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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厂矿学习北京整风经验
围绕紧缩机构改进工作
本报西安23日电 学习北京厂矿整风经验，在大鸣大放以后先大改后大争，是目前陕西厂矿整风运动的特点。
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在国庆节前，分别召开各工业城市党委负责人、各大型厂矿党委书记座谈会，检查各厂矿的整风情况，要求各厂学习北京厂矿整风的经验，在10月15日以前，解决问题要达到职工提出的属于本单位能够解决的问题的50％。国庆节后，省市委负责领导工业的同志分头深入工厂进行具体领导，各厂普遍加紧改进工作，到15日，各工厂企业已经达到和超过省委提出的要求。陕西第一棉纺织厂已经达到90％。
这一时期各厂矿的整改工作主要是以紧缩机构为中心，其他很多工作的改进，也围绕紧缩机构进行。很多厂还特别注意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反复讨论、补充和修正了初步拟定的紧缩方案。
铁道部三桥车辆修理厂在鸣放高潮以后，党委就提出学习石景山钢铁厂的经验，以革命精神紧缩机构，同时，领导上并抽调专人，广泛搜集群众的意见，制订了紧缩机构的初步方案。方案中决定将现有十七个科室全部撤消，成立厂长办公室、总工程师办公室和一个行政福利科。方案中还规定将现有的十二个车间和一个直属班合并成七个车间。经过这样调整组织机构，就可以将全厂现有的四百十五个干部减少二百四十三个，这样干部占全体职工人数的比例将由22.1％降至9.2％。初步方案制订后，该厂就连续召开党委扩大会、党团员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全体职工大会以及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在会上对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争辩结果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案，同时，也提出很多补充和修正意见。如原来方案中计划厂长办公室放十个做计划、统计工作的干部，在讨论时有些人提出十个人太多，应该再减少三个；同时，加强车间会计员的质量，使每一个车间都有独立的经济核算，这样就可以让车间主任真正注意和管理经济，纠正现在车间成本核算全部集中在科室的现象，有利于降低成本。群众在鸣放中提出的加强基层干部、下放管理职权、消除各部门扯皮、密切上下关系等意见，都围绕着紧缩机构进行解决。
国营秦岭电工厂是个技术工人本来不多的新厂。但是这个厂在整风以前，却把大批的技术工人调到管理部门去工作，如该厂共有十二个八级工人，就有九个在管理部门工作，在管理部门工作的还有五级到七级的技术工人一百三十人，二级到四级的技术工人八十四人。最近领导上根据群众意见，决心大刀阔斧地紧缩各级管理机构，尽量使技术人员回到生产岗位上去。在发动群众深入讨论中，群众想出很多紧缩机构的好办法。如计划科原编制是四个小组，三十个干部，领导上提出减少七个人，经过全科干部三次讨论，认真地核算了工作量，取消了科内组长一级的领导，就可以由三十个人减少到九个人。最后，领导上根据群众意见制订了精简方案，将原有的二十八个科室、十五个车间、一个独立段改成十八个科室九个车间。这样，管理干部将由原来占职工总数的37.42％降低到9.87％。现在，第一批下放的管理干部已经到生产岗位上去了。
还有西北国棉四厂、新秦公司所属四个工厂，铜川矿区所属厂矿等不少工矿企业都制订出紧缩编制的初步方案，正在群众中讨论或即将拿到群众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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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鸣放得好 改进得好 生产得好
四川甘肃厂矿分批投入整风运动
新华社成都19日电 从9月中旬到现在，四川省已经有重庆、成都、自贡、宜宾、乐山等十三个城市和地区的二十多万职工，分批投入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重庆、自贡、西昌等地的广大职工的鸣放热潮正在逐步高涨。处在鸣放高潮的重庆第一批二十一个大型厂矿的十万工人群众，从9月下旬以来已提出二十四万条意见，贴出七万多张大字报；运动开展最早的成都第一批和第二批厂矿职工，已发表了十三万多条意见，平均每人三条多；宜宾五个单位的职工平均每人也提出了三条多意见。
各地企业领导方面未整风之前都反复进行了动员，并采取各种方式鼓励职工鸣放。重庆嘉陵机器厂领导方面通过座谈会、专题鸣放会、个别访问等六种方式征集职工意见，使厂内90％以上的工人都发表了意见。成都制材厂等单位还专门召开老工人座谈会，细细地谈，征求他们的意见。
大鸣大放中，各地都出现了许多上午提意见下午就改、头天提出意见第二天就改等动人的事例，也传来了许多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的喜讯。乐山磷肥厂张山采矿场坑道工作面没有电话，风钻工和压风房联系很不方便。这次工人提出批评以后，很快就装上了电话。宜宾六零二造纸厂小纸车换胶辊和改进车床压榨能力的问题，过去无人负责处理，这次也很快得到解决。成都市各企业发动群众一齐动手，十天中就处理了职工提出的一万三千多条意见，占整理后职工意见总数的五分之一多。现在这个城市的多数单位已进入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主的阶段。
“鸣放好、生产好”、“生产、整风两不误”，已成为广大职工的共同语言。许多企业里，职工们的生产捷报、保证书和大字报交相辉映。宜宾六零二造纸厂整风开始以后，连续创造了月产纸一千零四十八吨、合格率达94.8％等建厂以来最高纪录。
据新华社兰州21日电 甘肃省第一批二百个厂矿企业的十一万多名职工的大鸣大放，正在蓬勃展开，有些重点单位已经开始进入大辩论阶段。
这一批大鸣大放的单位是从9月下旬陆续开始的。各单位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和动员后，职工们都无顾虑地积极参加了运动。到10月15日，职工们已用大字报提出了八万多条意见。
这些厂矿企业在鸣放中由于贯彻了边整边改方针，职工提出的不少意见都及时得到了处理。甘肃省地质局六四一队工人提出队里人浮于事现象严重，一台钻机设一个脱产机长，而机长每天只到钻机上看一次，一次不过一小时。因此他们建议两台钻机设一个机长。六四一队中共组织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经过研究已经决定把机长制改为小队制，一个小队长负责三、四台钻机，这样可减少一大半机长。
各单位职工在大鸣大放中，生产热情更加高涨。玉门油矿职工鸣放开始后，九天中就增产汽油四十五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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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统一收购多数人沾光 自由买卖少数人发财
广东新会县杜阮乡龙榜一社农民辩赢了富裕中农
本报讯 10月8日的晚上，广东省新会县杜阮乡龙榜第一社的农民，和富裕中农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辩论。辩论的主题是：红烟由国家统一收购好？还是自由买卖好？
富裕中农不忘个人发财
主张恢复红烟自由市场
这个社每年冬种的烟，纯收入占该社纯收入总数的36％。在大鸣大放时，有些富裕中农提出红烟不应该由国家统一收购，要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买卖。如富裕中农黄均成说：“要改善农民生活，最重要的是提高红烟价格，恢复自由买卖，这样嘛，三分田就可以发财。”富裕中农黄慕勤附和他的意见：“政府搞合作化，就是为了统购农民的物资。农业社样样都要和国营公司、供销社订合同，受国家牌价的气。”有些人还拿过去私商收购红烟的行情单，来对比现在的收购价：过去一担烟换得十担谷，现在只换得五担。于是，他们即振振有词地说：农民生活不好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剥削了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农产品要由农民定价。
甚至在辩论会上，黄均成还滔滔不绝称赞自由市场的好处。他说：“嘿，我的意见大家早就听过啦。如果农民像从前一样自由卖红烟，保证发财。1949年我就卖过一百六十元一件（每件一百斤）。说近事吧，1952年每件红烟还值七十多元。我们不高兴时还可以等高价才卖出，价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哼，统一收购一来，价格下跌了，红烟不值钱了，是人民政府害穷了农民。”
私商操纵市场烟价起落不一使得多数人吃亏少数人沾光
富裕中农的这些意见，引起了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的一致反对。贫农黄柏灿站起来驳他：“过去有市无价的时候，我们穷人家迫得卖烟青给商家佬。没有钱买肥料怎样种烟呀，向烟商借一担麻麸，要还一担半，而且订明将来收的烟一定要卖给他们，由他们定价。这样比卖禾花还惨，禾花还能看看才定价，而烟还未种下，价就定死了。这算做农民定价吗？”
曾经在供销社担任过收购红烟的干部叶彩邦说：“买卖红烟的行路我可熟悉。从前，每逢接近摘烟季节，烟商首先走遍烟地，看清楚各户烟叶的生长情况。碰到市场有销路，烟叶产量不多的时候，他们就故意装作大方，到收成好的烟农家里订购，还预先付款；如果碰到市场销路不大，生产过剩，他就左挑右拣，压低价钱。大家说这算不算是由农民定价？”
黄均成这时吭都没有吭一声。
叶彩邦问他：“你说上烟价格有时高至一百多元一件，我反问一下，有没有跌到四十元一件的呢？”
黄均成答道：“这就说不定了。自由市场有大起有大跌，而供销社却限死我们呢！”
这时，黄元贺反驳说：“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时期，沾光的都是有本钱的大户人家。你们家底厚，口粮足，摘了烟叶，囤它一两年，等到好价才吊起来卖。烟商在渴市时就不得不巴结你们，出高价买你们的烟。对穷人就不睬不理了，因为他们知道，穷人家摘了烟不赶快卖出去，就要饿肚皮。穷人恳求他们买烟的时候，他们不是对你的烟挑挑剔剔，就说什么市情不好，不能多收购了，迫得你只好贱价卖出。”
贫农黄柏灿忍不住又发言了。他对黄均成说：“我没有你们大户这样好本领。有一年，我借了商家佬六百元港币，迫着写下以农具、屋宇、物业等全部家产做抵押的借据，指望卖烟还债。烟商一上村，我就跟在后面要求收购。他怎样说呢？‘你的烟是二仔底！’我耐心介绍我的烟种得怎样又老又靓，他却奚落我说：‘十八岁姑娘未算老，靓仔比你还靓。’我一生都记得这件事。但为了要还债，迫于无奈，夹平夹贱卖给他，一担烟只值得一百三十斤谷，谁个像你换得十多担谷那样好财气。我全部烟钱都不够还债，只有卖掉最好的五分田。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买卖自由！”
黄元贺说：“自由市场就是对有本钱囤烟的人有好处，他们可以赚大钱买田。我们可以数一数，过去买田的有多少户，鹤山里只不过你黄均成一户。”会场上，社员们逐里逐巷来数，数来数去全村二百四十八户人家，所谓能算得上发了财的不过是八户。
统购限死了投机买卖的人
却保障了烟农的正常收入
这时，还有个别社员同意黄均成所说的供销社做独市生意，“剥削了农民”。叶彩邦为了辩倒他们，摆出供销社收购农民的烟叶的真相。1952年农民大量生产红烟，当时市场销路有限，烟商起初压价收购，后来看见势头不对，索性掉头不来收购了。农民不能把烟当粮食，到处叫苦。政府为了不使农民吃亏，依然按照市场一般价格挂出牌价，把红烟全部收下来。当时杜阮乡阳江村、彭洛村两处的祠堂，都堆满了红烟，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叶彩邦说：“我和红烟一同睡觉差不多有一年了，直到1953年江门市开物资交流大会，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打开销路，才把积存的红烟卖了出去，有的还亏了本。怎能说国家统一收购是限死了农民！依我看，统一收购红烟是限死了做投机买卖的人，保障了广大烟农的正常收入，不致价格起跌无常，贫农吃亏。”
经过这一场思想交锋，富裕中农提出的所谓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买卖，不服从国家的市场管理的言论，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失去了市场。黄均成等人也再不坚持取消统一收购的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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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社办公 下地开会 下户访问
西宁后子河乡干部转变作风
据新华社西宁电 西宁市后子河乡的干部自从实行“下社办公、下地开会、下户访问”的工作方法以来，进一步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减少了工作中的忙乱现象和拖拉作风。
“下社办公”就是乡长和文书定期到农业社办公。文书一星期到每个社一次，乡长半个月一次。全乡九个社分成两片，他们一天巡行一片地区。社员可以按时到社的办公室等候乡干部当面谈问题，也可以把需要解决的问题请社的会计员登记，乡干部处理后由会计一一传达。10月6、7两日，文书到九个社处理了大小事情四十一件，如果以每个人到乡人民委员会解决一件事情误工半天计，这一星期就使社员少误工二十个半。
“下地开会”是利用生产中的休息时间，在地头开干部会或群众会。今年7月，乡、社干部在第三农业社的地里开了两天会研究全乡整社问题，他们在劳动中漫谈，在休息时讨论，整社工作布置好了，六亩多麦地的杂草也锄完了。
“下户访问”有以下几种方式：乡干部经常到社的主要干部家去访问和个别谈话；乡、社干部在一定时间就某项工作到社员家中访问；临时性事件的访问。
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群众反映有三好：“少跑路好，办事及时好，不误生产好”。群众还称赞干部们“啥好心都用了，啥方法都想了。”干部们也感到现在掌握情况比过去快、多，办事也比较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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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类社出现新气象
河北省大兴县北顿垈乡魏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三类社，工作基础差，今年春天坏分子策动一部分落后社员企图把农业社搞垮，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八百多亩好地没能种上庄稼。自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大辩论后，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过去不愿在社里的社员也将胶轮拿到社里投资了，过去不愿干活的富裕中农现在也抢着干活了，所荒废的八百二十亩好地也都重新调整了耕作区抢种上麦子。
新华社记者 盛果摄
上图：大辩论后，魏庄农业社提出了“颗粒还家、精打细收”的口号，在花生和黄豆地里再仔细检查一遍。这是社员们正在把粮食从土里筛出来。
下图：大辩论后，魏庄农业社将今年春天荒芜的八百二十亩好地，都重新调整耕作区准备抢种上麦子。这是社员们正在丈量土地的情形。（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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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到劳动战线上去
团贵州省委机关干部三分之一参加体力劳动
新华社贵阳17日电 共青团贵州省委第一批下乡下厂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已经在16日出发前往苗族聚居的边沿山区台江县和贵州西部水城县。
这一批下乡下厂的干部共二十七人，占团省委现有干部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团省委委员十人。他们将参加为期一年以上的体力劳动。
出发前夕，贵阳市机关、学校、工厂的共青团基层干部一千七百多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周林，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苗春亭都出席了大会。苗春亭在会上勉励下乡下厂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要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克服困难，下决心作好工人农民的小学生，全心全意为工农业生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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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到劳动战线上去
内蒙古一批团干部到农村工厂参加生产
新华社呼和浩特21日电 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批参加体力劳动的十五名蒙古、汉族干部，已从21日起出发前往工矿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这批干部中包括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沙涕（蒙古族）等领导干部。他们是自治区团委计划在今后七年内将所有干部轮流参加体力劳动的先头部队。
这批自动报名下乡下厂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没有系统地受过体力劳动的锻炼。这次他们将在农牧业社和重点建筑工地上以社员和徒工身份参加一年到二年的体力劳动，和群众同甘共苦，培养起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目前内蒙古各地团的组织也正在拟定干部分期分批轮流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计划。包头市抽调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计划已经拟出，不久第一批四十七名干部就要出发到工矿区和农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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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到劳动战线上去
兰州市共青团干部将轮流下放当工人当农民
新华社兰州22日电 共青团兰州市委会现有的六十二名市、区级干部，将从今年开始在六年内轮流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参加一年到二年的体力劳动。这是共青团兰州市委最近关于分期分批组织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计划中规定的。
第一批下乡下厂参加劳动的十六名青年工作干部将在最近出发，其中包括共青团兰州市委副书记魏国璋、学生工作部部长吴忠懿、青工部副部长张希佐和兰州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乔培义等。兰州市的青年团干部和学生最近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大会。他们将要去的工厂的厂长和农业社主任也来参加了大会，对他们的下乡下厂表示欢迎。
共青团兰州市委会还规定，暂且没有下放的干部每季度也要以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到工厂、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每周还要另外抽出半天时间去工厂、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或其他公益劳动；临时下到基层工作的干部，也要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一定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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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决心紧缩机构
本报记者 顾雷
令人震惊的比例
石景山钢铁厂在整风期间，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用革命的精神紧缩机构，减少管理人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管理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由17.14％降至7.5％，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比例。
他们的紧缩机构工作是依据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原则进行的，就是要少用人、少花钱，多出钢铁，就是要在保证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建设一支精干的生产队伍。有了这个思想，才有了决心，才采取了雷厉风行的手段，同时也是慎重的、稳步的。例如，由于对各个生产岗位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为了不致影响生产工作，所以科室人员减的多（67.08％），生产车间减的少（48.58％），管理人员减的多（71.18％），生产技术人员减的少（32.39％）。
他们紧缩机构的方法充满革新的精神，大体说来有六种方法：第一，合并某些业务相近，可以集中加以管理的科室。如财务科与会计科合并，炼焦、洗煤、化工三个车间合并，发电车间与电修车间合并等。第二，改变分工过细的做法，撤销一些机构，将其业务划给其他部门管理。如取消技术教育科将其工作分别划给干部科和劳动组织科，取消监察室将其业务分别划归党的监委和行政的人事部门等。第三，组织专业协作，撤除一些重复的、不必要的工作。如很多科室有按车间分工的专业人员，而车间又有这个专业的职能组，于是取消了科室里的专业人员。第四，改进业务，提高工作效率，发展多种技能，在业务相近的范围内让每个人多做几项工作。如车间的材料员既管材料又管成本核算，计划经济员既管编制计划又管核算成本等。第五，配备干部时，强调亲自动手做具体工作，少设或不设不做具体工作的副职。如成品科长负责销售计划，会计科长管总账，福利科长管福利措施，行政科长管机要工作等。第六，争取把企业中的某些事业单位移交出去，但仍为本厂服务，如住宅、公共浴室、职工业余学校等。
他们对紧缩出来的人员的处理办法是：（一）厂内明年有扩建任务，五百余人支援基本建设；（二）一百余人返回生产岗位，以加强生产中的骨干力量；（三）四十余人下放到基层，加强基层领导工作；（四）三百余人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五）另有一部分人，例如缺乏工作能力的女同志，拟动员她们参加家庭劳动及其他社会劳动。
第一个移风易俗的信号
石景山钢铁厂坚决紧缩机构是一个工业管理战线上可以移风易俗的信号！
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石景山钢铁厂的简史。同全国许许多多工业企业一样，石景山钢铁厂生产发展很快。1956年和1949年相比，生铁产量为十八点八四倍，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四点三八倍。企业里壮大了生产队伍，健全和扩大了管理机构，学习和建立了各种先进的管理制度，掌握了许多先进技术，培养和训练了大量的专业人员，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添了新的专业如计划管理、经济核算、劳动组织等；提拔了各种干部一千四百三十七名，调出八百三十名职工支援了兄弟厂矿。
但是，由于石景山钢铁厂的领导工作人员没有牢固地树立勤俭办企业的思想，便没有注意对管理机构、人员一再膨胀的现象加以控制。在思想上、行动上，发生了许多不妥当的想法和做法。例如，认为“机构越大越好，干部越多越好”、“增加任务就要增加人”、只根据生产高峰的负荷安排人员编制、强调储备机动力量多设干部、发展专业时不注意协作而一味加人、建立责任制强调过细的分工而多设机构等等。当然，开始时由于缺乏管理企业的经验，业务上是从无到有、边做边学，配备较多的干部是必要的。但是，几年来管理企业的水平已有一定的提高，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并未得到克服。结果，全厂管理干部1949年只有三百四十三人、占职工总数8.85％，到了今年8月底竟发展成一千九百七十五人、占职工总数17.14％了。结果人多、浪费大、效率低、解决问题慢，对生产的提高反而形成一种束缚。
难道只有石景山钢铁厂有上述现象吗？不是的，应该说是全国工业企业目前所共有的。但是，这些企业由于决心不大，或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始终没有采取果敢的步骤，甚至不相信可以把多余的人减下来。石景山钢铁厂在这方面勇敢地跨了一大步，这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用取得的成就向全国工业企业证明：不断扩大编制的风气可以被挡住，已有的过多的管理人员可以被减掉一大半，管理人员的比例至少可以被控制在10％以下。这就是石景山钢铁厂紧缩编制工作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全国工业企业所需要的。
走向新高度的起点
在我们的工业企业里，管理机构、制度是为发展生产而服务的，机构和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生产不断地发展，机构、制度、管理方法、工作作风也要随之改变，去适应生产的需要，否则会阻碍生产工作无法前进。
石景山钢铁厂紧缩机构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他们的紧缩机构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进行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管理机构已经健全、各种制度已经建立、技术水平已大大提高、官僚主义作风逐渐被克服、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有很大增长。在这个时候实行紧缩机构，企业中就要进行一系列新的建设。
以管理机构和各种制度为例，过去基本上走的是这样一条路：从无到有、边做边学，由简到繁。今天，要把繁变成精干，没有过去的工作基础是不行的，没有这方面新的建设也是不行的。由于在生产任务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合并或撤消了一些机构，又减少了人员，领导上势必要组织更科学的分工，建立灵敏度更高的各种管理制度，培养责任心更强而且具有多种技能的干部，寻找更能够及时了解和处理生产问题的工作方法，编制更切合实际而又先进的计划，修订更完善而又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等。例如，取消了技术监督科对工艺过程的监督，只保留对原料和成品的监督，将五十八个监督人员减掉五十三个。这就需要加强一系列的工作，要保证有完善的技术操作规程，要健全区域管理的责任制度，要进一步加强工人遵守规程的观念，要使专责的技术监督工作变为群众性的监督工作。又如，有些科室取消了，将原来的工作分别划给其他部门管，那末接管这些工作的部门如何管理这些工作而且又能继续加强这一工作呢，也必须寻求新的方法。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把企业的管理水平引向新的高度。
从企业领导干部思想、工作作风上看，也必然会有一个新的转变。这次紧缩机构，是对全厂干部一次生动的勤俭建国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更明确地树立了勤俭办企业的思想，这是最重要的收获。另外，为了在人少任务多的情况下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就要树立深入生产、深入群众及时了解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的作风，而不是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作风；就要树立责任心强、雷厉风行、果敢处理问题的作风，而不是敷衍推诿、拖拖拉拉的工作作风；就要树立钻研生产，创造性地学习各种先进经验的作风，而不是按部就班、机械搬用，不动脑筋的工作作风；就要树立充满革新精神的工作作风，而不是因循守旧的工作作风。
由于石景山钢铁厂紧缩机构的工作还正在进行，所以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以及企业组织方面的建设刚刚开始，目前还无法肯定这一成绩究竟有多大。但是，从一些迹象可以证明，上述两方面必然会出现一片新的气象，就会大大地解放生产力，把生产向前推动一步。例如，单是减少人员一项，就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11.6％，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因素，无疑地会掀起一个生产的高潮，这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给领导机关的帮助
石景山钢铁厂紧缩机构以前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的状况，是我国目前许多工业企业管理状况的缩影。几年来，企业的管理机构所以庞大，除掉企业本身存在问题外，也有来自上级机关的影响。因为工业领导机关也存在着分工过细、专业机构过多、报表过繁、垂直管理的部门过严等现象，于是要求企业建立各种机构、配备各种专业干部。既然有这个因素，那末企业里彻底进行紧缩编制的工作，特别需要领导机关的支持，否则不可能很顺利；同时，企业的紧缩机构的工作又会给领导机关提供有力的材料，促进领导机关也着手进行紧缩机构，或者据此研究本身的机构、编制、制度有无问题。
例如，石景山钢铁厂撤销由部监察局和厂双重领导的监察室，是经过一番思索的。监察室在企业里的基本任务，是监督生产任务完成的情况，防止发生铺张浪费和弄虚作假的行为等。但是，目前在企业里已有一支强大的监督的力量：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车间的监督网、共青团的监督岗、财务上一套完整的经济活动分析制度。这支力量可以代替拥有六名干部的监察室的工作。厂里研究了这个情况后，即请示冶金工业部，要求撤销监察室，结果被批准了。这样，厂里紧缩了机构、减少了干部，冶金工业部也可以根据这种情况研究其他企业里的监察工作。
从石景山钢铁厂合并和撤销机构、人员的安排和分工等具体做法看，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领导机关研究的问题。
第一，分配许多干部担负更多的工作，要他们掌握多种技能，实际上是对分工过细、业务单纯的做法的否定。那末，企业里的分工究竟是细了好呢，还是更多地培养熟悉各种业务的干部好呢！
第二，在生产区域管理上，为了节省干部，便于管理，把几个车间合并成一个车间，实际上是对把车间划得太小的做法的否定。那末，生产车间究竟是大了好管理，小了好管理，那一种更有利于生产呢！
第三，取消监察室、合并了一些专业，以消除业务重复、关口太多、配合关系复杂、浪费人力之弊，实际上是对上级机关垂直专业机构太多的做法的否定。那末，上级机关垂直到企业里的专业究竟是多了好、少了好呢，怎样才能有利企业管理机构的精干呢！
第四，把过去从车间抽上来的干部又放回去，加强车间领导力量，加强对生产的具体领导，实际上是对过去大批干部上调、科室机构庞大的做法的否定。那末，今后企业的干部力量还是从下往上走加强科室呢，还是从上往下走加强车间呢！
上述这些问题，联系到工业管理许多方面的工作，现在由石景山钢铁厂用实际行动提出来了。这也是一种革命的行动，因为突破了领导上原来的框子，要求领导机关考虑、研究，加以解决。
最后一个问题
最近，全国各地有不少企业派人到石景山钢铁厂学习紧缩编制工作的经验。有人就露出这样一种情绪，似乎石景山钢铁厂紧缩编制工作做得彻底，是因为本身有扩建任务，人员有出路，别的企业没有这样的条件，多余的人员很难减下来。不错，石景山钢铁厂占了扩建的便宜，处理编余人员时会少遇到一些困难。难道这真是决定性的因素吗？绝不是的。
石景山钢铁厂的扩建任务，早在去年就确定了。今年年初厂里讨论紧缩机构时，在知道有扩建任务的情况下，讨论再三才确定减掉30％的方案。到了6、7月间，又经过研究，修正的计划不过30％至50％，后者只是争取达到的数字，直到8月底厂内大鸣大放开始，才下了彻底紧缩机构的决心。这个决心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中共北京市委指示要把紧缩机构的工作当作整风过程中改进工作的首要内容，职工通过大字报要求厂领导迅速纠正人浮于事的现象，北京市一级机关下放大批干部的影响，制定前两次紧缩机构的方案时已基本上摸清了实际工作的底。即使这样，也还遇到了一些思想障碍，有的人不同意减掉很多，有的人主张分批搞，有的人要求多减别人少减自己，有的人从单纯的业务观点出发坚持多留几个人。
因此，紧缩机构的工作是否彻底，首先不在客观条件，而在决心如何，在于要不要改变领导作风，要不要一支精干的生产队伍，要不要勤俭办企业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要不要大大地提高生产。如果要，就得下决心把机构进行彻底的紧缩。如果在没有摸清能不能减、可以减多少的情况以前，因为人员的出路问题而放松了这一工作，仍然摸不清企业这方面的底，这实际上是不重视紧缩机构、缺乏决心的遁词。有一位同志说得好：“只要能使生产的队伍精干，能转变领导作风，能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可以先把人减下来，即使把一些人养活起来让他们去学习，企业里搞两套成本，也比放在企业里搅在一起合算的多，两者比较，前者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财富。”我想这个意见并非不可以考虑，因为这个意见比前面那位同志的想法高明的多了！摸清情况、下定决心，这就是能否彻底紧缩机构的关键，在这个决心后面将会出现辉煌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