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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探求者”探求什么？
新华日报十月九日社论
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文艺界是一个重点。江苏省的文艺界也在这个期间，暴露出一批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有的要搞同人诗刊和戏剧刊物，有的要搞同人报纸，有的要搞同人出版社，有的要打到我们党报里面来占领阵地，如此等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群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其中有几个共产党员，他们“结集起来”成为同人，要办个“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并声称要“永远”去“探求”他们所要“探求”的东西。这究竟是个什么团体？他们的用意何在？他们要“探求”些什么东西？这些问题倒值得我们“探求”一番。
“探求者”们有他们的启事和章程。根据他们的启事和章程来看，原来他们要“探求”的原因，就是不满新社会的现状，反对新社会的现状。
他们不满意的和反对的现状主要有三：
第一，他们不满意所谓“教条主义”的危害。他们说：“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阻碍了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更特出地妨碍了年青一代的成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教条主义的观点”，而在他们看来，“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年青一代的成长”，就要靠了保护旧东西，否定新东西。）“教条主义又把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据根上文，也不难了解：所谓“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人们的正常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还是资本主义的老生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清楚，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是什么？不是别的，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着我们破坏资本主义的老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扫除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旧东西，确立新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是反感的。他们要斥之为教条主义。
第二，他们不满意阶级斗争。他们说：“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设”。“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道德面貌上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阴影，妨碍了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这里他们所诅咒的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者是主张消灭阶级的，而且认为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才能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实际上是这么做的，的确“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还是如此。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何呢？他们认为“人情淡薄，人所共感”。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人的品质”也就于此可见。
第三，他们不满意“官办的”事情。在书面上表现出来的是不满意“官办的”杂志。另外，他们还不满意“官办的”邮政、出版社、文艺团体等等。关于杂志，他们说：“我们还认为，自愿结合来办杂志，和用行政方式办杂志比较起来有很多优越之处”。“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缺点在于它是‘官办的’，尽管声明并非机关刊物，但是却摆脱不了机关刊物的性质。”“对于目前有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我们很不满意”，“编辑部缺乏独立的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这种拼盘杂凑的杂志内容虽然美其名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反映了编辑部战斗力量的薄弱，以及艺术思想的混乱。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问题很明白，行政方式，就是“官办的”方式；所谓“官办”者，实指共产党之领导也。他们是在说：当前的现状是：由于党的领导，才办糟了事情。所以他们要抛开党来“探求社会主义的道路”，“探求人生的道路”。
不满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的现状，不满意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不满意共产党领导的现状，这就是“探求者”要去“探求”另外什么东西的原因。
既称“探求”，是不是有个探求的方向和目标呢？他们是有的。大概因为到底还是在“探求”的缘故吧，他们的方向和目标不像他们所宣称的不满那样说的明确。他们含糊地说什么“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那么，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他们要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坚决抽去社会主义，另外去“探求”一个“流派”出来。这样，他们提出的“探求”的口号就是：“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
他们既然不满意现状，当然只能探求到现状的反面去。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不用探求就很明白的常识。因此，他们所谓“打破教条束缚”，就是要打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大胆干预生活”，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所谓“严肃探讨人生”，就是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他们所谓“探求”的实质。至于所谓“促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促进”到他们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标去。
从马克思“探求”出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四十年来的建设成就，是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从1840年起，就在
“探求”社会发展的道路，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做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就这一点作过透彻的说明。几十年来，中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前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独立、强盛的国家，不但物质建设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而且社会的精神面貌也起了根本变化。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是一去不复返了，剥削、压迫、尔虞我诈、营私作弊、用金钱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卖肉体和灵魂……这些不是像清除垃圾堆一样地被清除了吗？而互助、团结、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尊敬、拾金不昧、救死扶伤……这些新的道德风气不是已经形成了吗？车站、码头、街头、巷尾，不是随时随地可见这种现象吗？“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这是可能的。实际上每项平凡的小事，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枝一叶。什么“人情淡薄，人所共感”，什么“教条主义阻碍了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之类的污蔑，则是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恶意攻击。也正反映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自己的阴暗心理。我们的祖国的伟大变化，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正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正是用阶级观点观察问题和实践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的结果。如果说阶级斗争留下了什么“阴影”的话，那是剥削阶级的社会留下的垃圾，我们必须清除它，我们时刻都在清除着它。解放还只有八年，今后我们要继续在党的领导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走完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有曲折，也会产生缺点和错误。但是，“探求者”的同人把曲折的道路，看成要改变方向；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夸大成为根生于新制度的“阴暗面”；叫嚣什么“僵化”了之类的谰言；从而得出要离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另作“探求”的结论。他们虽然没有明目张胆打出恢复资本主义的旗帜，然而，要晓得：在右派先生们里，直言无隐，干脆说出自己反对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人并不很多（这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道德面貌”），他们总是弯弯曲曲，吞吞吐吐地说话的。而在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生的道路已经确立的时候，他们提出了要“探求”，而且是照着他们的方向和目标来“探求”，谁也可以看清楚，他们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人们若问“探求者”的性质怎样，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嗜好阶级斗争，而是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对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只有以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制度，才能最后消灭阶级斗争，才能给“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创造真正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怎么能不以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呢？分不清阶级立场，就分不清是非真伪。在这里首先就要用政治态度来衡量这一群“探求者”，才能了解“探求者”的本质，才能认清每个“探求者”的真面目。
他们为什么会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从为数不多的这几个人的政治面目也可以看出问题。有已被揭露的右派分子，有被开除党籍的分子，而主要的是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合，他们没有改造思想，有极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不把文艺事业看成是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而是看成个人成名成家向上爬，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去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事业；他们狂妄自大得什么也不放在眼内，自以为写了几篇文章、出了一两本书，就大大地骄傲起来，连党的组织也不在眼下了。其中的几个党员，公开声称党是不懂文艺的。所以他们背着党组织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同人活动。并公开与党中央挑战，宣称：“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这就是他们的一条日益发展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这条反动的路线是与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不相容的。于是他们就把党的领导看成对他们的“教条束缚”而要加以“打破”，反对党的监督和批评，反对党的文艺路线，这也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在文艺界不能贯彻的重要原因。在整个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期，他们趁机大肆活动，起了配合作用，这不是偶然的。
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我们要求文艺界行动起来，深入地批判“探求者”，彻底批判其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开展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澄清文艺界的思想混乱，提高认识水平。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每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投入到这个斗争里面来，并接受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扫除社会主义文艺道路上的障碍，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艺，使之繁荣茂盛，光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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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苏联名剧“决裂”
冬今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师资进修班结业公演苏联名剧“决裂”，我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第一，这个戏写的是巡洋舰“阿芙乐尔”号炮击冬宫前革命与反革命尖锐斗争的故事，对我们目前反右派斗争很有参考价值；第二，这个戏是苏联戏剧专家，有过二十年演员生活、二十年教师生活、进修班的教师叶·康·列普柯芙斯卡雅同志亲自排练的；第三，这个戏公演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怎能不表示欢迎呢？我们不仅希望这个戏在北京演，而且希望在别的地方也演。
凡是到过列宁格勒的人，都会要求去参观这艘停在?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舰上的水兵都会告诉你这艘军舰在十月革命时斗争的英雄故事。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到列宁格勒呢？感谢剧作者拉夫列尼科夫，他把这个英勇斗争的故事搬上舞台，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个故事，并从这个故事中学习。
故事一开头——即戏的第一幕一开场，就把观众吸引住了。真是巨大的冲突和矛盾，一对夫妻，达吉雅娜和她的丈夫什图别的争吵，如果不是说明书早已告诉观众，观众一定以为是因家务事而争吵，其实这中间早已蕴藏着革命与反革命立场的争吵，为工农还是为沙皇制度的争吵，这个争吵决不是只表现在一些政治原则的对话上，而是从两个人物的性格上展开的。因此，它深深的吸引住了观众。
矛盾、冲突进一步展开，女儿的爸爸——别尔谢?夫上校，正是这个舰的舰长，一个完全同情水兵起义并已经站在水兵这一边的人，和他的女婿什图别上尉恰是针锋相对的在军舰上的对手。
矛盾、冲突更进一步展开，水兵戈东，舰艇委员会的主席，为了使自己懂得更多的语言去进行革命，他正在请达吉雅娜补习英文，这更使得她的丈夫——什图别不仅从革命上根本仇视她，而且还怀疑她在和戈东恋爱。
总之，这个反革命到这时已经感到自己是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了。他曾经想离开俄国，到芬兰去过流亡生活，并逼着达吉雅娜和他一起离开，还要达吉雅娜的爸爸说服她也走。这，全都被拒绝了。达吉雅娜不仅仍教戈东的英文，而且参加了救护工作。
这时在军舰上，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党人同海军将领勾结，企图来瓦解革命，破坏水兵的团结，一面还有一些以为革命了，就可以不讲纪律的水兵在破坏舰上的纪律，再一面就是舰上的内奸——水手长在什图别上尉的指示下进行破坏。这里，巨大的冲突，矛盾，由家庭，由夫妻而展开到了全俄国的政治舞台上。观众就可以看到这艘军舰上的战斗，以及围绕它的战斗决不是戏剧舞台上的几个人。观众都可以从这里得到教育：在这千钧一发的斗争中，到底应该站在那里呢？革命，反革命真是只有一发之隔呀！
戈东，这个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有勇有谋的布尔什维克，他坚决执行着上级的命令，他又坚决的依靠群众，但他又同时反对群众破坏纪律的行为；而对于舰长别尔谢?夫上校，他又是那样的看得准，知道他是坚决跟革命走的，虽然他还保留着一些旧军的自尊，所以戈东既保护他，又规劝他，到他最后被反革命陷害时，群众要制裁他，戈东还是挺身出来保护他，因而最后还是团结了他。通过这些斗争场面，戈东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突出了。
但是戈东越站起来，反革命越不让步，他们利用了上校的住宅（因为上校参加了革命）的合法地位，开起反革命的会来，并在这里密谋炸毁巡洋舰，阻止它开到列宁格勒。这真是到了千钧一发之际，谁发现了这个罪恶的阴谋呢？当然应该感谢剧作家的巧妙而合情的安排——通过达吉雅娜的妹妹克谢尼雅天真的说话，要借上校的望远镜去看军舰爆炸而为达吉雅娜发觉了，这时达吉雅娜已完全打断所谓夫妻之情，坚决的和反革命分子决裂，到党的机关报告并乘坐快艇到军舰上去报告，使反革命分子什图别和水手长落网，也使她的爸爸——别尔谢?夫上校因舰上哨兵的被暗害而遭到的怀疑——险些送了命的危境得以解救。从而也使达吉雅娜这个人物显出了光耀，给知识分子一个学习的榜样。
最后“阿芙乐尔”号得以安全地开得列宁格勒，执行它炮击冬宫的任务。正如戈东所说：“我们要坚决地、毫不犹疑地和资产阶级决裂，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的枷锁彻底粉碎。我们要像从来没有过的那样去战斗。在取得胜利以前，我们任何人也不倒退一步”。
这可以说是这个剧本的基本思想，可贵的是它是用十分形象，十分紧张，而又十分合情合理的描写来告诉观众，从而深深地感染了观众。因而尽管有些对话很冗长，观众还是能静静地听下去，看下去。
整个演出是紧凑的，人物的刻划也是深刻的，很有革命的气魄，也颇富有军舰上和海上的情调。唯嫌不足的是演员不那样太整齐，多少影响一些剧中人的形象。这可能因为是师资进修班，各地来的学生——演员的关系，这是完全可以原谅的，而且相信一定会逐渐成熟的。
最后，还要感谢苏联专家列普柯芙斯卡雅同志，感谢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志们，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使我们北京观众有这个欣赏——不，应该说是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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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和苏联文学
金人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的四十年间，苏联的文学有了极为巨大的成绩。许多苏联文学作品都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成了国内外人民喜爱的作品。
我国大量介绍了苏联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给予我国广大读者以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们在谈到苏联文学在我国的介绍情况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要回忆到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他的后半生里，在介绍苏联文学方面尽了极大的力量，直到现在，我们后辈还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
正当我们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鲁迅先生也离开我们二十一周年了，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同时也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来谈谈鲁迅先生和苏联文学的问题，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吧。
首先我们看看鲁迅先生对苏联文学的看法吧。
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里谈到苏联文学的时候说：
“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这些有益的东西是什么呢？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苏联人民所进行的“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鲁迅先生说这些话是在1932年，那时候正是中国政治生活上最黑暗的时代，那时的反动政府对苏联是极端仇视的。对于刚刚开始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压迫和禁止的办法，但是鲁迅先生却在这样的艰苦时期，毅然决然地肯定了苏联的文学成绩，并且以身作则地大量和努力地介绍了许多苏联的文学作品到中国来。反动派的压力虽然越来越大，但这并不能挫折鲁迅先生的信心，他在这个工作上反而越战越强了。从1931年到他的逝世——1936年，这几年间鲁迅先生介绍苏联文学的工作，是他的文学活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只要翻开二十本的鲁迅全集来看看就可以知道了。
远在1925年的时候，鲁迅先生就已经很注意苏联的文学问题了。1925年4月12日，为任国桢译的“苏俄文艺论战”写了一篇前记，这篇文章完全表明了他对于刚刚诞生的新文学的关心。1929年起，鲁迅先生就开始大量翻译有关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这一年就译成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1930年译成雅各武莱夫的长篇小说“十月”，1931年译完法捷耶夫的“毁灭”；1932年编译“新俄小说作家二十人集”，上册名曰“竖琴”，下册名曰“一天的工作”。1935年译班台莱夫童话“表”。
在这个时期，鲁迅先生除了亲自动手翻译许多苏联文学作品之外，还编辑校订了许多别人的译品，如贺非译的“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上卷，曹靖华译的“铁流”和“城与年”，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的苏联文学作品部分，都是由鲁迅先生亲自校订，并写了前记、后记。“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两书当中，除了小部分是鲁迅先生自己的翻译以外，大部分是编辑别人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同时鲁迅先生在他所主编的文学刊物上竭力刊登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
鲁迅先生大力介绍和提倡苏联文学的时候，正是我国政治上最反动的时期。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里说：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
有的说是为了卢布，有的说是意在投降，有的笑为“破锣”?，有的指为共党，
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又说：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
还多得很。”
当然，反动的统治阶级是不会忽视这种情形的。随着苏联文学作品翻译的增多，反动派对苏联文学就更加仇视了，压迫得更加厉害了。
鲁迅先生在1931年本来打算给神州国光社编一套专收新俄文艺作品的“现代文艺丛书”，共计十本：“浮士德与城”，“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十月”，“精光的年头”，“铁甲列车”，“叛乱”，“火马”，“铁流”，“毁灭”和“静静的顿河”。然而由于“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神州国光社也来声明，愿意将旧约作废，已经交去的当然收下，但尚未开手或译得不多的其余六种，却千万勿再进行了。那么，怎么办呢？去问译者，都说，可以的。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见“‘铁流’编校后记”一文）。
这一套丛书虽然没有出成，但是所列的书名，终于还是一本一本地和中国读者见了面，这当然更会惹起反动派的震怒，于是也就一批一批地把这些书禁止发行，甚至于查封印这些书的印刷所和售卖这些书的书店。甚至于逮捕这些作品的译者和读者。
但是这有什么效果呢？正如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所说的：
“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
这就是中国人民在当时给予反动派的具体答复，他们不管你绝交也好，禁压也好，对于苏联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喜爱的。正是这一点也就给与鲁迅先生以无穷的力量，使他对苏联文学更加热爱，更加努力多介绍一些。
现在苏联的文学在我国的土地上，已经开出灿烂的花朵，结下了肥硕的果实。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怎么能不想到鲁迅先生？
有些文学界的右派分子，他们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但是他们对于苏联的文学却横加污蔑。这和鲁迅先生对苏联文学的爱护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不是鲁迅的学生，而是鲁迅的叛徒。
〔注〕“破锣”是“普罗”的谐音，这是当时反动派污蔑“普罗文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