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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农业产品的差价并不大
算大账卖余粮利国利农民
店下农业社驳倒富裕中农的种种错误意见
本报讯 福建福鼎县店下农业社社员在粮食问题大辩论中，用具体事实进行算账、对比，驳倒少数富裕中农叫喊“工农业产品差价太大，卖粮食不合算”的错误说法。
富裕中农黄美泛说“解放以后粮食不值钱，卖粮买布不合算”。贫农张时保和他辩论说：“解放前粮价一天七、八变，有钱有粮的人可以坐看一个好价钱才卖，我们大多数贫苦农民一到割稻子时，好比火烧眉毛，立即就卖，刚好给奸商杀价，一点好处也没有。解放以后，粮价稳定，还有合理提高。这对我们贫农和你们中农都是有利的。”对于卖粮买布不合算问题，张时保说：“1947年，买一条斜纹裤子要卖一百二十斤谷子，现在卖一百斤谷子即可买一丈九尺斜纹布，足够缝制一件上衣两条裤，怎么能说卖粮买布不合算呢？”另一个富裕中农谢绍乐听了大家算布账后又提出：“粮食和布比不低，要是和手工业品和鱼货比就比不过。”大家随即再和他算细账，比比看到底合算不合算？第一笔算生产账，当地一亩田可收三百二十斤谷子，值二十元一角，除成本、种籽、牛租、农具折旧、公共积累和经营管理费外，净得十二元，而种一亩田一般前后要花十个劳动日，那么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得一元二角。而以当地作竹器的手工业工人来说，技术最好的每天可制四只畚箕，可卖一元八角，除成本、税收、公共积累等外，净得九角，并不比农民种粮食的劳动报酬高。第二笔账，手工业品的原料如竹、木等都是先向农民买的，不能光看手工业品价钱高就叫多花钱。第三笔账是手工业品销路有淡季、旺季之差，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生产，而农业社发展多种经济后，天天有工做，有劳动报酬可得。至于粮价和鱼价对比问题，贫农纪定续起来说：“解放前黄瓜鱼价钱也有高有低，高时二十斤谷子才能换一斤，低时三斤谷子就可换一斤。可是那时贫苦农民连饭都没得吃，那有福分去吃鱼，现在粮价、鱼价都稳定，一百斤谷子可换三十斤黄花鱼，对农民、渔民都有利。”
富裕中农谢修池却说：“粮价要起要落应该掌在农民手里，农民的生活才会改善得快。”这个说法又引起一场争论，下中农方登钗算笔大账说：“我们那个生产队去年卖给国家二十五担谷子和三十六担番薯米，共得三百三十五元，如果起落价大权掌在我们手里，就说抬高它20％吧，那么可以多卖六十七元，但是以后缺粮又买回二十担谷子和十三担大米，共计付出二百七十一元。如果这些粮价起落大权掌在私商手里，也以抬价20％来算，那么我们就得多付出五十四元二角；其次，去年我们全队十六户社员共计新制了十件棉衣、二件羊毛衣、三十件单衣、二件棉被，还买了一些胶鞋、呢帽，共计付出三百一十四元，如果这些货价的起落大权掌在资本家手里，也以起它20％来说吧，那么我们就得多付出六十二元八角。就这三笔卖出和买入的账对除外，我们全队得多花五十元。你们看，粮食起落价的大权由农民自己掌握，农民能不能改善生活？”这个账一算后，大家都说：“粮价一动，百物都涨。结果还是农民吃亏。”原来思想不通的富裕中农、生产队长蔡阿暖在几笔大账的对比教育后当场表示说：“我们回去算算，即使有一斤余粮也要卖给国家。”结果这个队除卖了社里分配的六千多斤余粮外，又把多余的三千八百斤粮食交给社里统一处理。原为逃避粮食统购而退社的富裕中农陈必锦、周三伊被邀参加了这场大辩论后，提高了认识，看清了今后的粮食局势，也表示要重新申请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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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粮价首先对农民不利
黑山县一个生产队大辩论的结论
本报讯 辽宁黑山县高山子乡友谊农业社第二十三生产队就粮食价格低不低、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是否赔钱、提高粮价对农民有没有利？展开了一次社会主义大辩论。
中共黑山县委工作组帮助农民在辩论会上核算了粮食成本。以高粱为例：一垧地按上满粪算，粪肥五十元、种籽两元、人工费九十一元五角、畜工四十一元、饲养工十元、农业税三十元和管理费五元，计支出二百二十九元五角。收入方面，今年按一般年景计算，一垧地产粮三千五百斤（当地常年产量三千八百斤），每斤卖五分（国家收购一等高粱五分二厘四毫），卖钱一百七十五元，秫秸一千八百捆，按最低烧柴价格算每百捆四元，卖钱七十二元，高粱荛子五元，共卖钱二百五十二元，净得利润二十二元五角，有10％左右利润。工作组又指出：农产品的成本支出，不像工业品那样，有的是取之于社员，又用之于社员，比如粪钱五十元，就是买社员的粪肥。算清这笔账后，社员们恍然大悟，都说：过去光吵吵卖粮赔钱，但是谁也没有算过；这回一算才知道粮食价格并不低。
记账员康九富就提高粮价对农民有没有利的问题向全队社员算了这样一笔账：去年全社卖给国家三十万斤粮食，假设高梁提价到一角钱一斤，全社多卖一万五千元，按社员作的工分分配，去年全社社员作了二百八十多万工分，一个工分才多分五厘多，一个上等劳动力多分十元多钱。社员买粮，以五口人家来说，需要两千六百斤，多花一百三十元。
经过辩论，消除了社员对粮价问题的误解，原来积极要求提高粮价的吴志起后悔地说：“这回我才明白了这个账，好险，自己上了自己的当，粮价可别提高，我收回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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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说服不要压服
星环
最近，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地方没有鸣深放透，或者是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就匆匆忙忙地转入大辩论。因此，辩论时就不能做到据理说服有错误言行的富裕中农，只能借用压力企图使他们服输。今天本报发表的河源县灯塔乡大辩论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做法，是难于真正通过辩论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弄清大是大非的；也难于通过辩论教育和团结富裕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对于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当然应该批判，对于他们不满意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错误言论，也必须驳斥。但是，对待富裕中农，决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急躁从事，因为光凭空洞的道理和扣帽子，是不能解决复杂的思想问题的。组织大辩论是一件艰苦细致的工作，必须采取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为什么要摆事实？因为社会主义的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最能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无论是合作化也好，统购统销也好，事实都是“好得很”，而所谓“合作不如单干”“统购统销搞糟了”的说法是经不起对照的。为什么要讲道理？因为社会主义的道理是光明磊落的大道理，是推不翻、驳不倒的真理，而某些富裕中农所持的资本主义的道理，却是自私自利的歪道理，是无法和社会主义的道理相抗衡的。农民是最现实的，光讲道理不摆事实，就不易使他们相信，而光摆事实不讲道理，又不能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因此，必须把事实摆得充分，必须把道理讲得透彻，而且还要针对他们不同的情况做工作，才能彻底驳倒谬论，使富裕中农口服心服。
湖北南漳县苗圃二社富裕中农董天福，虽然经过大家在辩论会上和他说理算账，仍然坚持说“统购统销留粮少，生活过苦了”“合作社没有单干好，合作社的庄稼没有解放前种得好”。为了驳倒他的这些谬论，社里又组织他和大家参观了田间生产和生活对比展览会。比如他说留粮少生活苦，社员们就让他挑他家用粮最多的1948年来和现在比。那一年他全家共开支粮食五千二百零九斤，每人平均八百七十七斤，但除去给乡保长送人情、请短工、做衣服等杂项花消外，每人实际用粮比1956年的五百二十五斤还少十三斤。又如他说合作社不如单干户，社员们就算了一下他原来有八亩田，解放前一年只收一季，每亩产六百三十斤，合作化后改成两季，今年每亩一共收了八百六十多斤。再比比单干户富裕中农董光禄和合作社的收成：同等土质的水田，社里每亩收三石谷，董只收二石；社里每棵棉花一般六十多个桃，董的只有三十多个；董家今年每人平均收入五十元，而和他有同等劳力的中农社员李昌清一家每人平均收入八十元。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董天福点头认输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了。
在大辩论中，对待某些有错误言行的富裕中农不能施用压力，还有着另一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富裕中农，尽管其中有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相当严重或者有某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仍然是劳动人民，是农民中的一个阶层。因此，对待他们只能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也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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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林春在旧社会翻身的秘密
燕树桂
新旧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在兰州市郊区金星农业社第十五生产队上已进行了好几天了。全队绝大部分社员都已发了言，就连一些一向不敢在人面前讲话的老太太也颤巍巍的站起来，控诉着旧社会那种“炕上没席、脸上没皮”的血泪生活。一直对农业社不满的富裕中农赵林春，这几天却默不作声，只是搭拉着脑袋仔细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当大家对新旧社会对比问题讨论即将结束的时候，赵林春突然站起来说道：“旧社会大家都说不好，可是我是在旧社会翻身的。我爷爷手里，我爹手里，都是田无一块地无一片，过着很穷的光景。我苦了三年，苦了个媳妇，最后苦到四垧半地，上升成为一个富裕中农。新社会大家说好，依我看，只是好了贫农，别的人没有份。像我赵林春就在农业社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倒背了包袱。”
奇怪！这个人怎么这样顽固地留恋资本主义！下中农孙文昌首先反驳道：“你说你是旧社会翻的身，咱们都是本村本社的，谁的底子大家都清楚。你爷爷给人打胡基（土胚）拉短工，混了一辈子，你爹给地主张廷祥拉了一辈子长工，一年四季连家都不回。当时你家的光景怎样？民国十八年遭灾，你十二三岁的二妹妹活活饿死了。你说旧社会你能翻身，怎么你爷你爹苦了一辈子没有翻过身来？你到底是怎么‘翻身’的？本庄人谁不知道。你是哪里有利就向哪里伸，哪里有利就向哪里钻。一驮煤背地里掺水掺雪，再加上一些灰，变成两驮煤卖给别人。你承包兰州城里的胡基，雇用七八个贫苦农民给你打，从中取利，一千个胡基转眼之间就赚五块钱。别人借你的钱，十万元不到一年多成为八十万元。你发家就从这个根子上发起来的。别人拉你的账，有的把房子卖了，有的把地写在你名下。这些难道能算正当的劳动收入吗？你说说你过去走的路，是不是‘发一家倒四邻’的资本主义道路？”
“你口口声声说你参加了农业社是背了包袱，闹退社闹了半年。到底是生活上背了包袱减少了收入，还是思想上背了包袱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咱们可以算算。”生产队长李天彦接着质问道：“去年秋收分配，你说要没有八百五十元收入就要退社单干，这样威胁社。你单干时挣多少？你可以想想。1955年你单干，你挣死挣活的干，收成怎样呢？依你说：你那两垧二分小麦黄豆，收入是二百五十二元，半垧辣子半垧金塔寺瓜收入三百七十多元，再加上糜子扁豆菜蔬，总共是八百五十七元。看来你的收入不少，可是你还有籽种、肥料、公粮、运费等开支。单是肥料一项就是一百八十八元，公粮四十五元，其他水利、运费及各项杂项不计，就减去这两项，你的收入也不过六百多元。但是入社后第一年，你还是吊儿浪当的劳动着，全家作了三百个劳动日，净收入就是七百多元。你比比，哪个多哪个少？究竟是思想问题还是收入问题？”
赵林春刚听到别人批评他，他还不服气，低声嘟囔着想起来辩解。但是，他越听下去，越感到自己已经陷入理屈词穷的境地，终于不得不站起来承认错误：“我错了，大家批评过的我保证不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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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糖的收购价格已经提高很多
蔗农把糖卖给国家并不吃亏
百色星明农业社党员和干部经过辩论分清是非
本报讯 广西百色县逻索乡星明农业社，是一个以生产经济作物——甘蔗为主的合作社。这个社的部分社员与乡社干部，过去一直认为“将糖卖给糖业公司价钱太低了，不合算”，不愿意把糖卖给国家。为了弄清大是大非，这次该社在党员及乡社主要干部中就国家收购糖的问题，进行了大辩论。
在辩论中大家以解放前与解放后的价格作了对比。解放前糖价较高的是“斤糖斤米”，一般的是一百斤糖换八十至九十斤大米。解放后糖价稳定，且今年比去年还有提高，过去每百斤上等片糖是十四元多，今年提高到十六元多；本社出产的糖质量较好，上、中等糖占多数，拉扯起来每百斤售价可得十五元多些，可买回大米一百五十多斤。经过这样算账对比后，一致承认说：现在糖的收购价格与解放前正常的价格对比，已经提高了50％—60％多，糖价不算低了”。
接着辩论“国家在糖的收购与销售价格上，究竟是不是收的低，销的高，赚钱太多，剥削了农民”的问题。大家全面地算了这么一笔账：国家收购的上等糖价格是十六元六角八分，缴税是十一元多，共去二十八元多，零售价是三十五元，从表面上看来每百斤糖赚六元多，但除了损耗、包装、运输、保管等等费用外，实际赚不了多少钱，只在产地就地收购就地售出这部分赚些钱。经过大家辩论，认为这也是应该的和合理的，因为国家要把糖运往不产糖的边远地区及山区去供应，付出运费很多，国家为了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往往要在这些地区“赔本出售”，这样在产区赚些钱，实际上是国家“以赚补赔”，是合理的；如果产地的销售价与非产地的销售相差很远，会使不法商人乘机做投机倒把的生意，剥削人民，这样对国家、对全体人民不利。
现在党员和乡社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分清了大是大非，有些人还检讨了不愿意把糖卖给国家想自己去搞投机买卖的资本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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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大辩论不能简单图快
灯塔乡施用压力乱扣帽子遭到失败
龙安乡纠正差不多思想继续深入鸣放
本报讯 大辩论不能简单图快，在大鸣大放结束之后，必须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在大辩论中不能施用压力，乱扣帽子，否则大辩论就将遭到失败，这是广东河源县灯塔乡在社会主义教育和民主整社运动中得到的一个教训。
灯塔乡9月初旬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和民主整社运动，由于武装了干部思想和解除了群众的顾虑，第一步的大鸣大放搞得还算好，全乡三百七十六户，全部参加了鸣放，群众对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党的领导工作方面共提出了六十五条意见。
但是，大鸣大放之后，乡里的党支部和工作组却产生了急躁图快的情绪，不愿意继续艰苦深入的做好大辩论前的准备工作。既没有组成以党、团员和贫农为核心的队伍；又没有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将群众提的意见分类排队，确定辩论对象，并且围绕大是大非的问题收集具体材料；也没有解除乡内富裕中农怕被孤立、怕扣右派帽子的顾虑，使之在大辩论中敢于进行争辩。因此，这个无准备的仗打起来的时候，便出现“三多一少”（即讲大道理多，扣帽子多，干部讲得多和群众发言少）的现象。坪塘生产队第一晚进行辩论时，首先由乡长公布辩论对象名单，并且生硬地号召群众和他们“斗争”到底。这样不但没有人站出来发表反面的意见，连正确的意见也没有人敢提。社员朱恒六说：“乡长都讲了他们是破坏、是反社会主义了，我们没有意见了。”
灯塔乡这次失败的大辩论，不但没有分清大是大非，驳倒各种谬论，提高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相反的，造成社员思想混乱，更增加了某些上中农的不满。富裕中农罗流安在辩论中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却说：“你们批评我很对，我的反动思想要斗争；我错了，以后我不敢再讲坏话了。”
现在，中共河源县委和灯塔区委已及时发现了灯塔乡的问题，正进行纠正，使运动走向正轨。
本报讯 广西玉林县龙安乡从9月17日起在群众中开展鸣放。在鸣放了五个夜晚以后，干部们看到80％以上的群众到了会，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不少了，就认为鸣放得差不多了，打算就此收场，转入辩论。但是，经过检查鸣放情况，发现：成年社员还有11％没有到会，到会的又有21％一言未发；到会的人中有一半以上鸣放得不彻底；特别是七十五户上中农，还有三十户没有发表意见，其余四十五户，都只讲了一点，不敢参加辩论。
检查出来的情况，清醒了干部的头脑，克服了他们简单图快的思想。于是，重整旗鼓，继续深入下去，串连发动群众彻底鸣放。在串连中，针对群众思想顾虑，做到不乱扣帽子，不当场批驳，不穷追硬逼，不出题限制。与此同时，对于群众已经提出的属于工作方面的意见，能马上改进的，立即采取措施改进。如有人提出会计室不按时间办公使社员很不方便，社里接受意见马上作了改进。有人建议社里要加强副业生产领导，扩大门路，增加收入。社管委会经过研究，决定增养母猪三十五头，恢复石灰窑的生产，增加织席、养鹅等副业项目，并立即行动起来。这样，使群众看到了提意见的作用，鼓舞了他们鸣放的劲头。
经过上述工作，该乡鸣放就大大深入一步。到9月27日，全乡93％的成年人参加了鸣放，七十五户上中农，全部讲出了他们对各项问题的看法，并自愿挂帅交锋，辨清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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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辩论中要注意团结中农
南平地委纠正部分区乡的错误做法
本报讯 在大鸣大放和大辩论中，福建南平专区有一部分区、乡干部忽视了团结中农的政策，对富裕中农错误地采取一律排斥的态度。浦城有的乡干部公开在群众会上表示要以粗暴的态度斗争富裕中农。顺昌有的乡对富裕中农的意见，不管合理的还是错误的一律予以批评。如一个富裕中农提到粮食价格不变，而手工业品价格增加，棕衣一件由过去的五元涨到八元，干部就不够实事求是地反驳说涨价也是“合理的”。这种缺乏事实根据的说法不能以理服人。有些地方在大辩论时，也随意点富裕中农的名，只抓其错误言行，不接受他们对的意见。这都对团结中农不利。因此，中共南平地委特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指出富裕中农中的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应当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对于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行必须坚决斗争，但是采用的方法应是小型的说理辩论会；应耐心教育，采取辩论的办法来解决其错误思想，而对于他们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建议，又必须接受采纳。总之要通过辩论，达到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团结。对于需要召开全乡、全社性的说理大会，指名批判的富裕中农，则不仅应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言论，而且应有违法行为并经上级批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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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一条破棉被说起
下面第一张图片上三个人拿着的一条破棉被，是解放前农民黄为兴一家四口仅有的一条破棉被。
亲爱的读者！你也许对解放前广大劳动农民的贫困生活不很熟悉吧？也许，你约略知道一些，可是淡忘了。那末，请听我讲一讲这个关于破棉被的故事吧！
老农民黄为兴今年五十九岁，原是浦江县人。五十年前，因为家里贫苦，父母养不活他，他只好跟着乡亲流浪到兰溪，在大塘乡帮着地主、富农放牛，后来又成了小长工。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煎熬了他二十年。
过了三十岁，黄为兴勉强成了家。但是，夫妻俩终年勤劳，依然只能换来“三个月米汤，九个月野菜”。有一次，早稻快要收割，而他家里却粒米无存了。不得已，他去向地主借了一百斤谷子；不到一个月，地主却要去了一百五十斤。这种情形，差不多年年都有。四十年的长工生活中，他向地主所借的高利贷超过了四百次。
在半个世纪里他所经历的痛苦、辛酸是诉说不完的。有一年，他儿子身上连破布也不剩一块了，他的妻子到山上去砍柴，发现埋葬在山脚边的、不知哪一家的一个孩子的尸体，被狗扒出来吃掉了，只剩下一件破衣服。她把那件破衣服拿回来，洗净了，给自己的儿子穿。他的家是这样穷苦，就连一件死人穿过的破衣服也是最宝贵的财产；至于棉被，在他一家说来更是一种奢望，想了许多年也还是买不起。他的一个青年乡邻黄永祥，深知他的境况，因此把自己分家的时候所分得的两条棉被送了他一条。
就是这一条棉被，黄为兴一家四口盖了二十年。
解放后，黄为兴和其他劳动农民一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分到了土地，也分到了房屋，生活开始改变了。1955年，他一家参加了大塘农业合作社，从此就走上了愈来愈好的幸福的道路。现在他家里养了两口肥猪和一群母鸡；做了新棉被，一家人都穿上了新衣服；每天三餐都是白米饭……。“三个月米汤，九个月野菜”的日子，伴随着旧制度的消灭而一去不复返了。
他自己算了一笔账，今年他一家除了可以分到足够的口粮以外，还有四百元左右的收入。因此他准备连同去年的积蓄，用来修造三间新房，还准备为两个儿子娶媳妇……。
这是黄为兴一家的变化，也是千千万万劳动农民的变化。
徐永辉文并摄影（浙江日报供稿）（附图片）
左一图：黄为兴（中）叫他的老伴拿出这条盖了二十年的破棉被来给客人看。
左二图：黄为兴参加了合作社后，家里不但有了新棉被，而且老夫妻俩和他的儿子都穿上了新衣服。
左三图：二十年前送给黄为兴一条旧棉被的黄永祥，1947年参加了革命，曾在解放军部队里担任过连长，1954年合作化运动中复员回乡，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他是中共大塘乡的支部副书记、大塘农业合作社的副社长。他现在已经四十多岁。这是黄永祥同志（左）正在同黄为兴和他的两个儿子谈二十年来的生活变化。
上图：黄为兴处处得到照顾。他现在除了参加社里的轻便劳动外，有空就在家看管两头肥猪和一群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