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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辩论中对人对事都要具体分析
——四川内江县四合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情况
中共四川省内江地委第一书记 张励
四合乡是一个一千三百多户人家的小乡，靠近内江市郊区，主要农产品为甘蔗和粮食，在内江全区来说，属于一类经济区。这个乡在1956年秋全部转入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8.1％。农业生产连年增产，1956年全乡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已达八百四十五斤，甘蔗六千二百多斤。农民实际留粮水平连年上升，1954年每人平均五百七十八斤，1955年六百一十九斤，1956年六百八十二斤。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比较富裕。
由于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自去秋以来，在干部、社员中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在滋长。1956年是个大丰收年，全乡粮食平均增产15.44％，但是对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仅完成70％，比1955年实际完成的征购任务，还减少了22％。更严重的是党的组织开始腐蚀，一个蔬菜社的分支委和社委领导变质。有五个候补党员要求退党退社。（乡里共有党员八十三人，一个总支、四个分支。）不少干部群众想弃农经商。社干部要求辞职的二十六人，占10.3％。
这个乡试点工作是在地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8月初开始到9月中旬基本结束，历时共四十五天。因为当时农村反革命的破坏相当嚣张，干部群众思想混乱，我们先在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中进行了反对麻痹右倾的教育，随即放手发动群众，揭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开展了说理斗争。
全乡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一百三十六户，其中，有违法和严重违法破坏活动行为的三十九户，我们采用了群众斗争与法庭审判密切结合的方法，及时地支持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发挥了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防止和避免了简单粗糙的吊、打现象，也克服了司法干部关门办案的思想作风。
鸣放出来的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农村中正气上升以后，立即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参加鸣放的面一般达到了总农户的80％左右。放的好的社达到90％以上。
从鸣放的深度看，约有85％以上的人是放透了的。全乡共提出意见五千四百多条，按参加会议人数统计，每人平均提了意见三条多。这些意见，在会议中记录下来，经过整理都贴榜公布了。鸣放中还揭露出十二个小集团。其中：做投机买卖集团二个，闹退社集团五个，贪污盗窃集团二个，赌博集团二个，瞒产集团一个。
放出的意见，主要是集中在粮食、工农关系、合作化、干群关系四个方面。其中又以粮食问题最为突出。对粮食有意见的人，占到会人数90％以上。对工农关系有意见的人占70％—80％。对合作化表示有怀疑、动摇的人占20％—30％。公开提出要退社的八十一户，占总社员户的5.8％（其中富裕户占68％）。
所提意见中，合理与基本合理的占30％。有片面性的占35％。错误的占25％。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意见占10％。
在粮食问题上，他们不谈实际分粮，只谈定量标准，说：粮食四百四十斤不够吃，红薯要打皮、谷子要去壳，那里还有四百四十斤。我们农民肚皮大，一年要吃三个四百四十斤。政府仓库里的粮食堆的满满的，为啥还要向农民要那样多公粮、统购粮。
在工农关系上说，甘蔗每万斤才一百多元，糖，每斤卖六角多，说糖厂剥削他们。工人工资多，生活好，农民收入少，生活低。“工人在天堂，农民在地狱”等。
对合作化的意见，说入社后钱紧、粮紧、活路紧，要求多留自留地，多搞副业，多做生意，多放假休息。有人还说：如果说合作化有优越性，那就是国家好完成征购，下个命令，要多少、拿多少。
放出来的这些意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极端平均主义出发的，有的是受了坏分子的挑动。比如对粮食的意见是最多的。但多数是想多吃些细粮（大米）。因此，对这些言论，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当时确定了分析这些意见的三条原则是：阶级成分，政治态度，言论性质。其中尤以拥护与反对党的领导，拥护与反对合作化的一贯政治态度为主。根据这样的三条原则排队的结果是这样的。坚决拥护的为第一类，占32％（其中原来的贫雇农占85％）；基本拥护的为第二类，占58.8％（其中原为贫雇农占82.6％，老下中农占8.9％，老上中农占8.2％。）；对合作化抱有很大的怀疑态度，不满或严重地不满意粮食统购统销，进行商业投机活动，组织或带头闹粮闹社为第三类，占9.1％（其中贫农占5.4％，下中农占24.6％，新上中农占38.2％，老上中农占31.8％，个别是原城市贫民）；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与破坏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占2.1％（其中贫农占4％，下中农占8％，新上中农占40％，老上中农占48％）。这样问题的性质和政治思想阵营就大体呈现出了一个轮廓来。
在鸣放的过程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原来为贫雇的农民先放。他们放的快，转变的也快。老上中农放的慢，转的也慢。其次，当鸣放达到高峰的时候，即很自然的引起激烈的分化和激烈的思想斗争，阶级阵容和政治阵容也就逐步摆开。有些原来的贫雇农现在的贫农和下中农，及一部分觉悟比较高的党员、干部，开始后悔自己不该无根据的乱放。有的放了以后几夜睡不着觉。有的对乱说乱放的错误言论表示义愤不平。有的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形成一种自然的争辩高潮。例如，有这样一个新中农叫杨绍中，解放前无田、无土，父亲给地主帮工累死了，母亲因生活所迫改了嫁，弟弟饿死，他的未婚妻被地主霸占不能结婚。解放后，他分了田、土，原来的未婚妻又与他结了婚，现在过着中农生活。在鸣放中他说四百四十斤粮食不够吃，二百斤黄谷细粮太少了，说现在合作社分的粮食，还没有他过去田边地角上收的多。回家以后，他老婆问他，放了些啥子？他把放的原话讲给老婆听了，他老婆当面责问他：“你过去哪里来的田边地角？从哪一块田边地角上收来过粮食？你真是昧着良心说假话。”说的杨绍中无言可答。这种争辩空气已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时候，大辩论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就及时转入大争。
通过大争大辩搞个水落石出
在转入大辩大争之前，为了组成大辩论中的核心领导，使争论开展的更加有力，全乡召开了四天的骨干分子辩论大会。锻炼培养了骨干分子的战斗力。随即全面展开了大辩论。
在全面进入大辩大争阶段，主要集中争辩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合作化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好，还是单干好？全乡共有单干农民十八户。他们虽然仅占总农户的1.3％，但由于合作化后我们放松了对他们的领导，特别是有一部分老上中农，他们不仅进行投机取巧活动，雇工剥削，拖欠公粮，还在经常利用一部分富裕社员的动摇情绪，宣扬单干的优越性。如说，单干有种植自由、吃粮自由、出工自由、做买卖自由、报产自由、交公粮、售余粮自由等等资本主义思想毒素。
因此，争辩的中心，除了算合作社的增产账和社员入社前后生产收入的对比账以外，还着重算了社与单干农户产量、吃粮的对比账。并对单干户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斗争。算账的结果，1956年全乡几种作物的面积平均产量与十八户单干户的产量对比情况是这样的数字：
黄谷 苞谷 红苕 甘蔗
（稻） （玉米） （甘薯）
单干户 467 289 1，516 4，969
全 乡 498 305 2，912 6，273
在吃粮方面，单干户一般为四百斤左右，吃粮最多的一户老上中农萧炳权，每人才平均五百零八斤。而合作社去年平均实际分粮水平为六百八十二斤。这样一来，单干户产量高，吃粮多，单干比合作社优越的谜底被揭穿了。很多的社员反映，我们原来认为单干好，是算了半边账。
在辩论中揭发出单干户带有普遍的违法行为。十八户单干农民中，十一户有雇工剥削。他们隐瞒产量，平均占田地面积的4.6％。去年少交公粮五百零二斤，少卖余粮三千一百多斤。并利用我们市场管理不严进行种种投机倒贩活动。这样就把所谓单干自由的丑恶行为完全暴露了。
第二个是粮食问题。四百四十斤的定量标准，合理不合理？觉悟较高的农民，现身说法，全面进行算生产、需要、存粮、缺粮账。算节约用粮与浪费粮食的对比账。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斗争。争辩的结果，普遍承认，四百四十斤粮食如果注意节约，不仅够吃，而且有余。在争辩中，据三百九十五户社员自报统计，余粮户占42.5％，足吃够用户占47％以上，由于吃粮无计划，浪费了粮食，以致缺些粮的占9.8％。例如，有一户老上中农叫范池盛，一直闹缺粮，在鸣放中大喊大叫四百四十斤不够吃。争辩中经他个人自报，在秋收前尚存有老谷子二百零三斤，麦子二百十二斤，葫豆二十多斤，分的豌豆还一颗未动，老苞谷生了虫。
第三个是工农关系问题。当鸣放开始，当地有关企业单位的负责同志都去听取鸣放的意见。在辩论开始，各有关单位对鸣放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分别作了解答（如糖厂开工、停工的时间、甘蔗运输、过秤、供销、粮食的验级、营业时间等），对片面性的意见，作了必要的解释。
其次，在争辩中又组织农民参观访问了糖厂、铁路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并约请工人参加了争辩会。把工人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例如，在生活方面，一个铁路工人叫蔡长德，全家五口人，去年工资改革前，每月收入为四十元。工资改革后为四十八元，每人每月平均为九元六角。全家每月吃饭开支为三十五元六角，余十二元多点，除房租、水电开支外，还要添补全家衣服。并不比中农生活富裕多少。在吃粮方面，蔡是个重体力劳动，全家平均每月定量供应大米九十八斤，每人平均十九斤多，折谷二十八斤。全年每人平均吃黄谷三百三十斤，尚低于农民留粮四百四十斤的水平。
这样算账争辩的结果，许多农民说：我们原来是不了解工人生活的实际情况，这样“工人在天堂，农民在地狱”的错误言论，也被驳倒了。
在鸣放中暴露出对社会主义有严重抵触不满情绪的占总农户人数的8.21％，其中党员十五人，团员七人，非党干部十二人，一般社员七十二人。从阶层上看，老上中农占31.8％，新上中农占38.2％，下中农占24.6％，贫农占5.4％，经过批判教育之后，检讨承认错误好，表示决心改正的占70.9％，对自己的错误言行有一般认识，并作了检讨的占29.1％。
全部大放大鸣和大争过程中，共揭露出反社会主义分子二十五人，占总农户的1.87％，这二十五人中，从阶层上看，老上中农十二人，占48％，新上中农十人占40％，新下中农二人，占8％，贫农一人，占4％。
从政治历史情况看，伪军官一人，伪乡保长四人，流氓五人，兵痞四人，伪军、警、地主管事各一人，改变成分的地主一人，其余六人都是老上中农。
从问题性质上看，属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三人，这类人是煽动和带头闹粮、闹退社，进行商业投机活动，捣乱市场物价，是一心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属于社会渣滓的坏分子十人，他们是偷窃破坏，豪强霸道，严重违害社会治安和合作社利益，群众也最为痛恨。属于历史上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二人（伪营长、保长各一）。如伪营长余协武，解放后曾因参加一贯道活动被判二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混进生产队当记分员，在鸣放中操纵会场，煽动社员退社，造成四队在鸣放中一度混乱。
对以上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都分别作了处理。
划清界限提高觉悟全力转入生产
经过这一场大辩论，广大群众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克服了党员干部中的右倾麻痹思想，纯洁了基层组织。在争辩中，全乡涌现出来一百九十六个辩论骨干，正气上升，邪气收敛，有力地推动了工作与生产，克服了干部群众中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极端平均主义，严重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所有农村工作干部也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鸣放结束的时候，该乡今年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比去年实际完成数字增加52％，而且仅以十天时间全部完成。
目前全乡已转入生产运动，家家户户都在制订节约用粮计划，制订家庭副业生产计划。鸣放中曾经公开要求退社的十八户社员，全部进行了检讨，表示决心再不退社了。原来要求辞职的二十六个干部和要求退党退社的五个预备党员，也检讨了错误、表示再不动摇了。一贯做银壳子（迷信品）生意的何友盛，自动地把印板交给农业社，表示今后再不做这种不正当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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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月的说理斗争 十几次大小辩论会
协和医学院专家教授驳倒李宗恩
本报讯 中国协和医学院的专家教授和全体工作人员，经过为时两个月的说理斗争，驳倒了从章伯钧手中接受帅印，妄想篡夺医药界领导权，企图以资本主义医学教育方向代替社会主义医学教育方向的右派分子李宗恩。
在十二次大小辩论会上，专家教授们指出李宗恩反对共产党在医药卫生事业中的领导权的“三部曲”是：夸大和歪曲协和医学院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抹煞几年来的成就，把这些错误和缺点归罪于党的领导，以达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李宗恩在一份书面意见书中说：“协和业务质量方面是降低了……协和这几年的损失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以恢复元气。”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帝国主义统治的协和。王世真教授说，协和在接管时由卫生部领导，李宗恩不满意，提出要高教部、文委领导，以后改由军委卫生部领导，他又不满意。去年转由卫生部领导，李宗恩又提出要科学院领导。但今年1月又说“中国科学院不能领导医学”。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协和他就认为领导不好。在大鸣大放时期，李宗恩为了争取群众，推翻党的领导，他又极力挑拨党群关系说，“在协和主要是党、团员，专家教授摆在后面”。李宗恩叫嚣“整个协和医学院已经陷入了混乱局面，党委简直完全没有办法了。”
在辩论会上，专家教授们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李宗恩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教授们说，李宗恩别有用心地说协和“今不如昔”，事实上，协和解放后的成绩不仅是主要的，而且是巨大的。以这个学校的生物化学系的发展情况，就证明李宗恩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生物化学系不仅技术干部有了很大补充，研究工作也在蓬勃开展。1949年，这个系没有一项正式的研究工作，现在却有完整的研究计划，近二十项研究题目。王世真教授说，李宗恩说专家教授的地位在协和是“摆在后面”，事实上各科系主任全是教授。教授具体领导全部教学和研究工作。党对教授们的工作、生活、思想进步都很关怀。
教授们指出李宗恩的阴谋是在政治上找到了章伯钧右派集团为靠山后，就以协和为据点，利用协和及协和教授们在医学界的地位作为私人资本向党进攻。李宗恩喧嚷的所谓“医学教育”制度的实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半殖民地奴化医学教育制度。
李宗恩诬蔑政治运动使学术落后的谰言，也被几位教授驳倒。儿科主任周华康说政治运动是人民政府接管协和医学院以后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保证。协和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把协和变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把协和的干部从殖民地奴化思想和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需要改造，需要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结果正证实了这一点，协和政治运动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协和的坏分子肃清了，干部队伍纯洁了。右派分子反对政治运动，并不是关心业务质量，他们只是利用一部分思想模糊的人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来反对政治运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外科主任曾宪九说，李宗恩的这个谬论是企图造成党不能领导科学的气氛，从而推翻党在科学事业中的领导。
有几位教授驳斥了李宗恩把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说成是“思想问题”的谎言。并列举事实说明李宗恩是企图恢复与推行帝国主义的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的一套。张孝骞教授说，李宗恩披着医学教育家的外衣，他的做法在某些时候是进攻，在某些时候是退却，但在实际上仍是进攻。朱贵卿教授指出李宗恩在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的策略是以守为攻，反对对协和的一切改革。
李宗恩的儿子李寿复在一次会上也揭发了李宗恩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许多人的揭发材料证明，李宗恩是一个国民党法西斯教育在医学部门的忠实执行者。李宗恩在贵阳医学院和另外两个特务分子形成反动统治核心，在学生中进行反动宣传，宣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诬蔑共产党。并在1941年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
在几次辩论会上发言的专家教授有曹松年、刘永、胡懋华、林巧稚、邓家栋、李洪迥、胡正祥等。首都的医学专家胡传揆、吴英恺、诸福棠、孟继懋等也在会上发了言。在真理和事实面前，李宗恩开始认错。
在21日的大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讲了话。他说，在协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协和的右派分子已经孤立起来，许多人对与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许多人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实际锻炼，思想觉悟有了新的提高。接着他指出，协和医学院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医药卫生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战场。协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对全国医药卫生界反右派斗争也有重要影响。他说，医药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是大是大非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至于学术问题，历来主张百家争鸣，不应和反右派斗争混淆在一起。他说全国医药卫生人员，都应积极地参加反右派斗争，和接受思想改造。医药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这一运动在全国卫生战线上虽已开展起来，有的并已转向深入阶段，但还须进一步深入地开展，扫清各个角落，继续努力，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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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尝尝我们的“棒子” 王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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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决心不辜负党
吴研因
我是解放前混在国民党统治队伍里二十多年的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委托我主管一部分教育行政，对我的生活也尽量照顾。我曾说，反过来，我如果在老解放区工作了二十多年，一旦进入国民党统治地区，我有一百个头也会被国民党刽子手砍掉。共产党这样对待我，当然，不是对我个人的温情，而是信任我，要我好好地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尽一分力量。可是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学习，我才憬然认识到自己还是经不起考验，还是大有负于党对我的信任、培养的！如我5月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两次错误的发言和6、7月间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软弱无力的表示，就充分的说明了我和右派分子是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场相近。
5月30日，我发言反对民进副主席周建人5月22日关于强调思想改造的发言；同时反对人民日报5月23日关于表扬周建人发言的标题。我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是粪土之墙，在当时不必强调要拆，只消帮助党整风就够了。还说人民日报太保守，暗示要党外人士回家去闭门思过，不要来插手帮助党整风。我对知识分子过去的思想改造成绩，估计过高，丝毫没有感到还有强调思想改造的必要；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时的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认识不足，丝毫没有嗅到他们到处放火的恶毒企图。却懵懵然反对强调思想改造，这不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助长了右派分子的气焰，打击了民进的领导，而且一般知识分子受到影响，也可能放松甚至反对思想改造。
5月13日，我发言批评有职无权和人事工作问题，大部分自以为是代表中小学教师而发的。我听到一小部分中小学教师说过非党校长得不到信任，党员校长却多不懂业务，就信以为真；所以我说不论党与非党人士，如果不称职，就都不应该有职；非党人士如果无权久了，会像缠久了的小脚，不必要上台“跳加官”。我听到一小部分中小学教师说过人事部门调配教师不适当，不顾风土人情和夫妻关系，就予以同情；所以我说有些人事部门分配工作不适当，真是“乱点鸳鸯”。其实，非党校长多数是得到党的信任的，有许多还被吸收为党员；党员校长更因为党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多数已懂得了业务。人事调配，因为此处人多，彼处人少，为了挹此注彼，也不能完全照顾到风土人情，夫妻关系；而且最近几年，人事部门为了照顾风土人情，夫妻关系，也已做了不少的调整工作，不能再加责难了。
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直到6月8日以后，读了人民日报一系列反击右派的社论，知道了各报揭发右派分子言论、行动的许多惊人消息，把自己的发言和右派分子的言论对照了一下，才开始醒觉过来，认为自己确实是和右派分子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场相近，难以饶恕了。于是我气馁、我惊惧，我顾虑重重，寝食不安，不但怕别人把右派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其实我自己也以为可能是右派分子了。就因为有许多顾虑，所以在民进中央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我始而嗒然、默然，不敢发言；继而到不得不发言了，又吞吞吐吐，语无伦次。说了一点，不但软弱无力，丝毫不中要害；而且，把储安平等的“党天下”谬论，说成是立场不稳，哗众取宠；把林汉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说成是闹情绪，右不成派，可能不是右派分子：又分明和右派分子“沆瀣一气”在为右派分子帮腔了。因此，我思想更加混乱，陷入不可自解的泥坑中。直到领导党、民进同志和我的女儿们安慰我，叫我不要多所顾虑，只要站起来，坚决投入反右派斗争中去就对了；我的心才稍宽了些，八月间也和林汉达等右派分子作了斗争。但是像大病之后一样，勇气还是不足，力量还是虚怯的。
我初步分析，这几个月来：我对周建人和人民日报的诬蔑，非常勇敢，但是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却躲躲闪闪，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原来，我心中还是有鬼，那就是我思想上还是和右派分子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场相近。
我的错误思想，主要有两点：
第一、我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右倾的、不革命的政治立场。我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但是长期在外国资本主义较早侵入的江南社会生长、受教育，又长期混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队伍中，沾染了浓厚的、不易磨灭的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反动统治的习气。解放后，我还是贪图舒适的生活，对政治理论学习不十分热心，对工作也不深思熟虑，一点也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的右倾的、不革命的政治立场。
第二、我仍然有资产阶级片面的，把教育和政治分开来看的腐朽观点。我一贯是把教育和政治分开来看的：解放前，我虽然痛恨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但是认为教育工作还不妨“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所以死守着教育业务不放；解放后，七、八年来，还是闪在政治之外，自以为有一套教育经验，尤其是对教材和教学的改进，有腐朽的“权威”思想。
因为我立场错误，思想腐朽，所以这几个月有关整风的发言和对反右派斗争的表示，都几乎做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和俘虏。
现在，我立下决心，一定要改变我的旧的立场，改造我的腐朽思想：首先，明辨是非，和右派分子严格划清政治的和思想的界限，坚决投身到反右派斗争中去，从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学习中开始补上思想改造的课；其次，加紧政治理论学习和积极参加各种社会生活，把思想改造的课补好，从而逐步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紧紧地跟着党走。
我希望党继续信任我，培养我，使我工作得很好；我也希望民进同志和党内外朋友们，对我督促、帮助，让我补上好思想改造的课，争取做一个立场稳定、能够和敌人以及右派分子作坚决斗争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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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各机关改进工作的重点
精简机构 充实基层
本报讯 精简机构、充实基层，这是上海市机关最近“边整边改”中的一项重点工作。在机关内部的大鸣大放中，机构庞大和不合理、人浮于事、基层力量薄弱，是大家意见最集中的问题之一。目前一部分机关领导上已坚决着手加以改进。上海市各区人民委员会最近已撤销了不必要的工业科和统计科。上海市教育局、卫生局等市级机构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已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各区。此外，酝酿已久的市、区分工方案，经过市、区机关反复协商，现在已经确定，从此将可以改善有些机关因分工不明确在工作中互相推诿的现象。
与此同时，有些机关还清理并减少各种可省的报表，减轻基层的负担。第一商业局所属的纺织品公司对公司内的报表进行了清理，将原有的三百三十四种减少到二百六十二种，这样每月可以节省劳动力二万六千多个工时。
有些机关的领导作风也有了改进。深入下层、深入实际，在上海市副市长和各单位领导人员中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市政工程局的党委和领导干部们几个月来一般都坚持了到下层和工地参加体力劳动。这个局的党委过去往往是关门研究计划科拟订的年度计划，最近拟订1958年计划时，党委委员们深入到下层去研究计划中的各项工程项目是否切实可行，加以补充修改，使计划更加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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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各部门改进领导作风
走出办公室深入农村工厂
新华社合肥2日电 安徽省很多部门领导干部积极改进领导作风。
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在整风开始以来经常深入农村工厂，调查研究问题。夏收时，省粮食厅厅长、处长等五十多人曾到十七个县调查粮食和油料统购统销情况。省直属机关各部、委、厅、局长等领导干部已抽出时间亲自处理人民来信一千八百九十多件，接待人民来访三百四十多次。
各专区、县的领导作风也有了改进。在阜阳专区，县以上的干部每人都联系一个农业社，每周去一次，边生产边解决问题，很受农民欢迎。六安专区财贸系统的每个负责干部，每季规定至少有半个月在基层单位工作，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安庆市全市科局长以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已形成制度。他们6月份上堤挑土，7月份送粪下乡，8月份帮助灭蝗，大大鼓舞了农民的生产情绪。马鞍山市从市委书记到科以上的干部，每周都坚持二到四小时的体力劳动，很多干部在劳动中与工人结成了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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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各高等学校改进工作
重视提高教学质量
据新华社西安电 西安地区各高等学校在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大力改进工作。到目前为止，鸣放期间各校师生员工提出的意见，大部得到了处理和交代。
各学校改进工作，多数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来进行的。西北大学根据学生意见，本学期新聘了五十多位教师，增添了许多教学设备，不少系科还增加了选修课和专门化课程，另外又新成立了德、法、日语教研组。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已修订了各年级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共二十五种。这个学院图书馆在暑期中已将原库存图书和新书十二万多册重新安排编目。西安医学院过去一些不参加附属医院门诊的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已开始定期参加门诊，以便更好配合教学。西安体育学院本学期精简了若干和专业联系不大的课程，根据需要增开了医务督导等新课程。
各校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进。西北大学副校长岳劼恒最近亲自带领教务、总务两处有关人员，一同到法律、生物、地质等系检查实验室和教学设备，他们对仪器、药品、标本乱扔乱放、无人负责等问题及时提出了处理意见。
关于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西安体育学院已在本科、专科等各年级中，按班别设立了班辅导和政治辅导员。西北大学在开学初公布了时事教育等七项规定和办法，现在都已开始试行。西安地区各高等学校对校内生活福利等问题，也都作了积极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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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论坛
低头与抬头之间
易槐
毛主席在上海国棉一厂看到了不少批评领导干部的大字报。他立刻很关心地问党委书记和厂长：“受到批评的干部现在是不是已抬起了头来？”这就是说，受了批评的人应该抬起头来！
可是，我们又常常说，受了批评之后，应该低头认错。
这样看来似乎有了矛盾：受了批评的人是抬头好呢还是低头好？
其实，并不矛盾。既要抬头，又要低头；顺序应该是先低头，再抬头。
犯了错误，受了批评，首先要低下头来承认错误，承认自己有病，然后才能老老实实地就医服药。不低头承认自己有病，讳疾忌医，当然不可能治病。有病而不治，这是万分危险的事，所以说，受了批评之后，必得先低下头来。
低头之后一定还要再抬起头来。犯了错误的人改正了错误以后，就应该改进工作，把工作作得更好。这时候，就需要抬起头来，朝气勃勃满怀信心地来承担党所交付给的任务。没有从来不犯错误的人，许多同志犯了错误之后还能做好工作，就是因为他们受了批评，承认错误之后，并没有失掉前进的信心，反而吃一堑长一智，多一次教训，也就多一分前进的勇气。
一个人在承认错误之后如果抬不起头来，那就有了问题。这种低头不能算是承认错误，而是怕失掉面子，见不得人，或者是怕再犯错误，因而垂头丧气失掉信心。这时候，纵然他原来的病已经痊愈，他的肌体已经没病，但他决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决不可能像健康的人一样从事工作。这情况就大大值得犯错误受批评的人注意：犯了错误之后，不但要承认错误，而且要改正错误，不但要改正错误，而且要十分注意扫除那因此而引起的消极、阴暗情绪，要勇敢地抬起头来，信心百倍地从事工作。这情况也值得批评者和领导者注意。对犯错误的人，要狠狠地批评，决不妥协调和；但在既然承认错误以后，又要给以鼓励和支持，帮助他们改变消极情绪，使他们抬起头来积极工作。正像负责的医生一样，治病时痛下针灸，不怕因此引起病人痛苦，病好后还要尽心护理调养，务使病人迅速复原。
就在这看来似乎矛盾的低头抬头之间，却充分体现出我们使用批评武器治病救人的积极态度，以及被批评者对待批评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