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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星火农业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工作组注意发动群众取得成绩
本报讯 北京市东郊区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8月中旬，由大鸣大放转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阶段。在九个生产大队中已经举行了六十多次辩论会。有的辩论会开得好，如第四生产大队讨论的合作化优越性问题，第五生产大队讨论的蔬菜统购包销问题，正反面两种意见在会上展开了自由争辩，最后正面意见有理有据地驳倒了反面意见，通过辩论使农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个社进行大辩论的经验证明工作组必须注意下面四个问题。
要和农民生活在一起
工作组同志要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深入地了解农民的思想情况，不要让汇报、整理材料、统计数字束缚住。要和农民一起劳动，因为有时候在会议上了解不到的问题，在劳动中可以了解到。有的农民不惯于在会上谈话，在地头上、炕头上和他们接触中，可以听到更多人的心里话。工作组同志掌握了农民的全面思想情况，就便于启发、诱导他们进行辩论。星火农业社工作组在转向大辩论期间，曾连续发下十多种调查表格，有“鸣放问题分类综合表”、“参加会议情况表”、“辩论会出席发言情况综合分析报告表”等等，这些表格有些是不必要的，可以精简掉。各生产队工作组同志为完成这些调查表格，要用去几天的时间，必然会影响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的工作。目前，只有第七生产大队工作组完成全部表格的统计工作。可是他们由于把主要精力陷在整理材料和统计工作中，忽略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在转入大辩论阶段以后，七天多没有开过一次会，后来虽然开了两次辩论会，但是并没有辩论起来，显然他们工作开展得就比其它组迟缓。第五生产大队工作组把主要力量用在发动群众工作上，除了用各种会议形式启发群众进行辩论，还在日间和农民一同下地劳动。有时候就在地头上利用休息时间，不拘形式的开起小辩论会。一些在大会上不好意思发言的妇女，也都畅所欲言的说出心里话。有的群众还出主意、提意见，帮助工作组同志研究、准备下一次辩论会。
让农民自己出题目
出题目辩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工作组出题目交群众讨论，一种是让群众自己出题目。星火农业社工作组对于哪些问题该辩论，如何辩论，都先跟积极分子商量。经过商量，积极分子会把他们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提出来。他们排列问题的次序可能和工作组原来想的不一样，可是他们放在前面的问题，是他们感到重要的或考虑成熟的、有把握的问题，在辩论中也就比较容易地用正面意见驳倒反面意见。第五生产大队有一次会议，工作组原准备在会上讨论蔬菜统购包销问题，可是群众从会议开始便自发地讨论起多留自留地好不好的问题，会上正反面意见争执许久，最后把一些多留自留地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批判得体无完肤。会后研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个富裕中农小队长，在大队长纵容下，一再强占社里的地，最近又把一块玉米地收为己有。群众对他这种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早就感到愤恨，私下酝酿得很充分，实际上就是群众在下面早就自发地作好准备，俟机同他评评理。这次辩论会如果工作组能够主动地再作些准备，必定会开得更好。以后，工作组在每次辩论会前都和积极分子一起商量辩论题目，然后把问题告诉群众，并且由党团员、积极分子去开一些炕头会、地头会，鼓动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会上讲话，使群众在会前就议论纷纷，经过充分酝酿，以后一次会比一次会开得好，到会的人也非常踊跃。
工作组不能包办代替
市、区派下乡的工作组，是协助农业社党组织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因此在工作中要时常注意防止包办代替，要注意培养本地干部民主作风，和树立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星火农业社工作组下乡以后，发动群众进行大鸣大放，同时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及时处理了群众提出的一些问题。群众目前普遍感到工作组这次下乡真解决问题，但是也有人想到将来工作组走以后怎么办？本地干部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产生这种顾虑的人，在鸣放座谈会上或辩论会上发言就不十分爽快。后来有些生产队的会议，改由分支书记、生产队长主持，群众提出的问题如何解决的，也由他们在会上做交代。这样，解决问题时是工作组和本地干部共同商量办法，并由本地干部向群众作交代，逐渐改变了群众的看法，认为支部书记、生产队长真能解决问题，群众参加运动的情绪便更加高涨。本地干部也确实比工作组同志具备更多有利的条件，比如他们对本地情况熟悉，便于联系实际，他们讲话又很通俗、生动，群众容易接受。
培养积极分子
培养积极分子是开好辩论会的关键问题。一般青年人顾虑少，热情高，运动开始的时候非依靠这些人打开局面不可。例如第五生产大队有几个共青团员，过去一向反对领导上的官僚作风，反对破坏蔬菜统购包销等坏行为。他们在辩论会上立场站得稳，肯带头发言，而且尖锐。经过他们给接火，大家就辩论起来，因此对这部分青年积极分子，必须注意教育和培养，使他们发挥带头作用。也有一些积极分子不是运动一开始就显出来的，他们多是富有生产经验在群众中威信又较高的老农民，他们在大辩论中的态度对群众有很大影响。但是当运动深入，真正决定问题的是这些人。第五生产大队在批评一个富裕中农小队长多占社里地的时候，平时不爱讲话的老农杨方发了言，那个小队长就是当着他面强占去社的玉米地。他揭露事实，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地批驳了那个小队长自私自利行为，批评了纵容他的大队长。群众一面听他讲话，一面连连点头，都说该批评，那个小队长在铁的事实面前，无法进行抵赖，不能不向群众低头认罪。对这样的积极分子，工作组尤其要注意发现和培养。第五生产大队由于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才使大辩论逐步深入，并且在辩论中把大多数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一支保护农业社利益、保卫社会主义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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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农村大学”里
我回到农村基层工作并参加劳动的体会
中共四川省中江县委农村工作部长 刘支茂
我本来就生长在农村，但从学校出来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便逐渐脱离了生产劳动，今年1月，响应党的号召，又回到基层做农村工作，并参加了生产劳动。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初步感觉到：到农村去是最幸福、最快乐、最有前途的事情。
1953年到1956年这三、四年中，我虽然名义上在搞农村工作，实际是有一半多时间在坐办公室。那时候的情况是：书本知识知道一点，但是不深不透；农业社的知识知道一点，但都是从下面的报告中、电话汇报中间得来的，具体的知识很少；嘴上说接近群众，实际上见了农民是满口学生腔，说不上三句话，就冷冰冰的了。因此，党组织分配的工作搞得并不好，自己也觉得苦闷，感到农村工作没前途，没出息，想转业，想升学。
自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艰苦朴素，改进作风”的号召后，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对自己的思想作风作了彻底的检查。在今年1月春耕生产的动员大会上我便自动报名要求下乡，经党组批准后，便参加了中共杰兴乡总支部的实际工作。
参加了实际工作后，生活上不再特殊，基本上做到了同群众、同基层干部打成一片。过去下乡骑大马，请人背背包，现在下乡走路的时间多了，自己背背包的时间多了；过去到田边把手操起转，皮鞋制服显得很特殊，现在是布衣草鞋，有时间就参加生产了；过去离乡再远也要回乡住，现在到那社工作就在那社住。到乡的第一天就参加冬季生产；第三天就在离乡最远过去很少住干部的高山社贫农伍忠用的家里住下了。同吃、同住，开头有些不习惯，过几天也就习惯了。同社员一道搞土地加工，开头也有困难，手上打起了血泡，吹着寒风，脱棉袄，也累得满头大汗。不久也就习惯了。贫农伍忠用说：“共产党真会教育干部，土改干部又回来了。”我听到这些话，心里是多么愉快啊！
我现在已经初步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到一个社里，都要访问几户社员，开社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帮助社里改进工作。比如，在六村一社时，听说青年人不尊重老年人，说老年人是“老封建”。我便开了个老年社员座谈会，老年人提出“青年人做活毛糙”“不管忙闲打扑克”等二十多条意见。社委会采纳了这些合理意见，教育青年人要尊重老年人。结果反映很好，老年社员蓝志发说：“这就对了，老年、青年一条心，那愁合作社办不好。”
志兴乡的六村三社（原来是一个三类社），去年小春预分时，烂粮烂草，账目不清，社员意见很大，今年小春预支时我住在该社，帮助他们改进了办法，健全了制度，结果，粮草未烂，账目清楚，社员非常满意。最近社员还说：“要求老刘回去，帮我们社搞大春分配。”
在农村的大学校里，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自己觉得在五方面有了提高：①对合作社的工作比以前熟悉了；②生产知识比以前懂得多了，初步学会了栽秧子，打棵子；③也比以前容易接近群众了；④常参加劳动，锻炼了体格，瘦弱的身体，也比以前健康了；⑤群众反映好，情绪愉快，思想开朗，不背包袱了，工作专心，劲头也大了。
当然，这还只是开端，工作中也还有缺点。如思想工作抓得不够紧、学习不经常等。因此绝不骄傲自满，在党的教导下，群众的监督下，在农村的大学校里，在整风运动中锻炼自己，真正做到在农村里落户、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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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比比·算算·想想·看看
工人吃粮并不比农民多
山西省阳高县王官屯乡国光农业社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有人提出一年三百八十斤留粮不够吃，干部说够吃了是做假报告。有人主张按工人的吃粮标准供应。有人说够吃了，不能成天喊不够吃。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大家当面算了一笔账：一户铁路工人六口人，本人一月供应量是四十六斤，全年五百五十二斤，五口家属按城市分人定量的供应标准，全年供应一千三百十六斤，加上职工本人全家全年供应量是一千八百六十八斤。一户农民以同等人口算了一下，每人三百八十斤，全家全年吃粮二千二百八十斤，比一家工人多吃四百一十二斤，平均每人比工人约多吃七十斤粮食。当时有的人说，城市供应是商品粮，咱们是粗粮，就又差的远啦。以后又按社里粮种分配比例折了一下，每个农民还比工人多吃四十七斤。算的结果，如果农民非劳动人口也按工人家属标准供应的话，而劳动人口就能吃到六百多斤。
又有人说：“反正国家得管一管咱们的吃粮问题。”有人说：“谁说没有管呢？咱社供应的五十四万斤粮食那来的，说话嘛，不能没良心。”有一个富裕中农态度很不冷静的说：“我过去早上是粥，上午是糕，晚上有时还煮糕，现在吃的和‘猪饲料’一样，反正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不给往饱吃，就不能增产。”这一来引起了大家的反感，贫农叶宏明当时就驳斥：“哼！尽说你们，像你们过去那样有几户？我们过去装人一斗，还人斗半，新粮一上场，还了斗头能落几斗？……”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激烈，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要不是国家管，更没办法。咱们这地方打的粮少，就应该少吃，别看人家有的地方吃五百斤就眼红，人家对国家贡献多大？咱余粮不卖，公粮不交，还得供应，不能尽和国家伸手要。
对于说干部有假报告的说法，大家也认为根本是瞎说，如果假报告，连五十四万斤供应粮也吃不上。 谢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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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比比·算算·想想·看看
合作社对谁“不自由”？ 谁占了谁的便宜？
浙江嵊县幸福农业社在进行两条道路辩论时，有人说参加合作社不自由。到底自由不自由呢？大家都认为，合作社对那些富裕农民中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确实不自由。社员韩雨田说：“合作社不让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自由，这是一；不好好干活，受批评，也不自由，这是二；第三，合作社按劳取酬了，不能凭自己的高兴爱干活就干，这也是不自由。”他提高了嗓子说：这些“不自由”对我们下中农和贫农来说比天堂还自由！我们在社里就没有感到什么不自由，像我屁股上生了颗疔疮，合作社就让我安心养病，不用愁庄稼荒了。
辩论中还有人说：办合作社是劳力多土地少的人占便宜，劳力少土地多的户就不合算。”这种论调也遭到了反驳，大家认为土地的本身只能生长杂草，只有经过耕、种、耘耥、灌水、施肥等的劳动才能长出粮食来。社员们还拿单干户王章根种的一亩八分地收早稻谷五百八十斤和合作社种二亩六分地收早稻一千四百多斤相比，说明合作社的产量平均每亩要比王章根多收二百十九斤的稻谷。这说明土地多劳力少的在土地上用工少产量也就低，如果雇工，产量就高，但这是剥削行为。这个道理连王章根也承认了，并且写了申请书要求参加合作社。
高锐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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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青团南庄子支部召开青年座谈会
邀请老人讲过去比现在
本报讯 据河北日报消息：共青团唐县城关乡南庄子支部为了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他们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团支部邀请本村六名老人，同五十四名青年进行了一次座谈。
在座谈会上，老人们用在旧社会亲身经历过的痛苦生活与现在作对比的方法，向青年们进行了教育。六十多岁的田四说：“孩子们，提起旧社会的生活，那真是一言难尽！过去咱村除了轮流当村长的二十四家富户外，谁家不是糠菜半年粮？咱村纪德爷就是因为受不了穷困逼迫，才跑到坟上吊死的。”七十多岁的文增娘说：“那年头吃糠也没有好糠，几年的蒙糠也得吃，过年吃上黑麸子面、白菜帮子馅的饺子就算好运气！你们看看，现在谁家还吃糠咽菜，谁家过年不是细白面，肉馅饺子！”接着，老人们又一一回答了青年们提出的在旧社会农民们的烧、穿、用三个方面的问题。文增娘说：“我活了这一辈子，就是入了社才穿上了细布衣裳。”
谈起了过去的灾荒年，勾起了老人们说不尽的辛酸苦痛。六十多岁的田爱清和田金未老人说：“民国九年，碌碡不翻身，那时的政府不管你收成不收成，捐照样收，粮照样要，向地主交的租子少一斤也不行，谁家拿不起，就得送衙门。咱村人们连树叶、刺菜都吃光了，哪还有力量交粮拿捐和交租子呢！多少户把土地、家具卖掉；田老坤、田福禄、田老美他们连自己亲生的十五、六岁的闺女都卖了。”田四老人沉痛地补充说：“那一年咱村光要饭在外的就有六十多个人。”文增娘擦了擦眼泪说：“我家为还地主的债，把仅有的七亩地卖掉了，一家子要饭吃，爹娘就活活的冻饿死。”她又说：“看看现在，咱村三年遭水灾，别说没有一家要饭吃，就连吃糠吃菜、受冷受饿的都没有。要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时给咱们发放了救济款，贷给咱们钱搞副业，千里万里运粮来，要没有合作化，那还有咱农民的命！”
当有的青年向老人们说到“合作化后，将来农村的前途是美好的，可就是现在干活太累，天天起早熬晌，这不比过去干活辛苦吗？”田文书老人说：“孩子们，你们知道过去给地主干活是什么样子吗？我给财主‘阎王殿’打短工时，一天就定工四亩棉花，锄不完不给钱，那时干活才真辛苦哩，可是累死也得干，不做工那有饭吃！现在咱们是在自己地里给自己干活，多劳动，多收入。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卖把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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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隐瞒产量对不对 私分粮食好不好
云南二万多农业社展开大辩论
本报昆明5日电 云南省委指示各地把农业社隐瞒产量、私分粮食问题，作为辩论的重要内容。云南省二万多个农业社以此为中心的大辩论，正在全面展开。根据已经结束的三百多个重点乡社辩论的情况，隐瞒产量、虚报灾情、私分粮食的现象，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富民县勤劳社瞒产花样颇多，有的队集体隐瞒，私分小麦、蚕豆二千七百斤，有的队多分社的余粮五千多斤，有的队在秤、斗、多报牛饲料等方面弄虚作假，多分粮食共计二万多斤。弥勒彝族自治县普龙一社有两个生产队少报产量，多分稻谷达二万五千多斤。还有些社把轻灾报重灾，不减产报成减产，小春杂粮不算粮食，薯类不算粮食等等变相的瞒产，各地都有发现。云南省委为了进一步切实弄实粮食产量，树立农民中大公无私照顾整体的风气，要求各地在坚持进行国家观念、整体观念的教育及在大辩论中批判自发倾向的同时，还要认真批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其办法是：在党内和社的干部及群众中正面进行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教育，运用觉悟的社的干部及社员的自我批评，去推动揭发批判；特别是针对情节恶劣的自发倾向和贪污盗窃分子的事实，进行彻底的批判，去推动群众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最后处理隐瞒产量时，要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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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取消不利于鸣放的措施 找出争辩不好的原因
广西大鸣大放深入展开
新华社南宁6日电 中共广西省委最近研究了全省三千多个乡开展大鸣大放大争的情况和问题以后，曾指示各地迅速采取措施扭转各级干部对大鸣大放不够放手和简单图快等错误思想，使运动深入发展。各地委和县委接到省委这一指示以后，都先后召开了地、县委会议和区、乡干部会议，批判了右倾思想，明确大鸣大放的重要意义，并对已经开始鸣放的乡进行了一次大检查。经过检查，有的地区把不利于鸣放的措施和方法取消了；凡鸣放不彻底或争辩不好的乡，也找出原因，重整旗鼓，继续大鸣大放大争。有部分乡根本没有鸣放起来，又没有足够力量掌握领导，这些乡已暂时停止鸣放，待以后分批进行。据宜山地区已展开鸣放的五百三十九个乡的检查，有的乡鸣放两三天就草草结束，转入大辩论；在一个社里，又有一些生产队根本没有鸣放；一般是贫农、下中农鸣放得多，富裕农民鸣放得少，妇女鸣放得更少；一般问题放得多，主要问题鸣放得少。全区经过检查和布置以后，运动正在逐步深入。开展得较好的乡绝大部分人已参加了鸣放，富裕农民也初步放出了一些意见。宜山县六坡乡进行了三次检查，全乡参加运动的人已由71％增加到82％，鸣放的人已由72％增加到90％以上。郁林县龙安乡在鸣放中开了五个晚上的会，到会群众提了不少问题和意见，干部就认为“差不多了”，打算结束鸣放，转入辩论。经过检查，成年社员还有11％的人没有到会，到会的又有29％没有发言；七十五户上中农，有三十户未发表意见，其余四十五户意见还没有提完，因此，又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现在，全乡已有93％的人参加了鸣放，七十五户上中农，全部讲出了他们的内心话，并且自愿参加辩论。
在大鸣大放大争的同时，各地并开始注意边整边改工作，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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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坚定不移”
本报记者 顾雷
不平常的一个月
石景山钢铁厂从8月23日开始大鸣大放，到9月26日基本结束。这是很不平常的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曾出现了大鸣大放的高潮和改进工作的高潮。在这一个月里所完成的事情，如果依靠过去老一套的工作方法，不知道要干多少个月呢！根据9月21日的统计，全厂共贴出大字报七千四百四十七张，召开各种座谈会一千三百八十二次，工人共提出问题二万零四百零八个，已经解决和即将解决的有一万五千零二个，占总数73.5％，平均每天解决问题五百个以上。这说明石景山钢铁厂的整风运动发展是正常的，工人和干部的热情是高涨的，解决问题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委员会（下称党委会），在这一阶段做了不少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抓紧了政策思想的领导。如果把这种领导的内容概括起来，只有两句话：坚定不移地信任工人中的多数，放手地大鸣大放；坚定不移地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狠狠地改进工作。
这个厂的整风运动开始于5月下旬。当时，党委会曾在厂内召开了十九个座谈会，征求职工的意见，并且组织了五个专门小组，从生产技术管理、生活福利、工资奖励、党群关系等五个方面，分析研究企业内部的矛盾，着手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又在职工中进行了反右派斗争的思想教育，对工人作了三次报告，组织职员进行了四十多天的学习。这两个多月的活动，对提高职工的阶级觉悟有不小的作用，对这次的大鸣大放也有不小帮助，可以说是大鸣大放的准备阶段。但是，在发动大鸣大放的时候，仍遇到不少的思想障碍。
坚定不移地相信工人中的多数
当时，在领导同志中间，有些人是有顾虑的，他们有些犹豫，怀疑大鸣大放后，工人是不是会放下工具，是不是会扰乱生产秩序，是不是会影响生产……。总之，怕工人闹起来。也有人怕工人鸣放不起来。为扫除这种思想障碍，党委会对全厂工人情况作了研究。全厂有八年工龄以上的老工人二千二百一十五人，约占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他们有较高的阶级觉悟，是历次运动的骨干；三至七年工龄的工人有六千五百五十七人，占工人总数的70％左右，他们受过民主改革或总路的教育，大都能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各种运动；只有1954年以后入厂的六百八十九名青年工人，没有受过阶级教育，但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从生产方面看，1956年生铁的产量为1949年的十五点八四倍，这是工人爱护社会主义事业，进行英勇劳动的标志；再从党、团组织的状况看，党员、团员的人数占总人数50％以上。这不是普通的统计，而是工厂基本政治情况的定向器。
分析了上述基本情况以后，工厂党委会相信绝大多数的工人会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的，坚定了发动大鸣大放的决心，在领导干部中统一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于是教育各级党的组织，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相信工人中的多数，要他们在思想上作接受各种批评的准备，不准急躁，更不准打击报复。同时，通过大会小会进行了两次全厂性的总动员，号召每个工人拿出主人翁的态度帮助党整风，用大字报揭发工作中的缺点，批评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有什么说什么。为了解除群众怕领导干部给小鞋穿的顾虑，党委会向群众提出，绝对保证提意见的人不受到打击报复。
鼓励工人用大字报的形式鸣放
运动一开始，许多工人（包括一部分党团员）不习惯用大字报这个形式，觉得这个办法太激烈了。有人说：“都是自己人，有意见在小会上说说算了，何必贴出去呢！”这时，党委会便通过各支部，号召党员、团员、工会积极分子，带头用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为了掀起大鸣大放的高潮，党委会特别指示各支部、各单位领导人员，为工人创造一切鸣放的条件。一方面继续动员、发给各种文具、在大小会议上宣扬大字报的作用，给写大字报的人以鼓励，另一方面，由于有许多人不会写字，于是也采用座谈会和访问等形式，给这些人提意见的机会，让他们把心里的话鸣放出来。从此，大字报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这时，有些被批评的人看到某些批评不够全面，或者语气偏激，提出：“被批评者能不能讲话呀？”党委会听到这种反映，为保护群众大鸣大放的热情，又在领导干部中提出：先听大家讲，不要忙着解释，即使听到错误的意见也不要马上反驳，主要的是要听取正确的批评，考虑如何改正自己的缺点。
通过上述工作，全厂立刻掀起了大鸣大放的高潮。从8月23日到9月6日的十多天中，全厂有二千七百多人贴出了四千三百多张大字报，提出四千八百多条意见；在各种座谈会上有三千九百一十七人提出了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七条意见。（在大鸣大放以前的两个多月的过程中，只有一百四十九人提出四百五十一条意见）。在提出的意见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是属于生产和干部作风的。
坚定不移地贯彻边整边改方针
在整风过程中，如果说批判思想还需要一个过程，不是马上可以把全部问题都解决，那么在改进工作方面却万万不能如此。这不仅仅因为改进工作是整风的目的，还因为及时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可以有力地推动大鸣大放，是继续开展鸣放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工人最最关心的问题。当一开始大鸣大放的时候，有些工人就说：“有些意见早提过了，就是不见改，真是陈土陈粪，越翻越没有劲！”这表现工人对领导上所说的边整边改缺乏信心。还有不少的工人没有完全解除怕打击报复的顾虑，因为他们没有看到领导上改进工作和作风的实际行动。党委会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即在全厂干部中宣布：坚定不移地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狠狠地改进工作。具体的任务是：问题不分新老、大小，能马上改的马上改，不能马上改的制定改的计划，指定专人负责限期完成，向群众公布，做到条条意见都有交代。
不分“新老”“大小”问题，条条都有交代
为什么特别把“新老”和“大小”的问题提出来呢？因为当时有些干部认为大的问题应当解决，至于小的问题，可以放后些、放慢些。这些同志不了解工人提出一个意见，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意见提出后总想看到结果，从他本人来说便是一件大心事，如果对这些意见不表示态度，就会挫伤群众提意见的积极性。至于那些拖了几年的问题，如果能马上解决，更可以使工人看到领导上改进工作的决心和诚意。例如，厂内为苹果园职工报时而设的汽笛，1955年就安好了，一直不用，工人提过多次意见。工人牛永顺9月5日提意见时说：“汽笛问题大家都快提腻了，就是没有人解决。上夜班的工人怕睡过了点，睡觉都睡不香，思想负担很重。”提意见后的第四天晚上，汽笛大喊大叫了。牛永顺高兴地说：“嗬！现在一鸣放它就响了！”又如，8月24日装卸工人熊舒贵贴出一张大字报：“小北门到洋灰洞的道，上下班不好走，下雨晚上更难走，希望领导上解决。”8月27号，运输部便动员了干部和电务组的同志，修了一条小马路，安了五盏电灯。工人们说：“还是大字报起作用，刚提出来，道就修好了！”对于这些老的、小的问题的解决，更鼓舞了工人鸣放的热情。洗煤工人李洪春对车间先进生产者评选工作提了个意见，支部马上找他谈话，表示接受批评，他接着又提了四条。
依靠群众，大家动手解决问题
为了保证解决问题及时、正确、全面，党委会注意扭转了运动初期只由少数干部忙着解决问题的做法，提出了依靠群众、大家动手的方针。比较有效的办法大体可分四种。第一、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层层下放。除了一些重大的问题由厂或车间研究解决外，属于科室、工段、小组范围的问题便交给他们，由党的支部、科长、工段长或生产小组长吸收老工人、业务人员、职工代表等共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经总支委员会或厂部审查后执行。第二、发动各专业系统人员研究解决问题。在厂部由厂长和总工程师分别负责审查本系统问题的处理情况，各车间的职能人员分头负责了解和提出属于本专业问题的处理意见。属于设备的问题，发动修理工人和专业维护小组去解决。第三、对工人提出的建议，吸收提建议的人参加，共同提出方案，共同执行。第四、属于思想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组织被批评者和批评者开座谈会或个别谈话，互相谈心，一方面接受批评，一方面解释某些误会，增进团结。这次受到批评的二百七十四个干部，开了一百二十六个座谈会，向一千二百三十九人作了检讨。在这四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中，除第四种外，前三种方法所处理的问题（已解决的和正在解决的），都及时向群众公布。为了迅速处理问题，全厂抽调了二百五十余名干部参加各级整风办公室工作，最多时曾动员了九百六十四名干部连夜处理工人提出的问题。这样，大家提出的问题，由大家动手解决，因而就十分迅速，从而掀起了改进工作和作风的高潮。
经过上述工作，石景山钢铁厂对已经集中的职工提出的意见，除了一部分提得不清楚，需要进一步调查，一部分转请上级机关解决，和一部分需要通过群众性辩论才能解决的问题外，所有的意见大都做到了条条有交代，件件有着落。这对于促进大鸣大放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9月6日召开的第一届第二次职工代表会议上，宣布处理了二千二百二十一个问题之后，职工普遍反映这次运动是“开花短，结果快”，提意见的热情更高了。到9月15日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时，全厂的大字报已由四千九百八十一张增加到六千三百二十六张。在这次会议上，党委会向职工宣布，又处理了三千零四十一个问题。从此，大鸣大放运动一直是正常的发展，直到现在，每天仍有二百多张大字报出现。
大鸣大放，边整边改互相影响，互相推动
综合石景山钢铁厂整风前一阶段的工作，可以看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是大鸣大放、边整边改的关键，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大鸣大放，边整边改，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群众大鸣大放可以迫使干部加紧改进工作，反过来干部坚决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行动，又鼓舞了群众大鸣大放的热情，两者必须同时进行。因此，石景山钢铁厂是把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当作整风的一个阶段进行的。现在，全厂工人提出的意见大部分已经处理，对于某些问题的争论在大字报上已逐渐增多，党委会便在这个基础上把整风运动转向第三个阶段——大辩论，以求解决遗留下来的需要辩论的一千一百九十个问题，由此提高全厂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