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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农业社秋收分配中的好现象
普遍增加公共资金积累 为明年扩大生产作准备
新华社太原13日电 山西省各地农业社在秋收分配中，普遍调整公共积累和消费分配的比例，适当扩大公共资金的积累，为明年扩大生产创造条件。据统计：今年农业社将从农业生产总产值中抽出一千九百六十多万元作为公积金，并且把其中的40％左右立即投入冬季农业基本建设。晋南、长治等地农业社为此曾对个人与集体，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结合问题作了讨论。各社公积金比例，初步确定一般均由去年的5％提高到10％左右。阳曲县五星农业社接受了去年公共积累少，使今年肥料缺乏，畜力不足，养猪事业不能很快发展，而且负债的教训，今年将从总收入中抽出一万五千多元作为公共积累，使明年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比今年增加两倍多。
据中共山西省委调查分析：各地农业社去年分配中，有的发生忽视公积金积累的偏向，给今年扩大再生产带来了困难。全省两万多个农业社中，仅有20％的社具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其余的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或必须由国家贷款帮助。鉴于这种情况，今年中共山西省委要求：增产社在保证80％到85％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条件下，从实际收入中扣除公积金的比例可占到5％到10％，增产多的社可占10％以上；减产社也要适当积累一定的公积金，以便明年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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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勘探喜讯
江西有个大铜矿
江西省东北部最近发现了储量丰富、规模巨大的铜矿床。
根据去年普查时掌握的材料，地质人员今年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目前，已经打下去的几十个控制钻孔，都已孔孔见矿。矿层很厚，有的有几百公尺；覆盖层很薄，便于露天开采。现在控制的储量已经比开始普查时所估计的数字增加了两倍。
在离这个矿区三公里的地方，最近又发现了新的矿化点。大规模勘探工作正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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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勘探喜讯
开平盆地矾土好
冶金工业部地质局华北分局五零五勘探队的职工们，从今年2月起，在开平盆地北部边缘上进行了勘探。根据七个月来槽探、井探和钻探取得的资料，肯定唐山地区拥有丰富的矾土矿藏。
已经探明的范围内有硬质粘土、半软质粘土、软质粘土等。经过化验证明，一般矾土含三氧化二铝都很高，是世界上少有的高铝矾土。据地质人员化验分析，这个地区的矾土不仅能制成冶金工业所需的高级耐火砖和一般耐火材料，含铝较高的矾土还能冶炼铝。半软质粘土和软质粘土是制造建筑磁、电磁、家庭日用磁的主要原料。
（邢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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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勘探喜讯
文山到处有水晶
云南文山专区的广南、富宁、马关、西畴、麻栗坡、砚山、文山等县，发现大量无色透明的水晶矿。
据苏联专家说，文山专区是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开采水晶矿最有发展前途的地区。广南县的水晶矿产量最多，几乎各区都有，被人们称之为“水晶之县”。这些水晶矿一般都露出地面。有的只离地表一、二公尺，很易开采。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水晶矿长的有十五公分，直径在十公分左右。经鉴定证实，有些水晶矿，有30％的晶体可用作压电石英；一般均可用作熔炼石英。
水晶是国防工业和化学工业中不可缺少的原料，也可制作贵重的装饰品。
（文山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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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广苏联植棉技术战胜自然灾害
玛纳斯河垦区棉花大丰收
新华社乌鲁木齐14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部队玛纳斯河流域垦区三十万亩棉花大丰收，雪浪般的银花开遍玛纳斯河两岸。成万名战士和职工正在一望无际的棉田里紧张地收摘新花，各农场的晒花场上堆积如山的棉花正在晾晒，即将入库。根据目前部分田间产量鉴定，整个垦区的棉花平均每亩可产籽棉二百二十斤到二百五十斤，比去年增加15％到20％左右；单位面积产量在四百斤以上的棉田大大超过1956年。今年由于至今未降秋霜，霜前花达70％以上，花絮的绒长、韧度和光泽都优于往年。
今年玛纳斯河流域的棉花曾经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4月中旬，西伯利亚寒潮侵袭这个地区，田地冰冻，并有雨雪。直到5月下旬，这里的气温和地温都很低，刚下种的棉籽一部分被冻死，大部分在地下三十天到四十天不能出土。为了挽救棉苗，各农场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战士和职工，在大面积棉田里用人工“解放”棉苗。在幼苗期间，各农场提前进行了深度中耕，增施磷肥，促进幼苗生长。安集海、乌拉乌苏和车排子等农场由于春旱缺水，积极打井、挖泉、寻找水源，并实行了经济用水制度，使大部棉田都度过了旱期。今年整个垦区普遍推行了苏联专家果列洛夫提出的横向间苗，浸润灌溉，保留油条等先进植棉技术，对保证棉花增产、抗灾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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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丰收
丰收
沽源口蘑
全国盛产口蘑的河北省塞外沽源县今年口蘑获得空前丰收，预计全县能产七千余斤，比去年多产一倍。
从立秋以后是产蘑旺季，每到雨后，各村庄的老头、妇女、儿童拿着筐篮，口袋到草滩、草坡去采集。
这里的蘑菇品种很多，有白蘑、黑蘑、香心、草汀……其中以白蘑味道最好，黑蘑产量最多。 （丁桂生）
房县银耳
湖北省驰名的房县银耳，今年又获得丰收。全县今年总产六万四千两，比去年增产14％。这批银耳按当地售价值人民币三十二万元，是房县山区人民的一笔很大的收入。目前第一批九千六百两银耳已运往武汉等大城市。
银耳是一种含胶质极多的真菌，是一种很滋补的食物，对恢复肌体的疲劳等有一定的功效。 （孙明道）
花地杨桃
广州市郊的花地杨桃正在大量收获中。今年花地杨桃总产量估计可达八百万斤，比去年增产二百万斤左右。
花地杨桃富有清甜、皮薄、汁多、肉脆的特点，特别是以老树出产的黄肉青边称为“红果”的杨桃最为人们所赏识。目前广州市有关部门正在把收购到的杨桃，源源运往首都、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供应人民需要。 （李少球）
金华佛手
著名的金华佛手今年获得空前丰收，10月份可以大量上市。
金华县五万多盆佛手树，今年有三万四千多盆结果累累。罗店、西吴和后西沙等村的佛手产量，比去年增加64％。供销合作社已收购佛手五百多斤。
佛手含有特殊香料，除供欣赏外，还是治疗心脏病的重要药剂。（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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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湛江港之夜 赵慕志摄（南方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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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桥梁史上的奇迹
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 茅以升
长江是亚洲第一大河，武汉长江大桥是亚洲第一大桥。今天这座亚洲第一大河上的亚洲第一大桥在武汉举行落成通车典礼，中国人民数千年来的梦想实现了。这是我国交通史上空前辉煌的一件大喜事，作为一个桥梁技术工作者，我对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更感到无比的兴奋。解放以前，桥梁工作者对在武汉建桥也曾有过一些建议、勘测、钻探和设计，我自己也曾参加过设计并写过计划书，但在反动统治下，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都只是纸上空谈。中国一解放，武汉建桥就有了希望，今天更成为事实。为什么人民几千年来的理想，桥梁工作者三番五次的勘测，在解放前终成泡影，解放后却迅速付诸实现了呢？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回忆解放前造桥，真是困难重重、寸步难行。一个单位造桥，其他部门有的袖手旁观，有的甚至从中破坏，根本谈不到协作配合。今天情况不同了，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各个部门的配合协作。中央人民政府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公布后，各个部门充分合作，全国各地积极支援。这种一致行动，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谈到人力、物力的使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解放以前，我国也建造过一些比较大的桥梁，但其中除极少数是由我国人设计并承包一部分工程而外，其余都是由外国人包办一切，用外国工程师，外国材料，外国机器和外国借款建造的。今天的武汉大桥，尽管规模比前大，工程更困难，却完全不同了，它是由我国工程师设计，用我国钢铁，我国机器，我国材料，在我国制造，并且全部用我国财力建成的。这在中国桥梁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若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如若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逐步奠定，大桥施工所需的钢铁、机器、水泥、木料、电力以及一切其他器材设备的供应，是不可能赶上工程进度的。如若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群众积极性无比高涨，创造发明多不胜数，大桥也是不可能提前完工，并且取得了质量高、造价低的成果的。再从培养技术力量来说，解放前几十年间，我们还没有一支起码的技术力量，在武汉大桥施工期间，却先后训练出大批的桥梁技术干部，到今天已足敷十个桥梁工地之用，奠定了今后桥梁技术上的人力基础。有了这样的人力物力，我国今后的桥梁事业，就能充分发展。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开辟了桥梁技术的一个新纪元。在水深达四十五公尺的岩层上建筑桥墩，而深水时期每年达七八个月之久，再加其他种种不利的水文气象和地质条件，是桥梁史上罕见的艰巨工程。这座桥的钢梁制造与架设，引桥和联络线的修建，都包括规模巨大、内容复杂的结构工程。但是这样宏伟的建筑竟然在史无前例的短短二年时间内全部完成了！这说明我国桥梁技术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因而在苏联专家的创议和协助下，能以大型管柱钻孔法的创造性的新技术，来胜利完成关键性的桥墩建筑。在这些新技术中，用大型的钢筋混凝土管，以震动打桩机，配合射水，使之下沉，然后在管内用十字带弧形的钻头，向岩层钻孔，在孔内放钢筋笼架，最后以水下混凝土将钻孔等空管填满，是世界桥梁史上第一次应用的。经过多次试验和研究，现在已经证明，这种新技术不但适用于武汉大桥，而且也适用于其他桥梁；不但适用于桥梁，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各种水下建筑；比起原有的各种水下施工方法，都能得到更好、更快、更省的结果。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震惊了全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近两年来，我因参加国际会议和团体访问，曾在日本、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作过关于这座大桥的施工技术的公开讲演。听众中很多人都以为中国的经济和科学向来非常落后，但在今天竟能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修建这座亚洲第一大桥，感到万分惊奇。特别是我国的技术力量已经发展到足以在长江深水急流中施工的程度，敬佩不已。我们修桥的速度更使他们惊异，都认为这在他们本国是不可能的事，以致几乎达到难以相信的地步；而实际上我的报告还总是落后于施工进度的。例如1955年12月在东京报告时，我说桥墩围囹已有两个下水，但实际上那时已有四个下水了。去年我在各国的报告里，总说大桥要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工，今年8月往伦敦开会所带的印发文稿中就改说要在今年9月通车，但实际上，在8月15日就试行通车了。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苏友谊的结晶。我们建成了武汉长江大桥，也一定能建成更多的、像武汉长江大桥一样规模巨大、技术复杂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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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衷心感激苏联专家对我的帮助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 顾懋勋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转瞬就要来到了。在这样一个举世欢腾的节日里，我谨以满怀兴奋的情绪，就我在解放以后所切身感受的苏联专家对我的熏陶，摭拾东鳞西爪，撰成本文，用以表达我个人对这伟大节日衷心的诚挚祝贺。
当伟大的解放战争的矛头在1949年直指我国江南名胜地区——杭州的时候，我正在浙赣铁路局工作。我当时已是两鬓渐霜年逾半百的人了。解放半年后，从浙赣奉调至铁道部工作，我第一次欣遇苏联专家金戈林克将军。我们的会晤是为加固郑州黄河桥而交换初步意见的。这次会晤所给我的印象是：苏联专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十分和蔼可亲的，对于技术问题的处理是实事求是的。在郑州黄河桥的问题上，经过这次会谈，我们的意见终于由分歧而得到统一了。分歧何在呢？起初，由于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胜利的几年中，我没有看到过郑州黄河桥，而早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对这座老桥的印象就是很坏的，因此我对它有先入为主的看法。我认为，这座大桥开始修建时就并不牢固，经过五十多年的时间考验，加以连年军事破坏，维修不善，这座老桥应是接近报废和就木之年了，加固复新，好像大可不必。苏联专家的意见恰好和我相反。他在应邀来到我国以后，曾经一度去看过这座桥，经过实地考察，他认为这座桥还是可以加固复新的。他认为，在军事刚才大定国家元气尚未恢复的时候，我国不应侈谈修建新桥，相反的，应该尽可能地在不费很多工料的条件下，尽量加固和利用现有的东西，以便物尽其力，用尽其材，从而发挥一切有利因素的潜在力量。这种爱惜我国财产如同爱惜其本国财产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给我一个极为生动而深刻的教育。有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金公（我想这样来尊称金戈林克将军）的谈话对我的教育意义就是如此！我当时深深感到，掌握马列主义的苏联专家确是和以强取豪夺为职志的美国专家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换一个美国专家，他是根本不会提出加固复新的意见的。这种说法是不是过火呢？不，这一点也没有过甚其词。在解放前不过一两年，美国的莫礼逊克努生公司的工程师不是也曾来我国看过这座桥吗？他们提出些什么意见呢？他们毫不犹豫地判死了这座老桥，同时，为了找一笔赚钱的生意，他们要求我国当时的反动政府以十万美元的代价到美国去作一新桥的设计。他们的要求在当时当然得到了满足，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欲望不仅在于取得这一笔很高的设计费，而是希望我国当时的反动政府请他们来包办代替地修建这座大桥，从而掠夺我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摧毁了他们的梦想。这种梦想在我们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是永远不会再有实现的可能了！
在金戈林克将军和我谈话之后，铁道部就指派我领导这项加固设计的工作。这项设计限期很紧。在这项工作中，由于我曾两次亲赴现场做了些“焚膏油以继晷”的黾勉工作，从而及时地提出了加固方案，得到了金公的同意和揄扬，我为此曾受到铁道部的奖励，而这座五十多年的老桥也就按照这一设计，在不费多少工料的条件下，胜利加固完成。
这一次和苏联专家在工作上的接触，给我的教育是意义深长的。我从此坚定不移地树立了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无怪，在1955年国家提出节约和反对浪费的口号时，我就能对长江大桥的几座武昌岸的跨线桥提出修改设计的方案，从而为国家节约投资六十余万元。我本人所作出的这一纤细的贡献，追其根源，是和当初金公在郑州黄河大桥问题上所给我的教育息息相关的。当然，在提出这一建议的时候，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苏联专家鲁登科同志还曾给我直接的支持和帮助，这里也应一并予以表明。
苏联专家，在待人接物方面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同时，他们是富于情感的。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下面的一个例子。当1950年初春，我随金公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到武汉勘察长江大桥桥址、视察当时简陋的铁路轮渡时，由于我在增加轮渡运输能力的具体计算上作得较为详尽，得出的结论较为正确，就深得金公的赞许。他有一天，曾在汉口陈怀民路郑州铁路局招待所里在大厅广众中对我作了极为亲密的拥抱！这种真挚友谊的表现，对我个人是毕生难忘的。
总之，中苏两国人民间的兄弟般的友谊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根深蒂固地繁荣滋长在我们两大民族的人民内心深处的。这一伟大友谊的发扬光大，一方面将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另一方面，也将是奠定世界和平和解放世界人类的主要动力的一个源泉。我谨乘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机会，祝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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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动员各种力量支援农业生产
（续昨）
财政贸易与农业的关系
农产品价格问题是农、商关系中最尖锐的问题。规定得恰当就能够推动生产的发展，规定得不恰当就会引起生产的破坏。在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浙江是茶油产区之一，有油茶林一百二十万亩，战前茶籽最高年产量（1937年）曾经达到六十一万七千担，战争时期油茶林大量荒芜，加以解放以后茶籽价格偏低，某些收购人员又压级压价，农民培育亏本，因而恢复不快。1955年省委检查了经营油茶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发展的措施，两年之内荒芜的油茶林已经大部垦复，新造油茶林约有二百四十万亩。又如晒烟，1950年和1951年连续提高价格，1952年产量达到二十四万担，1952年下半年每担价格由三十二元六角下降到二十四元，产量锐减，最近两年价格稳定在每担二十九元左右，仍然偏低，产量维持在十五万担左右，不能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过去是中央商业系统规定的，虽然留有一定幅度给地方机动调整，但是仍然不能适应各种不同地区的生产情况；调整权下放后情况可能改变。
粮价也很值得研究，增产粮食的重要性，农民是知道的，多数合作社经过党的教育，还能执行国家规定的粮食种植面积计划，但是由于粮价一般偏低，更多的人对生产商品粮食的积极性是不高的，他们即使在种植面积上执行了国家的计划，在加工、施肥方面，却将人力、物力首先放在产值高的作物上面，这样就必然会对提高粮食产量不利。但是由于粮价牵动的面很大，提高粮价在当前是不利的；目前只能通过思想工作和经济工作使粮价维持现状，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农业合作化以后，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中仍然有很大的作用，要增加大量的商品粮食，对粮食价格政策应当作进一步的研究。此外，在价格方面的问题还很多，有关单位忙于行政业务没有很好地加以研究解决，因此地方有必要建立专门研究物价的机构，作为党和政府掌握价格政策的助手。
若干商业单位和指导农业生产单位的协作组织形式问题。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生产，几乎全部是商品性的生产，和商业部门关系很密切。特别是丝、茶等出口物资，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产品的质量要求很严，需要有更好的协作关系。解放前的烟草公司根据制烟需要，来选择烟草品种、种植地区。丝、蚕、桑三个环节的协作是很密切的。我们现在的蚕丝分别由农业厅的特产局、供销社的蚕茧收购办事处、丝绸公司、工业厅的丝绸工业专业公司四个单位分别经营。农业部门指导桑、茧生产，商业部门管收购、运销，工业部门制丝，力量不统一，若干问题又各从本位出发，增加很多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准备把工业和商业的丝绸管理组织合成一个类似托拉斯那样的组织，从任务和组织上求得统一，再逐步研究解决同蚕桑指导机构的协作问题。
商业对农业的投资问题，即从商业利润中抽出一部分扶持农业生产，再从发展农业生产中增加利润收入的问题。如木材、竹材是国家建设中最缺乏的物资，而浙江这种物资有相当数量在深山里腐烂。根据粗略的计算，浙江的木材蓄积量约有一亿立方公尺。其中成熟林和近成熟林约有三亿八千万立方公尺，以二十五年成林计算，不算新造林，只就现有林每年可以采伐一百五十万立方公尺，但是1956年只采伐了九十五万立方公尺。竹林约有四百六十五万亩，每年可以产竹材三千七百万担。1956年群众自用竹材约为一千一百万担，国家采购量只有九百万担。这主要是交通问题。1956年国家和山农投资六十二万元，开辟林道一百七十一公里，河道五百零四公里，解决了占有木材五十六万立方公尺的山区道路问题。这笔投资的利益初步计算：每立方公尺木材山农可得纯山价（指木材纯收入）八元左右，国家可得税收六元、利润十九元。山农和国家所得利益每立方公尺大约为三十三元，就是说1956年投资六十二万元开辟了林道河道，不但有五十六万立方公尺的木材可以逐步运出解决极端缺乏的建设物资问题，而且从这里国家和山农可以获得一千几百万元的好处。交通问题之所以长期未能解决，是由于地方交通费为数很少，不能解决山区道路问题；林业利润虽然很大，但是要全部上交，地方不能动用。像这样一方面货弃于地，一方面供应紧张的情况，还不是个别的，在渔业生产中也有相同的例子。
文化教育和农业的关系
要使我国农业在合作化以后逐步成为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农业，除了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之外，还要解决文化教育和农业的科学研究、科学普及问题。
现在的状况是：一方面大多数农民还是文盲，大多数农村工作干部，虽然具有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经验，但是缺乏农业科学知识。因此干部和群众接受别人的生产经验和总结自己的生产经验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学校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去，或者去了没有发生作用，社会上流行的看法是：“毕业不毕业都是种地，何必读书呢！”似乎农业根本不需要文化。
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农民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学生在得到书本知识之后一定要回到生产实际中去应用。两者是必须结合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地进行这一工作，因此就存在着教育和农业生产脱节的现象。我们缺乏农业科学工作者，但是农学院毕业生的出路问题还未很好地得到解决。国家农业行政机关、农业研究机关、国营农场需要这些人，但是大部分编制满额了，一时也不能作大量的调整；农业合作社很需要他们，但是报酬低，大学生不愿去。大量的中、小学毕业生回到农村以后，如何发挥这些人的作用，问题也未解决。
按照农业发展的需要，省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应该对省内的主要农作物都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县的示范农场应该配备研究员，对县内的主要农作物进行研究；区的技术推广站应该提高质量，使技术员由现在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的水平经过轮训逐步提高到农学院毕业的水平，能够担负起对农业合作社技术员进行辅导和总结合作社技术经验的责任。农业合作社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力量，逐步做到社的农业生产、副业生产以及各个生产队都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担任技术员，使有了一般文化知识的中学毕业生在农业劳动中有明确的努力方向。这些文化、技术工作者不应该脱离生产，而应该全部参加农、副业生产，在生产中按劳取酬。只是为合作社服务的劳动时间，合作社才给以适当的报酬，如同现在对会计、记工员、保管员那样计算劳动报酬。他们执行国家业务或者进修所需的费用，则可以按照情况，由社负担或者由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助。国家的业务行政部门，如农业、林业、水利、水产、教育、卫生等部门，通过这些人员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对这些人进行必要的辅导和帮助。
国家的教育计划，有必要按照农村情况作适当的调整。省的农学院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按照地方需要训练省、县的研究员以及区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应当以轮训合作社的技术员为主要任务，学生由合作社保送，不再在社会上招生。学制、课程都应当按照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农村中、小学在保持必要的基础教育的原则下，应当讲授农业生产和合作化的基本知识。
在农村有了这些文化基本力量之后，大专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应当规定一定比例的名额，由这些基层单位选送，逐步缩小那些不参加生产实践就继续升学的高中毕业生的比例。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学校培养的专业人才是经过生产实践考验的优秀分子，教育和学习目标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变“毕业就升学”和学生轻视劳动的传统影响。为此，应当规定必要的制度，对业余自学的学生实行定期考试，成绩及格的发给文凭，从而打开在业青年通向大学的道路。
教育普及问题，从浙江情况来看，农村小学应当逐步实行“社办为主、公助为辅”的方针。我们初步计算，如果在1967年做到95％的学龄儿童入学，每年要递增学生二十五万人，教师以一比三十计算，要增加八千三百三十三人，经费每年要递增三百五十万元，到1967年当年小学经费要达到七千一百三十三万元，这十一年中共需增加国家预算支出二亿三千一百万元。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完全由国家负担，会影响其他建设事业。如果采取社办为主的方针，这个矛盾就可以由合作社去解决，不需要集中由国家来解决。当地合作社的生产发展快，就可以使教育的发展也快，生产发展慢，教育的发展也要慢，快慢都由合作社自己决定。许多问题分散了依靠群众力量比较容易解决，集中起来成了大问题就很难找到统一的有效的解决办法。人民生活的许多问题，历史与现状都是以分散解决为好，国家集中的太多，容易分散国家解决必需解决的问题的能力，养成人民群众的依赖观点，增大解决问题的困难，增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矛盾。
要以争取实现工业化的决心来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工业化重要性的宣传，从提出总路线以来一直在坚持进行，这完全是必要的，它已经形成巨大的动力，吸引着广大群众为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奋斗，各个工作岗位上的人们，也都以能够支援工业建设为荣。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并不比铁路建筑工人、地质勘探人员的生活条件更苦，但是不少青年学生、转业军人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若干农村青年也不安于农业生产，在工业、商业、文化工作岗位上的人们对支援农业的倡议也不多。这就说明我们对于农业重要性的宣传还是不够的。从浙江情况来看，农业发展的速度在今后的十年中如果不能迅速地增长，则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紧张情况仍然是不会和缓的。浙江的人口，1936年是二千零六十六万
（这个数字来自抗战前“浙江经济统计”），到1956年已经增加到二千四百十一万，增加了16.7％，与此同时，粮食生产只增长10.7％，即十四亿八千万斤。这样一来，每人平均原粮由六百六十八斤减到六百三十四斤，即减少了三十四斤。解放以后，从1953年到1956年，粮食每年平均增长2.25％，而人口每年增加2.45％，人口增加的速度也超过了粮食增长的速度。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情况，除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以外，应当加快农业增长的速度。为此，必须坚持宣传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教育全体人民以争取实现工业化的决心来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目前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可以集中力量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增产的道路是很广阔的，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可能性，以便动员农民安心搞好农业生产，动员青年学生、转业军人参加农业生产，动员一切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支援农业生产，使全体人民深信经过艰苦奋斗，可以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我国农业可以逐步地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农业，农民的文化、物质生活也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获得改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中省委的领导重点是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没有能够从思想上组织上系统地研究和解决这些协作问题。经过初步研究以后，感到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经济生活是有机的整体，各种生产活动是互相联系的。生产的发展要求分工细、专业化，许多专业机构就不断地建立起来。专业化的发展，一方面给提高业务带来了好处，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发展了互不了解情况和本位主义。我们缺乏领导建设的经验和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又使我们不能及时地发现和解决随着专业化同时提出的协作问题，国家的现行体制，使地方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也有若干困难。这些问题在整风运动以后将会有根本改变，整风将从根本上克服协作中的思想障碍，全党在研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将进一步地解决在科学分工基础上的协作问题；而重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协作问题也可以克服若干从本位主义出发的矛盾。“简单的协作，也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来。”（见马克思“资本论”），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拥有国家范围的协作规模，如果能够使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科学成果，集中应用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上来，农业的发展速度不仅可以实现由2.25％—5％的增长，而且可以期望出现更高的增长比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