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巴豆、砒霜、鹤顶红
——斥民盟右派分子孙家琇
曹禺
在三反、肃反当中，革命的对象和我认识的还少。在反右派斗争中我忽然发现，很有一些右派分子是我认识的。可见革命更深入了，也可见有些人嘴里是“社会主义”，心里是资本主义，到了今天，他们必须在群众面前心口合一了。你要不，拥护社会主义，那就和我们一道走；要不，你就抱着“资本主义牌位”，一个人“守节”去吧。这些右派，很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口是心非，行为卑鄙。他们嘴上总是“理想啊”，“奋斗啊”这一类好听的话，心里却是包得紧紧的，里面发臭的极端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这些人是群众曾寄托很大希望的高级知识分子，是群众以为可以做社会主义的财富的专家。然而他们使我们失望，欺骗了我们，他们是右派分子。
我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她参加过反右派分子大会，对象是一个教授。她回来对我说：“爸爸，我们这样信赖他，可是他这样靠不住，欺骗了我们！……”她非常气愤，说不出话来，半天她忽然说：“爸爸，什么时候才有我们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家啊？”
这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使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这样伤心，真是他们最大的罪恶！
我那女儿所指的“我们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什么人呢？那是指忠于革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无论从那个方面来，从资产阶级或者从小资产阶级，我们都是欢迎的。解放以后，我们已经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工农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工农以外的旧知识分子党永远是伸出双手，帮助他们真正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党用各种办法培养，教育，照顾，鼓励，让他们参加各种生活的锻炼，来抛弃旧的、建立新的，成为一个合乎人民要求的专家。然而有一小群败类，一小群发臭的东西，拖着棺材里的尸骨，死不愿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他们露出了原形。他们不再是一群文绉绉的“教授”“学者”，而是露出长牙，摇着舌头，对人民毫无心肝的狗和狼。
在这群人当中，就有右派分子孙家琇，她是中央戏剧学院民盟右派阴谋小集团的中心人物。我想仅就她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发言，从一两个地方谈一谈。那个发言的题目叫“幻灭了的及还希望着的”。这个题目十分像胡风那种佶屈聱牙的句子。这位女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旧约圣经里的先知召唤人们忏悔的圣洁模样。绕了半天，中心的意思不过是要推翻共产党，让她来领着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她的口气真是狂妄嚣张极了，使我想起谭惕吾来。她们都是那样不可一世的，把党看成眼中钉，非要拔去才心甘的凶恶女将。
一切右派高级知识分子都好夸耀自己有“理想”。孙家琇也说：“过去我追求过各式各样的理想，最后认识共产党，把理想寄托在共产党真理上。这是愿意牺牲一切来维护的理想，是任何人不能动摇，不能摧毁的。这是所有的群众不惜牺牲一切而为之奋斗的理想。可是党员们啊！”
于是，一切毒烟毒气就向我们喷射出来。她说，今天党员的行为动摇了她的“理想”，今天群众认为做党员不光彩，今天一切将陷于混沌！今天的党员“剥夺人的理想，窒息了人的事业心，堵塞了青年人的朝气，欺骗了学生们的信仰”，她大声疾呼，号召大家“群起而诛之”。因为她说，她“热爱共产党”，她“相信党”，她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这个被称为“穿裙子的亚高”的人，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我读书的时候见过一个老头儿，他是军阀时代的一个秘书长。他一见我就骂共产主义，说马克思的理论根本不值一驳。我嘴里说不服他，但我心里知道他是一个骗子。
待我大了一点，我遇见了他的儿子，他是留过学的，在哥伦比亚还得了什么哲学博士。他对我满口称赞共产主义，说这是人类最高的理想，连他也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是可惜，主义好，人不好；共产主义好，共产党员不好”。他唉声叹气，忧国忧民。看得出来，他比他的父亲是“高明”多了，但我知道，这才是一个十足的骗子！他留过学，比他父亲多懂一点世界大势，知道共产主义无法推倒。但抓一两个共产党员的缺点、毛病，就把共产党全部说成是“坏蛋”。没有见过共产党的人是容易相信的。
孙家琇就是这种人。然而她打错了主意，今天的人民亲眼看见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建设做的事情。无论哪方面，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交通、水利、农业、轻重工业和国防建设，党的成就都是主要的，空前的，全世界注目的，帝国主义害怕的，爱和平的人们高兴的。而这些成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的劳动换来的。然而一小撮像孙家琇这种败类，偏要装做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要为保卫她个人和“群众”的“理想”而战斗；仿佛，她是和群众站在一起的，她的“理想”就是群众的理想。
她的“理想”是什么呢？现在弄清楚了。她要把她心目中的两个“好”学校在今天的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是国民党办的南京剧专，她觉得“好”，南京剧专的那种精神应该“复辟”。一个是她读过书的美国的密尔斯女子学院，她觉得“好”，要把那样的环境移植到中国来。南京剧专是国民党党棍张道藩、余上沅和二陈系统的人办的。我在里面看见国民党人横行霸道，党气冲天，特务横行。进步师生被逮捕，被殴打，被陷害，哪里谈到什么学术空气！至于密尔斯女子学院，那是为很多美国有钱的小姐们设立的，它有各种办法训练这些小姐们在很光滑、美观的表面下，舒舒服服地剥削人。这一类女子学校都是培养做装饰品的美国太太和老板娘的。想想看，这种环境如果搬到今天的中国来，是谁高兴？是买办资产阶级高兴？还是工农高兴？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她的理想的外壳，那图穷的匕首，是要党团退出中央戏剧学院。退一万步说，共产党也只能，如她说的，管她所谓的“思想工作”，她和她的民盟阴谋小集团要独管教学、财政和人事。而孙家琇呢，据她自己说，是想在这一切之上“做太上皇”的。想想看，他们还说要“美化人类的灵魂”，“要为美化人类的生活而奋斗”。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教授”、“专家”们到底有灵魂没有？他们是要美化我们的生活，还是丑化我们的生活？
孙家琇的发言透出一种对我们刻骨的仇恨。她这样诅咒我们，她说，是“因为感谢你们（指共产党）过去医治了我们身上种种资产阶级的缺陷”，因此他们今天要起来治治我们的病。我们是治过她的病的，温和，尽心，非常善意地治过她的病，但是没有治好。今天她要“治”我们的病来了。她用的是什么药呢？她用的是巴豆、砒霜、鹤顶红。她希望一剂药就把我们“治”死。她是“莎士比亚专家”，咒骂起人来也要斯斯文文，口吐莎士比亚。她说中央戏剧学院到处都是“莠草、牛蒡草、蜥蜴、毒虫”。这些东西都指的是我们。这是她的“莎士比亚”。她说她“碰见了奥赛罗的悲剧”，甚至“比奥赛罗更悲剧的悲剧”。奥赛罗是一个勇敢、真诚、高贵、热情的黑人将军，是她引以自喻的，这也是她的“莎士比亚”。她说我们“挂羊头卖狗肉”，她说我们“不学无术，冒充权威”，说我们“用虚伪代替真诚，代替党性”，还曲曲弯弯地讽刺、讥笑，说了许多俏皮话。最后她又搬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说要给我们照照镜子。
镜子是不用她拿来给我们照的。群众已经给我们照了。群众看得清清楚楚，在党的领导下，中央戏剧学院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粗糙到细致，从简单发展到一个比较完善的教育机构。这个学院训练了全国的优秀的导演、表演和舞台美术的人才，介绍了苏联的史坦尼拉夫斯基体系，第一次比较有系统、有成绩地训练出戏剧各方面的毕业生。它和它的实验话剧院比较完美地演出了一些优秀的、有世界意义的、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剧目。中央戏剧学院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话剧的最高学府。而这些成绩，她所不愿意看见的成绩，就是这个学院党的领导同志们和其他同志们在文化部的领导下，日日夜夜，辛苦地劳动，诚诚恳恳，一点一滴地争得的。而她呢，她在一旁引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来：
“对这些我都厌倦了，我哭求安息的死——譬如，见到才能注定要做乞丐，空虚的无物倒打扮得漂漂亮亮，最纯洁的信仰被不幸地破坏，灿烂的荣誉被可耻的放错了地位，处女般的贞洁遭到强奸，邪恶，不法地侮辱了正义的完美，艺术，被权威捆住了口舌，愚蠢（俨如博士）控制着学术，单纯的真理被瞎唤作呆笨，被俘的‘善’侍候着‘恶’将军：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人间，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单。”
（根据她引的译文）
我不是莎士比亚专家，但我相信，莎士比亚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见着光明就说好，见着黑暗就说坏的人，是一个见着好人就喜欢，见着坏人就厌恶的人，是一个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人。莎士比亚在三百年前的英国，写刚才引的那样一首十四行诗，诅咒当时的英国社会，是合情合理的，证明莎士比亚是正直的。但是今天这位女教授，女莎士比亚专家引用莎士比亚的这首诗来诅咒今天的中国社会，便证明她是一个十足邪恶的、毫无正气的人。她侮辱了莎士比亚，滥用了他的诗篇。莎士比亚一共留下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如果他知道了这位女教授这样引用了他的诗，他一定从坟墓里愤怒地站起来，写第一百五十五首来诅咒她，那头两句便是：
你这无知的女妖，你为何夺去我死去的安息？
连坟墓里的人你都拿来利用，你这该诅咒的！
骄傲、自满，处处炫耀自己，是右派高级知识分子的通病。知道一点莎士比亚，就莎士比亚满天飞，生怕人不知道自己读过莎士比亚，真是丑！
这位女教授是自命为“被俘的‘善’”，“侍候着”我们这些“‘恶’将军”的。但她在赤膊上阵、拼死拼活地向党进攻的时候，却又甜言蜜语地对我们说：“同志们，亲爱的共产党员同志们，我们热爱你们，我们也是无术，德行也不大，但凭着我们的热爱！”
听起来，真像一个美国传道教士咬着夹生的中国话，向中国人布道一样。
她表面看去像是一块丝光糖果，里面却是巴豆、砒霜、鹤顶红。她伪善到了极点，这个“法里赛”！（注）
她向党进攻之前，是“死钻”马列主义的。她说，感谢马列主义已经教会她“辩证的”看问题了。因此，她认为自己懂得“内幕”，便向共产党点起火来。希腊神话里有一个英雄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因为他从天上取了火种给人间。人民因此永远歌颂这个伟大的取火者。而这位女将原来一开始便存心从取火者学会举火，其目的是为了烧死那伟大的取火者的。这便是那种和我们始终是两条心的人最深不可测的地方。
自然，即使如此，我们还希望孙家琇憣然悔悟，重新做人。在新社会里，朽木能生出绿芽：右派分子只要诚诚恳恳，彻底改变立场，他是可以再生的。
注：法里赛是圣经里说的伪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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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感情的细流里
——评短篇小说“红豆”
伊默
“人民文学”7月号发表的宗璞的小说“红豆”，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而整个作品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却有些复杂。
从题材来看，这是小说女主人公江玫对于过去的一次恋情的回忆。里面交织着爱情和革命的矛盾，最后是江玫打退了私情的袭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且成了“好的党的工作者”。八年以后，她又回到了母校来工作，又恰恰住在原来住过的房间里。而那十字架后的爱情信物“红豆”依然“还在”，于是，重新勾起了对过去这段爱情的回忆。
读完了“红豆”以后，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至少给我两种相互矛盾的模糊感觉：似乎作者的意图在反映江玫在革命熔炉里的成长。在小说的中间一部分，这种意图在艺术形象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像江玫这样一个受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教育影响的女大学生，过去是不问政治，不懂世事，只知沉醉在小资产阶级所谓的“诗意的生活里”。后来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恐怖统治，强烈的现实刺激，又受到了追求革命的女同学萧素的影响，逐渐从思想上产生了对于民主自由的向往，参加到革命的民主运动中去，并因此和她的仇视革命、反对民主运动的爱人齐虹，在政治思想上有了裂痕。这一切，在解放前学生的民主运动中，都是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可惜的是，江玫的这种性格发展的真实描写，在小说情节中，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显著的艺术的客观效果，却是突出了江玫的这一段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孤独的江玫的浓重感情仍然留恋着过去，她的参加革命，倒仿佛只是一种陪衬，一种装饰。我并不怀疑，在作者的理智上，可能是企图着重描写革命者的江玫的，但是，因为江玫并不完全是一个革命者的性格，所以故事情节和性格发展，就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不过，问题在于：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作者的感情的细流，也是同情和赞赏江玫的并不光彩的爱情，并且用他的多少带有感伤基调的描绘，把江玫完全淹没在这不光彩的爱情的海里。在作者笔下的江玫，甚至在她成为“好的党的工作者”的今天，似乎还没有从这爱情的苦海里摆脱出来！人们不禁要问，这篇小说中特别突出的“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呢？简单地说一句，这位“真的成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是带着有些自我牺牲的内心痛苦在回忆她的爱情，怀念她的齐虹。“十年的时间”，在江玫的心灵里，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啊！那“无止境地谈着贝多芬和萧邦，谈着苏东坡和李商隐，谈着济慈和勃朗宁”的往日的岁月，那唤起了共同的“诗意悲伤”的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一切，多么富有浪漫蒂克的意味！然而，它们留存在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身上，难道能说是健康的吗？而在作者所着色描写的浓重的艺术氛围里，仿佛江玫为了革命“牺牲”了她的“永恒不变的爱情”，和不可复得的齐虹！
这位受到江玫这样痛苦怀恋的齐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作者和江玫都不能不承认，齐虹是一个疯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他仇视革命，仇视进步；想像占有财产一样地占有江玫，最后是做了祖国的叛徒，反革命的逃亡者。当他想抢走江玫而不能如愿的时候，甚至想杀了江玫，“装在棺材里带走”！
当然，江玫并没有跟齐虹走，（不过，她也并没有和齐虹决裂，而是希望他留下）她参加了革命，做了“好的党的工作者”。但是，这一切在感情上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江玫虽然在他们分别的时候，“撑过了”这最后的“一分钟”，而齐虹却带走了江玫的心，带走了江玫的爱情，使生活在新社会里的江玫，在感情上却像受难的“天使”一样沉落在旧世界里。在作品的整个的艺术描写里，我看不出作者对于这种感情有过任何批判，而且十年后的江玫还被写成是“手握着”被“泪水滴湿”了的“红豆”在怀念齐虹！这使人无法区别作者和江玫的感情有什么不同。
这样一个极端仇视革命的祖国叛徒——齐虹，有什么值得“好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这样痛苦地怀念？而这样一段并不光彩的爱情，这样一个在感情上堕落到失掉立场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又有什么“美”的地方值得作者这样渲染和宣扬？作者在引导我们爱什么，恨什么？作者写这篇作品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重读了“红豆”以后，急忙地阖上了这宽宽的厚厚的7月号“人民文学”，感到一种深深的厌恶，我不再想给作者扣上一顶什么帽子，因为我实在还并没有分辨清楚，在这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感情的细流里，究竟流着哪一阶级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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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当代大艺术家奥伊斯特拉赫的演奏
李凌
我们很早就听到这个幸福的消息——苏联十月革命后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最卓越的、最先进的、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要到我国来演奏。现在，这个美好的愿望是终于实现了。人们对苏联政府、艺术家、人民对我们的这种关心，所表现出来的感谢，和对奥伊斯特拉赫和他的合作者扬波尔斯基的到来，表现出无限的高兴、快慰的心情，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奥伊斯特拉赫6日在首都人民剧场举行了第一个（他要在首都举行四个不同节目的音乐会）音乐会，表演了列克莱尔、勃拉姆斯、普罗科菲耶夫的奏鸣曲，及柴可夫斯基的“沉思”、“圆舞曲”。最后还被观众狂热地要求演奏了德布西的“月光”等五首乐曲。
奥伊斯特拉赫以完美灿烂、高度纯净的技巧，来真实而深刻地揭示音乐作品的思想内容，一开始就把人引入音乐的深处。各个不同时代的作曲家的作品，一个个尽善尽美地呈现在观众之前。首先是法国古典作曲家列克莱尔的“D大调奏鸣曲”，典雅、细致，一切微妙的技巧，融化在音乐之中。由于他的右手的高超，许多特殊的、变化多端的音色和力度，自然而然使这首乐曲增添更深的效果。
勃拉姆斯的“d小调奏鸣曲”，是深邃的、较难表现的作品，而演奏家在这首长长的音乐中，既不夸张，也不强求人为的对比，而是纯朴、自然，尽量让音乐自己说话，他真把这位处在浪漫主义后期的古典作家诚挚、灼热的真心，在典雅的风格中使作曲家不可抑止的热情体现出来。现实主义的真实，探求每个作曲家内心最深的真实，的确是这位俄罗斯、苏维埃小提琴学派最富代表性的艺术创造的光辉特点。
在普罗科菲耶夫的“D大调奏鸣曲”中，更加看到演奏家对音乐作品内容的认真抒述。在第二段“谐譃曲”中，他和扬波尔斯基的合作，是他们共同探求的顶峰。而在第三段“行板”，大师的最富诗意的表演，那牧笛的音乐，如此幽雅、平静，却又犷野、深情，特别使人难以忘怀。如果不是深透了作曲家的心灵，是很难创造到如此的境界的。这首乐曲第四段的雄壮的火热的音乐，也是极富性格的。
奥伊斯特拉赫的表现才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各个时代不同特性的作家，也包括各个作曲家不同的作品。当我们回思起他的柴可夫斯基的“沉思”、德布西的“月光”、华格纳的“纪念册中的一页”等抒情的乐曲，就会对他的丰富多样的解释力更加倾倒。就在这些同一类型的乐曲中，它们的分别也是如此显出，并且使它们的艺术创造和作曲家的性格统一起来。如像“沉思”中的热情乐句，由于音乐本身具有强烈的特性，这种效果是很容易出来的，而演奏家却处理得异常自然、内向，因而使“热情”更有斤两，益加深沉。的确，他在演奏到这些需要深思的乐章，他是闭目倾诉，沉迷在歌唱里面的。
奥伊斯特拉赫是一个极富天才的音乐家，他已经被称誉为“强者中的强者”、“世界第一把小提琴”、“莫斯科的巴格尼尼”，还获得在苏联音乐界中少有的列宁勋章，和两次荣誉勋章、斯大林一等奖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是他的劳动热情，和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的态度，是许多音乐家所不及的。他是名演奏家，又是杰出的小提琴教授，还担负极繁重的社会工作，然而他依然辛劳不倦的，悉力以增加自己的音乐知识。他说：“假如在一天里不能听到那怕一部我所不知道的音乐作品，那末这一天就算是白过了。”
他像所有的世界的大音乐家一样，对于自己的表演是忠实而谨慎的，萧斯塔科维奇在谈到他这种负责的态度时曾说：“像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不用说，奥伊斯特拉赫演奏过已经不止一百次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天地再三练习，就好像准备初次出场演奏它似的。”
他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对本国音乐家（包括一些年青的音乐家）的新作品的爱护与扶植。他演奏过萧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米亚斯科夫斯基、拉科夫和卡巴列夫斯基等人的小提琴协奏曲，普罗科菲耶夫的奏鸣曲和许多本国作曲家的新作，“他是那样认真，每次都是如此热情，深入构思，理解与体现作品的思想和情感”。萧斯塔科维奇认为他对新作品的这种关心是“对作曲家真正创造性的帮助”。
他说过：“我认为提出作曲家与演奏家之间在艺术上进一步紧密的合作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让他们更密切、更深入地互相了解，互相学习，让他们互相帮助，从而使双方都得到益处，并且最后使苏维埃音乐文化的整体得到益处。”他的这种包含无上真理的热诚的号召，得到了当代作曲家如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等人的赞助与推崇。他是如此坦率而真挚地贡献出自己的艺术才能，热心地来捍卫那些天才作曲家们的正确的反映了苏维埃现实生活形象的新作品。
中国音乐工作者，一方面以欣赏到奥伊斯特拉赫的精湛深刻的艺术表演而荣幸，同时也会从他对艺术创造上的纯朴、诚挚、鲜明、真实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对艺术表现上那种高度的认真探求、磨练的作风，对自己民族的作曲家的新作品的热诚扶助、保护，和对教学的孜孜不倦这许多方面，获得至贵的教育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