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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愿你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
——作家赵树理给他女儿的一封信
编者按：本文原载11日山西日报。据山西日报编者按：赵树理同志的女儿已经决定到农村去落户了，她说：“现在我决心回到家乡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那里有我小时候的朋友，有我曾经拾过羊粪的山，有我曾经洗过衣服的河，我多么渴望在那熟悉的土地上劳动啊！”广建：
多日不见你的来信，不知近来有何进步。
你离开学校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你换了三个工作岗位，最后总算“接近”了劳动人民。我想在现在的条件下，你的思想应该有所开展，因而我又想对你一年来的生活、思想情况作一点分析，作为你今后调整生活的参考。
去年你要到新疆，我同意了。在商量这件事的过程中，你驳回了我好多建议：我要你回原籍参加农业社，你根本不愿考虑；我让你在北京参加服务业，并具体提出当售票员、售货员、理发员等职务，你调皮地说售票、售货只售给爸爸，理发也只给爸爸理，其实自然还是根本不愿考虑。
从这一件事看来，当时我说你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你不服气，现在我想你应该能够认识这一点了吧！自然你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不过不论如何复杂，其主导思想只是一种，那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你有两个小小包袱：一个是高中学生，另一个是干部子弟。从旧社会传来一些社会职业评价，认为读了书或当了干部就应该高人一等，认为参加生产和服务业的人是干粗活的、俗人。这种与社会主义极不相容的旧观点，偷偷地流传到很多学生和干部子弟的头脑中，而你不幸也是接受了这份坏遗产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头脑不太笨，学售票或售货还不至于连钱钞也查点不清，学理发也不至于削了顾客的耳朵，而你所以不愿干者是怕碰上你的老师、同学或和我同事的老前辈；要是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你也要比从来没有见过庄稼的城市青年好得多，而你所以不愿去者，也是怕亲戚们和小朋友们也从要不得的旧观点出发，说你一声“没出息”。同样的中学生，在生产就业问题上，劳动人民的子女们要比干部子弟好接受得多——他们尽管也接受过对职业评价的旧观点，可是一到了真找不到所谓“高等职业”或升不了学的时候，农民的子女很自然地会去种地，理发师的子女很自然地会去学理发，即使思想上没有真通了，在行动上也会真做了；即使有点不满，也不至于认为见不得人。而干部子弟则往往不能那样开朗，总以为爸爸当干部儿子就不能理发，其实那有什么坏处呢？我当作家你理发，我的头发长了请你理，我写出小说来供你读，难道不是合理的社会分工吗？平等的道理，每一个中学毕业生不但能懂而且会说，干部子弟说得更会周全些，只是要让他们选择一种事业作为终身业务，他们往往偏不选择最大多数人参加的劳动生产，这除了说是“看不起劳动人民”还能再有什么解释呢？
从新疆带病回来以后，我仍动员你不论回原籍、不论到永济，最好是参加农业社直接生产，你说那是“不现实的”。你所谓“不现实”，似乎是指你的身体不强，又缺乏锻炼，这理由是站不住的，任何劳动生产的组织中，成员们的体力条件都不是非常平衡的，每个人都有一些强弱的差别，因而每人分到的工作和应得的报酬也都有差别。每个农业社中，每个工厂中，都有体力和你相等和比你还弱的人，他们都很现实地参加在生产之中；至于没有锻炼，那只是时间问题，参加进去就是锻炼的开始，这难道还能成为什么不应参加生产的理由吗？
我和你哥哥后来答应你到永济找生产以外的工作，都是说不服你暂时对你的迁就，实际上你是不能当干部的。干部者，群众之骨干也。干部一定要比群众坚强，要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毛主席说过，世界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生产斗争知识，一门是阶级斗争知识。你和一般中学生都恰巧是缺这两门知识，所以都不适宜于当干部。你前次来信说你现在的任务是动员毕业生参加生产，而你自己却正是应该被动员的对象，难道不成了侯宝林说相声的材料了吗？
我相信你在这几个月农村工作中认识了好多劳动人民，懂得了一些生产中的事情，而在感情方面也应该更向劳动人民靠近一些，但我以为应该进一步在一个社里落户，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只有真正参加了生产，凭工分过日子，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前进，才能深刻体会到生产中任何问题都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即与广大群众有直接关系。只要你在生产中真有所建树，你是会感到生产本身就有快乐的。
听你的同学说，你近来写了几篇文章（内容我没有打听），我不反对，但也不敢冒然鼓励。我是从二十多岁起就爱好文艺，而且也练习过，但认真地写还是三十八岁以后的事。业余可以写作，今后的作家大部分仍会从业余中产生，但一定要认识什么是“业”什么是
“余”，爱业务的精神应该超过爱写作的精神好多倍。你知道我也爱吹笛子，而且吹得很别脚；我不因为吹得不好而不吹，但也永远不争取登台独奏（在家自然只能“独奏”）。这就叫业余。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对写作应抱这种态度——写得好了自然也可以发表，特殊好了也可以转业，也像我的笛子假如吹好了也可以登台演奏或参加乐队一样。有好多参加农业社的青年知识分子给我来信说，他们立志要当个作家，我不同意。农业社可以产生作家，只是把当作家放在第一位，而生产就成了“业余”。农业社参加的这种人多了，也许会把社变成了小的作家协会，只是不容易把社办成个模范社。
不写了！希望你参加生产，把主要兴趣放在主要业务上。
父示 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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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过体力劳动改造思想、丰富知识
沈阳各中学实行劳动课教育
本报讯 沈阳市各中等学校现已普遍展开劳动课教育。学生一致拥护这一措施，广大师生表示愿意抽出一定时间下乡下厂参加劳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养成学生热爱劳动的观点和习惯，培养学生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素养、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沈阳市教育局决定在各中学校学生中建立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目前，沈阳市四十四所中学里已有四万三千七百多名学生参加了各种义务劳动。高年级的学生并下乡、下厂，到田间和车间参加体力劳动。到目前为止，已有二十八所中学的两万二千九百多名学生到沈阳市郊六十个国营农场及农业合作社参加了两天到五天的田间劳动，帮助农民秋收。二十一中的学生到皇姑屯机车车辆厂帮助清理废铁，花了两天的时间就给国家节约了价值一千二百多元的财富。各中学的学生在劳动中受到深刻而生动的劳动光荣及农业合作化真正优越的教育。
参加义务劳动的学生下乡后，都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空闲时并组织了座谈和访问，请农业社主任给他们做了农业社发展的报告。使广大师生了解了农民当前的生活情况，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也丰富了他们长期以来在课堂上不能得到的实际知识。
实际参加体力劳动后，也转变了某些教师单纯说教的教育作风。他们体会到以实际参加劳动来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比单纯说教生效。而且在他们自己讲解农业合作化优越性以及体力劳动的伟大时也有了深刻的内容、感情和体会。
现在，沈阳市已参加下乡劳动的各个学校都和农业社初步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今后农业社有事就可以向他们打招呼。从这学期开始，沈阳市各中等学校每个学期都规定以一周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目前，沈阳市还有十所学校，约一万名学生预定在最近几日内相继前往十八个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劳动。 （辽宁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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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农村美好的明天
本报记者 文天申
八月末，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农业社正是苹果丰收的季节。
一天，乡的党总支副书记兼太阳升农业社副主席李铭心从车站接来了十七名高中毕业生。不久，他们就被分配到果园担任选果、包装工作。社里为他们在果园附近尚和寨一带社员家、供销社里安上了家。
在这短短的两个月里，他们就爱上了这里，赵殿臣对我说：“过去我们对刮风下雨常常认为没啥。而现在呢，只要晚上一刮风，大家就耽心，怕苹果被风刮落。”
我忘不了许多同学和我谈出的真心话。苗福林，这是一个高大身材的青年，共青团员。以前他原想考航海，也曾想当法官和会计师。毕业前夕，他的父亲曾经对他说：“孩子，生活的道路很多，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任何工作都有出息。”在他父亲的鼓励下，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走上了农业这条生活的道路。
女同学傅长春，原来是爱好农业的，但在选择毕业出路时，她倒一度动摇了，邻居们劝她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别离开母亲。但是，最后她还是决定参加农业生产，并且打算把她母亲也接来。
在尚和寨，我听到不少同学这样说：“我们一来，从党支部书记、主任到所有的男女社员都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当了二十多年农民的党支部书记李占扬，经常找我们谈心、解决干活、生活上的问题，休息时还亲自带头领我们参加文娱活动。老社员们看到我们技术不熟，就主动在地里教我们。”
他们说：“初来这里，果树有哪些食心虫？我们不知道。现在虽然了解了一点果树知识，也能很快选出像针眼般虫食的苹果来，但有时选果还要返工，掌握各种技术还差得很远。”
在油灯下，在热炕头，同学们每谈起过去，就把轻视农业的思想当作笑柄。一位生长在南方的同学林晋益说：“我们现在进的就是农业大学，目前刚学果树专业，还有其它许多农作物技术等着我们去掌握它呢！”
当然，有时和同学们谈起生活来，他们也不避讳地谈到农村生活比城市差。但——“正是这样，党要我们建设它。”这是他们常在小组生活会上提到的。
记得有一次，社主任为了照顾女同学，让她们比一般社员提前一小时下工，可是同学们一再要求取消了这一规定，她们说：“我们不要在生活、工作上和老社员有两样。”
太阳升农业社和祖国其他农村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远景，目前它的生产已经赶过了富裕中农水平。不久，这里要接上电灯，修起俱乐部……。同学们所追求的，不就是要在这光辉的将来，有着他们更多的劳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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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三日京津两赛区足球甲级队联赛情况
北京——“八一”队与“一机”队踢成平局，北京队胜沈阳部队队
天津——长春队胜火车头队，天津队胜沈阳体育学院队
本报讯 全国足球队甲级联赛北京竞赛区在13日下午举行了两场比赛。在北京体育馆足球场举行的一场比赛中，“八一”队与“一机”队以零比零握手言和；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比赛中，北京队以六比零胜沈阳部队队。
“八一”队在这场比赛中上场的阵容较往日稍有改动，以邢桂福挂帅任中锋，原中锋周兴改踢前卫，准备加强进攻，一举克敌。但比赛开始后的情况恰恰相反，“一机”队借顺风的有利条件，组织了多次快速的猛攻。“八一”队幸赖中卫高筠时左遮右挡，守门员黄肇文奋身抢救，才免于城门失陷。
下半时“八一”队顺风反攻，前锋出脚快，跑动多，两翼也显得较为活跃，在前卫周兴、任彬的积极助攻下，前锋插在对方禁区内进行了多次的射门，但因踢得太软和射得太正，被对方守门员扑出。“一机”队在加强防守的基础上，也曾多次组织了反攻，王立惟曾几次带球到门前，但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而被“八一”队后卫解围。最后，双方以零比零握手言欢。
北京队和沈阳部队队的一场比赛，特点是：沈阳部队队前锋盲目传球、单人冒进，同时三个后卫站法有错误，左右后卫站得过前，和中卫之间形成了两个特大的空档；与此相反，北京队不但传球准确、配合紧密，而且前锋活跃，他们通过两个穿来插去的边锋，非常成功地组织了进攻。比赛结果，北京队净赢了沈阳部队队六个球。
在天津，长春足球队以三比二战胜了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队；天津队以八比一战胜了沈阳体育学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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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整改
许邦仪
现在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着重整改的阶段。这一个阶段是整个整风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阶段。整风运动如果不经过这一个阶段，或者这一个阶段搞得不深、不透、不好，运动就只能取得半胜，而不能取得全胜。所谓半胜，便是不巩固的和不彻底的胜利，便是可以丢掉的胜利。
着重整改阶段要搞深、搞透、搞好，如同前一个阶段——反击右派阶段一样，有一系列的思想认识问题必须解决，要克服种种的思想障碍，要批判种种的错误看法，才能达到整改阶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实现党中央向全党所提出来的要求。党在这一个阶段所提出来的口号，就是：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这是对于群众的口号）；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彻底地改（这是对于领导人员的口号）。我们能不能做到“坚决、大胆、彻底”，首要的一条还是在于对整改意义的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明了，改进工作和反右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不可忽视任何一方面。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一番的。只有对于整改的意义认识得愈充分，整改的决心才能愈大。差不多做任何工作，搞任何运动都是如此。谁如果对于这个工作或运动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或者加以忽视，谁的决心、劲头和毅力就会不大。这是可以肯定的。
是不是目前大家把改进工作和反右派都看成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了呢？有不少的人是这样看了，他们整改的决心和劲头跟反右派的决心和劲头一样足，积极性和觉悟性都一样高。有一些人正在这样看，他们整改的决心、劲头、积极性和觉悟性正在不断提高和加强。还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看，他们不是把二者看成“同等重要”，而是看成一重一轻，实际上把整改工作看成为“次等重要”。其中有人是怕改怕放，有人是想掩盖自己的疮疤，就好像阿Q那样在头皮上长了癞疮疤，而不愿别人去揭露，一当有人揭，便采用“怒目主义”；也有人是主观主义地把自己看成为“绝对正确”，看成为和“圣人”一样，似乎在他身上毫无缺点。还有人是对整改采取形式主义的应付态度，企图逃避，蒙混过关，对缺点错误不作认真检查，对改进工作的方法和步骤不作认真研究，对群众的意见不作认真交代，如此等等。他们在整改中表现出来的是：决心不大、劲头不足、积极性和觉悟性不高。这样行不行呢？
不整改是不行的，不发动群众整改是不行的，马马虎虎整改，也是不行的。不整改，对党、对国、对人民和对自己都是不利的。不整改、不发动群众整改，或者马马虎虎整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不能消除，党的领导作用就不能进一步加强，党和群众的关系就不能更加密切，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妥善地处理，个人身上所患的各种毛病就不能根治，而右派分子以及各种敌人就会有空子可钻。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就不易造成。权衡利弊，难道不应当痛下决心整改吗？难道不应当拿出勇气整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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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节日的怀念
钮扣
董延寿
你不止一次问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颗钮扣，这样珍藏着它，你说，你看不出它跟别的钮扣有什么两样，你哪里知道，这不是一颗平常的钮扣呀！
七年前，我在沈阳一个工厂里工作，那时我还只十七岁。传来一个好消息：咱们厂里来了个苏联专家。
每个人都被这消息所激动，我们多盼望苏联专家到我们厂里来工作呀！那时，我们的工厂刚接收过来，破破烂烂，我们整天在车间里修理机器，许多问题无法解决，长久不能开工，我们相信，有了苏联专家我们的工厂很快地就能投入生产了。
下班时候，车间主任跑来对我们说：“大家别走，厂长陪着专家到车间来了。”
谁也不走了，大家把眼光一齐转向门口，紧紧地盯着那儿。厂长陪着个苏联女同志走进来了，她穿着件浅蓝色的呢大衣，个子不高不矮，头发有些灰白，看起来大概有五十岁左右，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使人感到温和而又亲切。
我们热烈地鼓掌，涌上去把厂长和专家围起来。专家会说中国话，说得满流利。她笑着对我们说：“同志们好！”
我们大声回答：“您好！”
专家转过头去对厂长说：“有这么一批精壮小伙子，什么事情办不好！”
大家一听，全笑了。
从这一天起，专家就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导师，同志，朋友。专家的本名叫娜嘉，我们当面叫她娜嘉同志，背地里都叫她娜嘉妈妈，因为她对我们那样亲切，从工作到生活，每一件小事她都关心我们，帮助我们。有一次，一个同志被车床压坏了手臂，专家亲自给他上药，洗伤口，这个同志感动得流泪，他紧紧地握着专家的手说：“娜嘉同志，您太好了。”
专家却笑着说：“没有什么，孩子，以后注意点，别再出事故了。”
一个冬天的晚上，沈阳飘着鹅毛大雪，远近上下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天气冷得叫人只想呆在火炉边。我做完夜班，从车间走出来，手里抱着活路，准备送到检验组那里去。我的棉衣是去年做的，领上的一颗钮扣掉了，风一吹，领就张开来，寒气往身上直逼，冷得我眼泪鼻涕满脸流，手又不方便，连拉一下衣领都不行。走到专家房间门口，看见里面还有灯光，我知道专家还在工作，于是把脚步放轻，免得打扰了她。正要走过去，房门突然打开了，专家从房间里走出来，她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衣领，心里全明白了。她温和地说：“进来，孩子，等一等再走。”
我顺从地跟着她走进去，她叫我把活路放下，坐在她的床上。我坐下后，她埋怨地说：“为什么这样不注意身体，天气很冷，钮扣掉了就该赶快钉上。”
我不好意思地说：“出门时忘了，回去就钉上。”
“那怎么行，”她说，“到你住的地方还有好一段路呢。脱下来，我给你钉。”
这真出乎我的意外，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专家不等我回答，就转过身去把她桌上的小皮包打开，皮包里装着针线和一些日常用的东西。她取出针线，但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颗合适的钮扣。她想了一想，突然弯下腰去从床下拖出一只皮箱来，她打开皮箱，从里面取出一件男子穿的呢大衣。这件大衣已经很破旧了，只剩下一颗钮扣，胸部有个大洞，显然是被什么东西打穿的。专家对着这件大衣看了很久，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严肃，眼里好像还含着泪水。我呆呆地看着她，把本来想说的几句话都忘了。
她慢慢地从大衣上剪下那颗钮扣，又把它放进皮箱去了。她脸上又恢复了平常的表情，但我看得出来，她在努力控制自己。她见我还没有脱下大衣，生气地说：“怎么这样不听话，脱下来！”
我只好把大衣脱下来。专家的房里很暖和，但是她还是把她的大衣给我，叫我披起来。专家戴上眼镜，在灯下一针一针地缝起来。啊！我真无法叫你明白那时我是怎样的激动，只有一个远离母亲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怀里的时候，才能体会我那时的心情。
专家一面钉钮扣，一面和我谈话，她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就我一个。”
“妈妈呢？”
“死了。”我难过地低下了头。
“怎么！孩子，你已经没有妈妈了？”
“是的，她死了，给日本人杀死的。”
“啊！孩子！”专家把针线和大衣放在桌上，两手扶着我的肩膀，同情地看着我。她的眼睛是那么柔和，感人，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娜嘉妈妈！”
“娜嘉妈妈！对，我是你们的妈妈。”专家把我抱在怀里，激动地说：“我也有过像你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为了保卫他的祖国，在战场上牺牲了，那件大衣就是他的，他死的时候还穿着它，他的战友从很远的地方把它寄来给我，我一直带在身旁，好像带着我的孩子。”
从那天起，我每天下班都去看专家，我不仅背后叫她妈妈，当面也叫她妈妈。她对我也比以前更好，更关心，她鼓励我上进，教给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每当我做错了事情，她就严厉地批评我。有一天，我因为和旁边的一个同志开玩笑，车坏了两颗螺丝钉，被她知道了。晚上我到她房里，她严峻地看着我，看得我不敢抬起头来。她说：“我知道你很顽皮，可是你不能在工作时也顽皮呀！你知道今天你做了些什么？”
我异常悔恨地说：“我错了！”
“错了！这当然很好，不过认识错误并不只是一句话。”
我难过极了，几乎是哭着说：“请您相信我，娜嘉妈妈，以后我再也不出事故了。”
“好吧，”专家说，“我看你的行动。”
真的！从这一次以后我就没有出过事故，我也不再像过去那么顽皮了，工作时我就全心全意的工作，只要稍一分心，我就看看那颗钮扣（我一直把那颗钮扣带在身边），我对自己说：“别犯错误呀！娜嘉妈妈看着你呢！”
第二年，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北京学习。走的那天，我心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真难过，但我知道专家不喜欢别人流眼泪，于是我忍住了。专家对我说：“好好的学习，孩子，妈妈等着看你的成绩。”
我点点头，默默无言地看着她。
列车开动了，娜嘉妈妈站在月台上挥手向我告别，列车带动的风把她的头发吹得飘起来，她还在喘息，胸脯一起一伏的，我永远忘不了那挥动着的手，那灰白色的头发……。
时间过得真快，现在我已经读大学了，娜嘉妈妈也在我离开工厂后的第三年回苏联去了。她常常给我来信，她希望有一天再见到我。我每次看见这颗钮扣，就好像看见她站在我面前。
这就是钮扣的来历，你说，我怎么能不珍爱它，我怎么能不珍爱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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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故乡人
——读“‘麻袋’和‘口袋’”
晚上科里开会，听一个右派分子的检讨。散会后，在回宿舍的路上，因为衣服穿得不多，感到非常的冷。因为我是在察北长大的，所以天气一冷，立刻就联想到自己的家乡，若是在那里，棉衣、皮袄又上身了。回家躺在床上，又引起了我对家乡的回忆。不知家乡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怎样了？
自从参加工作后，我时刻关心着家乡的情况，经常与乡指导员郭秉华同志联系。村里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中建立的，至今也已一年多了。
去年夏天回乡时，乡里就增设了电话，我当时就用这部电话机与县里的文化科，给村里的农民侯宝（村剧团团长，快板大家）叫来了第一个电话。在场的乡亲们，都你问问，他摸摸地高兴非常。
我把白天没看完的人民日报拿起来，突然在第八版上发现了一篇“‘麻袋’和‘口袋’”的文章。在我家乡的村里，正有两个人，一个叫“麻袋”一个叫“口袋”，因此它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一口气从头看到尾。果然文后署名是我的故乡——大圪垯村。我兴奋地坐起来，简直不想睡了。
文中提的贾昌（口袋）的确是解放后村里第一个翻身的农民。贾昌伯伯，由于解放前给财主家炒莜麦，把眼睛烘坏了，地主除了不给工资，最后还把他赶出门外，贾昌伯伯只得要饭吃。解放后，贾昌伯伯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终身才有了依靠。他的体力并不很好，眼睛又瞎，妻子是个哑女人，只有孩子们还精神。可是他在去年，不但分到足够吃的粮食，而且还分了七十多块钱现款，这实在是他意想不到的。
我的家也是在解放后翻了身的。我从初中到高中毕业，大部分的经济都是依靠党和政府的帮助。在学校里，我一直受到人民助学金的补助，放假回家，也有路费补助。现在我二妹也已经初中二年级了。我毕业后，党和政府立刻给我介绍了工作。我现在不仅可以依靠自己的工资生活，而且还可以解决我二妹的学费问题，因此我们大圪垯村的人们对党都充满了感激，并且愿意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的。“‘麻袋’和‘口袋’”里写的人，我都很熟悉，看了那描写，我仿佛置身在那充满了烟气的小屋里，我好像就和我的同乡们挤坐在土炕上，听着他们的辩论，我恨不得也站在那里跟“口袋”那样的人讲讲道理……。
毛殿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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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十月颂歌
寄西伯利亚
金帆火车拖着长长的白烟，穿过沙漠和高山飞奔向前，我的心也跟着火车，飞向西伯利亚的大森林，飞向西伯利亚辽阔的草原。那里，茫茫的白雪盖着茫茫的原野，那里，遥远的道路通到遥远的天边；在罪恶的沙皇统治的黑暗年代里，那里，一年四季都响着沉重的锁链由彼得堡、由莫斯科、由基辅、由波兰，由顿河、由伏尔加、由乌拉尔山，每天每天，沙皇的警察，押送来一批一批叛逆的囚犯；我好像看见列宁同志戴着脚镣，迎着呼啸的寒风，走过冻结的草滩；我好像看见斯大林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躺在潮湿的茅草棚里，低声地细谈；数不尽的革命者唱着流浪者的歌，徘徊在贝加尔湖滨，挨受着苦难；饥饿侵蚀着那瘦弱的肌肉和深陷的眼睛，霜花凝结着那粗黑的眉毛和破烂的衣衫，但他们从不低头屈服，从不叹息，艰苦的流放正是意志最好的考验；深夜他们围着篝火秘密地开会，争论着革命的纲领，党的文件；沿着通往俄罗斯的荒芜的小路，他们逃了出来，涉过江水，翻过高山，一次再一次地点起革命的烽火，把沙皇和资产阶级一齐送上断头台！十月的炮声唤醒全世界的人民，十月的炮声也唤醒西伯利亚的草原和森林！由鄂毕河畔到堪察加的山谷，今天已听不见当年锁链的声音；代替沙皇时代囚犯的呻吟，是年青的开垦者欢乐的笑声！伐木工人在森林里采伐大树，建筑大军在草原上建筑城镇；荒凉的草滩变成丰产的农场，工厂的烟囱结成新的森林；火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矿山，满载着铁矿、煤矿、金矿、水银……安加拉河谷，贝加尔湖北面，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就要高高屹立；莫斯科正为西伯利亚绘制着蓝图，征服自然的工程师正爬上积雪的山岭；他们要叫叶尼塞河和鄂毕河向南奔流，灌溉干燥的大沙漠，流到里海的怀里！沿着弯曲的海岸，推开白皑皑的冰山，原子能破冰船也准备向北极前进！茫茫的西伯利亚，冰雪盖着的西伯利亚！多少人在倾听着你的步伐，正像倾听着从你的天上飞过来的人造卫星欢乐的声音！我要写一首诗，一首激动的诗，请火车载着我的敬礼，寄给西伯利亚，寄给西伯利亚的
红旗，寄给沿着列宁同志走过的道路在建设着共产主义的英雄人民，我要请火车，载去我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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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各小学的劳动教育
南京市各小学最近开始定期地带领儿童到农村进行劳动，以教育儿童们热爱农业生产，热爱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孩子们准备在这块荒地上种蔬菜。
玉米为什么能长这么大呢？——近华农业社的老社员王允俊老爷爷正在给孩子们解答这个疑问。
新华社记者 许必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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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炉建筑工地（石版画） 苏联 诺维考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