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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求多种化学肥料保证农业增产
制造优良化学纤维减轻农业负担
上海科学研究人员大动员
新华社上海13日电 当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化学肥料和化学纤维的时候，作为我国化学工业基地之一的上海，目前在实验室里呈现着一片繁忙的景象。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吃饭穿衣的美好前景。
上海的几百名研究人员正在进行有关化学纤维和化学肥料的五、六十项专题研究。可以做成像纸般轻薄衣袜的“尼龙一一”和“尼龙六六”，正在塑料实验室里试制；如果拿它同其它天然纤维交织，还可以制成多种色泽鲜艳的服装，这种服装有呢绒般的软厚、温暖，而且经久耐穿，洗涤简便。在安乐人造丝厂的实验车间里，技术人员已经学会了生产人造丝的全部技术，奇妙的机器正像蚕一样地吐出洁白的、闪闪发光的人造丝。现在这个厂正在进行基本建设，预计明年正式投入生产以后，日产量能达到一吨半。
化学肥料是化学工业部上海化学工业研究院今年研究的重点。研究人员正在进行适用于各种土壤和作物的五十三项有关化学肥料的专题研究。其中有氮肥、磷肥、钾肥和高浓度的混合肥料等化学肥料。这些肥料分别在农田使用以后，证明每施用一斤化学肥料，棉粮的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提高半斤到五斤以上。研究人员还跟上海钢铁公司的技术人员共同发现炼钢炉里倒出的废物——钢渣磨成粉末施用在农田上，效用同磷肥相仿。如果把上海的炼钢厂的钢渣用来当肥料，估计一年可以增产一亿斤粮食。上海试制的化学纤维和化学肥料的原料，有许多是利用农产废品；还有一些是从石油废气和煤炭中提取的。安乐人造丝厂已经利用木料和棉花下脚等做成浆粕，经过复杂的化学处理以后，取得纤维。“尼龙六六”和“尼龙一一”是分别用苞米芯子、棉花梗、棉籽壳、砻糠和蓖麻油等来做原料的。研究人员还利用国内盛产的石膏或生产磷肥的下脚，来代替硫酸，制造氮肥，这都给上海成批生产价廉物美的化学纤维和化学肥料提供了便利条件。
上海的有关工业部门除了组织一批技术人员到北京、南京等地参观学习，准备进行化学纤维厂和化学肥料厂的厂房设计以外，并且决定在市郊的龙华、高桥等地兴建利用石油废气的工厂、煤气厂等工厂，为成批生产化学纤维和化学肥料提供主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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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森林工业发展迅速
五年来生产水平增长一倍半
据新华社11日讯 我国森林工业发展迅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国营森林工业企业总共生产原木九千八百五十四万立方公尺（包括南方收购部分），比计划多五百三十四万立方公尺。1957年的生产水平为1952年的254．3％。
解放后，我国森林工业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实行了合理采伐、合理造林、合理利用的方针，根本改变了日寇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乱砍滥伐的状况，并提高了森林资源的利用率，开辟了新的木材采伐基地。几年来，全面开发了小兴安岭林区，开发利用了大兴安岭南坡和四川大渡河林区，并在云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开发了新的林区，开始利用了许多交通不便的江河上游和高山地带的森林资源。如四川岷江林区，解放前每年最多生产杉木三万立方公尺，解放后逐年增长，到1957年生产木材将超过一百二十万立方公尺。
五年来，森林工业的技术也有很多改进，国营企业的采伐、集材、运材的常年作业能够比较均衡地进行了；过去东北、内蒙古的主要林区，有71％是在第一、四季度生产，现在已有43％是在第二、三季度生产。这样，劳动力便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劳动生产率1957年比1952年提高74．1％，原木生产成本每立方公尺较1953年降低9．4％，林区综合机械化的比重也有显著增加。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森林工业投资达六亿五千万元，建立了木材采伐企业十八个，修建森林铁路二千六百二十一公里，增设各种动力锯五百零九台、拖拉机八百七十一台、载重汽车六百四十辆。木材加工厂和森林化学工业都有很大发展，职工人数也比1952年增加了20％。历年由三十七个高等院系和中等林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就有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二人，等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二十二年的三点八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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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产土糖十万担
福建确定这一榨季的增产目标
新华社福州13日电 最近召开的福建省土糖榨制经验交流会上，决定全省五千多个土糖坊在1957到1958年榨糖季节里，增产十万担土糖。
参加会议的一百多名土糖坊干部、老技工等，介绍了“甘蔗小锄低砍”、“加水压榨”等十九项提高蔗糖产量和质量的经验，受到到会者的普遍重视；仅推广“小锄低砍”和“加水压榨”两项经验，全省在一个蔗糖季节就能多增产食糖近七万担。
福建是我国主要蔗糖产区之一，广大蔗农积累了丰富的增产经验。在这次会议期间，广东、广西、江西和湖南甘蔗糖产区，都派代表来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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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设动态
鞍钢的新原料基地
辽宁省东鞍山铁矿采矿场工程，在10月底竣工投入生产。参加这项工程的建设者们剥离了土石方工程一百七十万立方公尺，铺设一条由地面到拔海二百六十公尺的山顶、长达十八公里的盘山铁路，开采下来的矿石就是沿着这条线路运送到破碎工段去。
东鞍山铁矿蕴藏量很丰富，按设计产量要求，足够开采一百年。
新华社记者 杨礼门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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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设动态
青海的喜事
青海省地方国营湟中县人民电厂和公私合营鲁沙尔面粉厂，于7日同时投入生产。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副省长扎喜旺徐（藏族），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马兴泰（回族）和塔尔寺喇嘛等都参加了庆祝开车典礼。
湟中县人民电厂的发电能力为二百四十瓩。鲁沙尔面粉厂是由工商业者等和国家共同投资兴建的。这个面粉厂每天可生产面粉十万斤左右。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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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设动态
滇南边疆建设小铁厂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区正在兴建第一座小型炼铁厂。这座工厂生产的铁将在两年内逐步达到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过去，这里各种农具所需的钢铁都是依靠骡马从内地运进的。
今年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区解放以来工业建设最多的一年。全区建成的和正在兴建的有酿酒、榨油、榨糖等二十一项地方小型工厂和作坊，使这里有了第一批小型工厂和作坊。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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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设动态
天山南北修公路
从天山北麓乌鲁木齐市到天山南麓库尔勒的一条长达三百一十七公里的乌库公路，正在加紧修建。
这条公路的工程很艰巨，有一百多公里要穿过丛山峻岭，要越过常年积雪不溶的四千二百多公尺高的天格尔峰，还要横渡开都河、后峡天险架设长五十公尺、高九十公尺的天桥。
（吴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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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改中要贯彻勤俭办企业的原则
本报记者 季音
上海最近发现少数工厂在执行边整边改的一些措施的时候，不注意执行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用过多的钱来满足一部分职工提出的福利要求，有的可以说服职工不办的事也办了，有的不必花很多钱的事也花了很多钱。例如，上海肥皂厂的一些青年工人，在这次鸣放中提出原来的篮球场灰尘太大，要求将操场的地面改筑成水泥的，厂里便花了许多钱重新翻修了操场。上海电缆厂不但花几千元修筑了一个水泥篮球场（兼作溜冰场），还花六千八百多元盖了一所室内健身房，用七百多元给托儿所设了个烘尿布设备。有的厂托儿所、宿舍本来够用了，还要修建新的托儿所和新的家属宿舍。甚至有的厂为了满足青年工人跳舞的要求，便将原来很好的礼堂地面挖坏，重修新的水磨地面。
应该说，职工们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来的许多生活福利方面的具体意见（据上海试点工厂的统计，这类意见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大部分是合理的。工厂领导上应当在这次整改中，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可能的条件迅速解决，鼓舞群众的积极性。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花钱，多办事，不要铺张浪费。应该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道路上去。如果单纯花钱来满足群众要求，必然得到相反的效果。福利问题的处理应当同改进领导作风、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教育结合起来，把处理福利问题的过程反过来变成对领导和职工进行思想教育的生动过程。这样，既能解决具体问题，又可以真正鼓舞职工群众的政治积极性。
上海国棉十七厂在最近的整改中，就曾用这个方法，处理了一件职工们提出的福利问题。国棉十七厂南厂房有一段十多丈长的泥路，地势很低，终年潮湿，下雨天又滑又烂，潮汛时，阴沟里还溢出粪来。工人经过那里时，常常要滑跌。他们很早就要求翻修这条道路，但是领导方面过去没有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这次鸣放中，工人们又旧事重提，领导方面也决心在整改中解决，但他们不是采取由行政上包下来花钱修路的办法，而是同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结合起来，由副厂长等领导干部带头，组织了十多个工人自己动手，用厂里炉子间的煤渣铺路面，用厂里废水门汀块镶路边。清花间提意见的工人看到领导干部冒雨在修路，受到很大的感动，也一齐赶来参加。就这样没有花一分钱，很快就把这条路修好了。上海国棉一厂等部分工厂，在处理这类福利问题时，把一些不合理的福利要求交给群众去讨论，相互展开激烈的争辩，最后，群众否决了那些不合理的要求，改变了领导工作的被动局面。
勤俭建国、勤俭办厂这个关系到国家建设的根本问题，从上海目前已开展整风的一些工厂中来看，这方面的思想问题不少，尤其是上海大量的新公私合营工厂，问题更多。因此特别强调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而上海的不少工厂中，现在却还没有把这个课题摆到它应有的位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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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好好教育年青人
——记老工人李德禄的谈话
本报记者 陆超祺
现在过的就是社会主义生活
我叫李德禄，是石景山发电厂改建处的瓦工。家里有老伴，还有六个孩子。我每月挣九十块钱，除了吃饱、穿暖和送小孩子上学外，每月都有余钱。去年工资改革的时候，买了一个钟，一台收音机，晚上开会就参加，没会就听听无线电。我哥哥在东郊，我经常带孩子去串门，知道农民的生活确实比解放以前好多了，但比我们工人还差一些。有的时候，我的孩子嫌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听了就生气。我对他们说：“你们生活在现在，什么都好；解放以前，我吃菜充饥去干活，你们那里知道？”说真的，和解放以前比，我们现在过的就是社会主义生活了。对自己的级别和工资，我没什么可说的，对厂里的一些奖励制度和培养青年工人的办法，我有点意见。
这样“奖励”不合理先讲奖励制度。
我们厂里从1950年开始有奖，以后一步一步高，锅炉、电气、汽机车间的人，每月拿的“无事故奖”占基本工资10％到30％。科室人员有季度奖。伙食团工人、理发工人、托儿所保育员也有“完成任务奖”。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奖励制度都要不得，比如合理化建议奖就应该有，而是说有些奖不合理。拿奖励率最高的“无事故奖”来说，我1942年就进这个厂当修理工，厂里那个角落都去过。解放以前，设备旧，什 么安全设备也没有，工人们眼睛看直了也不能保证不出事故。现在的劳动条件可好得多了。比如锅炉车间，虽然锅炉是旧的，但大部分零件都换成新的了，不安全的设备换了安全的，不准确的仪表换了准确的。按道理讲，工人拿了工资，就应该保证安全发电。这是工人的分内事，为什么还要拿“无事故奖”呢？难道出事故还是应该的吗？
奖励太多太泛有很多副作用。一个五、六级的生产工人每月拿的“无事故奖”，差不多等于行政部门一个工人的基本工资。行政部门的工人大都是从生产上调来的，因为收入相差悬殊，有些行政部门的家属就跟自己的男人闹，问：“人家月月拿奖金，干吗你没拿？”有的人被闹得没办法，要求不要跟生产工人住在一起。有了“无事故奖”，要想从生产上调人到别的岗位去就非常困难。去年领导上从锅炉车间调个四级瓦工到改建处去，因为改建处没有“无事故奖”，说什么他也不愿去，后来虽然勉强服从调动了，但整整闹了一年情绪，直到今年2月，领导上把他调回去了，他才没意见。
我们厂里有一种歪风，好像没钱就办不了事。今年夏天锅炉大检修的时候，机器旁边搁着大冰块还不够，每人每天还发两毛钱吃西瓜。吃了西瓜就不热了吗？只听说不吃饭干不了活，没听说不吃西瓜就不能干活。我在锅炉车间呆过七、八年，检修锅炉的活我清楚。检修的时候确实累一些，但解放以前不怕累，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倒怕累起来了，这是什么道理呢？
用脚开门真气人
现在培养工人的办法有问题。解放后进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的，小部分是高小毕业的。有文化，技术学得快，这是他们的优点。很多青年工人都是劳动家庭出身，有些人在家里也参加农业生产，所以进厂以后，劳动态度也很好，也能爱护国家财产。但是，他们之中不少人，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工厂，都没经过体力劳动的锻炼，一进工厂就跟老师傅学专门技术，所以不大懂得生产建设的艰难，轻视体力劳动，不爱护国家财产。
今年6月，在医务室旁边盖一间房子，放汽机模型。领导上从汽机车间调四个青工来给我们搬砖头。我看见他们个个身强力壮，心里很高兴，以为他们干起活来一定比咱们老工人强。谁知道，他们没搬几块砖，就到办公大楼下面休息起来了。他们一面聊天，一面发牢骚：“叫我们干这个，我们是初中毕业生哪！”
我说：“初中毕业生就不劳动吗？不劳动，怎能建设社会主义？”我左说右说，他们都不听，没办法，我就去找他们车间工会主席董立旺，是他带他们来的。董立旺说：“我对他们也没办法啊！”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在锅炉车间工作。每次修理锅炉，我们把剩下来的管子、铁丝、铁头等等，拾得干干净净的，真是寸铁不掉。现在情形不同了。前些时候，锅炉车间修理锅炉，剩下来的管子、铁丝等等没人理，给拉大车的拉到河边的垃圾堆去倒了。后来，我们改建处的老工人张国茂发现了，给他们车间提了意见，他们才注意了。现在国家的钢铁那样缺，有钱都买不到，有的青年工人却觉得家大业大了，什么都不在乎，真叫人心痛。
有些青年工人不爱护国家财产，还表现在住房上面。今年4月，我们厂里北厂大门对面的那座宿舍大楼刚刚盖好，漆好的门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了叫人从心里高兴。有一天，有个青年工人搬行李进去，走到门口，用皮鞋“嘣”的一下把门踢开。我看了，就像他踢的是我一样，生起气来了。我问他是哪个车间的，叫啥名字。他连瞧也不瞧一眼，说：
“你管不着！”
我说：“我就管得着，房子是国家的，大家都应该爱护它，为什么不用手开门，而用脚踢呢？”我这样说他一两句有什么用呢？这是整个对青工的教育问题。听说，有些徒工住宿舍，冬天晚上起来小便怕冷，就在门板上凿个洞呢。
很多老工人说得对：青工进厂的时候，首先到锅炉车间运一、二年煤，尝尝体力劳动的滋味，改造好了再跟老师傅学技术。这样锻炼对青年人有好处，可以从实践中体会生产建设的艰苦，起码有些人就不会那样对待国家财产和体力劳动了。
他们能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吗？
讲到升级，老工人跟青年工人比不得。老工人干了十几二十年，现在也不过五级、六级。1951年1952年进厂的新工人，现在多数是四级、五级，个别的是六级、七级。每月工资加奖金，少的拿八、九十元，多的拿一百三、四十元，跟国家机关一个处长拿的一样多。一个青年刚从学校出来，没受什么苦，拿的钱就和老工人的一样多，甚至比老工人的还多，这怎不叫他们中的一些人骄傲自满呢？钱多了没处花，很好的孩子也给折腾坏了。有的人吃零嘴也吃个饱，看报先看戏剧电影广告，看戏非马连良、谭富英不看。我们厂里的食堂，有炒的，有炖的，有熘的，有热的，有凉的，有馒头，有大米饭，有时候还有包子。但是有的青工还不满意，声言要买自行车，专门上离这里四、五里的北辛安吃馆子去！他们钱多了，不知足，对领导的要求更多。干活要挑轻松的，奖金多的，升级快的；派到工作条件比较差的车间去，就说是“进地狱”。有的人不关心政治，下班开会不参加，躲在宿舍里给女同志排队，打分数。我们老工人想给他们讲一讲旧社会里吃混合面，穿麻袋的生活，叫他们艰苦朴素点，但刚刚开口，就给一些人顶回来了。他们说：
“你们倒霉，生的不是时候，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
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就不应该艰苦朴素吗？毛主席讲三个五年计划才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设很多工厂，要很多钱，现在有点钱就用在吃和穿上，用什么来建设呢？有些青年工人因为级升得太快，钱拿得太多，恐怕连工人阶级最后的奋斗目标都忘掉了。这样培养出来的工人，能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吗？（附图片）
李德禄在工地上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