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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一定要加强国家纪律
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已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于今日公布。这个重要法令的公布施行，是加强国家纪律的重大措施。
健全国家机关的奖惩制度，加强国家纪律，对于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奖励那些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国家人民有显著贡献的先进人物，就必然会推动落后，进一步发扬工作人员的责任心、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对于那些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国家人民利益遭受到损害，违反国家纪律的人员，给予应得的惩处之后，不仅可以纠正他本人的错误，并且可以教育其他工作人员。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的公布施行，必将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关的纪律，不断地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生重要的作用。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一向注意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奖惩问题。前政务院于1952年颁发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处分的批准程序，1954年公布了关于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处分的暂行办法。这些法令已成为各级国家机关给予违法失职人员纪律处分和撤销处分的依据。现在，国务院又根据有关法令和几年来工作实践中的经验，进一步制定出这个比较完整的奖惩规定，这完全合乎当前我国国家生活中的需要，也是符合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立法的规律的。右派分子曾经别有用心地大喊大叫，说我们国家“立法迟缓”，“没有惩戒法”，“无法可依”，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对于我们国家法制的恶毒攻击。
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不断地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因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能够自觉地遵守国家纪律，忠于自己的职责，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从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并且有不少的机关还出现了许多模范工作人员。他们受到了国家的表扬和奖励。但是，也有少数工作人员并没有很好地接受改造，或者进步不快、觉悟不高，以致仍有违法失职等行为，受到了应得的和适当的惩处。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工作中难免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抓住个别违法乱纪的现象，加以夸大和渲染，诬蔑我们放纵违法失职人员，以检讨代替处分等等。这些谰言，在事实面前完全站不住脚。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是赏罚分明、有奖有惩的。我们一方面对于违法乱纪的分子给予严厉的处分，另一方面对于自觉遵守国家纪律的模范人物或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及其他一切对国家有显著贡献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奖励，鼓舞他们提高工作积极性，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几年来我们这样做的效果是良好的。
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纪律是建立在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政治自觉性的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都能够自觉地遵守国家纪律。因此，我们维护和加强国家纪律的主要方法，是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地对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自觉的遵守国家纪律。但是，强调进行说服教育，并不放弃对于违法失职人员的纪律制裁。对于他们采用惩罚的方法，是维护国家纪律的必要手段。
对于违反国家纪律的工作人员，在给予纪律处分的时候，必须贯彻严肃慎重、区别对待的方针。要分清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根据不同性质和情节，分别进行处理。对于混入国家机关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开除出国家机关，并且依法处理。对于严重违法失职、屡教不改的分子或者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条件，也应该开除出国家机关，以纯洁国家机关的组织。对于犯了一般错误的工作人员，应该认真地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帮助犯错误的人员提高思想觉悟，并且根据所犯错误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害的大小，参照本人平常的表现和对错误的认识程度，分别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或者批评教育后免予处分。给予犯错误人员纪律处分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使他们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从而教育其他工作人员，使他们不犯或少犯类似的错误。
正确的执行国家纪律，既要反对惩办主义的偏向，也要反对姑息放任的自由主义偏向。惩办主义的结果，不仅不能加强国家纪律和教育犯错误人员改正错误，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而且不正确的处分往往会伤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进行工作。如果采取姑息放任的错误态度，对于违犯国家纪律的工作人员不予以严肃处理，不仅会使纪律松弛，不能达到提高工作人员的目的，而且往往会使犯错误的人员容易再犯新的或者更严重的错误，甚至葬送了他们的前途。
对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奖惩，是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之一。因此，加强国家行政机关的奖惩制度，首先要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员加以重视，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并且应该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检查奖惩工作中的缺点，加以克服。同时，各级国家监察机关必须成为各级政权贯彻执行奖惩规定的有力助手，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加强对违法失职人员的监督和检查。在检查中，不仅要及时地对违反国家纪律的人员或模范人员提出恰当的惩处或奖励意见，而且必须对于某些国家行政机关违反奖惩规定的情况进行检查，随时提出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意见。
我们一定要加强国家的纪律。我们相信，随着奖惩暂行规定的贯彻执行，特别是伟大整风运动的开展，必将使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成为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机关，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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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发展纲要是指路明灯
浙江、江苏、江西广大农民热烈展开讨论
看清前途，看到潜力，欢欣鼓舞，劲头十足
本报杭州28日电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布后，这几天，从浙南山区到杭、嘉、湖平原，从太湖流域到东海之滨的广大农村，掀起了学习农业发展纲要、执行农业发展纲要的热潮。
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布这一天，浙江农村欢欣鼓舞，农业社员们奔走相告：“共产党公布了一个又富裕又幸福的纲要”。在杭、嘉、湖平原上，许多农业社把扩音器装到田间向社员传播。杭县双林乡红旗农业社社员在田间，读了刊登农业发展纲要的报纸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农村的报纸很少，识字的社员从广播里把农业发展纲要一字一句记下来，有些老年社员跑到很远的集镇上买一张报纸藏在怀里，说：“这不是报，是个宝，有了它，道路越走越亮堂”。
农业发展纲要公布后，广大干部和农民对继续实现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充满信心。正在杭州参加省委四级干部会议的一千多干部，对农业发展纲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纲要草案执行了近两年，已引起了农村的深刻变化。平阳、诸暨、兰溪、新登、富阳、普陀等二十多个县的干部举出了许多实例，说明这两年执行纲要草案所起的巨大成效。如诸暨县执行纲要草案后，去年完成水利工程六百多万工，抗旱能力提高到四十五天至六十天以上。有了水利条件以后，这个县就大力进行生产改革，使双季稻的面积达到全县水田面积80％以上。由于增加复种指数，去年全县有三十五万亩水稻产量达到了亩产八百斤以上。
经过学习农业发展纲要以后，许多县和农业社订了农业生产规划、行动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诸暨县根据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要求，提出今年再兴修六百万亩土方的水利工程；养猪从现在二十四万头发展到四十六万头；要求今冬基本上消灭空白田，增加复种指数。嵊泗县玉龙渔业社还开了社员大会，计划从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社里要积累资金一百五十一万元，加上社员的投资，再增建三十艘机帆渔船，使50％的社员用机帆船生产，为过渡到渔轮生产创造条件。海宁硖石乡金里农业社讨论了农业发展纲要后，还订了六项行动计划：一、人人要学习农业发展纲要，并且要宣传纲要的好处。二、秋收冬种中要保证做到细收细打，适时播种。三、增积土肥，全社要多增加八只船挖河泥。四、今冬达到每户养猪三头。五、今冬要妥善安排好劳力和生产，让社里患血吸虫病的社员分批去治疗。六、今冬要搞好扫盲工作，把社里原有的七个民校恢复起来。
本报南京28日电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布以后，得到了江苏省广大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他们纷纷表示要用革命精神，从各方面来实现这个纲要所作的规定。
1956年1月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江苏省农村中已经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农民们热爱地称之为“指路明灯”；现在这盏明灯再一次鼓起了农民前进的信心和决心。不少农业社已经在对照这个修正的纲要草案，重新规划今后的工作。江浦县龙华农业社社长丁长友满怀信心地说：“纲要要求我们这个地区到1967年粮食单位产量达到八百斤，我们只要把多数田改种稻、麦二熟，再把一部分旱田改成水田，三、五年后每亩收八百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
历史上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滨海县，今年获得了大丰收，由灾区变成了余粮区。现在，这个县已订出了规划，要求到1967年，灌溉总渠以南每亩产量达到八百斤，以北达到六百斤。被大丰收的喜悦所鼓舞的泗阳县农民，听到新公布的纲要修正草案，更加劲头十足，仓集社社员们表示：今年粮食亩产达到四百四十八斤，明年争取达到五百五十八斤，超过纲要规定的10％，到1962年，就可以争取达到八百八十五斤。江宁县上坊乡在修正的纲要草案公布的当天，就拟订了到1962年的水利规划：全乡将兴建塘坝、水沟、涵闸、水库等四百六十八项，争取1958年水稻亩产由原订的四百二十斤，增加到四百五十五斤，到1962年，达到八百二十八斤。
纲要修正草案的公布，帮助了克服目前农业领导机关和农村干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正在淮阴地委开会的各乡支部书记，在读了纲要修正草案后，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会议上通过的今冬明春的水利计划，要比9月份水利局原订的计划大得多。如旱地改水田的面积由五十六万亩增加到九十多万亩，这个计划实现后，明年即可增产粮食二亿八千万斤。
和农民息息相通的广大职工群众，也满怀信心地表示：一定担负起纲要中向他们提出的光荣任务。无锡水泵厂决定要在明年把水泵的生产扩大三倍。无锡水泥管厂职工为盐城专区一座水闸制造的水泥管，原定今年年底完成，现在决心提前一月交货。南京兽医药品制造厂很多职工也表示一定要大量生产预防猪瘟、鸡瘟的药品。
纲要修正草案也鼓舞了全省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南京农学院已计划根据纲要的要求重新考虑修改科学研究项目和教材。苏北农学院也将修改植物栽培和耕作学的教材。
本报南昌28日电 江西省许多农业社的社干部和社员们看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报上公布，无不欢欣鼓舞，对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的美好远景充满无限的信心。
南昌县沙潭乡沙潭农业社副主任胡水根说：1955年底转高级社不久，就看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按照纲要草案的规定去努力，两年来，农业社的生产已有很大的提高。以前，社里每年要淹浸千亩左右田地，去年修好了岗头闸，已基本上消灭了涝害，修建的各种水利工程，增强了八千余亩田的抗旱能力。他说：“本来认为办不到的事，按纲要的精神去作，结果都办到了”。他表示要打破保守思想，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要求。南昌县八一农业社社员陈介元，在1956年春社里提出每亩产量平均达到五百斤的要求时，还表示怀疑，认为田就那么大，往哪里增产。但是，到收获的时候，果然达到了五百斤。他高兴地说：“1956年每亩五百斤，今年可争取达到六百斤，实现纲要提出的八百斤的要求是完全可能的。”这个社的社员对于提前达到纲要中规定的亩产八百斤的任务，都满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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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得雨 趁墒抢种
本报西安27日电 陕西中部和南部地区25日和26日继续降喜雨。目前大部分地区雨水渗透的湿土都接上底墒，已经解除了干旱的威胁，这对小麦和大麦、扁豆、菀豆等小夏田作物的继续播种和出苗极为有利。过去由于土地干硬不能翻犁和播种的麦田现在可以播种了，已经播种，但是由于干旱出苗不齐的麦田，雨后可以继续出苗，对缺苗、断条较严重的麦田还可乘墒补种。为了及时完成小麦和小夏田作物的播种任务，防止对抗旱保墒的松劲情绪，陕西省农业厅已于25日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民紧急动员起来，趁墒突击种麦，抓紧查苗补苗和整地保墒工作，做到种快、种够、种好，保证苗全、苗旺，为明年夏田丰收打好基础。目前，各地农业社已经积极动员起来，一面抢种，一面补种。
新华社南京28日电 江苏省普遍得雨，旱象缓和。农业社社员们正紧张地冒雨抢种，播种进度大大加快。从27日下午起，徐州专区降雨量十至十五公厘，淮阴专区降雨量十八公厘左右。里下河地区降雨量二十至二十五公厘，旱象已基本解除。苏南地区也都下了小雨。
江苏省农业厅紧急通知各地，抓紧雨后泥土湿润的良好时机，抢种麦子。要求淤土地和山区因缺水源而无法耕种的五百万亩麦田，在两三天内突击完成抢种。已播种但出苗不齐的应及时补种，要求每亩麦田达到二十万苗。
现在，江苏地区仍在下小雨。
据新华社27日讯 河南省各地24日下午至26日上午普降喜雨。
现在各级领导机关，正在领导农民趁墒抢种。省人民委员会发出了抢种指示。洛阳等专区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组织一切力量，趁墒抢种。麦播完成较快的南阳、新乡等专区，不但要求趁墒完成播种计划，而且要进行补苗，缺苗70％的麦田要进行重种。
据新华社27日讯 从24日早晨八时到27日晚八时止，甘肃、陕西中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山东西部，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安徽等省都先后下了雨。其中湖南、四川、贵州等省三天的降雨量有三十到六十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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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命令
公布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暂行规定
新华社28日讯 国务院命令。全文如下：
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已经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57年10月23日第八十二次会议批准，现在予以公布。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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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水利建设运动的障碍
陕西及时批判松劲思想
本报兴平27日电 “不能把水利建设当成单纯的抗旱手段，应看作是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27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在大雨连绵声中向记者指出，这是陕西地区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运动必须首先解决的思想问题。为此，陕西省委即将发出通知，指示各级党委防止松劲思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在今冬明春开展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指示。27日中午，张德生同志已冒雨出发，到长安等地具体指导这一运动，省人民委员会赵寿山省长、谢怀德副省长等负责同志，也即将出发各地。
从24日起，陕西各地陆续降雨，广大农民欢欣鼓舞。但是，“雨下透了，麦种好了，水利运动不必那样热火了”的错误思想，又在干部和群众中开始露头。兴平、武功等县已经及时发现和批判了这种思想。25日，兴平县委在召开的有乡级干部参加的水利会议上，批判了这种思想。26日夜，该县县委书记王彬召集附近几个乡的负责同志汇报当前水利建设的情况，也反映了有一些合作社在雨后产生了松劲思想，打算放弃已经做好的水利建设计划。王彬同志在这个会上强调指出这种松劲思想是当前开展水利运动的新障碍，要求各乡积极教育群众，继续完成和超额完成已定的水利建设计划。武功县委对于克服松劲思想也采取了紧急措施。在整天下雨的26日夜晚，县委副书记孙福生通过有线广播号召全县农民立即投入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坚决克服雨后产生的新的右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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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大利电影周在京开幕蔡
楚生对意电影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
新华社28日讯 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联合举办的“意大利电影周”28日晚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举行开幕式。
27日到达这里的以雨果·加西拉奇为首的意大利电影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应邀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正在北京访问的意大利友好访华代表团人员德拉齐尼夫妇。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蔡楚生致开幕词。他对来中国参加电影周各项活动的意大利电影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从1954年到去年，在中国先后放映了“偷自行车的人”等七部意大利影片。到现在为止，全国看过这些影片的观众，已达到两千多万人次。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次电影周中所要放映的“警察与小偷”等三部影片，也将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意大利电影代表团代表谷拉铎·索非亚接着讲话。他说，二十五年前他曾经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旅行过。那时，他是抱着一种好奇心而来的。而这次，他却是深深地受着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新社会所吸引。索非亚说，同中国电影一样，意大利电影也是受解放精神所滋养的。他们这次的到来，是负着意大利电影界，特别是在这次电影周上映影片中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的使命而来的。他们热望能够多了解中国电影。
在开幕式上，意大利电影代表团团长雨果·加西拉奇还把去年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中国影片“神笔”所获得的奖品，转交给了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赵毅敏和阳翰笙等人。
在开幕式后，意大利电影代表团还同中国观众一起，观看了意大利影片“警察与小偷”。明天下午，意大利电影代表团人员将到交道口电影院和苏联展览馆电影馆同北京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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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叙利亚临时代办拜会周恩来外长
新华社28日讯 叙利亚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迪卜·沙蓝在28日晚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座的有：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礼宾司代司长王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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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彻底批判陈铭枢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陈铭枢承认有一套反共、反社会主义纲领，进行了反共阴谋活动。
新华社28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在23日到25日连续举行了三次大会，系统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陈铭枢的反动言行。陈铭枢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开始低头认罪。
会议由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蕴山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民革主席李济深，副主席蔡廷锴，中委、候补中委、各部门负责人，以及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的全体干部共五百多人。
李济深指出陈铭枢一贯反动，解放后，并没有悔改
民革主席李济深在会上说，右派分子陈铭枢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向共产党进攻的纲领，妄图使资本主义复辟和使反革命统治者卷土重来。他为了推销他的反动纲领，到处拉拢落后分子，组织败类，从事种种阴谋活动，并且企图篡夺民革中央领导，控制民革地方组织。他是一个口是心非、造谣生事的右派阴谋家。他采取两面派手法向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他表面对共产党说一些恭维的话，而实际上却勾结各机关、学校中的不满分子和坏分子，搜集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加以夸大或歪曲，甚至捏造事实向党大肆进攻。
李济深指出，陈铭枢是个一贯反动的老牌右派分子。他曾附和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先生，拥护过蒋介石打击反蒋运动，阻挠十九路军反蒋抗日。解放后，他并没有悔改。李济深强调说，这几天的斗争会，给了我们大家很好的教育，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就会有堕入右派泥坑的危险。
李世璋系统地批判了陈铭枢的反共纲领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李世璋系统地批判了陈铭枢的反共纲领。陈铭枢在1956年12月就起草了一套完整的向共产党和人民进攻的反动纲领。李世璋说，陈铭枢的反共纲领是异常凶狠和毒辣的。陈铭枢认为，共产党是一个“少数人的极威集团”，“早已脱离群众”，并且认为这是由于共产党员“误执党性”的结果。在陈铭枢看来，“党性”就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员有了“党性”，就会“以严酷对敌思想漫然施之于民主人士”，共产党员有了“党性”，“只知对党的直接指示要忠诚老实执行，而对非党的有关的人士可以不负责任”。李世璋说，陈铭枢的意思就是要共产党员不要执行党的指示，要共产党取消组织性、纪律性，要共产党员放弃工人阶级立场而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投降，他的目的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来解除共产党的武装，瓦解共产党。
李世璋说，陈铭枢诬蔑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他把群众分为两类：即“正流与非正流，正气与邪气”。在陈铭枢看来，忠诚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是“非正流”，所以他诬蔑一切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人士为“趋附之辈”，而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倒是“犯颜敢谏，耿介不苟”的人，徐一贯、王桂浑、谢昕、曹任远、罗海沙等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倒是“正流”。
李世璋说，陈铭枢认为，通过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等组织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是“一条多节鞭”的领导方法，是造成“墙壁”和“鸿沟”的根源。他认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分析人物，是“死执教条和政治口号去临人”。他到处散布共产党不能领导学校的谬论，企图把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和政治思想领导一起取消。
李世璋说，陈铭枢对共产党和人民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他恶毒地诬蔑老共产党员是“自封山头，囿于宗派，主观臆断，徙倚官僚”，骂新党员是“唯唯诺诺，趋承揣摩”。因此，陈铭枢对老共产党员要像“癕疽一样割掉”，对新党员要进行经常不断的“清洗”，总之，要把共产党员赶尽杀绝而后快。
李世璋说，作为反动统治阶级代言人的陈铭枢，是不喜欢中国人民的大翻身，不甘心于剥削制度的死亡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他一概反对。他诬蔑社会主义建设是“好大喜功”，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认为“合作化没有成绩，合作化高潮太早，农民很苦。”他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支持章乃器的谬论，他尤其反对肃反运动，污蔑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狠下重椎，妄冀作升阶的垫脚石”，他诬蔑肃反中觉悟了的起义立功的人是“落井下石，卖友求荣，食言反噬，把良心出卖。”陈铭枢这样仇恨肃反运动，是因为肃清了反革命，他所幻想的反动统治者的卷土重来的阴谋就不能实现了。李世璋指出，陈铭枢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卷土重来是念念不忘的。6月2日，陈铭枢在上海小集团骨干吴艺五家里大宴群臣时，曾发出“赤标天下鹄，青换眼中桑，莫负苍生愿，相将造乐康”的狂言。并且利令智昏地估计当时的时局是“阵势已张，集弩待发”，以为共产党就要被撵下台去，国民党就要回来了。
周旧邦、辛葭舟揭发陈铭枢的小集团活动
民革上海市委会常委周旧邦专程来北京参加这个大会。他在会上揭发了陈铭枢今年5月21日到上海搜罗他的“老朋友”、“旧部下”组织反动小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个小集团的骨干分子有罗海沙、余若南、刘海亭、赵继舜、吴艺五等。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在陈铭枢的指使下，企图恢复已经并入新知识出版社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组织的神州国光社，作为小集团活动的据点，以联络他的旧部和更多的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从文化战线上向共产党进攻。神州国光社曾经是托派的大本营，陈铭枢等人企图恢复这一组织就是想通过它招揽托派分子，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活动。陈铭枢还支持罗海沙在学校里搞大民主，企图赶走共产党的支部书记。陈铭枢为了建立反共反人民的据点，不仅要恢复神州国光社，而且还策划篡夺民革上海市委的领导，企图作为向共产党进攻的根据地。
民革山东省委常委辛葭舟也来京出席了会议。他揭发了陈铭枢在山东的反动活动。陈铭枢和山东省的右派分子范予遂（民革山东省委主任委员）、徐一贯（民革青岛市委主任委员）、王桂浑勾结在一起结成了阴谋小集团，使山东民革组织陷于瘫痪、解体状态。陈铭枢在今年
2月还面授徐一贯五点指示作为向共产党进攻的策略，陈铭枢要他看效果、看苗头讲话；要他集中在宗派主义问题上来攻击共产党，攻击肃反运动。他说，民革中央都衰老了，青岛年青力壮，要注意拉拢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并且还说，鸣放后，政协机构可能改为两院制。
陈铭枢反动小集团的骨干分子罗伟之揭发和交代了部分阴谋活动
陈铭枢在北京的反动小集团的骨干罗伟之也在会上揭发和交代了他们部分的阴谋活动。罗伟之说，他是陈铭枢1956年11月在北京用“秘密方式”视察以后写“反共万言书”向共产党进攻的策划人之一，是替陈铭枢搜集毒草的走卒，陈铭枢曾指示他要“找些中等学校官僚主义方面的材料，多多搜集一些缺点，包括肃反受过冤枉的人，评工资评级有问题的人，上级打击报复下级，以及共产党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有关教学、生活各方面的材料。”还说：“要对找到的人说，要他们无任何顾虑，不要有任何害怕，写他们在学校里不敢写和不敢说的材料，我一定会替他们解决问题，你可以向他们保证。”
罗伟之说，陈铭枢还在他的家里召开过两次教师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罗伟之、王之南、曹任远、樊晓歌等。陈铭枢当时说：“请大家大胆地揭发学校领导的一切缺点和各种不正确的作风，肃反中受过冤屈的人，让他们写材料来，关于评工资、评级问题、打击报复问题、教育局的官僚主义问题、学生的偷盗问题、恋爱问题等，都可以先谈出来以后再写，出名也好，不出名也好，我可以用人民代表的身份替你们各位解决问题，为你们保密。”
罗伟之说，陈铭枢把向共产党进攻的材料搜集齐全以后，就着手写“反共万言书”，参加意见和定稿的人有王之南、曹任远、黄居素和罗伟之等。
在斗争右派头子章伯钧的时候，陈铭枢从上海回来曾经嘱咐罗伟之向中国农工民主党整风领导委员会召集人之一严信民谈一谈：“不要把章伯钧一棍子打死，要营救章伯钧。”
陈铭枢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开始低头认罪。他说，他的反动言行是“严重的”，他表示“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陈铭枢说：“我承认我有一套完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以及在北京、上海、山东组织小集团的阴谋活动的罪行；我承认我写的向党进攻的‘反共万言书’的罪行；我承认利用宗教关系进行反共阴谋活动。”陈铭枢说：“这些罪行是严重的，我愿意悔过自新，重新作人”。
在会上揭发和批判陈铭枢的还有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北京市教育局长翁独健、北京工业学院副院长周发岐、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以及翁文灏、张联棻、蔡廷锴、蒋光鼐、陈其瑗、朱蕴山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