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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捷教育家——杨·阿·夸美纽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陈景磐
杨·阿·夸美纽斯（1592—1670年）是一位伟大的捷克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教育家。他的教育学说是斯拉夫人对世界文化一种最有价值的贡献。他是捷克民族独立的捍卫者，也是争取和平的勇敢的战士。今年是夸美纽斯的教育论著全集出版三百周年以及他的诞辰三百六十五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夸美纽斯列为今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他天才地总结了他那时代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并根据他多年优秀的教育经验，创立了卓越的教育体系。当时教派的民主运动、培根的科学方法、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等先进思想，都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得到反映。他奠立了现代教育科学的基础，被称为“教育科学的创始人”。
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社会进入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封建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急剧转化，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许多被压迫的民族为争取独立自由进行不断的斗争。在西欧荷兰和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进行了为争取从波兰贵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长期斗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更是这个时代阶级和民族矛盾一个鲜明的例子。这种时代的矛盾，在他的生活上和思想上都起了极大的影响。
夸美纽斯生在摩拉维亚的乌古尔勃罗德镇。他父亲是从事磨粉业的磨坊师，是当时一个爱国的、进步的团体——波希米亚兄弟会——的热心会员。这个团体是十五世纪光荣的太波尔派的后裔，继承了为争取宗教、民族和社会自由而斗争的“胡斯传统”。夸美纽斯就是这个团体重要的领导人。
关于夸美纽斯幼年的生活，我们到现在为止知道的还很少。他在十二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生活很苦，到十六岁才进了普利洛夫市的拉丁中学肄业。1610年，因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得兄弟会的资助入德国的赫尔朋大学。毕业后，他就旅行到荷兰、英国等地去参观访问，并曾在当时以进步教授而著名的海得尔堡大学听课，1614年回国。
回国后，夸美纽斯就献身于教育事业，在他过去念过书的那个普利洛夫市拉丁中学担任校长。1616年，波希米亚兄弟会选举他为该会牧师，以后，他又被选为该会主教。1618年，他迁移到摩拉维亚的富涅克城，担任该地牧师和一所新学堂的校长。
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捷克军队在白山战役（1620年）战败，西班牙雇佣军突然袭击富涅克，到处劫掠、焚毁并开始残杀非天主教教徒。1624年，德皇斐迪南二世颁布法令，命令驱逐所有非天主教信徒都离开捷克和摩拉维亚。夸美纽斯被迫逃亡，他和其他几位捷克兄弟会的成员在波希米亚森林和深山中隐蔽了几年。他损失一切的财产和全部手稿，当时流行很广的瘟疫又夺去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他虽然国破家亡，但是他的意志坚强，为祖国为人民教育事业与恶劣的环境作了艰苦的斗争。
1628年，他和捷克新教徒约三万户不得不忍痛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迁居到波兰的黎撒。从此，他沦落异乡，过了四十二年流浪的生活，一直到1670年11月15日，在阿姆斯特丹逝世。他曾到过英国、瑞典、匈牙利、荷兰等国从事教育工作：一方面教育逃亡在国外的波希米亚兄弟会会员，一方面帮助各国政府开设学校编写教科书等。他希望通过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帮助捷克从征服者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他努力于教育事业，主要地就是从他的爱国主义出发的。他曾说过，“我们对于国家的贡献，那里还有比教导青年和教育青年更好更伟大的呢？”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可以作为教育工作者优良的模范。
他在1632年写成了一本伟大的教育论著——“大教学论”。这本书可说是教育史上第一本的“教育学”，它系统地论述了教育、教养、教学各方面的问题，奠立了教育科学的基础，它的主要内容成了现代教育理论的精华和核心。1633年，他编写了一本“母育学校”，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本关于六岁以下儿童的详细的教育大纲。夸美纽斯是最先研究先学龄前和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教育家之一。此外，他还编写了许多其他有名的论著和教科书。有些教科书，如：“语学入门”、“世界图解”，都译成许多国家语文，并充作课堂用的最优良的课本和编制新教科书的最优良的蓝本，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对世界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极大。
他第一次详细地提出“教育的自然适应性原则”，并以它作为他教育思想的中心。根据这个原则，教育必须跟自然的规律，包括儿童天赋的自然能力和年龄特征相适应。他是第一个企图发现教育的规律性并根据人的本性来进行教育的教育家。这是夸美纽斯一个重大的功绩。这种原则，在十七、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前半期在教育学发展中曾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是当时整个欧洲新教育的基础。他把教育的中心从适应当时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转移到适应自然，打击了从前以“圣经”为教育理论的唯一根据，提高了人的价值和对儿童个性发展的尊重。在这一点上他无愧被称为“现代教育的哥白尼”。但在十九世纪末，这种进步的教育学说被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家所歪曲，变成为反动的“儿童中心主义”的一种理论基础。
夸美纽斯是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教育直观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并且有系统地和广泛地应用这个原则的人。根据他的感觉论的思想，他认为“认识的开端永远是从感官来到的”。他非常反对当时读死书、死背课文、强迫记忆的经院式的教学方法。他坚决地主张：“文字的教学必须和事物相结合”，学生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应当以实际的知识为基础。他根据这个原则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本插图的教科书—“世界图解”，并建议尽量多给学生参观、旅行的机会，多让学生与实物或大自然接触。
夸美纽斯对教育的自觉性原则也非常重视。他认为教育只能在儿童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他曾引证古代罗马教育家昆体良一句名言，说：“知识的获得在于求知的志愿，这是不能够强迫的”。为了引起学生对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他要求教师应当顾到儿童学习的兴趣、能力及其年龄特征，并且应注意到教学的系统性、一贯性原则——由简到繁，由近到远，系统分明，前后一贯。同时，他也重视教育的巩固性原则，他说：“我们所教的科目如果没有常常予以适当的复习，教育便不能够达到彻底的境地。”他非常重视学生学习成绩的检查，这主要的也是从巩固性原则出发的。
夸美纽斯是第一个提出建立普及义务的、用学生的本族语进行教学的学校体系的伟大思想的教育家。他说，“不独有钱有势的人的儿女应该进学校，而且所有城镇乡村的男孩和女孩，不论富贵贫贱，都应该进学校”。同时，他还制定了一套可以使六到二十四岁的整个新生一代都能受到教育的学校系统。他这种教育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封建等级的教育制度，在当时历史的条件下是有极大进步意义的。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语言，所以主张初级学校应该称为“国语学校”，用国语进行教学。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创举。
他对当时各级学校教学内容的杂乱无章、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表示不满。所以他企图根据他的“泛智”（全面智慧）的教育原则，为各级学校编制“完整的简明教程”和教学用书，使学生都能获得一般的、完整的和有用的基本知识。他的“语学入门”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写的。但他的思想也受了当时历史所局限，特别是他的浓厚的宗教思想，把宗教作为教育的一种主要目的，并把宗教科目列为各级学校的必修科目，这是他思想中最大的缺点。
他反对当时学校中所用的个别教学形式，他首先明确地叙述并创立了班级教学制度，即集程度相等的儿童在固定的教室里，进行集体教学，使更多的人能够同时受到教育。这种制度也是符合于当时因工商业发达，劳动人民有更多的读书机会的时代要求。这种制度经过夸美纽斯提倡以后，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一形式的基本特征。
同时，他还规定了很多与班级教学制度有关的学校的工作组织形式，如：学年与假期制度、招生和升级制度、授课的时间和钟点、课业考绩制度等。这些对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夸美纽斯对学校的纪律也很重视。他曾引用波希米亚一句谚语，说：“学校没有纪律便如水磨坊没有水”。但是他反对当时学校中盛行的严峻的纪律，他讥笑当时学校是“恐吓儿童的稻草人和智慧的拷问室”，他要求学校废止体罚。他热爱儿童，重视儿童的个性发展，并且认为每个儿童都可以受教，就是素质较差的儿童也可以用教育的力量加以改造。他对儿童的信任和热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夸美纽斯非常重视教师的工作，认为：教师的职务是“太阳底下再没有比它更优越的”。他称教师是“高明的塑像家”，是“照耀着的太阳”。但是，他认为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工作，“教育人类是艺术中的艺术”，所以他要求教师要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品德，能为学生良好的范例。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儿童的热爱，更是教师教育成功的重要条件。他以自己本身从事教育工作的实例，作为教师良好的榜样。
他是一位和平的战士，他一生努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上“多见光明、整饬、和平与宁静”。他要求各国人民应当以人道相处，消除残暴，停止战争。他非常反对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谴责他们用暴力在国外属地中传教。他曾大声疾呼地说，“我还要求你们记住，我们是人，我们是为人道而生，不是为残暴而生。”“要把武器放下，要穿上和平的服装……你们所破坏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请尽力恢复工作吧！”在他的“改正人间事务的总的忠告”的七卷巨著（大部分的手稿在1935年才被发现）中，他详细地提出达到国际和平的具体方法。他建议设立三种国际合作机构来保证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在教育和科学方面，设立“建议会”，使各国的教育家、科学家进行合作，来发展科学和交换各种科学的发见和发明的情报；在宗教方面，设立“世界宗教法庭”，来调节一切宗教事务；在政治方面，设立“世界最高法庭”，或称之为“诸国执政内阁”和“世界元老院”，来处理国际间重要的政治问题。这在当时虽然不过是一种幻想，但在我们今日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中，他这种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思想还是有它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远在二十世纪初年，清朝末期，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已经由王国维等人介绍到中国来，所以中国教育界对夸美纽斯的名字并不生疏。我们对这位伟大的斯拉夫教育家，为各国人民友谊和平而斗争的战士，表示衷心的敬意。（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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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医药·卫生·健康
海南黎、苗族人民破除迷信讲究卫生
新华社广州电 海南黎族、苗族人民改变有病“求神祀鬼”的习惯，普遍开始讲究卫生、相信医疗。
这个拥有六十多万人口的地区，解放以前基本上没有医疗机构。群众对疾病无法抗拒，迷信鬼神的观念强烈。患轻病的，杀狗或用鱼、鸡蛋等东西求神，病情严重的就杀牛、杀猪求神。
黎族苗族自治州卫生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初期，群众因为迷信生病是“魔鬼降临”，对免费医疗也不感兴趣，见到卫生人员就关起门来，连年来各地大力建立卫生医疗机构，和经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后，才逐步改变了群众的迷信观念。随着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现在各医疗机构要收回医疗费了。目前，全州已设立的医院、防疫站、卫生所、妇幼保健站、疟疾防治站共有六十八所，维护了广大人民的健康。
妇幼保健工作广泛开展以后，不准孕妇在家里生小孩的封建恶习也改变过来了。过去，很高的产妇和婴儿无辜死亡率已大大降低。现在，全州七个县里，基本上每个乡都建立了新法接生站，在农村中培养了大批新法接生员，妇女接受新法接生和产前检查的也越来越普遍。此外，广大妇女还养成了使用月经带，和劳动后沐浴换洗衣服的习惯。
这里的疟疾患者和小孩患各种呼吸道感染病的近两年来已显著减少。主要原因是比较普遍的有了蚊帐，小孩有足够衣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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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医药·卫生·健康
群众欢迎简易病床
河北尚义县医院有病床二十张。过去住院费每人每日五角，有些需要住院治疗的群众，往往因为住院费负担大拒绝住院，给治疗上增加了许多困难。今年6月，该院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群众住院省钱、方便和便于治疗的精神，把原有的二十张病床，分出十二张改为简易病床，便利群众住院。简易病床由医院设草褥和一般用具，其他被褥、床单和枕头等由病人自带，住院费每人每日一角。随着简易病床的设立，住院伙食也规定了每人每日七角和四角两种标准，由病人根据经济力量选择；自带食物由医院代作者，医院酌取煤火费。四个月来的情况证明，简易病床省钱方便，群众满意，因而来自农村住院的群众显著增多，病床使用率也提高了。过去住院治疗的群众只占住院总人数的20％，简易病床设立后，住院治疗的群众竟达到住院病人总数的60％，群众称赞简易病床“花钱不多，治疗方便”。
（久春、法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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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医药·卫生·健康
上海第一公费医疗医院
用人工肾脏救治病人
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市第一公费医疗医院10日用人工肾脏救治了一个已经昏迷的尿中毒病人。这是医院用自己设计的人工肾脏作了十四次动物实验以后，第一次为病人治疗。
这次治疗很成功。人工肾脏代替病人肾脏排泄毒物四小时二十分钟，相当于把病人全身的血液清洗十次，洗去了血液中的毒物——尿素氮24％。病人经过治疗后，已经脱离昏迷状态，心脏、呼吸、血液都正常。医生准备再为他穿刺肾脏内部的囊泡，解决他发生尿中毒的主要问题。
这架人工肾脏装有六十层可以渗透血液中毒物的薄膜，共有十公分高、十七公分阔。病人的血液通过机械的时候，清洗毒物的渗析液在间层中同时流过，它既清洗了血液中的尿素氮，又能补给病人生理需要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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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吴老的大字报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广场”的大黑板上，贴着吴玉章同志在“整改”阶段中所写的一张大字报。
大字报的标题是：“接受批评，改正缺点，改进工作”。大字报写着：
“在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阶段，有的同学给我提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我与同学们见面太少，很少给同学们作报告，并希望我与同学们多见面。我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感谢同学们对我的诚恳批评”。
“应该承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我本身也是存在的。我愿意在整改阶段，深入检查，力求改进，并愿与大家一道，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进一步改造思想，提高认识，改正缺点，提高工作质量。……”
“今后我决定多抽出一些时间深入下层，与同学们多见面，多管一管学校的工作。……”
末端署着：吴玉章 10月26日
开学以来，每逢学校举行的大会，吴老师亲自出席参加，并在会上都给同学们讲了话。同学们都说：“我们能经常见到吴老了！”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邢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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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县委书记修厕所
我从机关回家，前面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人。一个手里拿着锯子，一个肩上扛了三块木板，我认为一定是收工回来的木匠。忽然那个拿锯子的人侧转着身说话，我瞪眼一看，原来是县委书记董占标同志。我问：“董书记做什么？”那个扛木板的人抢着搭话：“厕所蹬板烂了，我们去修厕所。”答话的人是党县监委书记高天魁同志。
（云南漾濞 王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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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刷牙
八年前我在中学读书，放假回家，前后院二十多户人家，只有我一个人有刷牙的习惯。这可把我难住了，一拿起漱口缸，前前后后的小孩都拥了来，好像看耍把戏似的，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只得慌慌张张，马马虎虎，刷一刷就算了。今年我回到家乡，第一个早晨，我还睡在床上，前后院的人都起来了。他们都在刷牙，牙刷浸在牙罐里洗打得“启哗！启哗”地响把我惊醒了，起身一看，“啊！都在刷牙哩！”猛然使我想起了八年前我在这里刷牙的狼狈像。
（浙江渔岑污川乡前进社叶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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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
张来顺
1952年夏天，一个闷热闷热的中午，我来到马耳山峡的干沟庄，住在张大伯家里。因为自己年轻幼稚，在用石块投掷一只进宅的小野鸡的时候，不小心，把主人的水缸砸碎了。水，倾了满地。张大伯的脸色立刻变了，看样子，他很气愤，想说些什么，又觉得我是新来的客人，不好意思说出口来；不说吧，心中又实在难受；最后，只得连声叹息：“唉！唉！……”这时，他十五岁的女儿云云也从屋里跑出来，对我埋怨地尖声叫道：“哎呀呀！你同志怎么这么……”后面的话刚要出口，但又咽回去了。我心中想：一个不大点的水缸，满顶不值两元钱，就这么大惊小怪的嚷嚷。”于是，我有些不愉快的说：“不要紧，大伯，我赔你们钱好了。”大伯听了我的话，连忙解释说：“同志，你说的哪里的话，我不是心痛这个小水缸；水缸，算不了什么，可就是这缸水……”这就更奇怪了，一缸普普通通的凉水，竟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
后来，我才闹明白了。
原来，这里吃水非常困难。村子里——不，不是村子里，就连村外二十华里以内的地方都没有水井，又没有河流池泽，因此，甭说洗衣服什么的，就是洗脸水也是很艰苦的，全家无论有多少人都是洗一盆水，洗完了，把水澄一澄搁着待明天还用它。就按吃水来说吧，在冬天落雪的时候，他们都是化雪水作饭；雨季里，便吃雨水。每家都有很多大水缸，下过雨之后，把沟坑里混浊的雨水一瓢一瓢地舀进水缸中去，然后撒上草灰，慢慢地把水澄清，准备将来食用。日久天长，水就生了臭味，很不好吃，但人们也舍不得把它扔掉。在无雪无雨的季节里，人们只有到二十里外的唐河里去运水了。有牲口的人家还好些，驮上两个木桶，总可以驮回一些水来。养不起牲口的贫穷人家可就更困难了。一个人背着个小小的柳罐斗，起五更睡半夜，往返四十多里崎岖不平的山路，才能背回一小口口水来。真是，一路上流的汗比背回来的这点水要多几倍啊！
张大伯家既没牲口，也没有年轻力壮的劳力，全家七口人，老的老，小的小，里里外外全靠张大伯和他那刚满十五岁的女儿云云操劳。那时，正是旱天，天气燥热，热得喘不过气来。张大伯家准备下的雨水早吃光了。父女俩刚从田里劳作回来，混身淌着汗水还没顾得生火作饭，小水缸却被我打碎了。今早背来的唐河水撒了个一干二净。甭说吃饭，他们连口凉水也喝不上了。
“走吧，云子。”张大伯背起一个小柳罐斗儿，唤叫着女儿云云。我一看就明白了，就忙拦住他说：“大伯，过了晌再去背吧！你看天气这么炎热。”他无可奈何地回答道：“那有什么办法儿，要等起晌再去，吃不上饭先甭说，下午也就甭想干活了。”他说着挣脱了我的手，领着云云，背着小柳罐斗，弓着腰走进火一般烤人的阳光中去了。我看着张大伯和云云远去的背影，掉下了心酸和自悔的眼泪。
我擦干了泪水，问云云的老奶奶：“怎么你们不打井呢？这里没有水源吗？”老人回答道：“水泉，有倒是有，就是太深，得挖几十丈石头才能见水。山沟里的小户人家，哪里有那么大腰劲挖呀！”
五年后的今天，当我又来到这里的时候，简直不敢认这个山村了。原来的茅舍和低矮的土洞洞都变成了一排排新砖房，过去只长杂草的山坡，出现了一片一片的果树林，拳头大小的蜜桃和梨儿在浓密的枝叶间泛着金光，一群群的牛羊吃着青嫩的水草，畅饮着从山谷中流下来的溪水……。当时，我真怀疑是走错了路。可是，明明又不错呀，眼前最高的山不正是马耳山双峰吗？怎么会错呢！然而，这又是怎么回事儿？村庄变得一点也不像过去啦。正在这时，恰好从路旁果树丛中钻出一个人来，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漂亮的青年姑娘，我赶忙问道：“喂！借光喽，这个村子是不是干沟庄？”那姑娘刚出来时很高兴，满面堆着笑容，可是，经我这么一问，她可就火了，把嘴一噘，把脖子一扭，生气地说：“不知道，你问别人去吧！”说着，钻进果园中去了。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看出来了：这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我五年前认识的云云。我匆匆赶上去，大声叫道：“云云！云云——！”当她转回身来，也认出我来之后，她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哎哟，敢情是张同志呀，咯咯咯……”
她笑了大半天，才说：“我们的村名改了，不叫那个臭干沟庄了，现在叫双峰峪。”说着，还瞟了一眼高高的马耳山双峰。这我才明白：刚才是“干沟”两个字惹恼了她。她一边向我手里塞着蜜桃，一边接着说：“这不是你过去来的那个‘干沟儿’了，现在办了高级社，政府贷给我们款子，叫搞水利建设，经过社员们起群搭伙地努力，修了很多蓄水池，村中也打了两眼井，水可旺哩。走，我领你们看看去。”
我跟着云云，一面走，一面观望路旁的景色。满山遍野的奇花异草，果树林，新盖的农舍，沐浴在阳光中，显得很有生气；那条条的山沟里都修上了小水库。梯田里的禾苗绿油油的，孕育着丰收。不知什么鸟儿在果树林里鸣叫，声音是那么婉转中听，好像在唱：“丰收，丰收丰收，幸福幸福，丰收，五谷丰登。”
我跟着云云走了一段路，当我们来到井边时，云云就寻来个小铁桶，去井里提水。我上前一看，吓！好深的井啊，足有二十丈深。二十丈净是大青石，打一眼井真不容易呀。云云忙说：“石头这么坚硬，打哪能打下去呢，都是用黄色炸药崩的，要不是入了高级社，走社会主义，谁家有这么大力量！”
她提上来一桶清凉清凉的井水，笑道：“你尝尝，张同志，这水可甜丝丝的哩，像蜜汁一样，比唐河里的水好几百倍。”
我喝了一口干沟庄——呵，不，不是干沟庄，是双峰峪村——的井水，不知为什么，忽然又想起五年前在云云家打破水缸的那个故事来，这时，我的心禁不住又波波地跳起来了。（附图片）
水，倾了满地。张大伯的脸色立刻变了，看样子，他很气愤，想说些什么，…… 杨先让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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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与特殊
金真
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大都有所谓“清高”思想，他们往往用一些美丽的词句如“出污泥而不染”呀，“不计较名誉地位”呀，有“傲骨”呀等等，仿佛自己是“与世无争”或者是“看破红尘”的人了。
真的如此么？我看不见得。就拿平均主义思想来说吧，我觉得知识分子还要比小生产者严重得多。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只是要得到平均发展的条件，知识分子呢，除这之外还有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表现还更突出一些。例如同是一个时候参加工作的，别人提级了，他没有提，于是他苦恼了；看见老朋友、老同学现在做负责工作，自己还是一般干部，于是他不平了；“他和我是半斤八两差不多呀！”……至于别人的政治品质如何，业务能力如何，自己在这方面又如何，他是不加考虑的。在他们看来，只有把别人拉下来，或者把自己提上去，放成一崭平，这才叫“平等”，否则就是党对自己的“不信任”和“歧视”。
这还是从主要的方面来说的。至于一些生活待遇的小问题，如吃饭、坐车、看戏以至发书架等等，也往往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不平。我们机关有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就曾对进食堂的问题大为不平，说什么“进饭厅（指大食堂）吃饭，首先就失去了人应有的尊严”云云。我们说，生活制度上的一些问题是否合理是可以研究的，但是怎么会牵涉到所谓“人的尊严”去了呢？这除了说明这个青年的别有用心之外，也说明了一般知识分子的斤斤计较物质待遇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清高么？不清也，不高也！
知识分子仅仅是讲究“平均”么？其实又不然，他们之所谓平均是“平”上不“平”下，在平均主义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特权思想。一般的说，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也就是特权思想严重的人，只是在不同条件，不同时间，表现不同罢了。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知识”，要求党和人民对他们特殊照顾，有的自命为“知名”人物的人，这种要求特别强烈。他们说新社会这样不平等，那样不平等，实际上是认为党和人民对他们的照顾还不够“特殊”，没有把他们当作“人上人”看待。上述那个青年在检讨中，对此倒说了一点点真话：“……其实我自己却是想真正得到‘长’以上的享受，然而这在我，觉得永远办不到，所以对这种现象也有一种既羡慕又嫉妒的情绪。……”
本来，我们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一向就是重视的，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都作了适当的安排，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做到了各得其所，人尽其才。然而有人却总是感到不满足。如说什么看不到文件呀，听报告和参加会议有种种限制因而是宗派主义呀等等。实际上，他们能够看的文件，能够参加的会议和能够听的报告，也都看到、听到和参加了，只是一些党内的会议没让他们参加，一些党内文件没让他们看而已。但是这就被加上了罪名，说是党内有“特权”。要求平均、要求特殊到了这种程度，也就太惊人了。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这些道理知识分子是懂得的。但是当他们提出自己不合理的要求时，却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这个原则抛在一边了。他们没有好好衡量一下自己做的工作与人民给予的报酬和荣誉是否相称，忘记了他们应该为谁服务。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的危险”。我看这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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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色的秋天
张滨
仿佛少女喝醉了酒：萝卜的脸蛋儿红了；玉米的缨子红了；高粱的穗子红了……
姑娘吆喝着双套马车，从红色的云霞里冲出来，她虚晃了一下鞭子，鞭稍儿也红了。
一阵晚风从天外吹来，瞬间，田野里挤满了醉人的红的颜色……
黄昏
太阳披着红绒的睡衣去睡了，屋顶上的炊烟由淡蓝变成了深灰。
一只绿尾巴的公鸡蹲在篱笆上向村口眺望着。
嘎—嘎—到小河里游泳的鸭子挺着胸脯、摇摆着肥大的屁股回来了。不一会儿，小马驹追赶着小牛仔撒着欢跑来了；接着，铁瓦车的辚辚声、鞭子的噼啪声、少女们摇撼人心的笑声、小伙子们参差不齐的歌声，以及孩子们撒娇似的呼喊声，互相冲撞着、撕打着，一窝蜂似的拥进了村子。空气里顿时蒸腾起谷草的香味、汗水的酸味以及一种由许多成分混合在一起的令人陶醉的甜滋滋的气味……
碾谷场上
高粱是红的，红得像朱砂；谷子是黄的，黄得像金子。
两匹白马，像两片被漩涡裹住的白帆，在朱砂和金子的海里，无止境的旋转着。
一个红脸膛的青年和一个裹白头巾的姑娘，像两个比赛风筝的孩子，拉紧手中的缰绳，举着带红缨的鞭子，从眼角、从嘴涡漾出显明的笑意，沉醉在一种莫名的使心儿晕眩的感觉里……
婚 礼
十八朵红牡丹垂挂在十八个新人的胸前：像十八个低垂的羞涩的面孔；像十八朵透出胸房的红的火焰。
妇女们唧唧嘎嘎的笑着；小伙们嘻嘻哈哈的闹着；孩子们从大人的腿叉里钻出淘气的脸……
锣鼓敲响了，唢呐吹出搔痒人心的调子，整整十对披红挂绿的少男少女，翩翩起舞在新人们的面前，仿佛，这一瞬间，世界上最美的颜色、宇宙间最美的声音、人间最美好的情感，统统汇集到这里，形成一个焦点，把这间屋子照耀得灿烂夺目。
哦！秋天。哦！红色的、成熟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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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苏书简
伊尔库次克的一日夜
田汉
握别了亲爱的人们，在晨风中上机。遥望机场的人们渐渐地远了，接着是昆明湖的柳色，万寿山的楼台池馆，西山的碧树、古寺，轮廓嶙峋的太行山脉，招待员陈淑华给指出的蜿蜒起伏像双股绿线似的万里长城，经过张家口渐渐进入沙漠，终于从左侧窗口望见1955年到过而且住过一宿的二连。当时除军用帐幕之外还有几个蒙古包，起车站房子和石灰的淡水都得靠火车运来，于今看起去已经是有好几十家人家的小市集了。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依然是黄沙千里。偶见人畜和独立树木。因风大，在三因赛达小歇。第二第三机也陆续到了。这里平沙莽莽坚硬如石，所以叫戈壁，飞机也不用另筑跑道。
由三因赛达我们一气飞到伊尔库次克。从破裂的雪堆里，发现带雪的林海，其间驰走着运材木的公路像白色的小羊肠。一下子飞机在有白云缭绕的深碧的寒波上驶走，机员告诉我们已是贝加尔湖。记得1949年参加和平大会经过这里的时候，湖上正结严冰，许多船只都冻结在湖上。湖边群山都戴着皑皑的玉冠。我还曾作过小画。
在伊市下飞机后验了护照就吃饭。往来旅客极多，而食堂服务人员就那么三两个。钱俊瑞同志说空港管事的人员也那么少。几年来验护照的也都认熟了。由于食堂服务人少，有时我们自己也帮着取刀叉端菜盘之类，这在我们兄弟国家看来真是机构精简，人员勤奋的范例，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旅客可能反成为挑眼的由头。但让他们挑吧，我们拥护这种办法。
苏联人民无处不表现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苏联政府派了一个电影代表团参加我们今晚在北京开幕的苏联电影周。因为在伊尔库次克跟我们相遇，知道我们因天气不好在这里等待图式机未到，竟将他们乘来的图式让给我们，而他们改乘普通民航机赶到北京。昨晚也因这里旅馆少，他们把好房间都让给我们，他们自己，连团长副团长也不另外，都睡在走廊上，这事直到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我们代表团向他们致了歉意和感谢。
此行除一两位同志略有呕吐之外大家都很健康，也都睡得好。由于时间有了余裕。五号的上午代表团各组举行了谈话会。从十月革命的意义的认识，知识分子改造，钢琴家等如何下乡上山而不丢生业务，一直到川剧、京剧等改革问题。大家谈兴甚豪，真像还在北京，忘了在数千里外的外国。
这里离家当然也还不算太远。虽说在历史家中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据说汉苏武牧羊处就在贝加尔湖傍边（蒙古帝国的版图当日包含布利亚特蒙古）。这里离莫斯科倒真是不近，因而也是当日沙皇放逐十二月党人的地方。据说这些逐臣们还留下一些遗迹。可惜我们待机心急，都没访古的闲情罢了。
1949年春由布拉格经苏联回国，那时上海还没有解放，钱俊瑞同志与我同机，飞经西伯利亚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索和。这次又过西伯利亚，俊瑞同志提起旧事，我才写了这几句和他：
又代人民庆我师，
长空索和忆当时。
贝湖凝碧迎银翼，
伊市飞花上赤旗；
牧地待寻苏子节，
岩间应有党人碑?；
谈今吊古忘羁旅，
一报“图”?来尽展眉。
（注）?沙皇流放十二月党人于伊尔库次克。当时殆亦烟瘴之地。
?指图式喷气旅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