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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粮食不够而是社会主义觉悟不够
富裕中农存粮最多叫喊缺粮最凶
京郊大辩论中揭穿了秘密
富裕中农最会装穷
本报讯 最近，在北京郊区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揭穿了一个粮食问题的秘密：原来叫喊留粮标准低、粮食不够吃最凶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家中存着不少粮食的富裕中农。
比如前进农业社的富裕中农社员陆文山，老是吵嚷“粮食不够吃”“要挨饿了”，实际上却是一个存有八千斤陈粮的大余粮户。存的玉米、豆子、小麦等粮食，有好多都被虫吃、鼠咬、发霉变质了。
六里屯乡的富裕中农韩永祥、韩永珍、徐荣等经常跑到粮秣干事那里吵嚷粮食不够吃，央告国家补充供应粮食给他们。可是，这次一了解，这几户都是存有大批粮食的余粮户。韩永祥家原来说“今天晚上就没吃”，结果，存了近七百斤粮食。韩永珍家存了各色粮食一千一百多斤。
昌平区马池口乡丰收农业社第四大队第二生产队，通过由贫农妇女谷淑兰和富裕中农妇女杨秀珍所引起的一场热烈的辩论，才弄清楚全队叫喊缺粮最凶的富裕中农杨秀珍，家里还有余粮一百二十多斤。
大辩论中还发现不少农民本来并不缺粮，但是也跟着富裕中农叫喊缺粮，要求国家提高留粮标准，增加供应。比如东郊区金盏乡的农民，平均每人全年留粮三百七十五斤，本来完全够吃够用。但是，这个乡的农民却经常叫喊粮食不够吃，要求国家供应了大量粮食。这次经过调查，七十二户叫喊缺粮的农民中，有六十九户根本不缺粮，而且还有存粮三万多斤。除去今年的口粮外，还有余粮二万多斤。再如昌平区马池口乡丰收农业社第四大队第二生产队，也有很多户喊着不够吃，经过辩论证明，真正缺粮的只有贫农王玉容一户。
红光四社社员摆出陈粮
叫喊缺粮的富裕中农认错
本报讯 9月21日晚上，河南省登封县卢店镇红光四社的会场上悬挂着耀眼的汽灯。社员们都扛着粮食来向常说粮食不够吃的富裕中农贾春和进行辩论。贾春和在铁的事实面前，哑口无言，低头认错。
贾春和是被合作化的大风暴卷进社的，入社后厌恶劳动不好生产，收入比入社前有所减少。因此，他一贯不满意干部，不满意党，不满意合作化，不满意粮食统购统销，群众给他起名叫“四不满”。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到处说：“合作社不如单干。”有一天他曾往镇人民委员会连跑几趟，要求退社。他说：“统购统销卡死了人，三百八十斤粮食根本不够吃，我整天不吃馍，光喝稀饭。”“社里80％的人都没啥吃，新社会还不如旧社会逃荒要饭好！”他这些荒谬言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开展大辩论以来，大会，小会，已和他辩论四次，但贾春和总是不承认错误。
为了彻底批判贾春和的资本主义思想，9月21日晚上，全社一百七十户中、贫农，有一百三十五户都扛着陈粮，共四千二百多斤，向他展开第五次论战。辩论会一开始，韩铎站起来说：“春和，你咋说现在的生活不如过去逃荒要饭好呢！你真不知道韩狗娃全家五口人1942年逃荒在外全都饿死了的事吗？如今你见过几家逃荒要饭呢？”贾春和接着说：“我说的是现在粮食不多，好些人都没啥吃，其实是没有逃荒的。”这一说，有三十几个人站起来要求发言。六十七岁的李天库老汉拄着拐杖，背着粮食挤到前面，把粮食往贾春和面前一搁，说：“春和，你年轻少壮，讲话可不能昧良心！我家五口人，三个大人两个小孩，我和你一样分粮食，俺家的馍可没断过，吃的好不好，左邻右舍都知道。我还有陈玉米，你咋说粮食少不够吃呢？”翟小保拿着去年分的陈麦、陈扁豆对贾春和说：“你家四个大人两个小孩六口人，俺家也是四个大人两个小孩六口人，和你一样。去年麦季分麦子，你比我分的还多哩，可是我还有陈麦子，你却不够吃了”。这时贾春和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听三队一组有人叫喊，我才喊啦！”荣老虎向前走了走说：“你听谁说俺组没啥吃！俺组十七户，八十五口人，人人都够吃，户户有余粮。来，都把粮食扛来叫他看！”霎时间，贾春和面前的粮食一袋一袋摆了一大片。这个说，这是陈谷子，那个说，这是陈绿豆。这时，贾春和才说：“我的资本主义思想太严重了，说实在话，俺家也还有二百多斤麦，五十多斤玉米，二十多斤绿豆，三十多斤扁豆。俺家在家吃好的，出来拿着麸子蛋馍，叫喊没啥吃。我错了，我以后决心和大家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
囤积三千斤还叫缺粮
车站乡农民揭露贾六保
本报讯 9月17日，河南省薛店车站乡农民举行了辩论会，驳倒了假喊叫缺粮的富裕中农贾六保，并揭发了他囤粮的事实。
贾六保家有五口人（现在实际在家四口）。他家里明明存有大批的余粮，却一天到晚装穷叫苦，说没有啥吃，整天缠着干部不放，要求买粮。
经过辩论，贾六保承认了自己过去喊叫缺粮完全是假的，现在他家中存有余粮三千多斤和陈大枣一千斤以上，并表示愿意把这些余粮全部卖给国家，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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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引人深省的一课
叫喊“快要饿死了”的富裕中农曹庆功存粮展览会
一个引人深省的展览会，正在京郊南苑区红星集体农庄巡回展出。展览会上放着富裕中农庄员曹庆功隐瞒的大批粮食，有的已经霉烂了。曹庆功在“秘密”没有揭穿以前，成天叫嚷着：“快要饿死了！”“没布票，要光屁股了！”现在这个“缺粮缺布户”的家底终于被和盘托出。庄员们在参观了展览会后，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
在“曹庆功问题”的讨论大会上，富农萧永和自动交代出家里存了四年的陈粮二千三百一十斤。他也是一个嚷着“不够吃”而宁愿让粮食霉掉烂掉的人。（右上角是他的另一部分存粮）。
庄员们参观展览会。会上陈列了曹庆功收藏的八百斤陈粮，十四匹布，做好的新衣服六十件，新棉被三床。
赵庆珍参加农庄后没有出过一天工，天天搞自留地。参加“曹庆功问题”讨论后，她的思想有很大转变，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农庄劳动时向人说她的认识。
在红星集体农庄安家落户的新庄员们、原北京市商业局的干部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大辩论，他们感到“曹庆功问题”真是一课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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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吸取失败教训 重新组织队伍
楼寨二社进行大辩论补课成功
据南方日报消息 广东惠阳县楼寨第二农业社，吸取前一阶段大辩论失败的教训，充分准备，重新开展大辩论，终于驳倒反面意见。
楼寨二社是惠阳县大辩论试点社。这个社在鸣放时，反复解除干部和群众顾虑，发扬了民主，全社90％以上的社员发表了意见，基本达到鸣深放透的要求。但是，转入大辩论时，事先对反面的论点是什么？没有分析。用那些材料去反驳？没有收集。上中农敢不敢起来争辩？也不摸底。所组织的辩论队伍，只是进行了回忆对比的教育，没有提出反面意见来研究过，也没有经过小争，分清问题的是非。在这样情况下，就匆匆的开展了大辩论。
空枪上阵，打无准备的仗，辩论成僵局
由于打无准备的仗，辩论一开始就成僵局。一种情况是：大家都讲合作化优越的空洞大道理，辩不起来。另一种情况是：没有材料，辩得牛头不对马嘴。如贫农社员胡珍友说：“我说合作社不好，很多人超支。”积极分子反驳他时，只是这样说：“你现在生活不知比解放前好多少，还说合作社不好，真是忘本。”又如上中农张二说：“合作社好在那里，社里种一担种（十斗）不如我单干时种一箩（五斗）好。”积极分子只是说：“你的田是谁分给你的？解放前耕地主的田，受剥削，结果卖了一条牛交租，这些你就忘记了？！”根本没有针对着别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反驳，就草草收兵了。结果是经过这一场空枪上阵的辩论，社员的觉悟没有得到提高，很多谬论没有被驳倒。上中农反而三三两两在背后议论着：“说合作社好，为什么八成社员超支？”
“每个劳动日二角五分钱，合作社好在那里？”……一部分贫农也是这样认识。据检查一百一十二户社员，其中有38％没有分清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中农何观仁辩论后反而提出要退社。
吸取教训，组织辩论队伍，收集材料，展开真正的民主大辩论，驳倒各种谬论
9月中旬，这个社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检查和总结了前段大放大鸣大争工作。然后进行了一次大辩论补课。这回，他们吸取了前次的教训，事先在干部和党员中展开辩论，分清是非，弄明大辩论的目的和意义，组成辩论队伍。同时，认真分析找出反面论点，围绕这些论点收集各种材料，干部深入到户，亲自调查。例如，收集单干和互助组生产、收入情况，劳动日值多少，超支户为什么超支，统购统销前贫农和中农留粮数量，现在平均每人留粮四百五十斤明明是够吃，为什么又说不够吃，原因在那里？等等。材料收集好后，集中起来，拿到辩论队伍中讨论，武装大家思想。另外，还贯彻边整边改，积极解决当前能够解决的问题，调动群众积极性。
有准备的真正的民主大辩论开展了。首先，是辩论合作化道路问题。怀疑和否定合作化的人说：“合作社既然好，为什么全社有八成超支户？”拥护合作化的社员便根据收集的材料，具体分析超支户超支的原因。超支户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样样伸手向社要，由于借支过多造成超支；第二种是多搞家庭副业，私自跑单车等等，劳动日少，因而超支；第三种是真正有困难的户超支。据排队，前两种占70％，第三种只占30％。第三种超支户，绝大部分是由于人口多，劳动力少，或者患病等。例如余文香，一家四口人，只有一个人劳动，因此超支二十元。又如李丁秀，一家五口人，两个人劳动，因为妹妹生病，花了一百多元，所以超支。分析了超支原因后，又反过来检查单干和互助时情况。其实那时也是有许多人超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具体表现是：一是卖周转粮，占全社户数70％；二是卖青苗、借债，共三十二户；三是拖欠公粮，单是楼下村就有二十八户。经过这样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便解决了。否定合作化优越性的人又说：“如果合作社优越，为什么去年一个劳动日只分二角五分钱？”有的社员便驳斥道：去年早造遭受严重的旱灾，全社75％的田受旱，一连抗旱五十多天后，还有五百四十四亩望天田失收；晚造也遭受干旱威胁，全年水稻减产，因此劳动日值低。即使是这样，也比单干强。如楼下村有十六亩田，抗旱要经过二里多路，单干时遇上天旱颗粒不收，而去年合作社每亩收一百五十斤。如果不是合作社，在这样旱灾下，粗略计算一下，全社最少有七十九户人会破产和负债累累。另一方面又根据收集材料算了一个细账，合作化前一年，年景正常，那时中农的每个劳动日值二角五分（不包括副业），贫农的才二角，证明合作化后劳动日值是有所提高的。
否定合作化的人又说：“入了社有日无夜，辛苦死，又不自由。”另外一些社员便辩论说：农业社一般是早上七点出工至晚上六点收工，只有农忙时才早出晚归，有时还因为排工不好，太阳一杆子高才出工。但是单干时，自打锣鼓自己唱，顾了这，丢了那，常常伴星星伴月亮，才是辛苦死。许多人又说：入了社，勤劳动，有吃有穿，并没有什么“不自由”。
其他有关否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的各种论点，也是由于充分收集了材料，运用具体事实和充足道理，发扬民主进行争辩，一一被驳倒。
经过辩论补课 分清大是大非
楼寨二社经过这样的辩论补课后，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基本上分清了。原来坚持反面意见的李秉华说：“这样多人超支，一个劳动日只分二角五分钱，我睡在床上翻来复去也想不通合作社好在那里，经过这样争论后，我真正想通了。”第一次辩论后还说合作社不好，提出要退社的何观仁，表示不退社了。大路背村三三两两在背后说怪话的上中农，已口服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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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秦安农业社用大改推动大争
据新华社兰州13日电 甘肃秦安县四百多个农业社在大鸣大放中积极改进工作，推动了大辩论。
各个农业社把社员们提出的意见分类排队，凡属正确的而又为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立即作了严肃处理。莲花区三十多个农业社提出的四千多条意见，已经解决了一半。金城农业社社员对十八个队干部工作作风的批评，社委会研究后，件件做了交代。杨坪社把会计的混乱账目，清理公布，将少记的九个社员的工分补上，错记的四户一百五十石粪土改正了。
各个农业社注意接受群众提出的意见，使起初怀疑观望的人谈出了真心话，积极参加了大辩论。跃紫社原不愿参加辩论的社员现在都参加了。目前全县有82％以上的农业社已由鸣放阶段转入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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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
——内江县史家区区、乡、社干部会议批判黄大光的忘本思想
张珂 沈杰 张利泉
一副对联
四川内江县中共史家区区委会的墙壁上，最近贴有这样一副引人深思的对联。
上联是：“想从前，拣柴又拣粪，茅草棚棚住了几十载，生活苦难无人问，你忘记了？”下联是：“解放后，分田又分土，高房瓦屋住起不搬家，日子越过越香甜，还不知恩？”
这副对联是为黄大光而写的，黄大光今年才满二十二岁。他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里，从小就过着辛酸、苦楚的生活。解放后，他家翻了身，分了土地，参加了顺江农业社。黄大光当上了社的队会计，担任了共青团史东乡团总支副书记的职务，并且入了党。像这样一个农村青年，应该说是青年人中的好榜样了。但是，事情却出人意料之外。
黄大光诉“苦”
9月下旬，史家区召开了一次区、乡、社三级干部会议，开展农村中走两条道路的大辩论。黄大光在这次会议上，竟然说：“解放后的生活不如解放前好，我外侄饿得来舐瓢儿，我父亲临死前连米汤都没有吃一口，共产党压迫人民比过去反动派还凶。共产党的心偏到一边去了”。他还自欺欺人地说：“我自小来就靠着米柜子长大的，从来没有过过像现在这样的生活。”黄大光这些意见“放”出来以后，了解他家情况的人都感到激愤和痛心。纷纷起来同黄大光辩论。
请看真相
中共顺江社支部书记高培成首先揭开了他的底子。他说：“黄大光，我们两人住在一个乡，又是邻居，从小在一个地方长大的，你受的苦我知道，我受的苦你知道，谁也瞒不了谁。你不想想，从前你是什么光景？解放前，你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用‘千柱落地，万担生瓜，四十八口天井，七十二道衙门，来形容你家的房子，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读者们，这几句话对黄大光来说应该怎么解释呢？这是说，解放前，黄大光的家是那么破烂不堪，茅草房的四围是用倒立的高粱秆编成的，倒竖的高粱秆根部就像结了“万担瓜”似的，稀疏的高粱秆又像“千根柱”一样，下雨屋漏，好像是开了几十眼天窗，屋的四面到处都是洞，从各处都可以钻进茅草房里去。
高培成说到这里禁不住问道：“知道黄大光家的同志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呵，地马儿（老鼠）打架也把房子震得垮。”史东乡团总支书记高长成这样回答。
高培成继续对黄大光说：“你还记得不？有一年，你家正在煮玉米汤巴吃，忽然一阵风吹来，把屋子刮得吱吱直响，你妈喊你爹‘老汉，快把锅吊起’，你爹又直叫小女儿。结果，吊锅还是震倒了，茅草房也刮得七零八落的，没奈何，你们只得去哀求地主，地主不给你们想办法，最后还是我们帮助你家把茅草房重新搭起来，你难道忘了？说实话，你家从前住的茅草房还比不上今日顺江社的粪棚哩！前几天，我又去问过你的妈，她提起这件事情眼泪还直滚，你应该好好想一想，究竟是今天好还是过去好？你父亲在解放前被拉七次壮丁，当了三十年长工，最后，被人打成一个傻子。你的哥哥也帮了七年的长工。你呢？十三岁就帮地主蒲朝堰干活，那时连背篼都背不起，娘儿俩抱头痛哭了一场，这难道就是反动派的好处吗？现在，你当上了会计，俱乐部主任，今年初还到成都作农业展览会的解说员，见到了朱德副主席。这些事情你怎么就记不起了？共产党斗争了三十年，把我们从火海陷井中救出来，你怎么就忘恩了；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拿你从前的生活和现在对比，简直像孙悟空打跟斗一样——相差十万八千里。你说你现在的生活比黄连还苦，我说你现在的生活比蜂蜜还甜”！
谭雍全接着说：“顺江社从1954年成立以来，年年增产，1954年粮食亩产五百五十九斤，到1956年粮食亩产就达到九百七十三斤，今年预计：粮食亩产将达到一千一百斤，比1954年增产一倍。再说甘蔗的增产情况，1954年甘蔗亩产七千一百六十二斤，1957年甘蔗亩产将达到一万斤。黄大光说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农民，完全不是事实……”。
黄大光这时插嘴说：“我家就没有分到那么多粮食。”为了弄清事实的真象，顺江社主任郑文和，叫在这里参加会议的会计孙泽成当场把他几年来的增产账打一打。
孙泽成接着就打开账簿，算起黄大光几年来的增产账来。原来1954年黄大光家单干的时候，全年产粮食二千二百三十五斤，每人平均三百七十三斤粮食，总收入二百零五元。从1955年黄大光的家入社后每年都获得增产。1956年，他家共分了四千八百二十七斤粮食，每人平均分粮食八百零四斤，总收入三百六十六元。预计今年黄大光家总收入可达三百九十八元左右。这些事实把黄大光驳得哑口无言。
驳两项谎言
这时，刘盛荣站起来说：“黄大光，你说你外侄儿饿得来舐瓢儿，这不是事实。我就很清楚，你姊姊家给娃儿搞米糊吃，碗边上巴一点米糊，你的外侄舐着好玩，连这一点点事情都被你利用来攻击党、攻击合作化了。大家看看，黄大光哪点像黄皮寡瘦的样子。”新下中农冯伯耀接着说：“去年3月，你姊姊家杀鸡，把你父亲请去吃，他被鸡骨卡住了喉咙，回家后便吐血，不久就死去了。这件事情还有医生刘玉林作证，你好意思说他饿得连米汤都没吃一口就死去了？”碰巧刘玉林这天来赶场，也参加了辩论会。他马上接着说：“你父亲的病是我在医，那的确是因为鸡骨卡在喉咙里而死的。”
一个坚持说理斗争的辩论会把黄大光的谬论全部驳倒了。
黄大光认错
但是，什么原因使黄大光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呢？大家认为，这主要是个人主义思想的严重发展，好了疮疤忘了痛；同时他受到了地主、富农的思想影响，阶级立场模糊了，因此昧着良心说假话。最后，黄大光也在辩论会上公开地承认了这点，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诬蔑党和合作化的一些言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说句良心话，我黄大光现在的生活不知比从前好多少倍，我穿一套，做一套，家里还存一套。原来两个人都可以把家搬走，现在添制的衣服、什物把房子摆得满满的，再说，党给我的荣誉也很不少，从今后我要好好地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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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企业里的大字报
竞赛办公室的官僚主义
竞赛办公室的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
义工作作风，只坐办公室听汇报，工作不深入，平常没有事坐在办公室内，看报聊天，只是到季末听各单位的汇报与要求，订竞赛保证条件和季末评奖时忙一阵。因此评奖时，办公室也提不出受奖单位的初步名单。不具体协助有关单位研究和处理合理化建议，而是照抄照转，管合理化建议的人，成天无事坐在办公室学俄文看报，成了学俄文干部。竞赛成了形式，先进工作者也看不到先进之处，宣传鼓动工作也处于停顿状态。这种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必须立即改正。
北京市石油公司 孙德青
“完璧归赵”
去年工资改革的时候，我们对铁路系统教师工资改革方案中的工资区划分问题有意见，当时曾由普教科长张元士和视导员魏洪禄具名于7月28日写了一封信给教育部，教育部于8月10日转给铁道部，铁道部劳动工资局于10月10日将原信转给北京铁路管理局局长室，10月25日批给局劳动工资处处理，劳动工资处处长于10月20日批曰：“工资科与教育处联系一下”。过了几天，工资科崔永春科长就将原信交给了原提意见人，说：“你们提的意见那份材料给你们送回去了，你看见了吗？”这份郑重其事的意见书，出进了三座大楼，历时两个多月，原封不动的又退回原提意见人自己“处理”了。
作为负责全局工资问题的崔科长请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一、到底以一种什么态度对待人民来信。
二、工资问题本是工资科应该处理答复的，为什么要退给原提意见人？
北京铁路管理局教育处普教、技教小组
向局长们进一言
局长同志们的日常工作的确很忙，可是“关心群众，接近群众，了解群众”也应当是领导同志们的一项重要事情，过去在这方面局长同志们是作的很不够的；有不少职工连局长们的面还没见过，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局长们能在一定的时间给大家作一些有关时事政策及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从政治上多帮助大家。
二、局长们每月应抽出一定时间，亲自接待来访的职工，倾听群众对工作和生活的意见。
三、局长们可重点参加一些职工业余活动，既可密切和职工群众的联系，并能带动大家参加业余活动。
四、局长可抽出一定时间到各职工单身、家属宿舍去访问，既可了解职工家属的生活情况，并促进职工们的工作热情。
五、局长们应该有时到大食堂进餐，或者经常到大食堂来看看，这样，既了解职工群众们的生活，并接触了广大职工，对增强团结改进食堂工作是有好处的。
北京铁路管理局 孔德懋 李开 于广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