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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茶叶出口公司整改形成高潮
正在热烈辩论调整组织机构减少人员方案
本报讯 在对外贸易部中国茶叶出口公司的院子四周的墙壁上、走廊里，已经贴满了五光十色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的是批评公司某些领导同志缺点的；有的是揭发公司人浮于事的；有的则是关于公司职责范围、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等方面的。在公司的整风接待室里，近一个多星期来，公司的经理、副经理等负责同志已经先后接见了近三十名干部。来谈的干部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有的干部在接待室里就同接待他们的经理展开辩论。
中国茶叶出口公司现有工作人员不到一百人，当整风运动刚刚开始转入整改阶段的短短十天之内，就已经贴出了三百多张有关整风和改进工作的大字报，全体工作人员都积极地参加到大鸣大放大争大改的热潮中了。所以能够这样，除了公司领导上有坚决改进工作和作风的决心之外，主要是由于公司整风领导小组在转入整改以前认真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9月下旬，公司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群众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领导小组为了引导群众更好地转入整改阶段，一面抓紧时间将职工群众在5、6月间大鸣大放时所提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把应当解决而又能够很快解决的问题，如有关职工福利和个别工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都立即着手解决。这就增强了群众对整改的信心；同时，领导小组又认真研究和分析了群众的思想情况，以及公司当前工作上和部分领导干部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发现在一般干部中比较普遍地有顾虑，如怕在大争大辩中说错了话挨整；怕批评领导干部后，运动一过，这些干部给自己“小鞋”穿；怕提了意见不顶事；怕批评会伤同志间的感情等。而一些缺点比较严重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则害怕整风烧到自己身上，怕过不了关。
整风领导小组针对这些情况，在9月底分别召开了党员大会、团员大会和科长处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分析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对个别缺点较多的同志，又分别进行了个别谈话，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接着就在10月4日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进行动员，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于是群众性的大鸣大争开始了。由整风领导小组组织的和干部自动组织的辩论会、专题研究会、促膝谈心会等接连不断举行。大字报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贴出了七十四张。经理、处长以及炊事员都贴出了大字报，有的表示自己接受批评、欢迎批评的决心，有的向领导上和某些干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现在，茶叶公司的整风运动已经由一般地对领导提批评意见和互相提意见的阶段转到以专门问题为中心进行辩论的阶段。目前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组织机构问题。这是由大字报上最初揭发“上班无事干，喝茶、看报、胡扯谈”的人浮于事现象引起的。从10月4日到12日有关这个问题的大字报就贴出了三十多张，提出了八个关于调整组织机构减少人员的方案。经过一个星期来的争论，真理愈辩愈明，意见逐渐趋向一致，有六个方案已经由提案人自动撤销了。现在只剩下业务处处长宿汉池和孙正等提出的“在保存茶叶公司原有机构的基础上减少人员40％”的方案，和财务处吴茂正、王锡民等提出的“茶叶公司与外贸部出口局合并成立商品局，减少人员70％”的方案。同意这两种方案的人约各占一半。主张保存茶叶公司的人认为：一、茶叶公司是企业管理机关，出口局是行政管理机关，两者性质不同，不能合并；二、中国茶叶的出口已有悠久的历史，将来出口任务还要增加，要从业务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三、茶叶出口业务有很大技术性，茶的品质、滋味等的好坏，都需要专门技术来鉴定，必须有一个机关专司其事。主张茶叶出口公司与出口局合并的人认为：一、对外贸易部部下设局，局下又设专业公司，虽然一个是行政管理机关，一个是企业管理机关，但所管业务基本相同，合并之后，不但可以减少层次，减少大批人员，克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机关和机关之间互相扯皮现象；二、把一些纯技术性的业务下放到基层，可以更加发挥基层业务单位的工作积极性；三、行政机关能不能与企业管理机关合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能死啃住某些条文不放。现在有关这个问题的大辩论仍在热烈进行。
据该公司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谈，对外贸易部领导方面对该公司所辩论的主要问题，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关于调整组织机构问题，部里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已经初步拟出了一个方案，待进一步研究后，就可以交给群众作更深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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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委指示各级党委加强整改工作
新华社南昌19日电 中共江西省委18日指示各级党委和省直属机关党组织进一步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
省委指出，自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有些单位的领导人由于对边整边改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有的放松了这一工作，有的改得不快、不狠、不彻底。据省直属机关和南昌市及赣南、九江、南昌、抚州等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群众提出的意见中已经解决的，只占全部意见的19.8％。因此，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造成一个改进作风、改进工作的热潮。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迅速处理群众所提出来的意见，做到条条有交代，件件有着落。各单位都应成立有负责人主持和有群众参加的整改小组，负责搜集和研究群众的意见。改的方法，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走群众路线；改的内容，一般着重于克服宗派主义和干部的特殊化倾向，以及紧缩机构等比较重大的问题。
为了推动边整边改工作，省委各有关部门已就房屋、工资福利、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动员干部家属返乡、干部问题以及汽车自行车使用等六个问题，提出了改进方案，供各单位改进工作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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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雄火农业社辩论“什么最宝贵”
启发农民热爱社会主义
本报山西洪赵16日电 记者吕建中报道：山西省洪赵县下纪落村雄火农业生产合作社自从在粮食、合作社问题上开展大辩论以来收获很大，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粮食征购任务也超额完成。但是这时候社员们还只是一般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不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至于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社会主义和大家的切身利益有些什么关系，就不清楚了。
县委工作组和彩里垒支部摸清这种情况以后，便继续组织更深入的辩论。他们开了党员会，讨论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问题。又专门召开了富裕中农会，启发大家暴露自己对入社、卖粮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同时让社员结合着学习“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和本省刘胡兰烈士的英雄行为。
在辩论当中，大家逐渐集中在
“什么最宝贵”这样一个问题上来。于是各抒己见。有的富裕中农说，粮食最宝贵，因为有了粮食就吃不愁穿不愁，自己多少年来没命的劳动，就是为了粮食。有人就反驳这个意见说，虽说粮食是宝中宝，可是在解放前下纪落村二百八十多户为什么有一百五十多户不够吃、借债，另外一百多户也常年吃稀的，现在有了合作社，小麦每亩产量五百零九斤，比解放前翻了一翻，全社社员一般都达到了中农生活水平，这样看来还是社会主义最宝贵，有了社会主义才能叫大家都有粮食吃。
这时候富裕中农梁金林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志愿军最宝贵，因为志愿军不顾生命在朝鲜打美国鬼子的时候，有时连粮食都不吃，而是“一口炒面一口雪”。于是大家又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在朝鲜吃苦、拚命是为了什么，他们拚命打美国鬼子是为了保卫咱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吃炒面吃雪是为了咱们大家都不吃炒面不吃雪、大家都过社会主义好生活。这时恕志忠又插入说：那是因为志愿军思想好，思想支配行动，这样说就是“思想最宝贵”。于是大家又反驳说：不能那样笼统说思想最宝贵，蒋介石、地主也有思想，他们是反动思想，他们的思想支配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行为，而志愿军那种行动却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这样看来，最宝贵的还是志愿军那种社会主义思想，咱们大家也应该有志愿军那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利益的思想。
在另一个屋子里，还有人提出
“孩子最宝贵”，因为没有孩子就没有后代，没有后代就什么也没有了。富裕中农、女社员张筱兰则提出“母亲最宝贵”，理由是她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才把她养活大了。这时，贫农杜文秀说：父母、孩子都宝贵，可是在旧社会父母孩子也不一定保得住。会上有些人就举村里过去的例子证明这一点；解放以前日寇、阎锡山都到村里抓人杀人，有一次一天就被日寇杀了九个人。富裕中农张毛虫的老婆孩子一起被日寇烧死在屋里了，张毛虫再也没成起个家来，至今还得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做饭缝衣。现在不受这种涂炭了，就在因为有了社会主义，有了社会主义就什么都有了保障。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共青团员也参加辩论说：母亲孩子当然宝贵，可是刘胡兰为什么撇下了自己的母亲，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难道刘胡兰不爱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不疼自己的孩子吗？辩论的结果，大家认为刘胡兰就是因为有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她为了社会主义利益连自己的生命也不顾。由此大家也认识到有的社员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合作社和国家的利益是可耻的事。
此外大家还提出了很多个人的看法，有的说金钱最宝贵，有的说名誉最宝贵，还有的说皮鞋手表最宝贵等等。经过最后五天的大会小会辩论，这些看法都被驳倒了。大家感到条条道路都通往社会主义，都心悦诚服地觉得社会主义最宝贵，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树立社会主义的思想，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大家说：过去是钱入社，现在心也入了社。杜文秀像豁然开朗似地说：“咱们过去叫苦就是因为没有树立起社会主义思想，有了社会主义思想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了。”富裕中农张清顺检讨了自己过去光想投机发财和闹粮食不够吃的错误行为以后，说：“我现在算认识清了，有了资本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就建立不起来。”
全社经过粮食、合作化以及最后这次大辩论后，大大激发了社员们的社会主义热情，社员们自动提出为了更快建成社会主义，情愿把四百二十斤的粮食标准减低为四百斤。全体社员就在这种基础上热烈地讨论和订立了社里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当前的生产计划。他们计划全社明年每亩产量由今年八百一十五斤提高到一千零一十八斤。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每亩产量将达到一千六百斤。他们满怀信心地要在明年使每户社员的生活水平都达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紧接着，全社就掀起了一个收秋、抗旱种麦的生产热潮，除继续发展水利外，现已积肥十三万担。第八生产队十五户中有九户富裕中农，过去生产最不起劲，现在，他们那担粪的哎哟声每天震荡着黎明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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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知昔日苦 安知今天福？
河庄社邀请老农教育青年
本报讯 江苏省昆山县河庄农业社在大辩论中，老年农民以亲身的经历教育了青年人。
河庄社的部分青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老年人在年轻时享福，现在青年人吃苦”、“老年人年轻时有饭吃，我们现在粮食不够吃”、“十尺布票做不得啥衣服”，并普遍地说：“在农村里没前途。”团员苏永林、陈启英还说：“在农村嘴上说劳动光荣，实际是扒烂泥！”
针对这些思想情况，该社团支部在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下，组织了青年和老年人参加的辩论会，由老年人摆事实、讲道理，批判部分青年人的错误思想。五十七岁的田老太太说：“要讲生活，现在要比我年轻时好上几千倍。我记得很清楚，十九岁嫁到婆家，早晨烧好一篮南瓜带下田干活，黄昏回家还是吃南瓜。现在大家一天吃一顿南瓜就喊苦，一年吃五百二十斤粮食还嫌少，过去那里吃得到！过去，我生了孩子，缺米少菜的，什么也吃不上。现在青年妇女生孩子，不仅有饭吃，有好营养，社里还补贴一百五十个工分。”老农陈阿顺对本队的青年说：“我年轻时白天帮地主干活，晚上到自己家里干活，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顿。有一天，家里无米，我妈出去跑了好多家，没借到半粒米，全家七人哭了一场关起门来睡觉。现在你们一天三顿，还得吃点心。你们没经过旧社会的苦，年纪轻，听着某些富裕中农喊粮不够吃，就跟着喊。过去吃饭多的只有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像我，一年吃上三四百斤就算不差了。”田老太太又说：“穿衣就更不用说了。我的一件棉袄，穿了几十年像猪油渣一样。12月里还是穿单裤，西北风刺骨痛，床上垫的是破席子，一年也用不到几尺布。”她对到会的七、八个青年妇女说：“你们现在穿的那一个不比我出嫁时还好，花花绿绿的，还穿着绒线外套。像采琴身上穿着绒线衣，手里还织着绒线衣。”她又拉拉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绒线衣说：“我托共产党的福，活了五十多岁才穿上绒线衣。”在谈到“青年人在农村有无出息”的问题时，老农田华成就说：“过去农民被人看作下贱人，新社会劳动好的人，评上模范见到毛主席，这不是前途吗？大家还能到训练班去学政治、文化，前途一片光明。”田老太太说：“你们看，合作社越来越巩固。种了田，大家才有饭吃，有衣穿，支援国家工业化，我看是顶光荣，也顶有前途。”
通过这样的摆事实讲道理，到会几十个青年人都感到老年人的话句句中肯，感到生在毛泽东时代的幸福。他们都表示要学习老年人艰苦朴素的作风，节约粮食，在秋收中做到颗粒还家，安心在农村生产。青年孙再华表示要在生产上争取做模范，团员陈菊英说：“我们过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前人苦，今天听了老人的话，使我清醒了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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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辩论带来新气象
大辩论带来新气象
许多退社农民拉马回社
吉林省九百多个落后社（占全省农业社总数的14％左右），经过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普遍得到整顿和提高。
许多已经拉马退社的农民，现在又重新回了社。据梨树、九台、永吉、东丰等六个县9月上旬的统计，已有六百六十多户拉马退社的农民，又把马送回了社。东丰、磐石、怀德、九台等二十一个市县的统计，原来打算秋后退社的社员有五千多户，现在也下决心不退社了。另有五千多户单干农民入了社。
提前半月完成秋收
北京市郊苏家坨乡利民农业社第四生产队，通过辩论，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全队比往年提前半个月完成了秋收任务。
过去，第四生产队是这个社十七个生产队当中有名的“弱队”，出勤率低，下地干活晚去早回形成习惯，挑活争工分现象很普遍，活茬质量也不好。10月6日展开粮食问题辩论，批判了队员富裕中农赵文珍的资本主义思想以后，全体队员社会主义觉悟普遍得到提高。过去出勤安排活茬是队长找社员，现在是社员找队长，队长一安排了活茬，队员们一大清早就下地了。劳动生产率也比以前提高50％到100％。全队一百八十亩玉米，原计划要十三个人六天才能收完，结果两天半就收完了，而且玉米棒子比以往也掰得干净，玉米秸也捆得好。
（胡曙）
积极缴公粮卖余粮
山东省聊城专区经过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和有关粮食问题的辩论后，各地农业社积极缴纳公粮和出售余粮。到15日止，全专区入库粮食总数已达五亿八千五百多万斤，除甘薯外（还未收）超过“三定”任务3.9％，比去年多卖余粮八千二百八十多万斤。
聊城专区的粮食征购工作是结合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进行的。许多农业社在揭发和批判了社内瞒产、私分的情况后，纷纷报实产量，多卖余粮。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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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企业里的大字报
过去屡提无人过问
根据规定，电工每人应有一双绝缘鞋，但我们四个电工连一双鞋也没有。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就给韩主任提过，今年我又在劳保簿上提过，但半年左右无人过问。我厂召开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时，我又在小组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车间领导仍然是置之不理。难道是我们工作上不需要吗？我认为这是领导上不重视安全生产的缘故。
山西机床厂电工 唐星日
今日一提立竿见影
我前几天提出领导不重视安全生产的意见后，车间领导上马上召集会议，把一年多没人理的问题给解决了。现在我们电工已穿上了崭新的绝缘鞋，安全有了保障。通过这个事实，我们完全打消了“这次提意见也不一定顶事”的顾虑。我决心把心里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帮助党改进工作。
山西机床厂电工 唐星日
这决不是小事情
我厂第二食堂浪费粮食现象严重。吃过饭后桌子上铺了一层，地下也是撒的乱七八糟。就以每张桌子上撒一两米来计算，食堂共有桌子一百多张，每日就会浪费十八斤多粮食。这样累积起来，每月就要浪费五百四十多斤，一年就是六千四百八十多斤！这样严重的问题，领导上不应忽视，应在职工中加强节约粮食的教育，彻底纠正这种不良现象。
山西机床厂七车间工人 齐元庆
元钢的长途旅行
根据6月份的生产情况，我厂需要四千公斤元钢。但由于计划组没有精密的计划，反而把我厂原有的四千公斤元钢卖出去了。元钢运到天津以后，由于生产需要，于9月份我们又把它买了回来。这批材料到天津去旅行了一次不打紧，我们倒白白花了二百多元的运费！
太原矿山机器厂供应科 赵嘉言、荣子真
救救“五号吊车”
我厂厕所门前的那个五号吊车，已经两年没有工作了。它终日受着风吹雨打的痛苦，好像个没娘孩子似的。它虽然不适合于我厂使用，但不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完全没用，不应该叫它长期受折磨呀！建议领导上赶快救救它吧，不要忘记这是国家的财产！
太原矿山机器厂汽车房 司大和
先进工作单位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为什么不经过群众选举产生？
先进工作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产生，应通过群众的充分酝酿和评比，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选举。这样，才可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可是，我们厂在上半年出席省、市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先进单位的代表和先进工作者的产生过程，我们都不知道。请问厂长和工会主席：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产生还要保密吗？你们常讲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方法，难道这也是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吗？
长春市汽车配件制造厂 桑福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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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张大字报的结果
成都食品厂的职工，在整风运动中贴出了一张批评厂里卫生所的取药窗口离地面太高，取药不方便的大字报。工厂改进工作小组立刻采取了措施，在取药窗口下筑起三级土阶。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附图片）
上左图：工人批评厂里卫生所取药窗口太高的漫画。
上右图：工厂工作改进组接受职工意见，在卫生所取药窗下筑起三级土阶，职工们取药就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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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的丰收
本报记者 燕凌
列车由天津向西南行进。从车窗望出去，是大片大片的金黄色的田野。金黄色的稻田，金黄色的向日葵；一个个打谷场里，一堆堆金黄的谷秸和玉米棒，……
这里是静海县境地，是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独流减河、马厂减河等构成的水网地带。过去，大水常把这里的人们欺侮得颠沛流离，莫可奈何。近几年，这里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向大自然进军——改造洼地，汪洋的大水和荒芜的碱地一年比一年缩小了，新出现的是望不到边的一年比一年扩大的稻田。
县委的同志们估计，今年是中常偏丰的年景。
“年景如何？”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作为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出现在人们面前。社会主义要求对年景的估计尽可能地接近真实，以便对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作最妥善的安排；资本主义却千方百计要把真实的年景掩盖起来，以便混水摸鱼——为了便于多留粮食进行粮食投机，为了便于搞垮合作社，一些人用了同一个口号：“年景不好！”
围绕着“年景问题”的斗争，早就在进行着。今年，静海县没有遭受水灾，这在这里是难得的好事。可是，从春到夏，资本主义的逆流一时泛滥起来；在思想田野上，社会主义的禾苗却一度“受灾歉收”。这是在过去一个时期放松了思想上的“洼地改造”的结果。
全县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政治思想工作没有随着加强而是削弱了。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堡垒的农村党组织，在这次大辩论展开之前，战斗力衰退到了这样的程度：全县农村党员总共有六千一百多名，工作消极的就有一千八百多人，其中对资本主义言论随声附和、在合作化和粮食问题上有抵触情绪的就有一千一百多人，根本不干工作的有八百二十三人。这就难怪这个县今年上半年在河北省部分地区发生的闹粮退社风潮中成为浪头最突出的地方。
“那一阵子，他们闹得真疯狂！”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张金义同志告诉我，“3、4月间，有些天，每天有几十个人来找我们，要求批准他们退社，或者要求挂号到秋后退社；到地委、省委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去的也有。他们一致地喊叫‘减产了，生活困难。’‘粮食不够吃，不如单干好！’无端取闹殴打干部的事情发生了八十多起。抢种社里的地、到社里拉牲口、拿农具的事情时常发生。我们不时接到电话，——下边的干部报告发生了这样的事，问该怎样处理。不断头地闹，闹得我们简直没法工作了。直到6、7月间，有时候还有人来找我们，要求退社。这几个月，正式提出要退社的总共有一千多户（批准的有三百多户），思想严重动摇的社员有三千多户（全县社员共七万二千多户）。小胡庄（四十六户）小齐庄（三十五户）两个社垮了。……”
县委办公室研究员牛文岐同志告诉我：“那时候，单干户也嚣张起来了。（包括退社户在内，全县有三千多户单干户。）单干户能随便做小买卖，就故意买点心在社员面前吃，同一些吃饽饽的社员比。单干户为了同合作社斗争，故意在人们容易看到的地方在小块地上特别下工夫下本钱；社里地多，不能普遍多用工多投资，单看这一小块地确实比不上单干户的。单干户就站在地边讽刺社员。有的单干户还对社员说：“谁给我插二亩秧，我就给谁两盒恒大烟。”引诱社员放弃社里的农活去给他做活。有的地方单干户甚至单独选‘村主任’，另搞一套‘行政’。有些单干户不按规定交征购粮，还推选‘代表’到人民委员会闹，要求少交。……”
他们还告诉我：那时候，不少社员弃农经商去了。有些社废弃了大片的土地。王口乡有个韩金贵，受了别人的引诱，把家里东西卖了，带上老婆孩子到天津去做小买卖。起初，赚了些钱，他很得意。后来，就不行了，赔了老本。老婆看到这情形，想到在社里没做工分，回家也不行，就跟他离了婚，带着小孩自寻出路去了。他最后不得不孤单单灰溜溜地又回到社里……。
那时候，闹粮食也闹得够“紧张”的。许多村子里有不少人围着社干部要粮食。许多乡、社干部也认为“粮食真是太紧了”。麦收时节，许多社发生了瞒产私分的事……。
那时候，也有一些赤胆忠心的社会主义战士坚守着阵地。三百八十四个社终于坚持下来了。一些在闹粮闹社“高潮”中挨了打的社干部，一点也不灰心丧气。资本主义势力的引诱、挑拨、讽刺、打击都没有摧垮社会主义事业。可是，从县里到乡里、社里，不少同志不能不忧愁地担心地想着：秋后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许多社员不是早宣称秋后要退社而且已经“挂号”了吗？不是也有许多党员和干部经不起引诱和打击而消沉起来甚至宣称秋后要“退休”了吗？粮食产量不总是有许多乡“不认账”吗？……
“秋后”，一时在人们心里成了有些可怕也有些神秘的时间。田野上的丰收景象使人心情有些舒畅，思想上的歉收景象却使人心情有些郁闷。到底应该怎么办？
“没想到来了一个大辩论，真解决问题！”现在，许多人都爽快地兴奋地这样说。一连串问号忽然都有了答案。
其实，辩论早就在群众中间进行着。当一些单干户夸口“单干单干，香油白面”的时候，一些对合作社的前途有坚定的信心的社员毅然地回答了他们：“单干单干，早晚完蛋！”单干户用他们特意加工培育的一小片长得好的庄稼讽刺合作社的时候，有些合作社也就运用集体的力量加工加肥把庄稼培育得更好，趁单干户在旁边的时候，有的社员用手抚摩着沉甸甸的穗子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俺这庄稼，就是长得好！”韩金贵上天津做小买卖“赔了夫人又折兵”之类的事，也早已在群众中引起了弃农经商好不好等等的辩论。……自发的辩论中，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火花；可是，毕竟很零星或者太微弱，没有形成烧毁资本主义的杂草的燎原之火。
群众迫切地需要领导。——群众的智慧加上正确的领导，无坚不摧的力量就飞跃一般地出现了。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教育的中心题目正是合作化、粮食等问题，方式也正是大辩论。正因为指示是从群众中来的，所以它到群众中去的时候是那样快就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静海县农村里的有领导的大辩论是在8月中旬开始的。
改造洼地取得丰收的人们，决心在改造思想洼地上取得新的胜利。要叫思想和庄稼一齐丰收。
正是因为曾经有一个时期在静海县社会主义的政治空气比较稀薄，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衰退了，资本主义的逆流就得以乘虚而入。要做好这个“洼地”上的“排水工程”，就先要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在党员中形成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朝气。
辩论先在党内团内展开了。五千多名党员、四千多名团员、三千多名群众积极分子首先参加了大辩论，在斗争中经受了初步的锻炼，形成了一支一万多人的社会主义骨干队伍。资本主义倾向、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在争辩中受到了批判。原来立场动摇、工作消极的二千多名党员逐渐坚定了社会主义立场，大部分积极参加工作了；原来对合作化和粮食政策有抵触情绪的八百多名党员，大部分辨清了大是大非，开始鼓起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勇气。小甸子乡大杜庄的十二个党员，原先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工作的只有四个，思想不坚定、工作松懈的五个，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三名；二十六个团员，只有四个参加工作，其余的全不工作。经过工作组的教育和党内团内的辩论，除了一个党员仍然思想不通以外，绝大部分人认清了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形势，醒悟自己正在走向或者走上了一条多么危险的道路。他们还自动报出了瞒产私分三千五百多斤粮食的事情。
光是在这次党内辩论中，夏收的“年景”——全县今年麦子的产量，就比过去各乡各社向县里报告的增多了五十多万斤。又据东滩头、小甸子等六个乡十八个社的了解，经过这次辩论，今年秋季的“年景”——秋粮的产量比原来向上级报告的增多了三万多斤。这样一些事实，反转来又教育了更多有右倾思想的干部。党内思想越来越统一了，战斗力越来越强了。
接着，在县和乡的工作组和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在八十多个村子里（全县总共有四百多个村子），在全体农村人口（包括单干农民）中间展开关于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同时，在别的村子里（没有工作组领导的村子里）进行了一般的社会主义宣传，又以“当前做什么就辩论什么”的方式进行小辩论。
只是在一部分村子里初步展开了大辩论，全县农村的空气就都变了。正像春天邪气是从一些“点”扩散开去形成“连锁反应”的情形一样，现在正气也从一些“点”以“连锁反应”的形式扩张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