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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人都要为发展农业出力
首都企业干部争着下乡
本报讯 记者余药夫报道：在北京厂矿企业的管理人员当中，一个到农村中去、到劳动中去的热潮掀起来了。截至11月12日为止，据三十五个国营厂矿和市政邮电企业的统计，二千五百七十多名干部已经到农村参加了生产。
最近一些日子，当你到北京厂矿企业中去的时候，在每个企业里都可以看到，许多大鸣大放时的大字报，都被五颜六色的申请书和决心书所掩盖了。北京铁路管理局10月18日开过动员大会以后，当天下午就有五百七十六人贴出五百六十九张大字报，要求到农村去当新的农民，报名人数占全局实有人数99．2％。这个局财务处的党员丘惠芳说：“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一直住在城市，五谷不分，连白面大米面都分不清，这怎么体会劳动人民的感情呢？我一定下去锻炼。”北京农业机械厂工程技术人员纷纷表示，要到农村去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帮助农民修理和使用新式农具，并且实地研究和设计适合中国农村具体情况的农具。许多干部报名参加农村劳动的行动得到了家属的热情支持。夫妇互相鼓励，父母动员儿子的模范事例层出不穷。某机械厂基建科技术员周济，开始对到农村去还有些顾虑，回家同父亲商量，他父亲（工业学院教授、市人民代表）说：“人家去，你为什么不去？你从小让奶妈子抱大，懂得什么？赶快报名到农村去改造改造吧！”于是周济立即报了名。
各企业在欢送到农村参加劳动的人员时，有许多动人的场面。在汽车附件厂的欢送会上，卫生科干部胡明才代表到农村去的干部说：“我们要当新农民，我们要同留厂的同志在不同的战线上展开竞赛，努力生产。”冲压车间老工人李钧高兴地到讲台上去说：“过去我们工人中有的认为干部多是坐办公室，摇笔杆，不能劳动。这次你们的行动使我们受到很大感动。我们保证团结全体职工完成生产任务。”国棉二厂在欢送会上发起了“到农村劳动得红旗，在工厂生产得红旗”的竞赛。所有到农村去的人员都在锣鼓喧天声中欢天喜地地离开了工厂。
到农村去的干部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各个农业合作社事先都为这些新农民安排了房屋、伙食，并且积极帮助他们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农村中街头和广场都贴满了欢迎干部下放的标语。许多农村当下放干部到来时，鞭炮连响，锣鼓齐鸣，像过节日一样地欢迎他们。
下放到农村的人员，一般都热情饱满，虚心学习，积极劳动，为农业生产增加了一支新生力量。许多下放人员在参加农业劳动以外，还帮助社里结算账目，研究改进劳动组织，组织读报，开展文娱活动。干部的下放也改变了某些农业社员的错误思想。东方红农业合作社有一部分知识青年原来不安心农业生产，要求转到城市和工厂，现在看到许多干部来到农村便开始安下心来。许多人说：多少年的干部都来参加农业生产了，咱们转什么业，老老实实地干吧！
随着大批干部到农村参加生产，北京许多厂矿企业出现了机构精干、效率较高的新气象。北京国营企业职工在整风中提出了八十五万条意见，其中对企业机构庞大的意见占不小的比重。现在，据六十一个国营和市政企业的统计，管理人员可减少45％，服务人员可减少21％，两项合计占非生产人员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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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农业机械厂职工
准备生产小型蒸气拖拉机
新华社沈阳14日电 沈阳农业机械厂根据全国发展农业的需要，正在准备大批制造小型蒸气拖拉机。
这个工厂过去主要是生产国营农场用的谷物选种机、玉米点播机和四十八行播种机等大型农具。最近这个厂为了支援农业生产，经过多次讨论，决定转变生产方向，大量生产一般农业生产合作社迫切需要的小型蒸气拖拉机以及其他小型、轻巧的农业机械。
这种小型蒸气拖拉机是十匹马力的。它的特点是轻巧，结构简单，一般农民都可以驾驶。另外它还可以根据当地条件用木柴、秫秸、草根或煤炭作燃料，能节约大量液体燃料。因为机体下方装有底盘、车轮，它不仅能够抽取井水、河水来防旱、排涝，还可以牵引各种机件进行播种、中耕、培土、除草、轧棉花，挂上车辆可以代替牛马拖拉货物，而且能在丘陵地带连续开动一千小时以上。
目前，这个厂正在进行生产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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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汽车配件厂、西南制药厂整改不力
工人贴大字报批评
本报讯 重庆汽车配件制造厂和西南制药厂总厂整改工作进展迟缓，受到工人的批评。
重庆汽车配件厂由于领导方面对整改工作重视不够，从10月15日开始整风以后，直到10月30日在上级领导一再督促和群众的批评下才成立了整改领导小组，也没有立即建立一定的会议汇报制度，以致使整改形成自流。这个厂从10月15日开始鸣放到28日止，工人们共提出了二千六百多条意见，而改进了的只有一百四十六条，还不到意见总数的6％。许多不花钱又不费事，只要领导稍加重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改进得不够。有的工人写大字报质问领导：为什么我们提了那么多意见不狠狠地改？
这个厂的领导人员对干部的思想工作作的很差。有的干部甚至公开拒绝群众的批评。例如29日有个工人贴大字报对工会俱乐部在买乐器、做绸衣、买高跟皮鞋等文教费开支中的浪费现象提出批评，负责这项工作的干部不但不接受意见进行检查，反而在第二天写了数千字的长文章对这个工人的意见进行反驳。群众反映很不好。有的工人写大字报批评说：我们这里的领导
“边整偏不改”，有的甚至写了
“致厂长的公开信”。要求他们虚心对待群众意见，用革命精神大力进行整改。
西南制药厂总厂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批评领导改进工作不狠的大字报；在工人们的小组会和座谈会上，也有一些工人对整改不力表示不满。工人举出种种事例，说明有些问题可以马上解决，领导方面却不解决，甚至工人要求自己动手解决，领导方面也一拖再拖，采取敷衍的态度。例如供销科的一号泵浦亟需修理，如果坏了全厂都要停产，机修车间几次提了意见，厂里一直拖延不管；最近修理车间的老工人要求自己去修理，领导上却不给下命令。工人们批评说：“整风这么久了，这种对生产的拖拉作风还没有改，真是不好。”原料车间植酸钙镁小组有一部价值七千多元的机器，车间不用，又不移作他用，一直听任酸气侵蚀，机器已生了锈，最近工人们要求把它搬走，举手之劳，领导方面也不解决。工人们说：“这些问题虽小，但是说明领导方面改进工作的决心不大。”有一个叫周利仁的工人在大字报上表示：“如果不采纳我们的正确意见，我们还要提，直到问题解决为止。”也有工人见领导方面改进工作的决心不大，便产生了消极情绪，说：“提不提都是一样，反正领导上不改”。
这些现象已经引起有关领导方面的重视。中共沙坪坝区委会负责同志最近领导一个工作组检查了重庆汽车配件厂的整改工作，对整改工作进度迟缓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这个厂的领导方面已经开始重视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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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保卫合营企业走社会主义道路
南京玻璃厂职工在鸣放中愤怒揭发资本家复辟勾当
严厉批判部分国家干部丧失立场竟向资本主义投降
本报讯 据新华日报报道：公私合营南京玻璃厂职工在大鸣大放中揭发出后抚南等不法资本家肆无忌惮地拉拢公方厂长、若干党员干部和一些工人合伙筹办“地下工厂”，这些不法资本家利用了社会主义企业的人员、设备和产供销关系，以“合公营私”的手法，来从事其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
9月26日，劳动工资科科员程东明贴出一张以“谁改造谁？”为题，具体揭发地下工厂“绿叶化学工业社”内幕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轰动了全厂职工。后抚南（玻璃厂生产科长）、丁正固（总务科长）为首的一些不法资本家，竟把一批干部拉下了水。在这些干部中：有十多年党龄的公方厂长张玉棣，有身为人事科长的党员刘广成；还有二分厂的党员厂长、二分厂的工会主席、工人出身的供销科科员，以及程东明本人等。这地下工厂是今年6月份开始筹办的。他们向南京市“五一”生产合作社骗取到了配制胶皮套的料方，又利用
“绿叶社”人员分布在玻璃厂各个科室的条件，借厂方需要发展供销业务的便利，开展“绿叶社”的筹办活动。他们抓住机会，和来厂里订购酒瓶的客户挂钩，打开“绿叶社”产品——套酒瓶口上的胶皮套的销路。他们占用厂房，做“绿叶社”的工场；盗窃厂里料瓶等器具，作为“绿叶社”的生产工具。他们签订了协议书，规定参加人员每人投资一百元，在“绿叶社”业务发展后，股金即可逐月抽还。正当这个利用社会主义企业为基地而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筹备就绪、将要开工生产时，工厂开展了整风，“绿叶社”的内幕被揭发了出来。
紧接着这问题的揭发，二分厂的一个工人和其他有些职工，又揭发出另一个案件：另一不法资本家、供销科科员舒志刚拉拢了另一些职工（其中有党员），在洪武路开设了另一家地下工厂“南京化学胶质用品生产组”。这生产组早在去年12月份就已开工生产，开始有六个人投资，一度减为三人；后又经过改组，参加人员重又扩展到六人之多。半年多来，“生产组”已获惊人暴利。今年三、四月份，当这个组只有三个人投资生产时，两个月就营业了五千八百八十三元，利润占一千零九十三元；有个时期的利润额达到同期股金的七、八倍。“生产组”对工人剥削程度很严重：刚雇用的临时工工资按正式工人工资的六五折发给；“新手”（指没有干过这活的）规定交“老手”带，不发工资，听任“老手”高兴“赏”给多少就拿多少。在筹办“生产组”时，舒志刚利用“五一”生产社经常向玻璃厂订购胶皮模子的条件，要挟“五一”社吸收其爱人张桂英为临时工。张桂英一到“五一”社，就多方刺探产品胶皮套销路和价格，晚上就回家和舒一起进行试制。不久，舒就借口召回张桂英，并拉走了“五一”社两个临时工，正式自办了这个“生产组”。当“生产组”大批生产后，舒还公然挖“五一”社等生产单位的销路，削价销售，与之争夺市场。
“地下工厂”问题揭露后，激起职工群众很大愤慨。在揭发“地下工厂”内幕的大字报旁边，不断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耻！”“开地下工厂居心何在？”等等大字报。有些还通过漫画勾划出了张玉棣甘心跟着不法资本家跑和后抚南等腐蚀干部的种种卑鄙形象。职工们连续举行了六次“民主讲坛”，分析这两个案件的性质，对张玉棣、后抚南等人进行了有力的斥责。工人宋元哲责问张玉棣说：“是你领导资本家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家领导你搞资本主义？”工人王金发向张玉棣、刘广成提出质询：“你们革命为了什么？是为了消灭私有制，还是发展私有制？你们现在已给资本家改造了去了，已完全背叛了党！”工人们为某些党员干部给资本家糖衣炮弹打中，特别感到痛心；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表示要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而作殊死斗争。
职工们还揭发了不法资本家后抚南、丁正固、舒志刚等人的不法行动，对社会主义企业组织上、思想上的侵蚀，已达到严重的程度。被“拉下水”的共产党员张玉棣、刘广成等人已经完全为资本家所俘虏，思想上堕落蜕化，束手听任后抚南等人的摆布。后抚南等人的猖狂进攻，在一定程度上也已削弱了该厂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党总支七个委员中，除二个（即张玉棣、刘广成）参加了地下工厂外，还有个委员明知他们的活动而不加干涉；有些委员曾风闻舒志刚的违法行为，但并没有警觉问题性质的严重，更没有向上级党委汇报。少数职工包括个别党员，不自觉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如有个工人白天在厂里生产，晚上去为地下工厂干活；有个工人竟离开了生产岗位，旷了工去做毛竹生意；还有工人去跑单帮、开“黑店”
（不经批准而开业的商店）等等。
不法资本家等的不法活动，也给企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恶果。张玉棣热衷于追随资本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已完全放弃了对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发现了生产中的问题，不积极想办法解决。后抚南身为生产科长，只知道为“绿叶社”产品试制而奔波，对厂内的生产问题却不加闻问。例如，橡胶组轧胶车老出事故，经常停工，废品率常在40％上下，以致胶皮垫子产量不敷供应水瓶生产需要。群众还揭发，在张玉棣等干部给敌人做了俘虏的情况下，南京玻璃厂有一个时期在经营管理上已袭用了资本主义一套方式：生产上追求产量、利润，不问质量；工商关系和厂厂协作问题上，只顾本身获利，不顾市场需要和协作厂的生产需要；职工福利方面，明知有问题，却置之不理；劳动条件方面，有些可以改善的也不去改善。
经过这一时期职工们对地下工厂问题的揭发和初步批判，少数原来认识模糊的职工震动很大。有个工人原来在私自制造胶皮模子出售，“绿叶社”等问题揭发后，认识到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已停止不干。有些工人反映：如果没有这次整风，不把问题揭露出来，那后果真将不堪设想了。目前职工们正在和这些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不法分子展开辩论，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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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改造谁？
——南京新华日报社论摘要
公私合营南京玻璃厂私方人员后抚南、丁正固等一伙不法分子，竟敢以社会主义企业为基地，盗用国家的设备，引诱腐蚀少数干部和工人，开办“地下工厂”，进行资本主义的严重的投机牟利勾当。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在南京玻璃厂，资本主义已经实行了局部的复辟。
南京玻璃厂事件的中心问题是谁改造谁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篡夺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南京玻璃厂的事件，又说明公私合营企业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企业除了少数以外，绝大多数是在去年三大改造高潮后转化过来的，时间只有一年多，这些企业在经营管理上，规章制度上，生产方针等方面，残存的资本主义的影响还是不少的。在这些公私合营企业里，如果不能保证党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坚决地改革和消除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残余和影响的话，那么，这些资本主义的残余和影响，便会成为不法资本家复辟的资本；甚至到最后“合”公“营”私，把企业还原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演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千方百计攻击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无微不至地腐蚀他们，正说明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要建成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要在谁改造谁的这场阶级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如果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抗拒工人阶级的领导，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必须和他们坚决斗争到底！
南京玻璃厂的事件也教育了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了，在我们国家里，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中，不少人却还在思想作风中保留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像个人主义，追求名利，由自主义，平均主义等等，这些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种种旧思想、旧习惯，也总是要在各种问题上，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甚至，由于我国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是通过和平的方法来进行的，在整风、反右派以前，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并没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因而一些不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有可能貌合神离的留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队伍中。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讲要为工人阶级服务，可是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仍然保存着资本主义的“王国”，这也就给了某些不法资本家从政治上、思想上乃至经济上向社会主义进攻和腐蚀我们干部以机会。由此可知，像南京玻璃厂共产党员厂长在阶级斗争面前，向资本主义投降，被资产阶级改造过去了，并不是偶然的事件。
南京玻璃厂事件表现出来的谁改造谁的问题，决不是个别地方发生的问题，一切公私合营企业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进行必要的检查，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工人群众的作用，进行切实的揭发和改革，使它顺利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每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必须从中接受教训，老老实实地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加紧改造自己。现在我们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资产阶级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如果资产阶级拒绝这个条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便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所以资产阶级分子应该痛下决心，脱胎换骨，改造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也应吸取教训，在当前的全民性整风运动中，认真地改正自己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才能不至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迷失方向，才能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谁改造谁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我们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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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阶级觉悟 防止资本主义思想侵蚀
武汉召开合营企业积极分子会议 要求加强合营企业的工会工作
本报特约新华社武汉电 武汉市工会联合会最近召开了公私合营企业积极分子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求加强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会工作，教育工人提高阶级觉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参加会议的有市、区工会组织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会干部、积极分子等共一千三百多人。
会上，工人孙维才、袁斌介绍了自己在党的领导和工人的帮助下，如何战胜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从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回来。公私合营汉阳机器厂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厂的工会怎样向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发动职工向不法资本家作斗争。
公私合营汉阳机器厂车工孙维才，曾经在不法资本家的利诱下，到“地下工厂”做私活，受了剥削，累坏了身体，白天在厂内干活时打不起精神，影响了生产，后来甚至把公私合营厂内的机器偷出去为资家本干活。工厂的领导上为了教育他和全体工人，专门就干私活问题开展了全厂性的大辩论。很多工人在辩论中指出孙维才是帮助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脚。经过几次辩论和党的教育，孙维才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生产和学习都有很大的进步。厂内原来很多被不法资本家引诱去干私活的工人，也提高了觉悟，专心在工厂生产。全厂8、9、10月的产值计划都超额完成，改变了过去几个月连续不能完成生产计划的混乱状况。公私合营大力电机厂钳工袁斌因为受资本家的腐蚀，拿过厂内的一些材料、工具，因此，长期以来不敢大胆揭发资本家偷窃国家财产的不法行为。今年8月他在工会的教育下，提高了觉悟，向组织上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把所拿的东西交回厂里，并无情地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这两件事给到会者以很大的教育。
武汉市工会联合会主席赵铁夫在会上作报告说，现在还有不少资本家抗拒改造，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本质，但是过去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会组织、工人对他们强调了团结，而忽视了改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赵铁夫号召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坚决反对不法资本家的各种违法行为，全面贯彻团结、教育、改造资本家的政策，工会要加强对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防止资本主义思想对工人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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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勘探喜讯
马鞍山有稀有金属
马鞍山矿区最近发现了很大的稀有金属矿床。
地质部华东地质局三四二勘探队，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在富饶的马鞍山矿区，探明了铁矿储量近亿吨，黄铁矿（制硫酸的主要原料）储量千多万吨，并普查了其他一些更大的黄铁矿床及铁矿床。近来在这个矿区又发现了很大的稀有金属矿床及一些稀土分散元素。单就世界上稀有的钒钛矿来讲，据初步估计，这个矿区就达数万吨，并且跟铁矿生在一起，成为珍贵的天然合金原料。 （向缉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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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勘探喜讯
伊春林区金子多
小兴安岭伊春林区最近发现了七处黄金矿藏。其中的亮子河地区的金矿已经动工开采。在亮子河附近的迷湖沟、大清川、大荒沟、大眼沟、青山口、白金河等处也发现了金沙层，大荒沟金矿在明年就要动工开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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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勘探喜讯
峰峰矿区矾土好
河北省峰峰矿区发现高级矾土矿。有的地方矿石露于表面，有的地方下挖几尺几丈就可见到矾土矿层。
峰峰矿区的矾土，当地俗称“碱子帽”，可以用来提炼金属铝和制造耐火器材。人民日常生活需用的钢精器具也是用矾土提炼制成的。
峰峰矿区矾土品质优良，经天津商品检验局化验，证明含三氧化二铝最高达63％以上，和河北省古冶矾土甲级货相等，一般都含三氧化二铝40％到57％以上。
矾土是国内外畅销的商品，峰峰矿区领导部门在国家不投资、又不损伤矿脉的情况下，组织了当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开采，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开采一万五千多吨矾土供应出口。
（郑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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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数字与事实
铁路今昔
修得多 从我国开始有铁路的1876年起，到1948年止，七十三年间全国修了二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公里铁路。到解放前夕，全国实际只有铁路二万四千九百五十四点五公里，其中国民党修的只有二千六百七十九公里。解放前的七十三年间，平均每年修建铁路三百七十一点四公里。
从全国解放到1956年底，七年间修铁路一万零二百七十八点六公里，平均每年修建一千四百六十八点四公里，为解放前七十三年每年平均数的三点九倍，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修路最多的一个时期（即1931—1937年）每年平均数的二点八倍。
修得快 解放以前，浙赣铁路杭州到玉山段三百四十四公里，地势平坦，用了三年零十一个月才修通；粤汉线株州到韶关段四百五十五公里，修了三年零四个月；宝天路全长一百五十四公里，修了六年六个月，而且质量很坏，坍方断道，举国闻名。解放后的施工速度：宝成线全长六百六十八公里，工程的艰巨是空前的，仅仅四年就修通了；鹰厦线全长七百二十公里，仅仅用了二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自己的资金 新中国的铁路建设，完全依靠我们国家自己的资金。解放前的修路资金，大部分是帝国主义投资。根据1936年统计，当时全国铁路按长度说，属于帝国主义资本的占90．7％。从1887年到1937年，五十年间向英、美、法、日、德、荷、俄、比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借的路款，折合银元十万零八千三百六十一万元，另外还要付出大宗利息（利率有的达到年利10％）。其中国民党政府就借了三万零五百二十五万元。解放前修的铁路，还有不少是由帝国主义承包的，他们从中也诈骗了很多钱。例如吉敦铁路是由满铁会社承包的，全部工程实值加上其他费用，总共不过七百八十万日元，但是日本人竟开列包工费达二千三百万日元之巨。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自己造车辆 解放以前，我国的铁路运输器材也都仰给于外国。七十三年间，除掉拼凑了二十多台Πㄎ6型机车以外，根本谈不到机车制造。解放以后短短几年间，我们已经制造新型Πㄎ1机车并试制成功新型攵ㄒ6机车等共三百六十八台，同时自己设计和试制成功了1—5—1和平型巨型货运机车。现在，国家又在着手试制电气机车。在车辆方面，解放以前只利用现成的车架制造过二百多辆木质车身的客车，和三十吨的货车四、五百辆；解放以后，我们自己制造了新型客车一千八百六十二辆，三十吨到六十吨的货车近四万辆。
行车速度快 解放以前，除哈大、北宁和沪宁几条线路行车速度较高以外，其余各线每小时行车速度都不到五十公里。现在由于线路及桥梁的改善，主要干线的行车容许速度都在每小时七十公里以上。1937年平沪通车需要三十七小时零四十分钟，国民党曾宣扬一时，认为很了不起；但是同我们现在的京沪特别快车比起来，却慢九个多小时。
设备运用率高 目前铁路设备的运用效率，远非旧中国的铁路所能比拟。以每一公里线路的货运密度来说，1956年已经达到四百五十四万吨公里，超过旧中国铁路运量史上最大的1943年二点二六倍。货车周转时间由解放之初的四天以上，缩短到1956年的二点九九天；货运机车日车公里由二百七十八公里提高到三百六十三公里；货运列车平均牵引总重由一千零一十五吨提高到一千五百一十三吨。这些指标不仅在中国铁路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
再就铁路每百万元固定资产生产的货运吨公里来看。根据解放前1936年的资料，那时铁路固定资产每百万元（折合人民币）每年完成的货物周转量是四百三十三万吨公里；现在，每百万元固定资产每年完成的货物周转量是一千五百一十四万吨公里。就是说，以同样多的设备，目前完成的工作为解放前的三点五倍。
运货多 1957年预计完成的客货运量同国民党全盛时代的1936年比较，客运量增加三点七倍，货运量增加六点六倍；同日本统治时期最高年1943年比较，客运量增加零点四倍，货运量增加二点三倍。
1936年的铁路运量，仅及现在北京局一个局运量的70％。1943年伪满铁路的运量，也仅仅相当于去年我国东北铁路运量的一半左右。
成本低 1950年，每一千个换算吨公里的成本是九元八角四分，到1956年就降低到七元五角一分，等于降低了23．7％，每年平均降低4．4％。1935年是国民党反动派管理铁路时所谓较好的时期，把当时国有铁路的运输成本按物价指数和成本构成换算为同一口径，每一千个换算吨公里的成本合二十八元三角，相当于我们1956年关内各局运输成本的五倍。1935年国民党管理下的国有铁路，行政管理费占其总支出的23．7％，而1956年我们关内各局的行政管理费仅为6％。1956年北京铁路管理局和上海铁路管理局的机煤消耗标准，比1947年平津区铁路管理局和京沪区铁路管理局低40％。从1950年到1956年，我们铁路的平均利润率是94．8％，而1935年反动派国有铁路的平均利润率仅为31．8％。我们的铁路运价一般也比抗日以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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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新高潮
重庆钢铁公司小型轧钢车间的工人正在整理已轧制好的钢材。
重庆钢铁公司的职工在整风运动中发起了“质量好、安全好、节约好”的三好竞赛，掀起一个生产上的高潮。这个厂的小型轧钢车间从9月中旬竞赛后，连续创造了十四次新纪录，10月份在十八天中增产了一百八十多吨钢材，一级品达到95％，钢的利用率也比9月份提高10％。新华社记者 刘诗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