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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画家集体创作祝贺十月革命节
两幅大画“岱宗旭日”和“松柏长青”月内可完成
本报讯 为了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北京国画家陈半丁、于非闇、田世光、胡佩衡、吴镜汀等十九人正在加紧创作两幅大画。这两幅高九尺、宽十八尺的大画，采取了六条通景大屏的形式。一幅是山水画，题名“岱宗旭日”，它象征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另一幅是花鸟画，题名“松柏长青”，其主题思想是以松柏仙鹤和花鸟象征着共产主义事业的灿烂辉煌，青春永驻。
画家们由于在整风运动中提高了思想觉悟，在创作中均能相互提出意见，发挥专长和集体合作的精神，因此画面的主题突出、风格亦趋于一致。
现在画家们忙于着色加工，预计月底前可全部完成。
（金克俊）（附图片）
右图：国画家陈半丁、于非闇等正在集体创作“松柏长青”。
新华社记者 傅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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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量出版
八年间出版经典著作二百多种二千多万册
新华社16日讯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正在陆续译成中文出版。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出了一卷，“列宁全集”出了五卷，“斯大林全集”出了十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三十卷，“列宁全集”共三十五卷，“斯大林全集”在苏联已编成十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计划在1960年前全部翻译完毕，从现在起到明年底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卷，“列宁全集”五卷和“斯大林全集”一卷。
在过去的八年间，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二百一十一种，共计二千七百九十八万多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工人出版社等出版社也还出版了一部分经典著作。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经典著作，有全集、选集和单行本，同一著作常有两、三种版本，而且大都出了十版以上。其中，“共产党宣言”发行了五十九万册，“资本论”发行了十四万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行了一百二十八万册，“列宁全集”（已出五卷）发行了五十六万册，“斯大林全集”（已出十一卷）发行了六百五十二万册。去年底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也已发行了十万册。此外，还出版了九百万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助读物和通俗读物。
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还被逐步翻译成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字。从1953年到1957年，民族出版社就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了七万三千多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中，蒙文的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问题”；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的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藏文的有“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民族出版社还计划在明年再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十一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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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量译制苏联影片
新华社长春18日电 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译制和正在译制的苏联影片达二百零一部。这个厂在1949年译制了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历时八月才完成。现在，这个厂平均只要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译制成一部质量很好的影片。
这个厂在提高译制影片的技术中，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大力帮助。苏联专家帮助这个厂改装了录音室、放映室，设置循环盘，采用磁带录音等。当苏联制成最好的混合录音机，就马上运送到制片厂安装使用。同时，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演员们也努力向苏联专家学习译制片的各种技术，逐渐掌握了串口型等方法。前年，电影制片厂学习采用了苏联的“边排戏边录音”的先进工作方法后，使工作效率提高一倍。
本报讯 上海翻译电影制片厂1951年起到去年为止，一共译制了七十二部苏联电影。今年，该厂译制的苏联电影有十四部，除了少数的两三部列入第四季度计划，尚未完成外，其余都已竣事，有的已经放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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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文学鼓舞着我国青年
新华社记者 孙世恺
最近，北京实验中学的一些学生开始筹备举办苏联作品欣赏会，作为他们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项有意义的活动。
苏联文学作品，受到我国广大青年的热爱。不论在公共图书馆和书店里，不论在学校和机关企业的宿舍里，都可看到青年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苏联文学作品。许多优秀的苏联作品，译成中文出版后，立即引起青年们的兴趣。出版社一再重版都供不应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等七年来共出版了二百七十多部苏联文学的中文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书都销行了一百多万册。“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海鸥”等也都印行十几万乃至近百万册。描写苏维埃商业工作者高贵品质的小说“我们切身的事业”中译本出版后四个月，就重印了四次。北京有许多中学都把“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书定为课外的读物。青年团干部和少先队辅导员也把这些书当作自己的工作手册。北京实验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对记者说，他们学校的近两千学生，最喜欢看的书是苏联文学作品。“真正的人”、“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等都有上百本，也还往往是借阅一空。图书管理员指着书架上重新包过书皮的一些苏联作品说，这些书都是不停地在学生手中传阅，书皮是包了又包，还是磨损得很厉害。
苏联文学作品的主人翁，成了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有个卓娅班。这班学生有一次给卓娅的母亲留芭夫·柯斯莫捷绵斯卡亚写信说，她们仔细地阅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中所叙述的英雄事迹，吸引、鼓舞和教育了她们，决心向卓娅和舒拉学习。卓娅班的学生中，有十四个共青团员和三十五个少先队员，她们的学习成绩几乎全部都在九十分以上。在任何一个学校里，都能听到苏联文学鼓舞着青年们前进的类似的事例。河北北京中学的学生到北京郊区的西山去露营，全营被命名为马特洛索夫营。有些学生参加爬黑头山的活动时，由于山很陡，天又热，爬上山顶大家都口渴得要命，可是带去的水却很少，每人只能喝半小碗。当时有的学生只喝了一口就主动把水分给另一个年纪较小的同学。在“行军”途中，又有许多学生不顾劳累自愿背起公用的铲子、绳子和装馒头的口袋。后来，在露营生活的总结会上，一个学生背诵了“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中马加尔爷爷向马特洛索夫说的那句话：“应当这样生活，要使别人的生活由于你的生存会更美好。”
苏联文学也成为青年职工生产、工作的鼓动力量。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的工会图书馆里，经常有三、四百职工去看书或借书。青年工人虞永康就常看苏联小说。他看过“勇敢”以后，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就以书中英雄人物来鼓励自己，增加了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这个厂有个统计员不安心工作，看了图书馆推荐的“我们这里已是早晨”，认识到各样工作都是光荣的，改变了过去的工作态度。他们以苏联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作榜样，在工作和生产中锻炼自己，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工厂里的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
“我们切身的事业”一书出版后，立即成为北京商业工作人员学习的“教科书”。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书馆还举行过这本书的读者座谈会。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公司有个售货员谈到他读后的感想说：这本书使我热爱上商业工作，亲切地感到站柜台不是简单地卖卖东西，而是直接影响着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书中的列娜·白阿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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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远的影响巨大的力量
苏联优秀的文艺书籍在我国青年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上海，有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阮颂铭，风湿性关节炎使他长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对自己的前途原已绝望。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给他带来了勇气和希望。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翻译工作者，把苏联的一些优秀作品介绍到中国来。1952年6月，他开始参加了俄语广播学校，在两年里，他的成绩优异，得到了“学习模范”的锦旗。以后在苏联教师玛利亚·舒瓦洛娃的帮助下继续学习，到1956年已达到俄文专科学校毕业生的水平。
现在，他已经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五十多篇译文。还译完了一本中篇小说“考验”（阿·普切诺克著）。目前正在着手译一本二十多万字的匈牙利作家“乔尔凯呢短篇小说集”。
1956年他参加了共青团，现在是团总支委员。（附图片）
图为阮颂铭正在翻译“乔尔凯呢短篇小说集”。 新华社记者杨溥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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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邮票
本报讯 为了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邮电部特请美术家设计“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并决定于1957年11月7日发行。
这套邮票共计五枚，志号是纪44，图案面积是23×32公厘，雕刻凹版印制，面值五种。四分的大红色，八分的咖啡色、二十分的翠绿色，二十二分的红棕色，三十二分的蓝色。
各主要城市的邮电局并在该日使用纪念邮戳，自第二日起即不再使用在邮件上，但集邮者申请盖销集邮票的，可延用至12月6日截止。（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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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遵命文学”与“奉命文学”
——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有感
臧克家
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冯雪峰血气偾张的站起来，“申斥”了老舍的“春华秋实”，说它“不成东西”；“连‘龙须沟’也是浅薄的”。他背后又大发宏论，说老舍的这些作品，是“奉命文学”。原因是，老舍的“春华秋实”初稿，曾经请中央领导同志提过意见。
冯雪峰把他所不喜欢的作品，都划入“奉命文学”之列。他说法捷耶夫的“毁灭”是“从内心出发的东西”，而“青年近卫军”就是失败作品了。在冯雪峰的眼里，凡是密切结合了时代，及时反映了伟大现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不是“从内心出发的”，都是低劣的，浮浅的，只能给中学生大学生看看的东西。冯雪峰认为，文艺切不可挨近现实，靠拢政治，如果那样，就决不能成为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所以他说“办诗刊，要么办十九世纪的诗刊，要么办二十一世纪的诗刊”，言外之意是十分明显的。
是不是文艺靠拢政治，挨近现实，听命党的思想、政策的领导，就成了“奉命文学”，而“文学”一“奉命”便一无是处了呢？
我们就以鲁迅为例来看一看。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时期的鲁迅，评定他早期的作品——“呐喊”是“遵命文学”。他说自己所遵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鲁迅为革命战斗了一生，他的作品就是战斗的火花。鲁迅以遵“无产阶级”的命为无上光荣，他在白色恐怖十分浓重的时候，坚决相信“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
鲁迅以遵无产阶级之命为荣，冯雪峰却正相反，他把奉无产阶级和革命领导人的命作为写不出好作品来的原因，并从而讽刺之，申斥之。此鲁迅之成为文艺导师而冯雪峰终于揭去马列主义理论家的画皮赤裸裸地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凶恶原形的所在。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不遵命、奉命的恐怕很少。这要看遵奉的是什么阶级、什么人的命。封建时代，有“应制诗”、“台阁体”，这是遵奉了帝王之命的。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对于民族败类黄震遐痛加攻击，因为他的作品“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种“为王前驱”的“流尸文学”，就是遵奉了帝国主义之命的。凡是解放前在蒋管区待过的人，都知道王平陵、陈纪滢、陈铨之流所写的“作品”是遵奉了他们的主子——国民党法西斯蒂反动统治者之命的。至于如列宁所说，依赖资本家的钱袋，遵奉了资产阶级之命而执笔的所谓作家，更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现在的美国就是特出的实例。
冯雪峰曾经论述第三种人，难道不晓得文学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壁垒之外，更无其他。每一个作家，有形无形、有意无意都归属于两者之一。不入于彼，则入于此。冯雪峰讽刺别人奉无产阶级之命写作，他自己呢？我看，他是奉了资产阶级之命的。在文艺思想上，他已经承认，反对毛主席所提出的“政治标准”，对胡风的反动理论则处处契合，一脉相通。从左联时期起，就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破坏马列主义的革命文艺，请问，这到底是遵奉了什么阶级、什么人的命？今天，冯雪峰讽刺、申斥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是“奉命文学”，其实，他自己也并不例外，不过各人的政治立场、思想情况不同，因而所奉的命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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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的绍兴
刘厚生
我是第一次到绍兴来，可是为什么会像是旧相识那样地熟悉？我走在旧的街上，新的路上，曲折的巷里，小河边：这分明是一座朝气蓬勃，不断进行建设的人民城市，古老的色彩日渐黯淡了，代之以整洁的街道，热闹的市场，一片兴旺的景象，哪里会引得起人们的怀古之幽情呢？
然而我终是隐隐约约地感到我曾来过这里，像是我儿时的故乡。小河与街巷纵横相接，从路边的青石板台阶一级一级下去，到了水边，总使我觉得有一个祥林嫂模样的人刚刚离去；街巷中小酒店很多，我也总抬头看看招牌是不是“咸亨酒店”；一条向南的小路旁一座小庙，庙门上一块匾写的是“土谷祠”，我猛然想起一个熟识的人在这里住过……多么亲切啊，多么熟悉啊！一种说不出的温暖的心情在我心中散发开来。
这是多么大的吸引力。虽然我在绍兴只能有一天时间，还要工作，但我愿意牺牲东湖、鉴湖，愿意向禹陵、越王台道歉，向兰亭和陆放翁告罪，我怎么能不到鲁迅的故居，到百草园、三味书屋去——去什么呢？去“参观”，那是不对的；当然也不能是去怀旧；我想，应该说是去更亲近地感染一下鲁迅先生的气质，更具体地熟悉一下鲁迅先生的家庭和生活吧。这样，使得我们在崇敬和学习鲁迅先生时，不会把他当做高不可攀的神，而会更接近，更像生活在我们之中，使我们这些没有亲身接触过他的人能够就像亲身感受到他的爱抚和教导一样。而这也就使得我们更崇敬他，更要向他学习。
感谢绍兴市文化主管部门，在规定日期之外，破例容许我们进去。老台门、新台门，百草园，三味书屋和屋后的小园，以及文物陈列室，我们都看到了，接触了。我想，用不着描述这些地方的景物，那是大家都熟悉的。我只是感到一阵迷惑：怎么好像是先有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再按着文中的叙述神态给摆设出来的呢？直到我回到上海再翻读“朝华夕拾”时，我才又清醒：是先有这个环境才有作品里的描写的。多么妙啊，真实的环境和艺术的形象完全溶合到一起了，你简直分辨不出来你的印象究竟自何而来！
环境是平平常常的，摆设是普普通通的，然而每一处墙角，每一个桌椅，都像是有着青年鲁迅的影子，都像是含蓄着一段“百无聊赖”的陈迹或者“曾经做过许多梦”的回忆。——只是到了文物陈列室，众多的图片和实物立刻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战士所处的动荡的时代，他所参加的猛烈的艰苦的战斗以及他如何在这之间上下求索而终于成为“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岁月流转，鲁迅先生的世代过去了，鲁迅先生远离我们而去了，可是鲁迅先生所憎恶和鞭挞过的那些假洋鬼子，第三种人一类的魑魅魍魉们，还在套着假面具到处放火，还想再回到他们的“美好”的日子里去。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当是如何地愤怒啊！我们学习鲁迅，当然不能只在他的故居里感慨，在他的人格前赞美，我们只有拿起鲁迅先生遗下的笔，彻底地消灭这些跳梁的鬼魅们，才是真正的学习鲁迅。
从鲁迅故居和文物陈列室出来，我心中所感染的，是更高的崇敬，更亲切的爱慕和更昂扬的斗志。走在正在修筑的新马路上，抬头望见正在建筑的房屋，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在雨中光着脚笑语喧哗地跑了过去，我觉得这才是鲁迅的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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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故居
彩燕
——故居书桌上，刻着个“早”字。
我站在这张书桌的旁边，
桌上刻着的那个“早”字进入我的眼帘，
我细细地端详这个字呀，
心窝里涌起了难以言说的敬意。
有一天他迟到了学塾，
他刻上了“早”字把自己警戒，
他的“早”字也刻在自己胸头呀，
从此他总准时来到学堂。
今天有多少个和我一样的人来书屋参观，
今天有多少人在书桌上看到了这个早字，
刚毅的性格童稚的时候就养成，
这个“早”字六十年以后还亮光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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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正道”想到“鲁迅精神”
葛德
人民日报早已发表过“对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的社论。15日，又刊布了北京镇压坏分子的消息。一次宣判处极刑的就有七人，据宣判的人说，还有四个已被分别依法处死了。
倘有人学孔乙己的语调来发问：“多乎哉”？我们也不妨回答：“不多也”！决定这多少的不应是数目的大小，而是罪行的实妄。说不多，是从公布的罪行看，个个都死有余辜。这样的人再杀一千也不多。杀人的事，虽不能以多少论英雄，但可以是否有利于人民来论正邪。只要杀得正，就可理直气壮的杀。过去国民党的杀革命者，即使只杀一个，也是多了，邪了。
有人会说此论不合于恕道，大不仁。答曰：虽不入恕道，却也避开了枉道；是正道。而且是大仁。倘认为用坚决严厉的手段，力求消除对于幼儿和无辜者的虐杀，是不仁；那末，面对着血淋淋的幼儿尸体，向杀人犯讲恕道，难道倒是大仁？
倘有人问：这不违背我们一贯强调的说服教育精神吗？回答是：并不！我们还是要坚持说服教育的；但只是对人民。对于已经成为专政对象的坏分子，拳头比嘴巴更有说服力。何况处以死刑的又只是已破获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中的少数呢。
有一个农民对我谈过他改造狗的经验。有一只偷吃的狗，屡戒不改。在一次偷吃了东西以后，这位农民就把它拴在锅台旁痛打。打后，把食物放在锅台上，它又去吃；再打，经过连续地几次痛打，这只狗便再不敢偷吃东西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类似的经验还听说过一些；而且，这也还合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
狗性尚且能改，何况人性。但要改造坏分子的人性，必先予以坚决的镇压，使之知所畏惧而后果。因为连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幼女尸体，都不能使他们动心于万一，世上还能从哪里找到使顽石点头的金口呢？
大概是临近了鲁迅先生纪念日的缘故，便由此想到了鲁迅先生的忠告。他是反对对一切残害人民的人实行“恕道”的。他在论到打落水狗的时候，就曾因痛心许多人惑于恕道而陷入枉道，大声疾呼地向人们提出忠告：对害人者不能手软。一直到死，他从未放弃过这种忠告，在他关于“死”的遗嘱中，就有着“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大义凛然的警句。这便是指的任何害人民的人。如今，他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一年，但回味起他的话来，好像他仍然目光炯炯地督察着现世。
由此所想到的，决不止鲁迅先生的这一忠告。而是由这一忠告所体察出的鲁迅精神。
在国民党刽子手凶狂绞杀革命者，围剿和扼杀革命文化的年代里，鲁迅先生预见到人民终必得势，而残民者必将沦为落水狗，是一种大智；敢于在包围之中，向正在得势的恶狗们宣战，而且明白指出当它们落水以后还要从而打之，这是大勇；能从人们耽迷于恕道的流毒时，举手之间，剥尽一切狗们的假面，脱人于枉道，转人于正道。这是大才。但是鲁迅先生有大智、大勇、大才，又是因为他具有热爱人民，忠于人民和尽全力为人民服务的大仁和大德。倘无这大德，怕就难生这大智大勇大才，即是萌生也复将归于泯灭。那时怕也就没有鲁迅先生这样的人来这样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我们应当学习的，正是鲁迅先生这种崇高的“正道”精神。今天，有些假名鲁迅信徒的恶棍，从鲁迅精神中剔除先生忠于人民的美德，而只把“反现状”加以绝对化，践踏着人民利益来乱反一通，这其实是对鲁迅精神的阉割，是鲁迅精神的叛逆，是对死者的栽诬。今天，口口声声要求对一切坏分子、反革命、破坏者实行恕道，反对坚决镇压他们的，不又正是这帮“反现状”的恶汉？听信了这班无赖，将如何慰先生的英灵于地下！
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就必须全心拥护对一切残民者的坚决镇压。高呼人民民主专政万岁！也就是高呼鲁迅精神万岁！爱鲁迅者，都会明白这一点的。而这也正是对鲁迅先生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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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酷漫笔
仇保燕
沿着哈尔盖河的上游，在重重叠叠的山岭中，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牧民的夏季牧场。这里，遍地的蘑菇像是簇簇的花朵，起伏无际的草原好像是伸展着的一片绿色的海洋。就在这江河之源的山角下，日日夜夜腾起着一片漫天迷蒙的雾；在黎明，在黄昏，当大地的一切在昏暗里睡意朦胧的时候，这里的雾色就更浓，山峦间有着云雾蒙蒙的奇景。这个地方藏民管它叫作“曲酷”，汉语的译意是“热水”。这里是温泉的所在地。
在这迷人的环境里，有谁不想痛痛快快地来一次温泉浴？可是，这种打算常常会使人失望。经常是在天将破晓，山顶上刚刚披上霞光的时候，露天浴池就被洗澡的牧民们占据。温泉旁到处堆砌着佛像和刻着经文的石片，有些佛像和石片不知道年代有多么久远，刻迹已经模糊了。泉池里洗浴的牧民在高声地诵经。千百年来，牧民们从生活的经验里懂得了矿泉疗病的功能，但在大自然神秘威力的面前，他们也还不能不仍然洋溢着虔诚痴迷的感情。在云雾里，面对着石堆、佛像，倾听着回旋在山谷的经声，怎能不把人引入遐想之中？
但是，我们要述说的不是这些。
沿着温泉的流水，转过一个小小的山角，这里有座用水泥建筑的狭长水池。温泉的热水从地下引来，这是一座得天独厚的羊药浴池。在朝阳的金光里，一群群的羊被赶来，牧民们把“六六六”粉倒在池里给羊群洗浴。有些羊看来像是已经习惯了，在水里怡然自得地游泳；有些还像是头一次，吓得飞跑乱跳。池旁的年青人半裸着结实的身体，用牛毛绳吊住那些不驯服者的牴角，一个个地从药水中拉过。在一边站着的一位老年牧民，一面摇动着他那宽大的皮袄袖子，一面笑咪咪地向小伙子们说：“我从来以为‘曲酷’只是洗人的，谁知道也洗起羊来了。人民政府的办法大大的有呀！”
从这里再走几步路，支着一顶雪白的小帐房，这是县卫生院的流动诊所。帐房虽然不大，看病的人却有不少，有的是骑马从一、两天的路程上刚刚赶到的；有的是从温泉里洗浴后而来的。总之，他们已经再不能单单依靠洗矿泉水和诵经来治病了，聚集到这小小的诊疗所里来寻求无病的幸福。牧民们环坐在帐房的四周，一个个依次详尽地向“满巴”叙述着自己的病情。“满巴”——医生只有一位，可真够忙的，他一会儿拿起听诊器，一会儿拿起注射的针头，一会儿又在包药。别看这座帐房诊所不大，从阿斯匹灵到盘尼西林应用的药却一概俱全。在这里看病，有谁又有什么理由说得出一句抱怨的话呢？
医疗所的斜对面，有一座只用一根长杆子支起的尖顶高帐房。别看这座帐房高，在它身旁堆积的羊毛比它还要高，一看就知道这是供销合作社。果然不错，请进来参观参观吧！这里的货物可以称得起琳琅满目——半人高的、垒得整整齐齐的茶砖就是售货台；帐房的长杆子上挂着珊瑚串和带有银套的刀子；纵横的绳子上搭着丝线和金色的织锦；地上堆着各色的布匹、毛呢和绸缎；货架子上摆着电池、磁碗、呢帽；箱子里还有饼干、糖……。难怪果洛藏部落的久科刚刚把羊毛卖掉，进来就小声地问他的妻子道：“是不是烈日的光芒刺伤了我的眼睛？为什么在这帐房里好像是什么也看不清？”他的妻子微笑着小声而亲切地回答他：“不是的。是货物太多，你的眼睛已经迷乱了。”他们的小声话偏偏被别人听见了，人们大声地笑着，大声地喊着：“贾诺贺！贾诺贺！”（茯茶！茯茶！）“小胡多！小胡多！”（纸烟！纸烟！）“锐！锐！”（布！布！）……售货员不停地为顾客们挑选着称心如意的货物。这里的售货员中间虽然有不少的汉族同志，但他们作生意的藏话却对答如流。看吧！有的牧民抱着布和茶；有的还提着一个景泰蓝的小酒壶；有的娃娃手里拿着会自动跳跃的玩具小青蛙……每个人的脸上都藏不住欢笑。直到骑上马走了好远，还在互相戏谑地喊着：“阿啰！慢些走！当心那些沉重的货物压死你的老马呀！”
虽然是夏季的白昼，可是温泉旁的太阳很快就落山了。傍晚，大地的一切恢复了暂时的平静，只有那不远的山顶上一面小旗在迎风飘扬——是不是藏民插下的白经旗？不是的。爬到跟前就可以看清楚，这是勘查队的红白旗。它骄傲地告诉人们：祁连山的丛岭中已经印上了勘查队员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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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晌
白曙
初夏的骄阳挂在晴空上，
大巷里落下片白光；
架上葡萄对微风打盹，
鸽儿在檐边也睡得够香。
只这伙孩子野马到处跑，
手上还握着杆“卡宾枪”，
侦察偷袭像群小兵丁，
弄巷给闹成个大战场。
勇敢善战打趟出色的仗，
“冲呀”！大伙喊个震天价晌，
随着开大炮——扔石头瓦片，
怎顾得着什么玻璃窗。
阳台上有人摇摇手说：
“喂！你们别吵那么大声，
是谁家的孩儿不受管教？
可是我家宝宝正睡午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