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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雨水蓄起来 把泉水挖出来 把湖水抽上来
开展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
云南玉溪专区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困苦境况
玉溪专区共十二个县，现有耕地二百零二万亩，其中水田一百一十八万亩，旱地八十四万亩，农业人口一百一十六万人。
全区有南盘江、金沙江、红河等三个水系的数十条支流和滇池、抚仙湖等五个大小湖泊，平均年降雨量约一千公厘，但80％集中于夏秋两季，冬春缺水。水利资源是很丰富的，水利基础却很落后。1950年全区有灌溉设备的稳定水田仅二十万亩，大部耕地靠雨水和长流水灌溉。靠近河湖的地方，每年插秧时都发生争水械斗打死人的事件；距河湖稍远的地区，则“十年九旱”，只得求神祭鬼，等雨栽秧。农民长期处在“栽三个月，收三个月，吃三个月”的贫困状态。1953年初完成土改以后，每年都兴修了一些小型水利。1956年初基本完成高级合作化，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在上级党委的具体指导下，我们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在全区开展了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仅1956年冬到1957年春，就出动民工七百零七万工日，技术工六十万工日。总计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区共出工一千五百万工日，兴修了中小型水利工程一万三千多件（其中能灌溉三千亩以上的中型工程十九件），安装抽水机一百一十九部，做到了县县有水库，乡乡有坝塘。因此，全区稳定水田扩大到八十万亩，相当于解放前的四倍，80％稻田在一般年景下可以保证按节令栽稻，单这一项，估计每亩即可增产稻谷七十斤；加上其它措施，预计1957年全区稻谷每亩产量可达六百二十八斤，比风调雨顺的1952年（每亩四百六十二斤）增产35.9％。粮食总产量可比1952年增长41％，每一农业人口的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五百一十四斤提高到七百一十八斤。
几年来在发动群众，开展水利建设运动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明确水利是农业基本建设的中心，在全体农民中树立“向自然要水”的思想。1955年冬，在宣传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中，我们根据省委提出的“水利是我省农业基本建设的中心”的指导思想，在全区农民和干部当中算了水利账，对比了旱地与水田，旱地与水浇地、雷响田（下大雨才能栽秧的田）与稳定水田的不同产量，用前两年因为兴修了一些水利而取得显著增产效果的一些事实，来教育和启发广大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二）因地制宜，从各方面开发水利资源。在逐步摸索中，我们根据云南地形复杂，雨量集中的特点，总结了群众的经验，提出“把雨水蓄起来，把泉水挖出来，把湖水抽上来”的口号，提倡以小型为主，因地制宜，运用多种形式，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发挥群众的智慧，创造了花钱少、收效快的办法。山区提倡“开荒开到那里，水利修到那里”“田有多高，水要多高”，用在山坡上挖塘，沿山开沟，拦阱打坝，架橺槽渡水等办法。在坝区采用打拦河坝，挖走河水，打梯式坝，修水库，采取“长藤结瓜”（沟渠引水与坝塘蓄水相结合）等办法，充分利用河湖水源，既可抗旱，又可防洪。
（三）克服“官办”思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依靠群众，勤俭办水利。合作化以前，兴修水利多靠国家投资或贷款，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由于教育不够，助长了干部和群众依赖政府“官办”水利的思想，一动工就伸手向上级要钱；有的农民甚至认为修水利是“帮政府办事，敲钟吃饭，盖章拿钱”。随着水利运动的开展，越修越多，且越往后工程造价越大，在客观形势逼迫下，两年来我们不断扭转干部的“官办”思想，教育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办水利。高级合作化以后，为民办水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兴修水利中土方工程一般由合作社负担，技术工人的工资、工具器材等除国家适当补助外，也尽量由合作社自己设法解决。这样就发挥了各级党委和合作社多方筹措水利经费和勤俭办水利的积极性。去年和今年兴修水利中，大家都精打细算，想各种办法提高民工工效；能不雇用技术工的就尽量不雇用；用自采原料（如自己烧石灰，打石头、伐树，自己加工火土，代替水泥等），利用废料，自带自制工具等办法，尽量节约工具器材开支。如昆阳县新于乡，用以上办法修了一个能灌溉四千亩的小水库，造价仅一万三千元。县和乡也采取了清理乡政节余经费和剩余的土改果实，组织公房、水租等收入，有计划地抽用乡自筹经费、合作社的公积金等办法，多方开辟财源。现在，除山区外，一般灌溉三千亩以下的小型水利工程，都由群众自办；中型水利，如果合作社力量不足，由国家在器材原料方面给予适当的补助。
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办水利，还必须解决合理负担的问题。开初，有些地方采取“大变工”的办法，群众认为是支差，劳动不积极，认为“反正干不干都算一个工”，产生了出工迟、收工早，吃烟多、做工少的不良后果。经过总结，现在一般采取直接受益与间接受益的合作社按比例负担，受益区对非受益区“借工还工”、“借方还方”或“借方还钱”等办法进行劳动互助。合作社内部则比照农业生产定额制定水利工种的劳动定额，推行包工制，实行水利工分与农业经常劳动的工分统一分配（如果当年水利出工过多，分配后不能保证增加收入，就移一部分工分到下年分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保证工程质量，而且可以把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巩固起来。
（四）妥善安排劳动力，贯串全年地进行水利建设。云南过去的习惯，修水利都在春季进行，往往由于勘测和计划不周，到春耕紧张时形成“骑虎难下”，不是使工程半途而废，就是影响春耕质量，招致当年农业减产。经过几年摸索，找到了常年勘测，常年准备，常年施工，冬季突击的规律。合作社每年在制定生产计划和劳动计划的同时，制定水利计划，除春耕和秋收季节集中力量进行田间劳动外，冬春两季可以拿出10％—15％，夏季5％—8％左右的劳动力修水利，以保证兴修水利和经常的农事活动两不误。许多合作社并根据生产计划和水利计划组织了常年水利工程队，包干负责，平时负责进行一些主要工程，冬春两季则成为施工的骨干。
（五）将技术教给农民，培养群众性的水利技术队伍。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才能保证水利工作继续前进。解放初期，全区只有水利干部三人，1954年，我们修一个坝高八公尺的水库，就得请省里设计，土壤要送到重庆、北京去化验，拖了一两年不敢施工。几年来我们在上级的帮助下采取老手教生手、师傅带徒弟、开办短期训练班、工地技术讲座、组织参观、留学等办法，将工程任务和施工计划交给群众讨论，使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经验相结合，逐步培养了一支有六十名技术员和三千名不脱产的农民水利技术员和辅导员的技术队伍，各县水利辅导员同各乡农民水利技术员，保持密切联系，形成水利技术指导网。今年和明年已施工和即将施工的三十五件灌溉三千亩以上的工程，坝高都在二十公尺以上，有三十四件都由专区水利工作队负责勘测、设计和掌握施工；灌溉三千亩以下的小型工程，一般都由县的水利技术员协助农民水利技术员选择地形，掌握施工。
（六）党委亲自领导，全党办水利。几年来，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必须有较为周密的计划，必须对群众进行艰巨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必须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给予配合支持，党委不动手是不行的。为了加强水利工作的具体领导，我们在专、县、区、乡都建立了水利办公室或水利委员会，县一般有二—五个县委委员分管水利，由书记之一负责领导，有的县在冬春季节，为了突击修水利，采取县委分工包区，区委分工包乡，支部分工包社，层层包干，具体负责，从勘测设计到计划施工，都是党委研究布置，较大工程由党委直接掌握施工，因而能逐步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保证工程质量。不少县、区、乡干部在水利工作中与群众同吃、同住，带领群众爬山涉水，寻找水源，勘察地形，与农民一道挑水筑坝，许多支部书记和党员则亲自率领民工上工地，直接鼓舞了群众，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几年来，我们虽然在水利建设上取得一些成绩，但缺点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对全区的自然条件和水利资源的底子摸得不清，对上游与下游，开发水利与水土保持、灌溉与防洪、蓄水与排涝方面缺乏通盘的考虑和规划；兴修水利中突击性很大，往往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以致盲目被动，浪费很大，有的地方甚至破坏了国家的资源。这是必须努力克服的。
根据现在已有的资料，我们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兴修可灌溉五十四万亩的中小型水利。这一计划实现后，1962年全区粮食作物平均每亩年产量可达八百一十斤，另计划将旱地变水稻几十万亩，全区粮食总产量将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增长41.4％，农业人口每人平均可有粮食九百斤。
云南省玉溪地委书记 刘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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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群众大量兴修小型水利
甘肃干旱面貌正在改变
据新华社兰州4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体强报道：甘肃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了依靠群众兴修小型水利的方针，五年来新修水田七百四十多万亩，连同1952年以前的，现在全省已有一千五百多万亩水地。在五年计划头四年新修的六百零八万亩水地中，由群众自费兴修的占四分之三，今年的水利工程还没有完全统计，但从已知的一百多万亩水地来看，国家投资兴修的也不过占30％，而70％仍是群众自费修成的。
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水地，按兴修水地费用平均每亩以二十一元计算，需要支出一亿五千五百四十多万元，这笔费用也大部分不要国家支出。据农业和水利部门估算，旱地变水地每亩最少增产一百五十斤粮食，这新修的七百四十多万亩水地一年即可增产粮食十一亿多斤。
甘肃省的特点是：多山、干旱而在许多地区劳动力又极为不足。据统计全省山区面积占70％，三百多年来平均每两年就要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旱灾，很多地区一个劳动力要负担二十亩、三十亩甚至五十亩的耕地任务。因此解放前农民对兴修小型水利裹足不前。解放后甘肃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把发展小型水利作为增产粮食的重要环节，提出“水就是粮食，水就是命”的口号，依靠合作社的力量，每年动员了几十万农民兴修水利，1956年最高时有一百五十多万农民（占全省总劳动力的36％），参加兴修小型水利。这样，水地的数目便空前增加。很多地区的水地增加了一倍、二倍，有的甚至增加了几十倍、几百倍。一些原来只有几十亩或几百亩水地的县，现在变成了拥有几万亩或十几万亩水地的县。
甘肃在发展小型水利工程中最先采取了必须利用一切水源这个极为重要的方针。甘肃省的气候很干旱，平均年雨量不过三百公厘左右，根据这一自然特点，各地除了充分利用地面水和地下水，还尽量利用雨水。有的地区地面水源和地下水源都不多，便提出“能浇一亩是一亩，能浇一分是一分”的口号，让大大小小的水源都发生作用。固原、吴忠两个回族自治州苦水地区的农民为了发展水浇地，每年冬季，背冰积雪。冰是结在苦水河里的，苦水不能浇地，但苦水结成的冰很甜，可以作灌溉用。依靠祁连山雪水灌溉农田的河西走廊，农民们不仅设法防止在灌溉过程中水的过分损耗，还积极从抚育更新祁连山原始森林着手，保护祁连山雪线，制止雪线上升和雪水量逐年减少的现象。
甘肃省山多、山大、沟深，水位偏低。为了兴修几百亩或几千亩水地，常常必须劈山填沟，绕过几道山然后引水上山；为了拦蓄一股不大的洪水，有的地方就必须建筑大坝。甘肃省在克服这个困难的时候，也是主要依靠农民群众，把大批农民培养成为技术人员，依靠他们领导小型水利的建设运动。现在这个省已做到“社社有技术，乡乡有骨干”，农民水利技术员已达九万多名。
甘肃省各地开展小型水利运动还注意利用农闲时间和建立常年基本建设队。后一种办法经过天水、平凉、定西等地区采用，已证明是解决农业、水利建设之间劳动力矛盾的好办法，甘肃省已决定普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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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增产牲畜五百万头
细羊毛为毛纺工业提供了优良原料
伊犁马焉耆马每年大量供应农业区
新华社乌鲁木齐5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种牲畜的总头数，已大大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自治区畜牧厅根据最近的材料估计，今年年底各种牲畜总头数可达二千一百多万头，比新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942年，一千五百四十二万头）增加五百多万头。
各种牲畜的迅速发展，使畜牧业经济在新疆整个国民经济中日益起着重要作用。八年来仅毛绒一项就生产了一百万公担左右；用来出口的主要畜产品，占到了自治区出口总值的60％以上。著名全国的新疆羊所产的细羊毛，为我国毛纺工业提供了高级原料，用这种毛织成的上等毛哔叽，质量很好。几年来自治区绵羊改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全区拥有新疆羊和改良绵羊一百多万只，每年可产细羊毛和杂种羊毛一千二百多吨。为了进一步满足国家毛纺工业原料的需要和增加农牧民收入，今年自治区还计划改良绵羊一百四十五万只，比去年增加60％以上。
由于伊犁马和焉耆马的繁殖增加，每年都有大量牲畜外调支援农业生产。几年来支援山东等地的伊犁耕马就有数千匹。
八年来，在天山南北新建了五十五个地方国营牧场和生产部队牧场，共有牲畜一百一十八万头。这些牧场在培育繁殖优良品种方面有了显著成绩。各地方国营牧场培育出来的新疆羊已经有三万多只推广到新疆各地及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对提高绵羊质量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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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金融网遍及城乡
五年发放农业贷款六十八亿元
新华社5日讯 我国金融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巨大发展。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拥有两万个分支机构，加上农村的十万个信用合作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金融网。它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有力工具。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银行发放农业贷款总数达六十八亿元，约合九百七十亿斤粮食，按全国农户总数计算，平均每户贷款五十六元多。农民得到这笔贷款，比私人借贷要少付利息十七亿四千万元。为了支持农业合作化，国家银行在1956年就发放了贷款三十一亿元，其中发放的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帮助四千多万户贫农和下中农缴纳了入社股份基金。另外发放给农业社的十亿四千万元基本建设和生产费用贷款，帮助农业社兴建了水利工程，购买了生产资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要求的每乡一个信用合作社的任务，已经提前一年在1956年实现。1956年全国农村已有信用合作社十万个，入社农户达九千六百一十八万户。目前信用社拥有股金和存款十三亿多元，放款累计达二十七亿多元。这个群众性的金融组织，几年来配合国家银行帮助贫困农民克服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基本上消灭了农村的高利贷剥削，成为国家银行在农村的有力助手。
支持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国家银行的主要任务之一。国家银行把它的贷款的65％贷给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支持它们实行统购统销，收购工农业产品，掌握物资，稳定市场，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在流通领域的力量，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1956年，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达到高潮，这一年国家银行对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贷款比1955年增加了两倍多，支持它们扩大生产和商品流转，促进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一步巩固。
几年来，国家银行在资金上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预计到1957年底，银行对国营工业的贷款将比1952年增加二点八倍。
为了动员群众资金，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事业，国家银行广泛开展了储蓄业务。今年6月底，城市人民储蓄在银行的款项达到二十四亿八千多万元，比1952年底增加两倍多。
国家银行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有计划地组织和调剂货币流通，使货币的投放和回笼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每年适应季节性需要，上半年组织货币回笼，以稳定市场，下半年投放货币，支持国家收购；在1955年发行了新的人民币，消除了解放前长期通货膨胀的残余影响，为有计划地组织货币流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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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藏公路建成
据新华社叶城5日电 世界最高的公路——新藏公路已经建成，一批试线汽车在最近几天由新疆的叶城陆续抵达西藏的噶大克。
新藏公路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叶城起，越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到西藏高原阿里地区的噶大克止，全长一千一百七十九公里。这条公路有九百一十五公里在拔海四千公尺以上，在拔海五千公尺以上的线路就有一百三十公里，最高点拔海五千五百公尺。
满载的试线汽车的行驶速度平均每小时在二十公里以上，从叶城到噶大克全程只需五天。
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区之间有几百公里过去不但没有路，也从来没有人迹。解放以后才组织了骆驼运输队往来新疆和噶大克之间，走完这段路程需一个多月。新疆公路部门在人民解放军和一些维吾尔族、藏族人民的协助下，大力进行勘查以后，在1954年找出了这条路线。从去年3月开始施工，到目前为止，经过十九个月，修成了这条横跨昆仑山和西藏高原的世界最高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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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产品与日俱增
四年来，全国平均每人得到棉布一百一十六尺，食糖十一斤；每三人两双胶鞋、一支金笔钢笔；每四百人一辆自行车。
据新华社5日讯 今年全国人民从轻工业方面得到的消费资料总量，预计可以比1952年增加79％以上；其中纺织品增加33％，食品增加一倍，日用品增加81％。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轻工业生产部门供给人民的消费资料是相当可观的。五年计划的前四年半，全国六亿多人口平均每人得到的棉布是一百一十六尺，食糖十一斤，食油十六斤，盐八十四斤，机制纸九斤，胶鞋平均每三人两双，金笔钢笔每三人一支，自行车每四百人一辆。
这个水平已经大大超过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936年是我国战前轻工业生产水平最高的一年，那时全国人口只四亿七千多万，那一年平均每人从轻工业方面得到的棉布只二十二尺，比五年计划前四年半平均每人每年少四尺，食糖一点八斤，比五年计划前四年半平均每人每年少零点六斤。当时，大量的轻工业品需要从国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广大劳动人民很难享受得到。现在由于国产轻工业品增加、人民购买力提高等原因，去年只是销到农村去的布匹就有一百亿尺以上，平均每人消费二十四尺；销到农村的胶鞋是三千六百三十九万双；销到农村的食盐比1949年增加59％，食糖比1949年增加五倍。解放以前许多农民全家只有一条被子，有的甚至一家几口只有一条裤子。这种状况，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轻工业部门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五年计划期间还试制成功了成千上万种新产品，花色品种也有很多改进。单是纺织工业在五年内就试制成功了一千多种新产品。除了各种棉布、绸缎、呢绒以外，还有非常漂亮的针织品、花头巾、手帕等。现在，只是上海生产的印花布就有两千多种，像“红牡丹”、“春花满地”、“小玫瑰”等许多花布图案，都是经过设计师精心设计的。印染厂的职工还改进了印染技术，使布的花色更加鲜艳美观，印染的坚牢度也提高了。一般浅色花布已经做到全部不褪色。
在日用品和食品方面增加的品种更多。有专门为野外勘探人员制造的蔬菜、水果罐头。农民反映过去生产的热水瓶在田间干活时不适用，装水不多，又容易跌倒，上海的工厂就试制了一种八磅的矮胖型热水瓶，深受农民欢迎。各少数民族也从轻工业方面得到了许多特殊的生活用品。如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用的苏式搪瓷焖锅、鸭嘴壶，蒙古族人民用的牛奶桶、蒙古碗、龙花面盆，以及各种民族服装、帽子、靴子等。天津还试制了适于骑马用的藏式雨衣，和专供回民用的清真牙膏等。
近年来轻工业部门还生产出了许多高级消费品。过去我国只能修配的手表，现在上海和天津都已经试制成功。钢琴、收音机等现在也都能独立生产。
这几年来，我国轻工业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从1953年到现在，已经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的新建、扩建的糖厂、纸厂和纺织厂就有五十二个；加上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是：糖四十三万六千吨，纸十五万四千吨，纱锭一百六十七万枚。轻工业部门的职工在生产中做了很大的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今年上半年和1952年比较，每纺一件纱用棉量减少了五点五二公斤，每吨纸用浆量减少了六十一公斤，大豆出油率提高了1.77％。因为原料消耗量减少，五年来依靠节约而增产的消费品也占了相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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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无线电工业上的新成就
规模庞大的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厂昨日正式开工投入生产。这座工厂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帮助下建设成功的。下图：现代化的热浸渍处理设备。 本报记者 纳一、相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