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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大鸣大争还要大改
广东佛山地区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农村整风情况
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固若金汤经得起任何大鸣大放的风浪
本报广州5日电 记者林里报道：中共佛山地委9月28日、29日，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对当前的农村大鸣大放做了检查和研究。从会上反映的材料来看，佛山专区的六千多个农业社中，已有二千四百多个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度较快的试点社和第一批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社，有的进行了四十天的鸣和放，有的开始了争和辩。大鸣大放和大争，使一度出现的农村沉闷空气走上活跃，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某些“先私后公”、或“顾私不顾公”的三类社，出勤率也显著上升，区乡干部的工作热情和认识水平，也都相应地提高了。
大鸣大放的结果证明：我们的农村工作经得起考验，农业社不怕任何风浪的冲击，不管有多少胡言乱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一个月前，当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提出开展大鸣大放的办法时，佛山各地的农村工作者，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对于大鸣大放能不能解决当前农村矛盾的问题是不大清楚的。就是拥护大鸣大放、并坚决执行这一方针的人，也仅只是“理论上认识了”，或者“上级叫做就做吧！”因此，运动开始并不那样顺利。人们怕放出牛鬼蛇神无法收拾，怕鸣放冲垮了农业社；直到运动走完了第一阶段，还有人担心“鸣放容易辩驳难”。经过这一月来的实践，人们的担心消除了，领导大鸣大放变成各个人的自觉行动了。会议在分析农村大鸣大放的情况时，人们一致认为当前的问题已不是敢不敢鸣，或者敢不敢放的问题，而是怎样鸣得深、怎样放得透的问题了。
这次会议以前，人们讨论什么叫“深和透”的问题还只能说有多少多少人参加开会，有多少多少人发言。会议上则明确表示：检查深和透的主要标志，是看什么人参加了鸣和放？他鸣放出来的是什么问题？
只有动员富裕中农鸣得深和放得透
才能组成以贫农为骨干的辩论队伍
各县汇报证明，要农业社的大多数人参加鸣放会议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当前农村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人——部分富裕中农也参加鸣放。没有这些人的参加，就暴露不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鸣放过程中，这些人一般比较消极，甚至不参加会议。中山县曾调查过三个类型的乡和社：一类型的横栏乡，五十二户富裕中农中，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户；二类型的张家边，三十三户富裕中农中，有十五户参加会议；三类型的横围社，二十九户富裕中农中，参加会议的只有两户。三水县的同志说，有些社的富裕中农不但不出席开会，而且到了会也不发言，或者派老婆孩子来旁听。要动员这些人参加会议，就必须反复的讲：一、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绝对不当敌我矛盾来处理；二、不同于清算地主富农；三、不当牛鬼蛇神来打击；四、不当右派分子来斗争，不扣右派分子的帽子。横栏乡有半数以上的富裕中农参加了会议，除了大会讲政策外，还专门派干部去和富裕中农作个别谈话，启发他们鸣放。
各地经验也证明：中农和富裕中农参加了会议，说一些干部作风不好，供销社服务态度不好的话并不难，困难的是说“真心话”。当前富裕中农的不满，一般都集中在合作化与统购统销政策上。南海县的富裕中农说：“单干加自由市场，等于猪肉加香油，肥上加肥；合作化加统购统销，等于咸菜加稀粥，越吃越没味。”顺德县的富裕中农，要“打倒两个站（粮站和收购站），取消一个社（农业社）。”新会县的富裕中农，非常怀念1953年，说那时“有四大自由”，是农民生活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些话，富裕中农不愿轻易说出，而我们的农村工作者，也最怕听。有的刚刚说出个头，贫农和骨干分子就一下打了回去，结果是辩论无从开始，富裕中农不敢鸣放。顺德在这方面做得好。他们说，让富裕中农鸣放要分三个段落：放题目，放内容，放主张。就是说，他要说合作化不好，干部要耐着性子听，而且要他说出不好在哪里，要他说出主张和办法。有一个农业社，富裕中农在放出了题目也放出了内容之后，就忽然停住了，并不直截了当地提出他们的主张，他们只是转弯抹角地探听领导口气，问能不能散社。负责这个社的同志说：“你们讨论，只要70％的社员同意，领导上就批准。因为这是社章的规定。”这一说，富裕中农的尾巴翘高了，中农们的幻想也来了。他们不等干部出来，便自己布置会场，串连人来开会，并到处散布解散合作社的流言。在富裕中农积极活动的情况下，贫农急了，他们找到工作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痛哭着：“不能啊！合作社不能散啊！”有的还说：“想不到共产党会来这一手！”鹤山县富裕中农鸣放到高潮的时候，贫农挺身而出，高声大嚷：“来，赞成合作社的站到左边，反对的站到右边，咱们辩。”当场的六十人，十九人站到了左边，其余的全都站到了右边。可是经过初步辩论以后，右边的人慢慢都转到了左边，最后右边只剩下两个人，而且都是富裕中农。其中之一的富裕中农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
“单干时，我吃肉穿绸，洋烟卷往嘴唇上一叼，看着你们给我干活”。这一下，连那些不觉悟的人，也都恍然大悟了，他们说：“单干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我们给你当牛马。不干。”富裕中农的话，给农民上了最生动、也最深刻的一课。
根据这些，参加会议的人们认为：所谓鸣深放透，就是要放到使农业社“散社的边缘”。特别是三类社，放不到这种程度，就组织不起以贫农为骨干的辩论队伍，就挖不出资本主义思想的老根。顺德县委书记说，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农业社问题；而且也适用于统购统销。那里有一个社，有些富裕中农把各种购货证说成是“症”，是致“共产党于死命的症，华陀再世也治不好”。不少贫农也跟着这股歪风瞎嚷嚷。领导上为了启发贫农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当即对大家表示说：“大家都嫌麻烦，咱们向上级建个议，让上头把这些证件统统取消了好不好？”贫农认真考虑问题了。他们三三两两，讨论来研究去，一致的结论是“上了富裕中农的当”。他们说，要是没有了这些证件，“油盐粮布都会落到富裕中农的手里。贫农什么也买不到”。事实证明，动员富裕中农鸣得深放得透，不但可以启发贫农和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彻底辩明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大是大非，同时也可以教育富裕中农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和贫农下中农一起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打破鸣放容易辩驳难的论调
经验证明只要放得出定能驳得倒
在运动初期，“鸣放容易辩驳难”的论调相当普遍。这次会上也做了一个否定的回答。新会县委书记说，当前的中心问题还是鸣放，只要鸣放出来，就没有驳不倒的。因为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他说，新会有一个社，在讨论“自由不自由”时，有人说“不准去香港经商就是不自由”。人们一听，觉得这话很对，驳不倒。后来，来了个“具体分析”，说：“谁要去香港报名，准你们去。”但是报来报去，真正要去的不足5％。“不自由”的说法，就在95％的人口中破灭了。人们继续追问：“政府准你们去，香港准不准呢？”这时，连报名要去的人也说：“是那边不准。”由此，人们得出经验说：像准不准去香港这样的问题，都能够驳倒，澄清。那就没有驳不倒的歪理。
只有大鸣大放大争加上大改 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大鸣大放的目的，是要弄清大是大非，解决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但在运动初期，不论贫农还是中农，都会提出大量的具体问题，或者说是小是小非问题。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态度，往往是决定运动能否前进的关键。中山县龙头环社，鸣放初期人们提了好多意见，领导上没有处理，群众就说：“鸣放有什么用，干部又不听？”龙头环社刚刚遭受了一场台风，甘蔗都被打倒了，群众有顾虑，说：“不能束紧肚皮鸣放呀！”领导人听了这些，马上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进行排队，摆出当前急于解决的问题，并把台风后的善后工作摆在第一位，由社主任和工作组带头，齐到田间去扶蔗。接着又发动了四十多个社员和三十部水车去车水。这样群众情绪起来了，说：“这才叫边整边改”。有些社没有注意这点，群众提了几百条意见，领导人还在嚷着放呀！鸣呀！结果群众回答说：“改了再放吧！”新会县中路二社的稻田里出现了鼠灾，干部却要群众鸣放，群众说：“等鸣放好了，稻田就被老鼠吃光了！”社委会听了这话，随即转向灭鼠工作，派人采集灭鼠药物，等到捉回六百多只老鼠后，群众的劲头上来了。鸣放继续进行了。
解决群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任何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中所必需遵循的原则，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当然也不能例外。鸣放运动初期，广东省委曾把改进工作做为整个运动的一个单独阶段，即五个阶段的第四阶段。现在来看，要通过这次运动来整顿农业社，没有这样一个单独阶段是不行的。不经过思想教育和思想发动，纵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对鸣放中群众所反映的具体问题，特别是有关当前生产、生活和干部作风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并把解决这些问题，贯彻到整个运动的各个阶段，否则就不能调动贫农的积极性，也不能达到团结多数的目的。因此县委书记们提议，在“大鸣大放大争”的口号底下，再加上“大改”。
根据会议分析，当前的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中存在着这样两个偏向：一是只鸣不改，结果是运动停滞不前；二是把改进工作当作了鸣放手段，又陷入只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注意思想发动的泥坑。南海县的奇东社，鸣放了四十天，没有找出富裕中农的思想本质，原因是那里经过两次民主整社，都没有解决问题，因此群众对鸣放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一些当前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对的，但领导者在解决了几个具体问题后，紧接着又把富裕中农的十三头奶牛入了社，把四十几户从事爆竹手工业的人也入了社，还处罚了一个富裕中农六十五元钱。这些虽也刺激了贫农的生产积极性，但并没有挖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辩论也就很难展开。这就又一次证明，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经济的合作社所有，并不困难，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思想老根，却不那么容易。佛山地委综合了大家意见，认为：开始时边放边改；转入争辩时边争边改；思想问题解决后，进行系统的改，这就可以避免超越思想问题的解决而过早的钻到改进工作的具体事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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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过三比、三算、三评
曲靖社辩倒了种种谬论
本报讯 云南曲靖联合社采取“三比、三算、三评”办法展开大辩论，树立了正气，推动了生产。
该社在鸣放期间，对粮食问题提了不少意见。这些意见表面上多是针对口粮而发的，其实质却牵涉到是否要社会主义和合作社是否优越等问题，于是他们就先进行“三比”“比比究竟是资本主义好，是封建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在会上，社员们回忆了解放前的苛捐杂税，什么地租、耕地税、囚粮米、借购米还有什么国民党军要的“大包米”等等共达二十多种。农民过着非人的生活，光解放前的十余年中，就活活饿死的三十一人，逃荒死掉的三十一人，搬家逃难的二十三户。贫农朱德昌说：“过去我借地主朱成吉五升米，三年还了一斗五，利清本还在。去年害了病，工分少缺粮，政府就供应了七百斤，不是共产党领导，早饿死了。”
接着，他们又通过“三算”来辩论三定政策是否合理。“三算”是：一算全国全省全县的粮食大账，二算每年的增产账，三算去年合作社和社员的粮食收入账。去年除籽种、副业用粮、缴公粮、卖余粮外，实际分到社员手中的粮食，折成原粮计二百六十六万多斤，全社四千八百四十四人，每人平均实得原粮五百四十九斤，而且今春国家供应的二万五千斤还不在内。在这些具体账目的前面，问题已是不辩自明了。
最后，又结合具体的人进行了“三评”：评评究竟是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好，还是服从统购统销好；是勤俭治家好，还是浪费粮食伸手向国家要好；是积极出工多得工分好，还是旷工去搞自发好。
富裕中农何存心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他一面从黑市上买了四百多斤米，一面还说“国家既然管理市场，市场上没有粮食国家为什么不拿出来卖？”贫农吴济昌反驳说：“你总记得过去粮食掌握在地主手里的情形吧？民国三十二年旱灾，一亩好田四五百斤米就被地主买了去。牛招生家饿得没法，只六升米就把一亩田卖给了地主。今年小春遭灾，如果不是国家掌握粮食，救济了我们二万五千斤，我们土改分的田至少得卖掉一半。”贫农吕德全补充说：“再说，市场上即使有粮食还不是你们有钱的人买，我们缺粮没有钱还不是白搭。”
贫农牛关富认为每人三百八十斤口粮太少，至少每人每天四斤才够。贫农牛绍文说：“你这叫好了疮疤忘了痛，过去你一家人也没有吃过这么多。”贫农牛家禄还检查了自己家里的具体情形，说：“如果不浪费，粮食本来是够的。”
经过大辩论以后，大家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因而生产积极性也增加了。鸣放期间出勤率曾一度降到40％，现在已上升到90％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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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开展大辩论
邗江县萧家社落后状态有转变
本报讯 江苏省邗江县汤汪乡萧家社通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开始改变了落后状态，树立了正气。社内贫农和下中农坚定了办社信心，富裕中农转变了动摇情绪，原来十九户要求退社的，也不退社了。运动中还提拔了七个贫农积极分子担任社的干部，调整了社的组织机构。出勤率也由过去的30％提高到90％以上。
萧家社是今年春天由两个初级社合并起来的，社员共一百二十五户。这个社是领导成分不纯的三类社，社的领导干部中，中农和富农成分的占60％，正社长是富裕中农，总会计是富农，他们互相间不团结。许多社员对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认识模糊，中农公开埋怨合作社、统购统销不好，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是非，煽动社员退社。富农仲与昌把农业社塘里的肥料挑回家，把队里盖草棚的木草也挑回烧锅，并阻止社员在他的土地上放水。因此，社员生产情绪不高，八百多亩麦子，每亩只收一百一十斤，公粮征购任务也未完成。
在这次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乡里组织了工作组到社，先培养和训练了贫农骨干，然后把贫农和下中农发动起来，在八十二户贫农和下中农的会上，用活人活事宣传了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好处，并启发大家回忆对比，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贫农萧太银，单干时打的稻子不够付车水钱，合作化后收入增加了几倍，他说自己是“吃了果子忘了树”。一队贫农萧长银等还在会上主动检讨了夏季参加私分二千四百斤粮食的错误。
在贫农、中农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又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小型座谈会，大鸣大放开展了辩论。三队富裕中农杨正荣说：“统购统销以后，粮少吃了，按三定标准，串在针上都不够吃。”贫农萧太宽反驳他说：“我家七口，忙时吃好点，闲时吃差点，按计划吃粮完全够用，为什么你不够吃？”贫农萧金发也插上来说：“杨正荣家里砌房子，管匠人的饭，为的是想自己省些工资，却把粮食吃空了，怎么怪三定标准低呢？”辩论中，有人还揭露了不法富农和坏分子的破坏言行，并用说理斗争的方法，斗倒了坏分子萧太亮。
经过辩论，这个社原来的那股邪气被压下去了，正气开始上升。全社一百二十五户都订了“三爱”公约：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偿还到期贷款；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保证农活质量，爱护公共财物；精打细算，节约粮食。 （薛金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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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不少农业社
在大鸣大争中改进工作
新华社广州4日电 广东省不少农业社在大鸣大放大争中边整边改。这些农业社社员提出的意见分类排队，对于正确而又可以马上解决的便立即加以解决。
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有关生产、生活福利和干部作风等方面。文昌县新合农业社社员批评了社里垦荒工作有头无尾，账目又不公布的缺点。社委会接受这个意见，便重新组织劳动力，做到每天派一百多人去垦荒和种经济作物；社的财务小组也制订了财务通知书，决定将账通知到户，以后逐月公布。清远县秦皇乡农业社根据社员对副业生产的意见，抽调了专职干部和一部分社员搞了烧炭、搓牛绳等副业生产，仅十多天内收入就有一万八千多元。湛江专区许多农业社接受社员“不管好正常生产怎谈得上改进工作”的意见，做到了鸣放和当前正常生产两不误，许多社都在鸣放之前首先安排生产，又通过争辩端正社员对生产的错误认识来改进生产。还有些农业社根据社员的意见调整了自留地的数量。
广东省部分地方的基层财经单位也注意接受社员正确意见改进工作。例如根据农民意见增设食油供应点，供销社早晚都营业，医药零售部门在休假时也要照顾病人买药。个别服务态度不够好的干部主动地向农民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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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人都学会劳动生产
——安徽财贸系统精简机构以后是怎样组织干部参加生产的
本报记者 于明
安徽省的财贸系统，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整编以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整编以后，许多作用不大的、可有可无的、重叠的机构都撤销了，减少了三万多工作人员。这三万多人怎样安排呢？最主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些干部参加生产。现在除了已经有五千多人回乡生产以外，其余另有九千多人是由财贸系统自己组织参加生产。
安徽省财贸系统为了组织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兴办了三百多个在供销业务上急需的生产事业。如往年一到夏季，因为没有冷冻加工的设备，鸡、鸭、蛋品的收购和供应工作，都要发生困难。精简人员以后，他们就在芜湖、合肥、阜阳等地各办了一个冷冻加工厂。其次有些商品，安徽本省有原料，当地市场也需要，但是要到外省加工，浪费很大。如沿江的芡实米和藕，产量都很大，因本省没有加工企业，过去总是运到外省去加工。现在抽调了一部分人组织这些产品的加工，既有利于农产品的收购，又满足了供应上的需要。另外，安徽省过去的废机油收回以后，大宗的要运到上海去提炼，小宗的不便运输，很多便随便扔掉了。现在，财贸系统抽调了一部分人，办了一个废机油提炼厂，就免除了这项浪费。除上面的以外，他们还兴办了一些服务的事业和农林牧场、养蜂、养鸡鸭、养鱼、养兔等养殖场。
现在，安徽省财贸系统所组织的这些生产事业，已经生根开花，参加生产的干部已经看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在宣城县周王农场，近七百个参加生产的人员，今年开垦了五千亩荒地，种上了山芋、花生、芝麻、绿豆；在山坡上栽植了十万株桐树、三万株桑树，和数百亩药材；还养了种猪，种兔和蜜蜂。他们使这一片荒山辟野改变了面貌。在芜湖芡实米藕粉加工厂参加生产的人们，制造出了品质很高，广受各地消费者欢迎的藕粉。各种小型的面粉厂、大米流动加工厂、土纸制造厂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粮食加工和土纸供应的紧张局面。
我参观了在合肥的几个生产单位。在一个五金交电修理部，有六个人正在作修理工作。他们担负着五金和交电公司所出售的马达、收音机、电风扇、扩大器等的修理任务。修理部的张泽泗、戴盛华说：“看到自己的劳动，使顾客得到满足时，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欢喜。”在这里还有蚌埠市公司和合肥市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参加修理工作，他们是临时来这里学习的。我们走到废机油加工厂时，院子里已排满了运来加工和加工好待运的汽油。在废机油池旁有三个青年，他们的手上、脸上和身上都被黑油沾得黑亮亮的，一个个正在精神饱满地工作。这些青年都是在解放后一出学校门就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根本不知道生产是怎么回事。现在他们亲眼看到经过自己的劳动，把一桶桶废机油改变成好机油的时候，那种愉快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安徽省财贸系统采取了这些生产办法，为稳妥安排精简人员，和增产节约工作打开了一条很好的出路。这些办法起到了调动积极因素的作用。整风以后，那些坐在机关里工作的同志，也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他们都愿意担负起比过去更多的工作，以便抽出更多的人力去参加生产，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省文化用品公司计划科，原来作商品流转计划、费用计划，财务计划的共要八个人，整风后，改进了工作方法，只要三个人就够了。因为精简了机构，文牍主义和重复报表也大大减少。许多在机关里工作的同志都感到工作内容比以前充实了，精神愉快了。
安徽省委财贸部部长吴文瑞同志说，安徽省财贸系统最初组织精简人员参加生产的时候，有些部门的负责人思想上有顾虑，怕干部不愿意去，怀疑干部能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所以，有的部门迟迟不敢动员；有的在动员时不实事求是。现在事实证明，这种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参加生产的同志都是抱着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去开创生产企业的，绝大部分同志在生产岗位上表现得很好。他最后说，我们已经体验到组织工作人员参加生产的好处，我们打算把这些生产巩固下来，并根据需要再适当地扩建和新建一些。还打算隔一年二年便轮换一批在机关工作的人员到这些生产事业中去参加生产，使每个人都学会劳动生产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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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精简机构的好榜样
地方国营北京南郊农场根据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原则，在整风中大力精简了机构，大大减少了脱离生产人员，改变了臃肿庞大、管理费用过高的情况。
南郊农场经营业务以农业和畜牧业并重，全场职工有一千三百多人，脱产干部从原有的八十九人减少到十六人。精简后，行政事务少了，领导干部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干部下地劳动后，许多问题也能随时解决，工作效率比以前提高。这就大大改善了农场管理，锻炼了干部。全场形成了艰苦、朴素、勤俭办社的风气和团结、劳动的生产热潮。
新华社记者 傅军摄
党支部书记过去是脱产的，现在也参加劳动了。这是四分场党支部书记刘振刚（左）在劳动间隙休息时，和一个青年群众谈话。
这几位精简后参加劳动的妇女干部，有的是在小学或中学读了几年书后，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的，有的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现在他们开始在劳动中锻炼自己。
人事干部史洪斌（中）和畜牧技术员姜玉华（右），精简后在牛场参加劳动。史洪斌担任了副队长，姜玉华由于和工人一起劳动，许多技术问题也及时得到解决。这是他们和工人一起工作。
精简后，领导干部更加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和群众关系更密切了。这是场长赵彪（右第一人）在鸡场检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