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斥资产阶级右派的所谓农村调查
贺致平
资产阶级右派的一群社会学者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立场、观点的反动性在口头似乎承认了，但对旧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却大吹大擂。他们首先诬蔑马列主义者，说“过去有一些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教条主义地搬用公式，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吴景超更狂妄地诬蔑国家统计局只会学习苏联的报表制度，没有采用适合我国情况的各种方法，责备国家统计局对统计调查工作在计划和准备时期很少找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专家”请教。同时，却用社会学的全部宣传本领吹嘘他们是很会做社会调查的，他们是农村调查的“专家”，甚至说“现在我们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进行调查了”，“我们已经都成为唯物主义者”了。请看，作一个唯物主义者，竟是这样容易，只要口头宣布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他们既有旧社会学的调查研究经验，又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被他们骂作“教条主义者”的人们自然应该下台，让右派社会学先生们来调查研究，参予国家决策，解决我国各项政策问题了。于是费孝通拍着胸膛出来为我们保举人材。他说：“有没有会搞社会调查的人呢？我认为是有的。如果要搞这些工作，我愿意保举这一批人员。”在这些“社会学者”们自我陶醉的吹牛声中，马列主义者们好像竟然不存在了，现在是该由这群自命为调查专家的右派分子们来胡作非为的时候了。
在这里，有必要提醒右派社会学先生们，请你们冷静一些，你们不是很会调查研究吗？为什么你们在做这些自我吹嘘的广告之前连起码的调查也不做呢？如果你们稍许作一些调查，你们将会知道共产党人和党外的许多工作人员所作的调查研究工作比你们那些可怜的货色要高明得多。
我们共产党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下，一向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的。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社会情况的榜样。他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给我们树立了农村调查的光辉范例。我们党的中央在1942年专门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重视过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执行各项政策时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相当的调查研究的。“土地改革法”，“劳动法”，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以及“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婚姻法”等，都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和重点实验的基础上制订的。仅就农村调查一项，我们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不论从质量和数量方面说决非任何资产阶级社会学所可比拟的。右派认为空白的婚姻问题早在1952年就进行过调查，我们的调查从都市到乡村，普遍到穷乡僻壤，对一切现存的婚姻形态都有调查。在这个调查基础上制定的婚姻法，解决了历史上存在的封建婚姻制度，保障了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试问，右派先生们，你们曾进行过这样大规模的调查吗？你们的调查解决了什么问题？陈达说：“农村工作也提到日程上来了……也需要来摸摸底，作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好像在这以前，农村工作从来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好像世界简直是为右派先生们而存在的，你们宣布没有的东西就不会存在。事实当然不是这样，马列主义者在农村工作中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调查研究工作。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中我们党从中央到县区，各级党的组织都有自己的典型试验的乡村，都有调查研究，材料是浩如烟海。去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选一百七十六篇材料，还仅仅是1955年调查材料中很小的一部分。请问右派“社会学”先生们，这些是不是关于农村工作的调查，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拿出相当的东西来比较一下，即使十年的时间内所做的也好。假若你们拿不出相当的货色，那么，你们有什么根据说只有你们社会学者是重视调查研究的？有什么根据说搞调查工作要由费孝通来保举一批人，而对成千上万的实际从事各项调查工作的人员一字不提？右派先生们应该知道，这些从事实际调查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学者的头衔，但却比旧社会学者们具有更加优良的训练和技术。他们做调查工作不是为了写书卖钱，也不是为了把材料出卖给帝国主义换什么“博士”的头衔，而是为了解决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迫切有关的问题。问题解决了就是对他们的劳作的最好的报酬。请问，右派社会学者们有什么根据说马列主义者只会教条主义地搬运公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历史的事实证明，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右派先生们，你们对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儿童问题，福利问题等很有兴趣，在解放前就已进行过至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但你们除了写书卖钱，为资产阶级帮凶，向帝国主义献媚，以解决自己的名利问题外，你们还有什么兴趣呢？你们为工人、农民、妇女、儿童解决了什么问题？解放后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些问题经过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工厂企业的工作人员的调查研究，已获得了基本解决，或者准备了解决的条件。而右派社会学的“学者”们面对这些事实不但不感到惭愧，反而厚起脸皮站在一旁指手划脚，吹毛求疵，想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敲敲竹杠。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右派社会学先生们抱怨我们不接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遗产或者“合理部分”来丰富马列主义。关于这一点，毛主席早已说过：“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右派社会学先生们可能不同意这个论断。但你们能够拿出什么事实来推翻这个论断呢？费孝通提出以前在大学里教过和学过社会学的人，“他们过去搞过这套调查工作，立场、观点、方法固然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这些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改造的。他们原来学会的那些访问、观察、记录、统计、分析等技术还是有用的。”并且说这些东西就像语言一样是没有阶级性，是应该接受而马列主义者还没有接受的。这些所谓社会调查的方法，真的没有阶级性的吗？当然不是。我们认为：方法和立场观点是不能绝然分开的，没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也不会有正确的方法。右派社会学先生们的这些方法是从欧美资产阶级那里抄来的，其中真正可以说是科学方法的，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加以吸收和运用，包括在唯物辩证法里去了。至于你们的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我们认为这是一套地主资产阶级的调查方法，费孝通所说的访问、观察、记录等方法，就有很大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在解放前作调查是通过当时的警察机关和乡保长之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是地主歪曲事实的谎话。他们在向农民进行调查访问时穿着西服革履，住在地主的家里把农民找来问话，而农民则把他们当作官府的老爷。熟悉农村情况的人都知道在农民的心目中老爷和强盗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农民对这些老爷们除了恭维地主恩德之外还敢说什么真话呢？关于这一点，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就是很好的例证。首先，费孝通的调查材料，就是住在乡长周宝山的家里并在他的帮助下搜集的。他在这本书的第十一章“土地制度”中，把地主、佃户和雇工说成是权利义务和报酬是完全平等的三种人。地主有田底的所有权，佃租是他应得的报酬，负有赋税的义务；佃农有田面使用权，他的报酬是收获产品，负有缴租的义务。不仅如此，地主还有着“怀着传统的人道主义观念”，“人道主义的原则”。这些绅士在“拜访”农民时“他们有时很不愿意对于佃户加以勒索”。于是，“有时使这些绅士带回去的只是道义上的满足”。还有，高利贷者，如果没有他们的慷慨，农民需要用钱时就会取借无门。所以，费孝通认为把地主高利贷者叫作坏人是不对的。至于为保障地主剥削残酷压榨农民的催租局在费孝通的笔下也是很温和的，“如果，佃户不肯交纳田租，局差有权把他逮捕起来，送到县政府坐监狱去。不过，如果佃户实在无法缴租，到了年底便把他释放”。请看，在费孝通的没有阶级性的分析和观察之下，收租是地主应得的报酬，缴租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农村中只是和谐的一体，那里有什么阶级和剥削存在。这是十足的地主老爷的胡说，本来不值一驳。但费孝通向我们宣布这是他的社会调查，没有阶级性的分析和观察方法研究的结果。对这种骗局我们有必要加以揭露。恰好我手头有一本“江苏省农村调查”，其中就有苏南二十三个县（包括开弦弓村所在的吴江县在内）的土地制度的调查。我们把这两种调查拿来作个对比，就可以明白社会调查本身是具有多么强的阶级性了。
“总之，地主阶级与反动政府‘沆瀣一气’，残害农民。有些地主为了欺骗农民达到迅速收租起见，曾规定‘限前有让，限后加罚’。如嘉定地主规定‘七月七折’，‘八月八折’，‘九月九折’。正如‘租核’所载：‘……田禾至十月方登场，而租限已自九月中始，及其脱粟而粜，则租限早满，无毫发让矣’！实际非但‘无毫发让’，反而只有加罚。青浦太仓等县规定‘三限’：‘头限’十天至半月，过期按原租额加一成（亦有加十斤的）；‘二限’七天至十天，过期按原租额再加一成（或加十斤）；‘三限’五天至七天，过期再加一成（或再加十斤共三十斤）。吴县光福区地主汪秋生曾用“三比”酷刑对付欠租农民，‘三比’是三天一‘小比’，五天一“大比”，七天一‘血比’。‘比’的方法是把欠租的农民，按置在一种特制木架上，掀翻屁股，用鞭子猛打，一直到见血，才叫‘血比’。句容县桥头镇地主华锦之的牢房里，五年中关过四百多个农民，有些则被杀死在牢里。溧水板桥乡地主正明德并且造了堡垒来监禁农民。无锡梅村区地主薛念恩堂逼租时用‘滚笆斗’，‘吃毛竹筷’，‘坐冷方砖’等残酷刑具，对付欠租农民。昆山、常熟两县地主对欠租农民采用游街，锁庭柱，裁田，站笼，人质，戴枷，滚笆斗，拷打，开差船，放水灯等二十四种逼租方法。不少地主备有手铐、脚镣、铁锤、棍棒等凶器，动辄扣押吊打农民，逼得无数的农民家破人亡，逼死了无数的善良农民。”
同样的农村，我们的调查与费孝通的所谓调查竟然如此不同。请问费孝通社会调查的方法真的没有阶级性吗？
至于我们今天的社会调查是通过党的组织和群众密切联系，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而调查又完全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自然得到农民的信任，因而农民敢于讲真话，材料的真实性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共产党的调查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调查相比有更大的科学性、准确性。
以上我们所讲的还是解放以前的例子。解放以后据说他们已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唯物主义者了”。现在我们就拿右派先生们在今年这个不平常的春天所作的调查来看看。
右派社会学先生们到处吹嘘李景汉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产的今昔”。陈达说“李景汉教授在这次调查中所用的，正是最典型的社会学的方法。”李景汉的这个调查如果说他多少反映了解放前后农民生活的一些变化，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旧名声太不好了，想做一点骗取人民的信任的事情，所以他多少反映了一点农村变化的实际情况。但如果作为农村的社会调查还差得很远。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看来，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在于通过具体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社会事物的内部联系，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以便克服困难改进工作。简单说来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李景汉的报告只不过反映了一个五口之家的家庭生活情况今昔不同的对比，罗列了许多现象，连苍蝇蚊子也没有漏掉，但却全然没有反映事物的内部联系。这五口之家当作孤立的现象被考察着，我们全然看不出它的富裕生活的内在的必然性在哪里。文中也提到农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却不知道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自然也谈不到从这篇文章中找寻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仅仅起了照像机的作用。并且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没有改变，最后还长出一根毒刺，说“人们都知道昔日把人当牛马是不对的，而今日却有时把人当拖拉机用一用”。一句话否定了全篇的情况，使人感到生活改善变得毫无意义。难道这样的农村调查可以说是科学地反映了农村的情况吗？
至于费孝通的“重访江村”，是不能算得上什么调查研究的作品的。因周叔莲等同志已对他的这篇所谓调查作了揭露和批判，这里就不再作详细的分析了。
根据上述情况，资产阶级右派热中于社会调查，决不是在搞什么科学研究，而是别有用心，想借调查之名搜集国家机密和社会情况，作为向党和政府进攻的资料，并向帝国主义国家供给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报的阴谋活动。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旧社会学复辟的阴谋，保卫马列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7版()
专栏：
汉字必须改革
李烛尘
我从认汉字和使用汉字到现在，多说有七十年，少说也有六十年。几十年来，我深深感到汉字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必须是拼音化。
汉字必须改革
我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可是文盲却占人口的70％以上。自然旧社会和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我认为这也是原因之一。
汉字字数多，结构又多数是繁杂的，记和写都很困难。回想一下我们在儿童时期认字和写字的情形，再看看今天的儿童学习汉字的那种艰难情况，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同情吗？记两千常用字，对儿童和文盲都是颇为艰巨的任务。一句话，汉字的最大缺点是难认、难记、难写，影响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为广大的儿童和劳动人民着想，汉字必须改革。
汉字虽然有上面这样严重的缺点，但是一提到汉字改革，总有些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不同意甚至坚决反对。如有人说，“汉字并不难”。我看这样的人和“好了疮巴忘了痛”的人一样，忘记了当年初学“三字经”“千字文”时的痛苦了。我想这些人如果能回想一下当年自己学习汉字的痛苦，再设身处地为上两部分人的利益想想，也许不至于不同意或坚决反对。看来讨论文字改革，也同样要先解决立场问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我们对一切事都要求做得迅速准确，并尽可能使其机械化程度提高。可是汉字在印刷、电报和打字等方面，带来的是什么？是费工、费时、效率低。为什么？不也还是因为它不是拼音文字的关系吗？我曾经这样想：如果有人在印刷、电报、打字这几方面把每年浪费的时间和人力算一笔账出来，那一定是相当惊人的。这一笔账，一定会更加促使我们认识文字改革的严重意义。
在我们国家空前的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的情况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弟兄除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外，为了同汉族交往，也还需要尽可能地学习汉族的语言和文字。如果汉字仍是原封不动，少数民族的弟兄们学习起来困难是很多的。
此外，汉字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科学技术交流中，也起了某些阻碍的作用。例如：国际上通用的一些科学名词，许多国家是照原音译成本国文字，而我们必须单搞一套。同样，如果把我们研究的成果翻译成外文，困难照样出现。这一点，乍看来，好像问题不大。可是科学界和工程技术界的人们已感到很伤脑筋了。由此我想到，今后对一些外来语的吸收，是不是可以适当地或尽可能地按原音翻译。
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
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不仅是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是文字改革问题是一个影响整个民族文化生活的重大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复杂问题。因此，改革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操之过急，两步并做一步走，也不能迟疑保守，踌躇不前。
我认为，现在“一方面整理和简化汉字，另一方面推广普通话，拟定和推行拼音字母，进行拼音文字的研究工作”的方针，充分地体现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汉字的演变，从笔画的多少来看，基本上是由繁到简的。没有整理和简化汉字以前，群众就创造了大量的简化字，广泛地应用着。这说明人们都觉得汉字难认、难记、难写，因此要把它改得容易认、容易记、容易写些。这一点也说明了简化汉字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是妥当的。
“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有人对它不怎么感兴趣，说什么“快变成文盲了”。我看这种感叹和顾虑是多余的。简化汉字因为是“约定俗成”，所以有很多字，如“办”“边”“会”“丰”“时”“党”等是人们早就熟悉的。这怎么会“变成文盲”？当然，有些字如“买”“尘”“币”“杂”等，因为有的是草书楷化，有的是古字新用，有的只在某个行业中通用，有的是在某个地区通用，认起来是有些困难。但只要稍微动动脑筋，问题也就解决了，不至于“变成文盲”。为了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千千万万的儿童，知识分子应该动动脑筋。
我喜欢“墾”“犠”“醫”“竈”“繩”等字简化成“垦”“牺”“医”“灶”“绳”。我想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千千万万的儿童更加喜欢。道理很明显，这些字看了不叫人眼花缭乱，写起来比过去简单。
汉字不论怎样简化，终究不及拼音文字。可是由于咱们的方言分歧，想在较短的几年内推行拼音文字是不可能的事。但只要大力地推广普通话，条件就能逐渐具备。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人能说普通话了，那时用拼音文字一拼，表情达意该是多么亲切，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好处该是多么巨大！在这方面，我觉得目前的宣传与推广工作做得是差了些。听说在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师中就有很多人还没学普通话。在机关里和公共场所中我也常听到很多人操着方言土语。在谈到说普通话时，常有人说：“来北京的人要说北京话，必须下火车时就改，那时改不成，以后就别打算再改了。”言外之意是怕改得南腔北调，惹人家笑话。像这类的顾虑和保守思想，对推广普通话是不利的，必须打破。当然，没说北京话的，也不全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有人是说惯了方言，乍说北京话还不习惯。对这些人，我们希望他们“习惯”。
为了将来采用拼音文字，大力宣传与推广普通话是当务之急。至于“拟定和推行拼音字母，进行拼音文字的研究工作”，更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了。
打击右派对文字改革的恶毒进攻
几年来，政府在文字改革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还清楚的记得：在1952年前政务院的时候，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就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4年12月国务院又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继续进行研究。这两个委员会几年来在文字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成绩是不小的。这是应该肯定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两会工作中的最大的优点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上做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关于这一点查看“人民日报”6月30日曹伯韩先生所写“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要在文字改革的题目上做文章”一文就可以一目了然。我不想再重复。那么，右派分子们，如章伯钧、罗隆基之流，为什么要在文字改革的题目上做文章，歪曲事实呢？我看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右派。
对于攻击文字改革的一切右派分子，我们必须给以充分的揭露，有力的驳斥。只有打退了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的恶毒进攻，文字改革才能顺利进行。当然，文字改革的具体问题还很多，对于这些问题，还必须继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参加研究和讨论的人越多，文字改革的成绩越好，这是必然的。我相信文字改革会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我相信文字改革会一步步地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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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苏德历史家委员会将召开科学讨论会
苏联和民主德国历史家委员会最近发出联合通告，宣布将于本年11月下半月内在莱比锡召开科学讨论会。根据今年2月5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成立苏德历史家委员会议定书的规定，委员会每年分别在苏联和民主德国举行两次科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有两个中心题目：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的影响；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中的基本倾向。第一个题目是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第二个题目是针对某一专题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史学著作。
为了进行细致深入的讨论，除全体大会外，每一大题目又分为三个小组。第一个题目将分成：（1）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革命发动的影响；（2）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战斗政党形成过程的影响；（3）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德国的对外政策。第二个题目将分成：（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的国际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史学对它的解释；（2）资产阶级史学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3）资产阶级史学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联合通告已拟定将在大会和小组上宣读的报告题目和报告人（约五十余人），其中有举世知名的历史家，也有年青的历史家。
苏德历史家委员会已向各国历史家和历史研究和教学机构发出请柬，希望这次会议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会议除了企图阐明对苏德两国的历史科学有共同意义的重大问题之外，还希望通过会外接触促进各国历史家之间的意见交换，并进一步加强历史领域中的有益的国际合作。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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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发现的一批有关中苏关系的文件
据苏联“历史问题”1957年第三期报道，在苏联新西伯利亚省国家档案库里，发现了一批有关中苏关系的文件。这是1921年9月苏俄新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和我国新疆当局关于共同协力消灭白匪的谈判协定及其他一些文件。
1920年，白匪高尔察克的将军巴克奇纠合鄂伦堡哥萨克军团残部组成一支约二百人的队伍，在受到苏俄红军的追击后，逃入蒙古西部，又联合白匪开果洛多夫和卡桑采支的队伍进行骚扰活动。蒙古人民革命军在红军的协助下给白匪以沉重打击。巴克奇遂窜入新疆塔城、承化一带，继续危害中苏两国人民。为了彻底消灭这一共同的敌人，1921年8月我国新疆当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在塔城举行了谈判，两国代表并签订了协定。协定规定了双方配合行动的办法，由于中苏两国军队根据协定配合作战，终于很快歼灭了窜入新疆的全部白匪。军事行动结束后，苏维埃政府又和新疆当局进行了关于商务协定、关于建立友好关系和在塔城设置苏俄领事馆等谈判。
毫无疑问，这些文件的发现，对研究中苏关系，特别是我国新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