乏生产经验，更主要的是缺乏政治斗争的锻炼，纪律性不强，觉悟不高，非工人阶级意识相当浓厚。违犯劳动纪律的人，绝大部分、甚至百分之百是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他们入厂时，工厂民主改革已经结束，阶级斗争已基本上过去，他们既没有身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之苦，又没有赶上进行这方面教育的政治运动。有些人甚至连基本的政治启蒙教育都没受过。他们虽然参加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但是脑子里却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
第二，面临这一新的情况，工厂党组织对加强这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缺乏足够的注意；同时去年工厂里强调了关心职工物质利益后，又出现了只注意物质刺激的偏向，政治思想工作无形中更加削弱。因此就形成：不少青年很少关心政治和国家利益，对个人利益却斤斤较量，满脑子是如何晋级、多得工资、多得奖励。有的人只为得几元奖金参加竞赛，评不上奖就一怒回家。厂里组织义务劳动，他们说：“有钱就算一份”。他们说：进工厂“还不是为了人民币”，“为了养活老婆孩子”。入厂头一年，技术上还没有本钱，这些人还比较老实。过一些时候，掌握了技术，翅膀开始硬起来，人也就开始骄傲起来。这时候，又没有得到领导方面及时的批判教育，因此就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于是不尊重老师傅，不遵守劳动纪律，不服从生产指挥，闹这闹那，邪气高涨。
从批判个人主义着手
由于劳动纪律的涣散是因为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因此要整顿劳动纪律就必须从批判和克服个人主义思想着手。
沈阳高压开关厂整顿劳动纪律的教育，是作为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项内容来进行的。
进行的方式主要是依靠老工人为主的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开始时，先由党委组织人讲了四次课，讲了民主与集中、自由和纪律、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等问题。但是仅仅依靠上课，并不能发生更深刻的影响。因此党委又决定由各车间物色老工人进行现身说法，一种方式是由老工人任讲师作报告；一种方式是组织青年到老工人家里访问。成套车间请四十二岁的老工人——佟新和老师傅给全车间工人讲课。他讲他当学徒的时候，要学点技术真是不易，偷着学都困难，一到师傅跟前，师傅就把计算好的东西擦掉了。在师傅跟前站得久一点，师傅就不乐意，总要想办法把你支使开，一会叫你倒碗水，又要你拿个东西，等你回来，要看的就看不到了。旧社会的师傅也有他的苦处，俗语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现在当徒弟的，这些事情连想都想不到。那时，学三年，实际上也学不到什么，而现在三个月就能掌握技术，还得订什么合同得包教保学哩！过去，当学徒的能住上席棚就算不错；现在年青的一来就住上大楼，自来水暖气都全。他说：“但是现在有些小年青的，却不了解这些。他们生活越提高，思想越降低，就知道怎么自在，怎么多赚钱，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哪像个工人阶级的样子！”他这番话说得大家都点头称是。
在中压车间，团支部书记带领了平时不太注意劳动纪律的青年，去老工人肃玉衍家里访问。一进屋，就看到肃师傅家里摆设得特别好，有的人就摸摸收音机问：“这是多少钱买的？”有的羡慕地说：“这小屋太好了！”肃师傅接着说：“现在你们看这屋里收音机、自行车、挂钟啥都全，可是过去的日子和这真是天差地远呀……”。他对这群年青人讲开了他在旧社会的凄惨生活：他的父亲是一个瓦工，在修楼时不幸摔断了腿，因为没钱治，活活烂死在床上。他的两个哥哥、嫂子、母亲也都遭受了类似的命运，一家九口人，在旧社会就被折磨死了七口。他说：现在年青人只知道过好日子，却不知道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他勉励年青人要好好担负起建设时期工人阶级的责任来。这番诚恳的劝导把青年人都感动得哭了。
老工人现身说法以后，车间里就组织工人座谈讨论。有的说：“咱们年岁小，没经过这些，老师傅说的都是事实，旧社会当工人真不易。”“咱们在幸福中生活惯了，却对幸福生活失去了感觉，真是‘不吃苦中苦，难知甜中甜’，反而越过越不知足。好得经老师傅这一讲，真是上了一堂深刻的课”。青年工人们纷纷检查自己过去的缺点，并对一些一贯严重违犯劳动纪律的人进行揭发，表示非常气愤，主动要求领导上坚决认真整顿劳动纪律。
为达到教育全厂职工的目的，厂领导上决定对全厂四十二名严重违犯劳动纪律的人，展开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在会上，职工群众普遍表示对这种行为不能容忍，成套车间批判李玉武时，工人递上了几十张条子，要求马上让他停职反省，如果他不认真彻底改正，就把他撵出工人阶级的队伍。被批判的人看到群众的决心很大，如不真正改正就难于取得大家的谅解，因而都在群众面前作了较深刻的检查。也有个别的人坚持错误。如公用车间工人单广儒，在开会批判他时竟公然拂袖而去，车间领导找他谈话连听都不听。工厂就准备把他开除出厂。他听到风声后，跑到党支部痛哭流涕作了检查。在群众性的批判斗争的同时，领导同志还进行了个别谈话，争取他们的父母、妻子、邻居和家属委员会协助教育，这些方式对帮助他们认识错误也都有很大作用。
许多职工在讨论中，开始认识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如不能正确处理，不仅影响国家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团结，而且也影响到个人的利益和前途。中压车间工人王志元检讨说：他过去对个人利益看得太重，总嫌自己的工资低，不给涨工资，就不好好干，严重时只能完成任务50％，这次教育使他惊醒过来，他沉痛地说：我整天闹个人利益，不仅使国家利益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对个人也是不利的。如果长此下去，真不知要堕落到那里去了！在讨论中，大家也认识到了：越是更好地服从国家利益，全心全意放在生产上，结果不仅对国家有利，而且也解决了个人利益问题。成套车间李玉武过去个人利益闹得挺凶，但实际上并没有多挣多少，每月只能得几元钱计件工资。思想转变后，干起活来几个钟头不抬头，经常超额一两倍。每月的计件工资比过去要多得二、三十元。
社会主义正气压倒邪气
沈阳高压开关厂整顿劳动纪律以后，在车间里普遍出现了新气象：迟到早退、溜溜跶跶、提前半小时洗手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工长派活不服从的现象没有了，过去有的车间夜三班有三个工长管不过来，现在一个工长尽够了；为定额问题在车间办公室三五成群无理取闹的现象没有了，定额员和工人吵架的现象已基本消灭；出勤率也显著提高了，过去假日后一般出勤率仅能达到80％到90％，今年国庆节后全厂出勤率达到98％，有的车间达到了100％。
个人主义邪气被压倒，工厂里正气大大抬头。过去老工人在车间里经常受气，现在老工人在车间最受人尊敬。电镀车间只有一个老工人叫邓玉堂，过去看不惯青年工人的作为，常爱拿旧社会的情况来作比喻，劝导他们。但是青工都很讨厌他，说他：“老讲这些臭理论干啥？过去是过去，今天是今天，谁叫你生在旧社会，活该！”常常把邓师傅气得发抖。经过这次教育后，现在青年工人有问题都去请教他，老是邓师傅长邓师傅短的。过去旁人违犯劳动纪律谁也不管，现在群众性的监督很严格。中压车间个别工人提前洗手吃饭，马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过去经常违反劳动纪律的李玉武、陆浚等，现在看见别人没事站到他们的机床跟前，就要提出批评。偶尔发生骗取计件工资的事情，也马上会遭到别人揭发。群众性的批评自我批评也已开始成为工人们的习惯。
这样整顿，大家都反映很好。老工人说：“再不整顿，发展下去就要没有干活的人了！那还叫什么工厂！整得好！”青年工人说：“我们虽然也算是工人阶级一分子，但是过去连工人阶级是干啥的都不知道，要没有这次教育，想想真是不得了！”由于工人自觉遵守纪律，生产指挥上的困难大大减少，管理干部更是拥护说好。
第3版()
专栏：
辟航道 设航标 挖河道
我国航运面貌大改观
本报讯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沿海和内河航道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整治，旧中国航道的落后状况已经基本改变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有关部门对全国内河航道进行了两次普查。经过普查的大小河流共长三十二万公里。根据河流、航道的具体情况，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开发和整治工作。预计到1957年底，全国内河开辟的新航道将有九千六百九十多公里，扩建的航道将有八千八百八十多公里；全国内河通航里程将达十万四千七百二十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10．21％；其中通轮船航道将达三万九千三百九十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29．12％。珠江口伶仃水道、莲花山水道、北洋的长山水道等，都是这几年新开辟的。许多闭塞了几十年的航道也开通了。
原有航道大部进行了疏浚整治。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全国航道挖泥八千五百四十四万公方，清理礁石二百一十八万三千公方。
这几年，各地航运部门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广泛进行了航标改革。到目前为止，全国新设置的锁链式导航标志已经有二万五千四百零五公里，其中发光的有八千六百三十七公里。黑龙江水系的导航标志已经全部电气化、自动化；长江、珠江已经局部电气化、自动化。长江设置的航标比解放前增加了十一点二倍，质量更比解放前优越得多。五年来在沿海新建和恢复的航标、无线电桩、雾信号等，也有一千多座，比解放初期增加一倍以上。
这几年，全国还清除沿海港口及内河航道中的沉船一百六十六艘，共十二万五千六百三十八吨。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江口航道上布放的水雷，也已经全部清扫干净。
全国航道经过开发、整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长江在川江险滩经过整治和进行了航标改革以后，已经改变了“川江天险，不能夜航”的落后面貌。宜昌到重庆原来往返一次需要七、八天，现在只要五天。闽江干流经过初步整治和安设航标以后，南平到福州可以昼夜航行，过去闽江的险滩暗礁是只有少数人掌握的秘密，现在依靠航标导航，打破了过去要二十年培养一个司舵的老规矩。（附图片）
伟大的治淮工程进行七年来，不仅消灭了淮河的洪水灾害，同时也大大地改善了淮河的航运条件。淮河上经常有大批繁忙运输的船只。
雨辰摄
第3版()
专栏：名词解释
内河航标
内河航标的任务，是准确地标示内河航道方向，标示航道界限及航道中妨碍航行安全的障碍物，通告浅水航道的最小深度，指挥狭窄、急弯、桥梁、船闸及其他临时封锁地段船舶的航行秩序，以及预告即将到来的台风或暴风。
新航标的设置分为三等：一等标志设置在航运特别发达的河流上。航标互相交组成一系列不间断的锁链，使船舶能从一个航标看到下一个航标。这种航标夜间全部发光。二等标志设置在航运较为发达的河流上。这种航标也交组成一系列不间断的锁链，夜间岸标全部发光，但浮标只在困难的主要航道上发光。三等标志设置在航运不甚发达的河流上。船舶只能利用标志和天然物在白天安全航行。
新内河航标在作用上又分为引导航行的标志、指示危险的标志和信号标志三种。
在河流上设置标志以后，还需要不断地根据不同水深、流速、流向等情况变更和移动标志。
第3版()
专栏：建设动态
草原上最长的有线电讯线路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上最长的一条有线电讯线路，13日在锡林郭勒草原建成。
锡林郭勒草原是我国最大的天然牧场之一。这条线路全长三百六十七公里，从13日起全线通话。在这条线路上明年还要兴建机房，安装三条载波机和增音机等机械，届时锡林浩特就可和全国各地直接通话。
这条电讯线路是今年9月开始动工兴建的，这是自治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一项新的建设。 （据新华社讯）
第3版()
专栏：建设动态
贺兰山麓建煤井
10月底，在甘肃省东北部贺兰山东麓新发现的石咀山煤田上，一对年产三十万吨的现代化斜井开始兴建。这对斜井预计1959年上半年建成。
石咀山同乌达等十几个矿区相联，构成了藏煤面积达五百多平方公里的棹子贺兰山大煤田。这个煤田的煤种齐全，煤质优良，可以炼焦炭。
石咀山面临黄河，正在修筑的包兰铁路将从这儿通过，水陆交通都方便。兰州、包头等地的工业用煤问题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决。
（彭祖道）
第3版()
专栏：建设动态
江西第一个机制糖厂
在江西省南部兴建的一座机械化糖厂，已在最近开工生产。这个糖厂每天可以处理甘蔗三百五十吨，产砂糖三十一吨半。
江西南部地近广东，盛产甘蔗，过去农民都用土法榨糖，提糖率低、质量差。这个糖厂是江西省的第一个机制糖厂。第二个每日处理甘蔗一千吨的机制糖厂，也已在赣南动工兴建。（新华社）
第3版()
专栏：建设动态
京广路将修一段复线
北京—广州铁路武昌至衡阳段的复线工程，已经由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勘测完毕。勘测工作进行了七个多月。
这段铁路全长五百六十公里，除北京—广州铁路的列车通过这里以外，还有湘桂、浙赣和湘黔等铁路的列车行驶在这段线路上，再加上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以后车辆的增加和沿线工矿企业的发展，这段线路的运输必将日趋繁忙和紧张。为了适应运输任务的需要，国家计划在这段线路上建设复线。
在兴建复线的同时，铁道部门还要对这段线路进行彻底的技术改造。武昌至株洲段线路原来的建筑标准极低，解放以后虽进行了许多技术改造，但仍未能根本消除原有的弊病。通过这次技术改造，运输能力将大大提高。（新华社）
第3版()
专栏：厂矿调查
职工宿舍为什么紧张？
第二机械工业部在华东地区的一个工厂，最近对职工宿舍方面的情况作了调查。调查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个工厂设在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市区里，职工宿舍除厂内原有和几年来新建的一部分外，绝大部分是由厂方租赁的民房。这几年，宿舍数量增加的相当多。具体情况如下表：（附图表）
而且，每年宿舍面积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职工人数的增加速度。1955年同1954年比较，职工人数增加了10％，宿舍面积增加了14％；1956年同1955年比较，职工人数增加了40％，宿舍面积增加了46％；1957年，职工人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逐步减少。但是，住房问题却是越来越紧张。调查时，全厂还有二百多户在吵着要房子。
为什么工厂里尽了最大的力量来解决职工住房问题，但是仍旧不能满足职工的要求呢？
职工家属进厂的太多
调查中发现，大量职工家属涌到厂里来，是造成住房紧张的重要原因。
这几年，家属户数增加的速度超过了职工人数增加的速度。1956年，职工总数比1955年增加了40％，家属户数却增加了56．16％；从绝对数来看，职工人数增加了一千三百五十一人，其中一千三百人是青年徒工，但是家属却增加了一千零七户。1957年，职工人数在逐步减少，但是家属却还在继续增加。1954年，全厂职工家属只有一千六百二十八户，1956年增加到二千八百户，1957年5月底又增加到二千九百零五户。
很大一部分职工家属是在去年厂里进行工资改革和农村实现高级合作化以后到厂里来的。去年进厂的一些初中生，进厂后不几个月就晋为二级工，收入增加了，有爱人的就将爱人接来，没有爱人的也赶紧结婚。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6月，全厂有一百七十一对男女青年结婚，平均每一天半有一人结婚，相应地平均每一天半就要有人向工厂要一间房子。据1957年5月底的统计，四级以下的青年工人和学徒带家属的，占全厂工人家属总户数的57．29％。去年还有一些职工家属是因为对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生活有错误认识而流入城市的。例如房产科职工黄必定的家属，原来在农村生产、生活得很好，但在1956年农村高级合作化以后，他们错误地认为土地已经归公，农村生活苦，于是全家搬进厂来。到厂以后，儿子找不到工作，到处去做临时工，儿媳妇也闲着没有事做，家中生活发生了困难，还要求工厂救济。
大量家属住在厂里，生小孩也就特别多了。据初步统计，去年全厂职工生的小孩上八百个，平均每天两个多。
住厂家属中，很多又是非直系亲属或非供养亲属。简直是九亲、六故，只要和职工有点瓜葛，就跑来住厂里的房子。据调查，1957年5月底在厂的二千九百零五户家属中，有四百三十三户带有非直系亲属，共五百三十人。详情如下表：（附图表）
这些人当中，还没有包括为职工照管小孩和管理家务的非直系亲属。这些人里面只有一小部分是丧失劳动力或者没有生活依靠的，其余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可以在农村参加劳动。
在家属宿舍中，还有少数所谓“黑人”。他们多系职工的亲友，在农村有户籍，来也不带户口迁移证。住下来多则年把，少则数月。有的想找工作，有的做生意。
这么多家属住到厂里来，房子问题自然就紧张了。
许多职工的经济生活，因此也紧张起来了，有些甚至发生了困难。前面谈到的黄必定一家是一个例子。另外，像五级工张忠孝，原来家属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他每月的工资除本人开支以外，还可以把一部分寄回老家，生活相当富裕；1956年下半年把家属五口接到厂里，儿子没有工作做，生活便发生了困难。张忠孝思想上苦闷，生产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
收费制度不合理
调查中还发现，有些本来在当地有房子住的职工也向厂里要房子。原来在郊区的常住户有九百多家，据初步调查，其中有一百零八户已经把房子退了租或者转租出去，甚至有的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或者租给本厂，然后带着全家向工厂要房子。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厂里的收费制度不合理。关于房租收费和水电等补助的情况，可从下面三个表中看出来。（附图表）
注：水电费只补贴住工厂自有房屋的职工，对住民房的职工不予补贴。（附图表）
另外，据对一千三百六十七户的调查，每户负担的房租在三角到九角的，共有一千一百一十四户，占81．49％；其余的也比社会上一般的房租低得多。就以1956年12月份工厂租的民房为例，工厂支付的房租费是四千二百八十一元，职工向工厂交的房租只是六百八十六元，相差五点二四倍。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本来在当地有房子住的职工自然就乐于另向厂里要房子了。甚至有的人还把自己的家具卖掉，再向工厂领家具用。
有些调离工厂的职工，也因此迟迟不肯退房子。仅原属这个厂的合作社、子弟学校等单位的职工，在这些单位移交地方以后，长时期没有退房子的就有二十户，占用房屋四十多间。
不合理的收费制度，加剧了房屋的紧张情况。
不合理的收费制度，更使国家在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从1954年到1956年，这个厂付出的房租、修缮、水电补贴、家具用品等项费用，高达二十九万九千二百四十六元。这笔钱占这个厂三年利润总额的5．7％，等于这个厂三年企业奖励基金的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