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文字改革答问
郭沫若
问：你认为汉字要不要改革？为什么？
答：必须改革。使用汉字，单在一个人受教育的历程（从小学至大学毕业）上，比起用拼音文字的国家起码要延长两年。此外理由很多，不具述。为了更快地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建成社会主义，汉字必须加以改革。
问：对于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针：一方面整理和简化汉字，另一方面推广普通话，拟定和推行拼音字母，进行拼音文字的研究工作，你有什么意见？
答：这步骤是很好的，特别在拼音文字的拟定上应该多做些仔细的研究工作。
问：汉字简化工作所采取的原则是“约定俗成”，就是根据社会习惯，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字，因势利导，逐步推广。对于这个原则你以为是否妥当？
答：“约定俗成”见“荀子正名篇”，是整个语言文字形成的基本原则。简化汉字采取了它，是十分妥当的。
问：对于目前在报刊上应用的简化汉字你有什么意见？你认为汉字应该简化得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应该简化得快一些，还是慢一些？
答：基本上是好的。太多了不好，太快了也不好。但也不宜太少太慢。
问：你认为目前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应该怎样开展和加强？
答：充分利用广播、录音、电影、话剧团的巡回演出等等。
问：你认为拼音方案在确定以后可以首先在哪些方面应用？
答：在儿童教育和扫盲工作中，在对国际宣传中，在科学普及工作中。
问：你认为我国采用拼音文字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这些困难怎样才能克服？
答：最大的困难是在掌握了汉字的知识分子，他们懒得再学习。克服这种困难是：一、不必过于迁就，二、要知识分子启发努力的自觉。普通话尚未十分推广当然也是一个大困难，在今天，交通日益发展、接触日益频繁、集体生活日益广泛、推广普通话的努力日益加强，是可以克服的。
问：为了汉字的进一步改革，你认为目前急需进行哪些准备工作？
答：一、采取双轨制，拼音与汉字并用。二、应不断训练出大批拼音文字专家。
问：你对于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的攻击有什么意见？一切赞成文字改革的人应当怎样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答：右派分子的反对是有政治目的的，他们不是单纯反对文字改革，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推翻人民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任何公民都必须坚决反击右派。在文字改革方面，应多多把道理说清楚。用道理和事实来反击右派，因而教育大众。
（原载“文字改革”月刊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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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家怎样爱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葆仁
周总理说，我们绝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是爱国的。这一句赞许和鼓励的话，值得我们科学家们仔细地思量，深深地考虑。
爱国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应该是有具体内容的。作为科学家，除了具备一般公民所应有的爱国行为以外，我们还要以科学知识和技能来爱国，要以最大的努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最大和最好的贡献。
如何能作出贡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一个是科学研究的路线问题。如何才能作出最大和最好的贡献，就要看这两个问题解决的彻底的程度。这两个问题，许多科学家好像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体会到不少科学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首先谈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我们科学家们大多数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受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有的还到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国家去“深造”过。我们的思想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里形成的。无可讳言，它必然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范畴。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思想。学习科学，钻研技术就是为了成名，为了生活得比别人好。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只要有人“重金礼聘”或“三顾茅庐”，就可以为他服务，甚至“士为知己者死”，或“以国士报之”。至于他是什么人，我的服务会发生什么结果，是很少考虑的，甚至不去考虑的。对于劳动人民一向是轻视鄙视，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人上之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根深蒂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问题是没有在脑子里想过的。
解放以来，科学家由于党的耐心教育和对新事物的亲身体验，思想上有了一定的进步。在敌我界线方面好像已经划清了，但无产阶级的立场站得还很不稳。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工人农民一听到那些邪说谬论，都感到怒不可遏；而我们这些科学家们，有的是漠不关心，有的是思想麻痹不能辨别香花毒草，有的在思想上发生了共鸣，有一些人陷入迷魂阵里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更有少数人竟坠入右派的泥坑，成为右派分子的走卒。至于像曾昭抡、钱伟长等人，本身就是长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分子，就不必把他们列在科学家之内了。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我们许多科学家们不但立场摇摆不定，就连敌我界线也划得很模糊，爱憎很不鲜明。当然也说明我们思想改造进行得很差，学习得很不够。从这样一个现状出发，要能达到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真正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可爱可敬，而决心为他们全心全意地服务；要能树立主人翁思想，主动地为党忠心耿耿地出力；要能把全部的身心献出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是需要经过一段长期的艰苦的思想改造的路程的，而成功的关键所在，就是要坚决地服从党的领导。
其次谈谈科学研究路线问题。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就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来供给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数据。我国目前科学基础薄弱，科学队伍很小，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的科学研究就必需走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集中全力分工合作的社会主义路线，才能配合得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民盟一小撮右派分子所提出的“对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之所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反动纲领里，右派分子要我们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走无组织、无领导、无计划、无重点、分散的、自发的、自由自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路线。走这一条路线，就是要科学家脱离了实际，不理会国家需要，把自己囚禁到“象牙之塔”里去，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建设得不到科学资料而垮台，就是要我们国家永远摆脱不了贫弱而回到任人宰割的境地里去。这两条科学研究路线问题，归根结底也还是关系到“人头落地”的问题的。
这个道理，不少科学家是知道的，但是当他们一接触到个人问题时，有些人就不免或多或少的有抵触情绪；或是强调理论工作的重要性；或是强调个人的专长；甚至强调个人兴趣。我们同意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绝大多数的正确理论可以指导将来的实践。一部分科学家可以不必过分密切地联系生产实际而进行理论的研究，但是，我们很希望做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从今天的生产实际所积累的大量的感性知识中，发掘问题，提高到理性上去研究，从而得出理论的结论。因为这样的理论更切合于指导将来的生产实际。我们不是要科学家们改行，因为这对国家和科学家们都没有好处，但是如果不是大改行而是小转弯，比如研究昆虫的人改过来以农业害虫做对象，研究有机合成的人，改过来以石油废气做原料。这种研究对象的改变，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困难的。至于还没有固定研究范围的科学家们，正可以就建设需要的课题中选择一项，深入进去，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也不完全否定个人兴趣，没有兴趣是做不好科学工作的。但是，兴趣是可以培养起来的，如果能够把个人兴趣溶化到集体兴趣里面去，将是最愉快的事。如果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在生产建设上实现出来，那更将是最大的快乐。
要科学研究走社会主义的路线，就一定需要党的正确领导。只有党才能掌握全面情况，从全国人民需要出发，集中全国科学家的智慧，结合目前和长远的利益，考虑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制定出科学研究的方针任务和发展方向，并支持、督促和保证其实现。在这些问题上，只有党是内行。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和科学研究的路线这两个问题，都必须要党来领导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右派分子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我们说只有党才能领导科学。我们坚决拥护党领导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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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
陈克寒
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彦修、蓝钰、彭子冈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特别攻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张。
应该承认，过去和现在出版工作是有许多错误和缺点的。这突出地表现于对于书籍的质量的提高不够重视，并且时常出现一部分书籍积压或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有些是由于整个国家物质文化基础薄弱和工作中缺乏经验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是一时难以完全避免的。但也有些是由于我们思想作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毛病，不注意研究党的宣传教育方针，了解著作界翻译界的情况，调查国家和人民对于书籍的实际需要，因而计划工作作得不好，或者计划化的要求过高过死过严，在执行中缺乏机动性、灵活性所致。这是应该努力改进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化，采取放任自流办法，那末，书籍的积压和脱销一定会更加严重。回顾解放以前，当我国出版事业处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时，才真是奇缺大滥，就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如何，出版工作的计划化，成绩还是主要的。它使我们能够根据党和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任务和宣传教育方针，有计划地按比例地有重点地出版书籍，发展科学和文化，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且合理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国家和人民对于书籍的需要经常地是多方面的，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的重点，这，我们基本上照顾到了。除了一般地出版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书籍以外，在解放初期，我们大量地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书籍；1953年开始，我们增出过许多科学技术书籍；1956年以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增出了古今中外学术著作和文学著作，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它使我们迅速地建设起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1956年书籍的印行数量比1936年增加了九倍，这套出版机构能够把它们出版印刷出来，并且广泛地发行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手中。要不是我们实行有计划的建设，是不可能办到的。
右派分子否定出版工作计划化，反对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强调所谓“民主”“自由”，提倡读者要什么出什么，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党的领导许多方面是要通过经济建设计划和文化建设计划来实现的。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体现了书籍出版的方针和目标，安排了各类书籍出版在品种上、数量上的比例，并且对于书籍的内容和质量提出一定的要求。当然，这种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常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某些必要的调整。没有这种必要的计划，发挥它们的指导、控制和调节作用，书籍出版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也就没有保证。
在阶级社会，一般讲，书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巩固特定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它的上层建筑服务的。因而体现在书籍的出版上，从来就只有相对的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毛主席说过：“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中国的全部出版史，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在封建社会，帝王贵族可以有以国帑出版歌颂封建统治书籍的自由，而民间出版的书籍稍一触犯封建统治者的尊严就被列为禁书。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市场上泛滥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以及宣扬封建迷信的“劝善书”和诲淫诲盗的黄色书刊，而马克思主义科学著作和进步文学作品却没有或很少出版的机会，而且在已经出版以后还常常遭到查禁。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人民有了最广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也享受到了他们可有的那一部分出版自由。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资产阶级右派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候，他们竟然篡改了光明日报、文汇报、新观察以及其他不少刊物的政治方向，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打算出版“江湖奇侠传”，而文汇报还为之大吹大擂地宣传。就是说，他们要扩张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缩小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出版自由，多出宣传资本主义的书刊，少出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这就最明显地说明了书刊出版的阶级性，和在出版事业方面所反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版自由同其他的民主自由一样，应该是有领导的自由。而要实现领导，就要实行必要的计划和控制。
读者的需要是出版机关应该经常地考虑到的。所以，我们总是提倡出版机关和发行机构调查读者真实的需要状况。但是，读者有许多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具有不同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需要是不同的。读者的需要多数是合理的，但也会有不合理乃至不健康的部分。前一个时期，当天空中乌云乱翻的时候，某些右派分子和某些受到右派迷惑的青年，曾经提出要求国家开放禁书。所谓禁书是什么书呢？据我们所知道，解放以来，国家比较大量地查禁的一批书籍，就是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黄色书刊。这种书刊会毒害青年的灵魂，戕害身体健康，勾引他们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乃至败坏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政府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查禁这种黄色书刊是完全必要的。他们要求开放禁书是错误的。对于这种不正当的要求不应该予以满足。由此可见，读者的需要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或一个方面，但还不能作为书籍出版的全部依据，我们还必须同时研究国家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要求和党的宣传教育政策。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同绝大多数读者的利益和要求，是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在有的时候，一部分读者的利益和要求即使是正确的，也可能同国家的需要和可能发生一定的矛盾。因此，党必须加强对于书籍出版的领导，并且通过必要的计划来实现这种领导，而不能采取“读者要什么出什么”的放任自流政策。
右派分子反对出版工作计划化，还在于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改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出版事业，以便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服务。几年来，出版事业的建设，虽然有某些不合理或不恰当的地方，但它是配合着国家的计划经济建设有计划地进行的，基本上适应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以及人民文化生活的要求。在这套新型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中，地方出版社和专业出版社占有重要的地位。旧的资本主义的出版企业也已经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我国整个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右派分子认为这一套出版事业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和“积极性”，使他们不能高兴出什么就出什么，自由地倾销私货和散传毒素。因此，他们反对计划建设，要求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开放“自由市场”，成立不受党领导的所谓“同人出版社”；或者把现有的出版事业根本打乱，压缩一批，裁并一批，恢复和建立一批私营出版社。就是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出版事业，削弱以至最后消灭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谁都知道，书籍是强有力的宣传教育的工具，出版社是重要的文化教育机关。在人民民主国家，这种事业必须由党和国家领导和掌握，以便为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解放初期，北京、上海等地，曾经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私人经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出版社，历史证明它们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要求；而且其中绝大部分由于他们的剥削阶级立场和唯利是图观念，出版了大量的宣传反动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书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它们不得不接受改造或被淘汰。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完了的时候，右派分子竟然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事业，这除了说明他们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想要扩张资本主义思想的宣传，使得社会倒退以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释。
右派分子特别激烈地反对新闻出版用纸的计划供应制度，要求纸张的自由买卖，以便进行投机倒把，掌握出版的物质资源，扩大资本主义宣传，打击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这里所说的公民是包括处于过渡状态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国家对于他们的出版自由也是提供了一部分必需的物质条件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和文艺著作得到出版的机会；资产阶级的报纸刊物也得到了国家的纸张的配给。自然，由于中国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也由于中国的纸张资源不足，对于他们的纸张供应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这个措施对于他们十分不利，限制了他们宣传资本主义的“自由”和“积极性”，因此，千方百计地图谋推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当文汇报篡改方向大肆放毒的时候，他们一面在纸张问题上大做文章，一面故意无视政府的规定，任意增加篇幅和份数，破坏纸张计划供应和报刊计划发行制度，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懂得，必须首先冲破计划供应制度，掌握纸张资源，才能完全篡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
从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可以看到：他们是企图首先夺取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掌握思想宣传阵地，以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人民，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打下思想基础，然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来一个“匈牙利事件第二”，夺取国家的全部领导权，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夺取出版事业的领导权，正是这种阴谋计划的一部分，而反对计划化又是这个阴谋的重要步骤之一。因此，坚持出版工作的计划化和反对出版工作的计划化，反映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样严重的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保持原则立场，明辨大是大非，坚决反对右派对于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冲击。
计划化，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尽管计划化的程度和项目，可以因情况而异，但计划化的原则和基本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有些同志因为阶级立场不坚定，或者政治觉悟不高，对于事情不善于运用阶级观点来分析，把计划化问题看作是一个技术问题，因而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的斗争中动摇，对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让步，甚至认为今后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不问内容和质量如何，一律不加控制，这种想法和作法是十分错误的。这说明，我们许多同志的身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能区别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往往为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使我们懂得，在原则问题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才不致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