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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土乡通过大鸣大放大争提高了落后社
中共广东省委工作组
能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把问题很多的落后农业社整顿好，使之巩固起来？广东省曲江县白土乡中乡社和下乡社的经验作了肯定的答复。
中乡社和下乡社去年以来经历的变化，反映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严重斗争在农村并没有结束。
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去年春天，中乡和下乡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建立了两个高级农业社，从经济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社第一年就战胜了几十年未遇的大旱灾，中乡社成为曲江县的三等模范社。但是，千百年来习惯于个体经济生活的小农，并不是一下就能彻底改造成为集体的社会主义的农民的。但是，由于领导方面没有强调继续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没有继续抓紧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合作社社员的思想认识同合作社的集体经济之间就有着很大距离，资本主义思想就利用这个空子逐渐发展起来。去年下半年以后，这两个社就经历着另一次变化：到处可以听到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否定统购统销的必要性等论调；中乡社有五户社员退出了合作社，不少一部分社员跟着动摇了；许多社员不出勤了；不卖肥料给社了；劳动纪律废弛了；家栏肥拚命往自留地上堆，却天天向社吵着要油盐钱，要医药费，甚至儿子念中学一个学期六十元的学杂费都要由社全部负责，社支付不了就骂娘。
这时，社的领导核心——党支部和社委已接近陷于解体状态。中乡社原来五个党员有三个党员表现不好，一个是社的副主任，另两个是社委和生产队长，严重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管社的工作，埋头搞家庭副业，甚至带头攻击合作社；另一部分非党社委则因账目不清、作风生硬，更引起社员不满。两个社都只剩下极少数几个骨干分子和对合作社忠心耿耿的党员主任与支书，在苦撑危局，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阶级敌人却认为是他们进攻社会主义制度最有利的时机。他们幕后策动，背地造谣，大肆污蔑合作社，下乡社的坏分子甚至串通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联名到韶关专署诬告社干部集体贪污，要求撤换干部。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合作社内部的矛盾，广大农民同阶级敌人的矛盾绞在一起，头绪万端。中乡社就这样由一个三等模范社变成落后社。下乡社生产情况虽然稍好些，但从政治思想情况来看，比之中乡社也是“难兄难弟”。
消除思想顾虑，大鸣大放大争
应当怎样开始工作呢？县委工作组和区委在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开始之后，帮助这两个社，首先打击了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压下嚣张的邪气，情况开始有了变化。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富裕中农不吭声了，甚至也说合作社的好话了；社干部看见社内一片平静，出勤率中乡社由50％骤升至90％以上，情绪高涨，满心欢喜，认为社已经巩固了。其实，这里面隐伏着一种危险：打击敌人破坏行为的斗争，有可能掩盖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形式主义走过场，有可能代替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工作。这样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民主整社工作就有搞得不深不透的危险。
为此，必须武装骨干，向群众动员，在社内开展大鸣大放大争。但是，这个时候干部和群众都有顾虑。干部有什么顾虑呢？一怕鸣不起来：“就是这些意见了，再鸣再放也就这么多了”；二怕收拾不了：“刚刚把坏分子的破坏行为打下去，一放，牛鬼蛇神不又放出来了”？三怕整到自己：“鸣放起来，他们又会揪住干部。群众也有种种顾虑，比如不相信提了的意见真能改，担心提错了意见，会“拉到禾坪去斗。”
工作组针对这种情况，首先弄通社的主要骨干思想并分别在干部和社员中作了几次动员，说明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做法；现在，在社员中开展大鸣大放大争是为了弄清大是大非和小是小非，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巩固合作社。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经过反复动员之后，干部和群众的顾虑逐步打消了，于是正式进入大鸣大放大争。
四个步骤
中乡社和下乡社的大鸣大放大争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大鸣大放。远在反击地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之前，这两个社就已经开始了大鸣大放。但那是自发地进行的，不可能充分暴露问题，不可能把对合作社有益的意见全面地系统地收集起来，用以改进工作。而且在反击地主富农破坏活动之后，立即转到争论，很容易同敌我矛盾混淆在一起，使人产生错觉，不利于运动的开展。因此确定仍然继续大鸣大放。
在大鸣大放了三、四天以后，为了彻底解决思想问题，又针对一部分富裕中农要求退社单干的思想，主动提出退社问题。宣布合作社不害怕而且欢迎单干户同社进行农业生产竞赛，对于单干户过去进行资本主义和钻空子的行为，则规定办法加以限制。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再三教育仍要退社的人，允许退社。问题一提出，社员震动很大，立即发生不同的反映。富裕中农纷纷试探口气，有的还提出自己的退社条件；贫农和下中农中不够坚决的部分，则一反平日的模棱两可态度，表示“进社望社好，我们坚决不退社”。并对富裕中农的退社企图进行抨击。至此大鸣大放达到高潮。
第二步，组织队伍，边整边改。大鸣大放之后不可以立即转入大辩论，必须有一段时间来教育提高坚决走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去团结教育基本上能走社会主义但有一些动摇的社员，形成队伍。
组织队伍要抓两条：一是按阶级路线去发动串连，一是强调边整边改。
根据中乡社和下乡社的情况看来，目前合作社里有四类人：第一类是坚决拥护走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中有觉悟、最坚定的分子（包括个别真正有觉悟的富裕中农），大约在合作社中只占30％左右；第二类是基本上拥护社会主义但有些动摇的人，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中觉悟较低、不够坚定的分子，少数入社后不减收，退社单干有困难，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也属于这类人，他们约占60％左右，是社员中的多数；第三类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富裕中农和好吃懒做的流氓懒汉，人数虽只占10％左右，但却是目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代表资本主义思想的典型人物。此外是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我们不把它放在农民范畴内而划作第四类。组织队伍就要依靠第一类分子去串连发动第二类分子，提高阶级觉悟，形成社会主义的阶级队伍，同第三类分子展开说理斗争，把他们驳倒，并尽可能多地团结争取他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于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是专政对象，他们也可以参加鸣放，但是应当警惕他们的破坏行为，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在组织队伍的同时，中乡社和下乡社还强调了边整边改。这对落后社尤其重要。落后社的特点之一是社员对领导失去信心，又迫切要求改进工作。如果不在鸣放之后抓紧一些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就不可能调动群众，孤立资本主义分子，组成队伍。
第三步，大辩论。前两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大辩论中弄清大是大非，驳倒资本主义思想。中乡社和下乡社的重要经验之一，是要在大辩论前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广泛搜集有说服力的材料；大辩论中通过算账说理的办法，摆明事实，说透道理。这样，就不难把各种谬论驳倒。既能从头到尾贯彻说理斗争，使说理对象被说服，又能提高到会农民的觉悟，是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中乡社富裕中农李结香是长期对社不满的，她说，“入社不好，没有油盐钱，入社后减少了收入”。于是找她算细账。1955年入社前她家耕田地十三亩半，养猪一头，除成本外，共得纯收入二百三十一元五角。1956年入社后，全年纯收入总计二百零五元，比入社前减收二十六元五角。为什么减收呢？原来她入社后懒了些，少做了五十多个劳动日，因此减收了。如果她能像入社前一样起劲，就不但不减收，而且会增收。账算清了，质问她“为什么怪社不好呢？”她感到理屈，只好认输了。算账说理是个好办法。事实证明许多“减收户”并不减收，甚至增收，主要是计算入社前收入时，把总收入当作纯收入来计算。因此，算账，必须把入社前后的“口径”对齐。中乡社的富裕中农黄德南经过算账后，发现自己原来是增收户，承认过去讲怪话不对，并自动向群众作了检讨，还用自己的事例去说服别人。这些事例证明算账说理是最有说服力的。
对于其他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也不能光靠大道理，而必须使用充分的材料，做到以理服人。比如有人说：“社的生产不如单干”。下乡社将全社土地进行逐块调查的结果，增产田远比减产田多，减产原因是去年天旱和推行技术改革有盲目性，今年已经改正，雨水又足，因此减产田已不减产。有人说：“统购统销不好”。这两个社的粮、油的购销情况，就完全可以驳倒这种错误论调，并且极有说服力。中乡社虽是余粮社但是食油统销社，去年由国家供应了六百斤生油；下乡社虽是花生统购社但是粮食统销社，去年由国家供应了稻谷十六万斤。试问：多的不肯调出，缺的又从那里调入？
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小会、大会辩论，各种“歪道理”都被驳倒了，说理对象大多数承认自己输了。当然，也还有少数人强辩到底不认输的，但在群众中已陷于孤立，也就不容易发生大影响了。
第四步，民主选举和组织建设。民主选举是为了从组织上巩固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成果，特别是领导濒于解体、已失众望的落后社，如果在鸣放与辩论之后不进行选举，改组领导，不但不足以满足社员的愿望，而且要巩固民主整社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
在经过大鸣大放，组织队伍，边整边改和大辩论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之后，要选谁来当干部群众是有底的，我们提出四条标准：第一、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第二、工作积极，爱社如家；第三、办事公道；第四、作风民主。社员经过对四条标准的讨论后，要选谁来当干部就更有底了。选举的结果表明，经过大鸣大放大争之后，群众觉悟已有显著提高，当选的干部一般都是在群众中有影响的积极分子和好人。
树立贫农的领导优势
但是，选举不是没有斗争的。不论在中乡或下乡，富裕中农向贫农下中农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都很尖锐，下乡尤其激烈。下乡社的富裕中农和其他不纯分子在讨论条件时，首先反对提条件，认为“有条件就是‘有民无主’”。大多数社员否定了他们的意见，并强调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是当选干部的首要条件；他们则认为要强调第三、四条。当他们的意见再次被否定时，他们又以退出会场，不参加选举相威胁。虽然他们最后仍然失败了，但这里却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今后由于加强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加强社外自发倾向的限制，富裕中农的大部分将继续留在社内，他们的斗争方法将主要不是采取退社的办法，而是采取在社内争取领导权的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要教育全体社干和贫农下中农，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在社内团结他们搞好生产，一方面又必须坚持贫农的领导优势，警惕富裕中农争夺领导权的活动。
白土乡试点中充分暴露了当前农村党、团组织和党、团员思想认识、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要在组织建设中很好的加以整顿。要在党内、团内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的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对于在大鸣大放大争中少数立场动摇、观点错误和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党团员，应严格进行批评教育，个别情节严重而又不肯改正错误的，应予严肃处理。
现在，中乡社和下乡社已经结束大鸣大放大争，改选了社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定明年生产规划，切实搞好“三包”和贯彻粮、油、猪生产任务包干、清理财务公布账目和调整生产组织改善经营管理等工作。 （原载南方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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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农村大辩论收获巨大
要退社的不退了，单干户要求入社，喊缺粮的卖出了陈粮，社员出勤率大大提高，要求不干的社干部又积极起来
据吉林日报消息 吉林全省农村大鸣大放大辩论，第一批农业社已经于9月下旬先后结束。据四十七个市县的统计，共有两千七百四十七个农业社（占总社数40％强）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
从各地已经结束的第一批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情况看，运动基本是健康的。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广大群众都积极地对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合作化有没有优越性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对农业社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等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意见。大部分贫农和下中农及部分富裕中农，都以亲身经历，用算账、回忆、对比等办法，摆事实、讲道理，批判了动摇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并且打击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论。
已经结束的第一批大辩论取得的主要成绩有四：
（一）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初步从思想上解决了两条道路的问题。除了个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仍坚持己见外，绝大部分社员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更加坚定了，而从前想要退社的现在也不退社了，单干户也积极要求入社，农业社更加巩固了。据磐石、蛟河、梨树、东丰等十五个县的统计，大辩论后有一千八百六十七户社外农民被批准参加了农业社。九台县在八百零八户单干户中，就有五百零三户积极要求入社。磐石县新发乡单干农民祝秀林，将两匹马、一辆车都加入到合作社里，当他被批准入社的时候，社员还开了欢迎会。蛟河县有一百四十五户要退社的社员不退社了。农安县有二百多头牲畜，过去由社拉出去，现在又送还给农业社。
（二）粮食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树立了关心国家关心集体的全局观念和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思想，批判了损失浪费、私分粮食和多报灾情、隐瞒产量的错误行为，给今年完成征购粮食任务打下了思想基础。磐石县烟筒山区五星社原有六十六户喊缺粮，现在他们还卖给国家两千九百斤粮食。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已收购陈粮三万二千多斤，而存在粮食部门的二十余万斤周转粮，大多数社员提出不往回买了。舒兰、磐石两县有一百五十五个社订了爱国、爱社、勤俭持家、增产节约粮食公约。德惠县幸福之路社订了秋收中快拉、快打和作到五净的计划，可多收入八万八千斤粮食。
（三）农业社初步进行了整顿，制订了秋收分配计划，调整了“三包”，并及时公开了财务账目。因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前生产中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劳动出勤率一般都由原来60％左右提高到90％左右。梨树县郭家店区共积了一万多公顷地的粪肥，占全区施肥面积49％，较去年同时期增加18％。
（四）干部初步取得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经验。在大辩论中，多数干部学会了用摆事实、讲道理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且划清了两类性质的矛盾，增强了工作信心，改进了工作作风，工作更加积极了。蛟河县有四十名原来要求不干的社干部，现在又积极工作了；梨树县榆树台区四百四十三名生产队长中，在辩论前有一百五十名不积极工作，辩论后除换了十名外，其余的人工作都积极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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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手工业社开展大辩论
多数社员坚决要走合作化道路
新华社广州8日电 广州市已有五百多个手工业社的四万多名社员，展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绝大多数社员经过大辩论，分清了大是大非，表示坚决走合作化道路。
中南卫生用品生产社有些社员曾经说：个体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千变万化，不像合作社有制度规定。这个社就以“个体户的千变万化是怎样的”为题，组织社员辩论。社员游广炎、谭惠权在辩论时，举出把面粉袋漂染加工后制成棉衣、童装出售能赚钱，趁市场上口罩脱销时，购买绷带和蚊帐布制作口罩销路很好等等事例，说明个体户灵活，好处多。别的社员便反驳说：个体户这种做法是以旧料充好货欺骗顾客，这种千变万化是对消费者不负责任，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是那样。游广炎不服，说“一分钱一分货，有什么不好？”其他社员便进一步分析，套购绷带、蚊帐布是违法的事情，是投机行为。有的社员用大量事实揭发了个体户偷工减料、雇工剥削的资本主义行为，根本不是什么优越性。经过辩论，社员们都说：“个体户的千变万化原来如此。”东区也有许多社员通过这个问题的辩论，认识到只有走合作化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老社员杜秋说：“我过去做了几十年手工业，没有发过财，到月尾还要担心交租交税，现在打我，我也不干个体户了。”有的社员还总结了合作社的七大好处，比如合作社前途远大，社员生产和生活稳定，学习条件好，技术水平提高的快等等。
目前，全市手工业社的大辩论正在全面铺开，有的已开始转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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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省级到乡级全面紧缩机构
安徽四万多干部参加生产
本报讯 安徽省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正在结合整风，紧缩机构和编制。全省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原有四十万人，计划减少八万人，到六月中旬，据不完全的统计，已减少了五万七千二百余人。
组织下放干部进行生产，是安徽省这次紧缩编制工作的主要特点。据统计，在减少的干部中有百分之九十转入生产，生产项目是多种多样的，一般以农业、畜牧业、加工业为多。安庆地区筹办的生产单位共有四十一项，大小一百六十七个，现在已投入生产的六十五个单位中，少数已能赢利。如藕粉加工和烧砖、瓦窑两项，已经赢利约一万一千余元。下放干部转入生产以后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如霍山县有的农民看到干部下地生产以后感动地说：“以前当官的下乡，要粮要税，现在干部下放，下田生产，共产党不光要万岁，还要万万岁！”
其次，还动员了一批有条件并自愿回家生产的人员，退职回家生产。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参加工作不久，文化水平较低，工作能力较弱，不能继续工作和不适于机关工作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刚脱离生产不久的基层干部和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或临时工人。据了解，除少数不安心于生产外，一般回到生产岗位以后，表现还好，努力生产，主动的帮助乡、社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下放的干部还大大地加强了基层单位的领导，特别是加强了农业社的领导，同时干部的作风也有了显著的改进，因而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在下放的干部中，有一万五千三百余名是领导骨干。其中有省委部长四人，厅局长八人，处长三十一人，地委副书记八人，副专员和地委部长三十七人，县干部四百多人。六安专区霍山县现有的八百三十四名区、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中，共有四百十五人即一半左右是由县、区、乡下派的；现任五十四个正副乡党委书记中，原任区委书记的十四人，区长的七人，区委委员的三十人，一般干部只有三人；现任九十六个正副农业社主任中，原任副区长、区委委员的四十七人，乡支书、乡长的四十三人，一般干部只有六人。机构紧缩以后，不但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不但加强了对基层工作的领导，而且每年仅仅行政经费一项，即可节约三千多万元。
安徽省在这次精简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经验之一，就是认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贯穿整个紧缩机构减少干部过程的首要工作，是保证能否顺利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整编开始以后，工作人员产生种种不必要的思想顾虑和错误认识，一般的表现是：留恋城市和机关生活，怕到农村吃苦，轻视体力劳动，不愿参加生产或退职回家；怕下放后降职降薪，生活困难得不到补助；怕退职或参加生产，别人瞧不起，丢人。因而思想不通，发牢骚，说怪话。针对这种情况，安徽省对下放的干部，进行了以下的工作：（一）强调加强下层的重要性，克服本位主义思想，发动领导同志带头请求下放，起了推动作用。（二）具体规定了下放干部的条件，进行了比较严格的审查。省委规定下放农村工作的干部，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熟悉农村工作，经过土改或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锻炼；身体健康，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省的直属机关统一下放的四百九十四人，都经过了省委组织部的逐个审查，保证了下放干部的质量。（三）一方面提倡大量大胆的下放，采取“下边提名，上级批准”的办法，下放了大批群众欢迎的骨干；另一方面又提出各级党委必须全面规划，统一安排，防止盲目下放，把上边干部抽得过空的偏向。（四）对于下放干部注意了量材使用，防止用非所长。并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尽量下放到原籍和工作熟悉的地区，并尽量照顾能和爱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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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下放干部做好工作
雁北专区分批进行训练
据新华社讯 山西雁北地区最近分批集中训练了由专区、县级机关下放到乡村的干部。
雁北地区专区、县领导机关从2月开始，陆续把八百多个干部下放到乡村工作。下放干部多数工作积极，但也有些干部有不安心思想，有的因为实际经验不足，感到工作棘手。因此，中共雁北地委从6月开始分批集训。在集训中，通过学习、鸣放和争论，澄清了这些干部对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城乡关系等问题的糊涂思想，批判了某些轻视农村建设和不安心工作的错误思想和态度。地委还特别强调下放干部要作调查研究，找出所在乡村的发展方向，以便推进农村建设。经过训练，第一批学员三百九十多人大都认识了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表示要安心做好农村工作。
经过训练的干部回乡后，立即表现出一种新的工作作风。他们回乡时，不再是携带个人的大量行囊包裹，而是带着锄头和粪筐。到乡里以后，不是安排自己的生活琐事，而是首先下田劳动，在劳动中进行领导。还有许多人忙着调查研究情况，制订发展远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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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系统四个部门合并
一千五百多干部充实基层
据新华社讯 山西省农业领导部门在整风运动中紧缩行政机构，积极改进工作。
山西农业系统原有农业、林业、水利、水土保持等四个部门，过去各有一套较大的领导机构，机关内部人员庞杂。整风运动中经过反复研究和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现在把四个部门合并成为一个农业建设厅。这样共可节省一千五百多个干部。目前这些干部绝大部分都下放，充实基层领导。
随着组织机构的改变，各部门干部深入下层也逐渐形成风气。最近几个月中，厅、局长已普遍下乡两次到四次。农场管理处今年精简机构以后，人员比过去少了，整个管理处的干部共下乡六十四次，下乡人员占人员总数的五分之四，下乡工作日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70％以上。水利局根据干部的意见，组织了两个工程检查小组，由两个处长率领检查五项重点工程。经过检查，他们发现了浪费现象，经过分析原因、重新拟定计划，现在初步可以节约四十二万多元。
整风运动开展以前，山西省农业系统公文很多，而且签发打印不及时。整风期间，厅领导上根据鸣放中的意见，立即划分了公文拟发范围和简化签发手续。为了经常听取群众意见，各部门都设立专人处理群众来信或接待来访，同时建立了检查制度。（附图片）
中共长治地委工业部长申鲁明，今年3月下放到沁县兼县委第一书记职务。他主动联系群众，经常参加农业生产，现已成了城关乡火炬农业社第四生产队的义务社员了。图为申鲁明（右一）在播种休息时间和社员们谈论社内存在的一些问题。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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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群众批评立即改进
吉林商业厅裁并机构下调干部
本报讯 记者汤宝顺报道：吉林省商业厅直属百货、贸易、五金、石油、纺织品公司等十四个单位整风与改进工作紧密结合。在大鸣大放中，职工们畅所欲言，共提出了一千三百多条意见。改进工作时，雷厉风行，现在已经解决了一千零七十多条意见。尚有二百多件，正在研究改进中。
职工们对商业系统的意见是多方面的。但是，最多的是商业机构庞杂、脱产人员过多、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对职工生活福利关心不够、对职工政治思想教育差等方面的意见。这些意见引起各单位的党、政领导同志极大重视。除在大会上进行检查以外，还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能够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及时向职工做了具体交代，做到了“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职工群众很满意。根据群众的意见，吉林省商业厅已经将十一个日用工业品专业公司改并七个公司；撤销了食品、专卖、水产、蔬菜等公司，设立了服务局；撤销了省贸易公司，在厅内设立了民族贸易管理处。省商业厅还取消了处属科，改为两级制。这样，不仅克服了过去机构重叠，业务“碰车”等缺点，也减少了大批人员，加强了基层领导。如十一个日用工业品公司原来工作人员一千零八十六人；整编后就减下来四百零五人，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人下派到市、县基层单位。许多人并直接参加了生产。如派到长春市肉类蛋品加工厂的五十五人中，就有十八人当了工人；撤销省贸易局设立贸易管理处以后，由原来的一百零三人，减少到二十多人。这样工作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便于领导干部接近群众、深入实际了。
为克服商业系统的官僚主义作风，各单位的领导人开始注意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检查工作。纺织品、石油等公司的领导干部过去很少深入车间接近工人，现在也改变了。有时间还能够到工人家中去访问，工人感到很大温暖。省百货公司常年很少到市、县公司去检查工作，现在也开始改变了。如最近派出工作组到最偏僻的长白县去检查工作，帮助县百货公司作出商品流转计划、商品站队，一次就清查出三万多元被积压的物资。还派工作组主动到工厂去介绍顾客对产品质量、规格、价格等要求，扭转了工、商部门之间不协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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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螺钉厂紧缩机构
抽调管理干部近半下放到车间 现有十八个科将合并成八个科
本报讯 沈阳螺钉厂最近确定了紧缩企业管理机构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该厂从五百多名管理干部中准备抽调二百多名充实到车间去，下放人数占这个工厂的管理干部的近二分之一。
这个工厂的领导方面在大鸣大放期间，创造了按专业鸣放办法，先后召开了技术、计划、生产、财务、劳动工资等五个专业人员座谈会，把工厂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按类集中起来，并开始通过群众力量想法解决。例如车间劳动工资员夏景贤、冯宝华等提出毛螺栓车间和毛螺母车间合并问题。这两个车间本来是生产性质相同的一个车间，但在1956年却被分成了两个车间，工人并没增加，而管理人员却从三十多名增加到六十多名，因此他们都建议再将这两个车间合并，可以节省一半管理人员。还有人提出许多科室工作重复等意见。工厂领导方面研究和归纳了群众的这些意见以后，及时确定了紧缩机构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该厂现有的十八个科一个室，将紧缩成八个科一个室，现有的八个车间，也将并成七个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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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源县下放到乡的干部
深入领导生产受到赞扬
据福建日报消息 中共罗源县委会根据紧缩上层、充实基层的精神，从县区级机关抽调六十二名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下放到乡，担任乡级党政领导职务。几个月来，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使全县农村出现了新气象。
绝大部分人到达新的工作岗位后，与群众同甘共苦，积极工作，深受群众赞扬。原洋柄区委委员林玉官，到桂林乡后，便和农民一道挽起裤脚脱鞋下田生产，并耐心帮助农业社清理和公布了账目，以后社的账目都作得日清月结。社员们对这个新来的社长表示非常满意。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柳朝豪，到港头乡担任党支书。由于他整顿了支部，坚持了党课教育，健全了组织生活，党员觉悟进一步提高，工作劲头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