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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动群众 坚持以理服人
京郊八个试点乡大辩论进入高潮
本报讯 北京市郊区经过一个月的大鸣大放，目前已转入社会主义大辩论，其中八个试点乡已进入辩论高潮，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开过四次以上的辩论会，有些已达到十次以上。多数乡是从辩论合作化问题入手的，也有一部分乡从辩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入手。
经过辩论，广大农民在思想上起了深刻变化，贫农、下中农更加增强了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他们说：这次辩论会太好了，咱们社会主义的大旗保住了；一部分富裕中农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表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退出合作社的农民带着惭愧的心情，要求入社；反动地主、富农的活动，遭到了严厉的打击，不敢再乱说乱动。
在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基础上，郊区农村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劳动出勤率空前提高，据八个试点乡的不完全统计：许多社的出勤率都由过去的80％，上升到90％，有些社还达到百分之百。社员说：“过去干活似绵羊，现在干活赛虎狼”，“过去是活等人干，现在是人等活干”。
相信多数解除顾虑
郊区大辩论的经验证明：和任何工作一样，大辩论中，也必须坚定地贯彻群众路线，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辩论，才能辩论好。在开始大辩论时，部分地区领导上依靠和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的思想不够，因此领导辩论时，有些束手束脚，结果，不仅广大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也压抑了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使积极分子在会上不敢大胆发言。这样，辩论会就辩论不起来。有些地方注意纠正了这一偏向，情况就大大改观。如八宝山乡在辩论合作化问题时，富裕中农杜甫认为：合作化是贫农占中农的便宜。头几次辩论会，总是少数几个人发言，辩论显得无力，杜甫不仅没有低头，反而向贫农和下中农进攻说：“我入社拿了大车、骡子，你们入社拿的什么？你们是光了屁股进来的。”后来经过广泛发动群众，辩论会就开得有声有色，发言极为踊跃，一向开会不发言的贫农赵德宝，也站起来驳斥杜甫说：“你入社拿进大车、骡子，社里并没有白沾你的，而是给你折了价，我们入社也拿了种子、肥料呀！”贫农武洪义说：你入社拿了四条骆驼，两条骡子，一辆大车，折价八百元，你嫌低，后来又重新评价，增至一千四百元。你入社的劳动股金是一百六十元，我们也是一百六十元，这完全是公平合理的，贫农并没有占你的便宜。”贫农武洪志说得更好，“不是贫农占你的便宜的问题，而是你的思想没有解决问题，给你折八百元，你嫌少，增加到一千四百元，你还是嫌少，给你再多，你也是嫌少，你想把车拉出去搞剥削，占人家的便宜。”这时，群众纷纷责问杜甫，究竟谁想占谁的便宜？杜甫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只好承认：贫农没有占我的便宜，是我想占人家的便宜。
当然，要发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家有着各种各样的顾虑，特别是对少数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批判时，有些人就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将来还要在一块儿干活呢！”因此，某些辩论会在开始时，曾发生各人摆各人的事实，互不交锋的现象。怎样解除这些顾虑呢？有些乡采取了召开“背靠背”会议的形式，即召集这些人开小型座谈会，请他们揭发材料，介绍情况。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到了大会上，有些人还是不敢发言，因此，还必须帮助他们分析、研究材料，从分析研究材料中，提高他们的觉悟，武装他们的思想。赵辛店乡贫农、下中农在揭发、分析、研究了富裕中农、单干户谢德隆反对合作化、拉拢社员退社的材料后，大吃一惊，他们说：“合作化的好处说不完，怎么能让他们搞散伙。”以后在每次辩论会上，他们都是冲锋陷阵的先锋。许多人不仅在会上积极发言，在会后休息、生产的时候，也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和谢德隆展开“小型辩论”或“个别辩论”。当然除了从分析研究具体情况入手，提高群众觉悟外，还要从正面向贫农下中农讲清楚这次大辩论的性质、意义和目的。
以理服人反复论争
郊区辩论的经验还证明：在辩论中，要坚持以理服人的原则，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才能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乡是做得很好的，如马池口乡在辩论粮食够吃不够吃的问题时，富裕中农杨秀珍叫嚷“粮食不够吃”，当许多人和她摆事实、讲道理时，杨秀珍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大闹会场，大骂积极分子，在这种情况下，该乡群众仍然几次三番地通过回忆、对比的办法，和她算清了三笔账，第一笔账是：对比解放前后农民粮食的消费情况，算算目前农民的粮食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算之下，清楚地看到：解放前，马池口乡许多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如今，已经没有一户吃野菜度日的，不仅如此，绝大部分人家已经把稀饭换成了干饭，而且经常吃细粮。有的农民说：“我这一年把我前半辈子的细粮都吃回来了。第二笔账是：算一算解放以来国家给农民留的粮食是逐年增加了？还是逐年减少了？拿北京市来说：在1956到1957粮食年度，全郊区农业人口每人全年评定三百七十九点一八斤，比上一年粮食年度增加了十六点四一斤。第三笔账是：从够吃的户中间，找出一户情况和他大体相同的和他作对比，比人口，比供应量，比消费量。有一个叫谷淑兰的妇女，就和杨秀珍算了这笔账，她说：“咱们两家供应标准一样，人口也差不多，我够吃，你为什么不够吃？”这样杨秀珍就不再叫喊缺粮了。另外有些地方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采取扣大帽子等简单粗暴的办法，结果错误思想受不到批判，也不能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甚至还会引起不良后果。昌平区平西府乡批判富裕中农刘守贵时，有些人就不是说道理，只是粗暴地要刘站起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放得愈深辩得愈透
郊区的经验证明：要辩论得深，辩论得透，就要让各种错误意见放出来都参加辩论，这样，是非就可以愈辩愈明。赵辛店乡在辩论合作化问题时，中农李全认为：“高级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收入减少了”。贫农车旺立即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合作化后，我的收入年年增加。合作化前，我种了五、六亩上坡地，以粮折钱，每年收入不满一百五十元，参加初级社后，收入增至三百三十元，1956年参加了高级社，收入又增至三百七十多元，今年估计会增至四百元。你说：这是收入增加了？还是收入减少了？李全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合作化以后粮食收入是增加了，但是他说：农民整个收入减少了，理由是：没有入社以前，可以赶大车，赶一个月大车，收入就是二、三十元，现在这项收入就没有了。杨占先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合作化以前，能够赶得上大车的只是少数富农和富裕中农，大多数贫农，那里会有大车？”他认为李全留恋“赶大车”的日子，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这时，另一富裕中农提出：“李全既非富农，又非资本家，那来的资本主义思想？”贫农郭振华说：“如果照李全的思想，就是不要合作化，让少数人去赶大车，这部分人越干越有钱，大部分贫农和下中农越来越穷，这不正是走了资本主义道儿了，这不正是资本主义思想”。大家都同意这个看法。
改进工作推动辩论
经验还证明：及时按照大家的合理的意见，改进领导、改进生产，就可以鼓舞大家参加辩论的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比如辩论合作化问题，有些地方不仅解决了合作化优越不优越的问题，而且根据群众意见，积极研究改进社、队干部作风以及社、队的管理工作，注意教育和改造不劳动、不服从领导、调皮捣蛋的懒汉、地痞、二流子等人。八宝山乡西街队一、二组已根据大家讨论的结果，制订了一个“爱社公约”，群众很满意。鹿圈乡晨光农业社建立了改进工作小组，对社员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研究，已经解决了四十三个较大的问题，社员感到提意见顶事，就更加积极地参加大辩论。赵辛店乡群众在大鸣大放中，提出各种改进工作的意见五百七十二条，已经处理或正处理的占90％以上，其中合理的大部分采纳了，正研究改进中；需要解释的也作了解释；属于干部作风问题的有一些已由当事人在群众中作了检讨。同时，还将以上处理情况在广播筒中向群众作了报告，群众反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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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错误意见 统一干部认识
浦江经过辩论决定大兴水利
据浙江日报消息 最近，中共浙江浦江县委扩大会议经过辩论确定了当地积极发展水利建设事业的方针，并修订了今冬明春的水利工作计划。会后，县委已采取措施领导各地积极开展兴修水利运动，要求在全县掀起修水利热潮。
会议在讨论确定水利建设方针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认为几年来全县水利已经修得差不多了，如果再要大量兴修，农民不能负担，并会影响生产，因此，水利建设应该以巩固为主。另一种是，认为水利建设虽已有一定基础，但仍不能满足发展生产的需要，必须在巩固的同时，继续大量兴修。到底是巩固还是发展？会议对这一问题开展了辩论。
不是修得多了而是修得少了
辩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全县的水利工程修多了还是太少了？事实是这样：解放几年来，全县水利建设成绩确实很大，全县兴建了水库二百四十座，小型农田水利二万余处，防洪工程二千八百余处，投用四百七十六万多工，结果，蓄水量增加到一千九百多万公方，平均抗旱能力由解放前的十天提高到二十五天左右，多灾的浦阳江也在六十四公尺的警戒水位不出危险。但是，全县尚有十二万四千五百多亩农田（占水田面积46％）抗旱能力在二十天以下，这些田每年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旱威胁，还有五万多亩农田易受洪水侵袭。今年秋天，就有三十多个乡九万多亩土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旱灾。再从生产需要的水量来看，根据调查勘察，要在全县范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旱灾，共需水量四千五百零七万公方，而现在的蓄水量仅一千九百十万公方。这样分析辩论之后，都认为全县的水利不是修多了，而是还不够。
水利占用土地 粮食却能增产
第二个问题是：多修水利能发展生产还是会妨碍生产？有的认为
“多修了水库，占用了土地，粮食产量就会减少”。会议算了全县的一笔细账：几年来，全县由于修水利占用了土地三千六百亩，以每亩产粮四百斤计算，少收了粮食一百四十四万斤，修水库确实因占用一部分土地少收了一些粮食。可是，从1949年到1956年，全县没有减产还增产了粮食八千多万斤，所以能增产，与大量的兴修水利是分不开的。因此，修水利正是为了发展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用去一部分土地而获得更多的粮食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今后的问题是在于既要扩大水利，又要珍惜土地，认真贯彻“损失小，收益大”的方针。
全县农民劳动力 足够兴修水利用
第三个问题是：农民能不能负担？辩论的焦点是在劳动力的问题上。今冬，全县原计划在水利上投放劳力一百十三万工，有的同志认为这个计划太大。可是把这个数字和历年劳力投放及农村现有劳动潜力比较一下，问题也就解决了。1955年冬到1956年春，全县水利投放劳力一百九十万工，而那一年是在12月份才全面开始施工的，今年提前在10月开始施工，预计到明年2月底结束，有五个月时间，除去雨雪闲工，全县十四万男女整半劳力还能出工一千二百万工（半劳力折为整劳力算），投放水利出工数仅占总数的9.4％。因此，在全县来说，农民兴修水利劳力是足够的。
经过对上述问题的辩论，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今后的水利工作，必须贯彻“防旱为主，兼顾防洪”的方针，要积极稳步，大量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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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的正确批评立竿见影
长沙大兴一社大力改进工作
推动了当前生产 提高了鸣放热情
本报讯 湖南省长沙县高山乡大兴一社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迅速改进工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生产，并且使社员进一步解除顾虑，大鸣大放。
这个社9月初就开始社会主义大辩论。一部分社员对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城乡关系等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但仍有一部分社员有顾虑，怕提出意见没有着落。这个社的党支部和管委会根据这种情况，就将社员已经提出的可以改进的工作上的缺点，立即改进。如老年社员粟二公、范冬生批评社里这两年对兴修水利工作抓得太晚，一般都在11、12月份开始，那时天寒地冻，出工人数少，工程质量也不好，他们建议今年要及早兴修水利。管委会在9月下旬就组织劳动力，修好一口大塘，另外五口塘也陆续动工，对全社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也作出了全面整修的规划。社员们在鸣放中要求社里公开财务账目，社里立即把账目公布。最近，社里的保管员都把农具作了一次大清查，编了号码，确定专人负责，暂时不用的农具也好好收藏起来，这也是根据社员提出的批评，加以改进的。社员们在鸣放中还对供销合作社提出一些批评，如过去农民买灯罩子，供销社一定要农民连灯座子买，农民买铁锅和瓦罐，不准挑选。现在供销社已取消了这些不合理的规定。
社员们对党支部和社管委会能立即改进工作，非常满意。财务公开后，二队社员祖月山说：“这下社里把家底子给我们看了，不管赔钱赚钱，我看到就放心了。”社员李海清原来对社里农具保管不好有意见，曾把一张犁、一张牛料桶搬回家去，现在社里对农具保管认真了，他又把这些东西交出来。这样迅速改进工作，增加了社员们办好社的信心，鼓舞了社员们的劳动热情。全社原计划种秋红薯六十亩，实际完成了九十六亩。全社七百三十亩田，已经全部翻耕过来，种上了草子、油菜、麦子等春收作物。社员粟二公说：“如果去年也像今年这样下力搞，今年还要多打粮。”广大社员看到社里秋冬生产搞得好，都说明年有奔头。
由于社管委会迅速改进了工作，抓紧当前生产，又进一步掀起大鸣大放的热潮。全社已搜集了各种意见八百多条。现在，这个社正在把各种意见分类排队，一场分清大是大非的群众性的大辩论，即将在全社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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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训骨干进行典型试验 召开干部会议提高认识
青海省分期分批进行农村大辩论
据青海日报消息 青海省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正在分期分批有计划地进行。全农业区二千四百多个农业社中，已有九百多个开展了大辩论。
为了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从8月下旬开始，省领导机关即从省级各机关抽调干部三百三十八人（其中厅部长级干部十七人，科处长级三十四人）分赴农业区各县及西宁市协助工作。连同各县市派赴和各乡原有干部，目前共有四千多名干部到达农村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各县市在准备过程中，除分别培养训练了一大批农村中的积极分子骨干力量以外，还选择了一至两个乡或农业社进行典型试办，全省共在十六个乡中试办了四十七个农业社，取得了经验，给分批分期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开展大辩论的初期，各县市都先后召开了三级干部会、乡总支书记和农业社干部等会议，宣传了各项政策，交给了工作方法，并且严肃的批判了某些乡、社干部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右倾情绪，提高了思想认识。中共化隆县委会曾先后两次召集各乡总支书记开会，对于部分干部怕“放乱了收不住”、怕“得罪人”、准备向国家打埋伏少卖余粮和简单急躁等思想情绪，进行了批判。
通过这一时期的大鸣大放大争，各族农民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并表示要向国家多多卖余粮，先交粮，交好粮，支援国家建设。西宁市和平乡各农业社于9月15日，组织了一百四十多辆大车和一百多头牲畜送公粮，一次即向国家交纳公粮十七万斤，高寨农业社还卖余粮五万多斤。
对于合作化的问题，绝大多数农民认为：“合作化的道路是走对了”。湟中金塔乡达阳社藏族农民，用事实说明了合作化的好处。1949年，这个社的小麦产量每亩平均是一百三十斤，青稞一百八十斤，豌豆一百二十二斤；但1956年的小麦每亩平均产量就达到三百三十三斤，青稞每亩三百六十斤，豌豆每亩二百一十斤。农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1949年，全社口粮可以自足的仅有十三户，占总农户23.2％；1956年余粮户即有六十户，占总农户81％，而且家家户户都有棉被盖，棉衣穿。摆了这些事实以后，社员们说：这不是合作化的好处是啥？如果谁再说合作化不好，我们藏族农民还可以给他说说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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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近两万农业社结束鸣放 进度较快的社已开始大辩论
本报讯 广东省近两万个农业社已经基本结束大鸣大放，准备全面展开大辩论。进度较快的湛江、汕头、佛山专区的部分社的社员已经热情奔放地投入大辩论的热潮中。在这批社转入大辩论时，其余四万个社也将全面开展大鸣大放。
广东省这批社在进行鸣放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少数富裕中农有顾虑不敢大胆鸣放；不少领导干部却简单从事、急躁图快。广东省多数社的鸣放，是逐渐克服了这些困难以后展开的。不少富裕中农在消除思想顾虑后，提出他们的具体主张。中山县永宁农业社住在沙垅村的有些富裕中农在鸣放时说，他们已经商量好，要挑选一批土地好和劳动力强的人组织一个社，土地瘦和劳动力弱的人一个也不要。有的人要求“包产到户”，有的甚至说：“一户一个社最好”。但是绝大多数贫农社员在鸣放时却坚决反对这些意见。关于这些问题都将展开大辩论。省内还有一部分地区由于干部存在简单急躁的情绪和别的原因，鸣放的不够广不够深，特别是一部分富裕中农还有不少心里话没有说出来。这些地区准备在转入辩论后加以补救。
已经展开大辩论的许多合作社，由于在辩论前做了充分准备，辩论时又坚持了民主争辩、以理服人的原则，因而使辩论得以顺利开展，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也有了提高。阳江县大同社事先由专人专责准备材料，并通知辩论对象作好准备，因而争辩起来很活跃，97％的贫农都在主要问题上分清了是非，受到批判的富裕中农也表示口服心服。大埔县大靖社举行了二百五十次大小辩论会以后，部分社员弃农就商和闹分社的现象已经停止，社员们都表示要搞好生产，争取秋季多卖粮食，二百多亩“三类禾”的地里也施了追肥。
这几天，各地党委都召开了“战地”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的鸣放工作经验，帮助干部纠正了简单急躁情绪和害怕驳不倒错误言论等错误思想。湛江、佛山专区的许多地区，还就群众鸣放出来的意见，首先发动干部进行辩论，进行思想练兵，然后才组织群众队伍进行大辩论。电白、廉江县有些社还组织了宣传队伍，向群众广泛解释人民内部争辩和对敌斗争的不同界限，以消除富裕中农参加辩论的顾虑。
在酝酿大辩论的同时，各地还注意了改进工作。中共博罗县委和人民委员会最近作出了边整边改的决定，组织所属机关、企业单位的干部到农村听取群众意见，改进本部门的工作。阳春县也成立了改进工作的机构，订出有关改进工作的方案。因此，许多过去认为“提意见不顶事”、“老调重弹”的农民，现在都说“有雷声也有雨点了”、“鸣放顶用了”。遂溪县打铁村社干部，根据群众批评改进了工作作风，清理了账目之后，全社有95％的成年人都积极参加了辩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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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辩论带来新气象
大辩论带来新气象
完成任务十分之八
安徽粮食征购进度加快
新华社合肥10日电 安徽省征购的粮食已达五十八亿斤以上，这是粮食部门截至4日的统计。这一数字约占全年粮食征购任务的84％。
安徽省最近一个时期在农村中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农民正确地认识了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粮食征购进度大大加快。秋粮征购工作展开以来，全省农民每天交售的粮食有一亿三千万斤左右，最高时达到一亿六千万斤，这是历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最高纪录。
群众售棉形成热潮
河南购棉已近亿斤
新华社郑州10日电 河南省产棉区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后，出现了群众性的爱国售棉高潮。截至5日，全省已收购棉花折皮棉近一亿斤，比去年同期收购量增加了两倍多，占全年统购任务三分之一以上。收购工作进展较快的唐河县，收购到的棉花已占全年任务的80％以上。灵宝县城关红旗农业社的社员原来认为留棉二斤不够用，社干部也要留好花，不愿卖籽棉。在辩论时，社员们列举去年每人留三斤棉花，有些人用不完浪费了，有些人到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等事实，证明留二斤是够用的。经过辩论后，社员们决定卖好棉留次棉。现在，这个社已经把库存的一百五十万斤晒干拣净的籽棉卖给国家。荥阳县广武乡第一农业社经过辩论，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提高，决定采取“随收随晒、晒干就轧、轧好就卖”的办法，每天出售皮棉四千六百多斤。
供应增加物价稳定
山东莱阳景象繁荣
据新华社莱阳10日电 山东省莱阳专区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后，市场上呈现正常、繁荣的新景象。弃农经商的农民大大减少，无证商贩绝迹，有些物资的供应一度人为地造成紧张，现在又趋向缓和，物价稳定。过去集市上许多农业社员贩卖工业品、大麻、废橡皮等物资的现象现在没有了。在自由市场上，活鸡、鲜蛋、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的上市量开始增加，价格平稳。农民把统一收购的物资卖给国家的一天天多起来。去年莱阳专区只收购大麻八万斤，今年到9月底就收购了十五万斤。
在大辩论前后，整个专区全面地封闭了粮食市场，在封闭的一个月内，仅农民零星卖给国家的粮食就达二百五十八万多斤，比未关闭前一个月多收购一百二十万斤。
现在这个专区正采取措施，加强对市场的领导和管理。全区已在主要集镇设立市场交易管理所八十九处，狠狠地打击投机商贩，保护农民正当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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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编者按 最近几天，北京电子管厂的职工集中在徒工问题上展开了辩论。参加辩论的除了徒工、青工，还有老师傅、科室人员。争论的焦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徒工生活能不能同旧社会比？2、要不要同农民比？3、该不该和老工人比？4、国务院关于延长徒工转正的规定有没有好处。下面是这个厂关于徒工问题的大字报的一部分。
工农生活过于悬殊会不会影响工农联盟？
我看不会
徒工晋级快会不会影响工农联盟呢？我看不会。我们国家的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农业只不过是相应地发展。一个工人一年所创造的财富比一个农民所创造的多得多。要工厂和农村比，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我国的农业所以能够发展，是和工厂里供应农民农具、肥料、各种设备分不开的，但农民所生产出来的工业原料到现在还不能满足工厂的需要。要是每个农民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不安心生产，就不会对工人多拿工资不满，当然也不会发生什么影响工农联盟的问题。 十号车间 陈全兴
应该想想农民
陈全兴说：农民创造的价值低，就应该少拿钱，安心生产，而你创造的价值高，就应该多拿工资。请问，如果没有国家投资盖现代化的工厂，没有国家的培养，徒工一双手、一个脑袋，又能创造多少价值？国家的这笔资金，就是我们的老工人和农民兄弟创造的。徒工刚进厂工作没做多少，对国家贡献不大，工资就比农民的劳动收入多得很多，当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如果你和其他在农村的初中毕业生一块去参加农业生产，你大概会讲：同样的初中生，为什么收入这样悬殊？你为什么多得工资就不考虑影响工农联盟？难道这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应有的大公无私精神吗？
合建利三人
积极生产并非为钱
不错，我们国家的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但要是没有农民供给足够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就无法发展工业。你说“一个工人一年所创造的财富比一个农民所创造的多的多。要工厂和农村比，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成为先进的工业国。”难道说国家要我们工人看一下农民的生活，要工人生活不能提得太快，工人就会没有劳动积极性？我们的国家也就不会成为先进的工业国！难道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是因为国家用金钱收买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吗？
陈全兴，你想错了。我们工人阶级积极生产，努力劳动不是为了金钱。目前农民创造的财富少，正是因为生产劳动条件差，没有先进的机器。如果你在农村生产，工人农民的工资相差很远，你会怎样想呢？
十一号车间 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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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徒工和师傅的工资应不应有差别？
师徒任务一样，工资何分高低
4月份，徒工转正时，我们被评为三级技工，可是经过第二次评级，仍原封未动，这合理吗？
现在，我们出厂的产品绝大部分是小徒工生产的，老师傅和小徒工的任务是一样的。徒工和老师傅有什么差别呢？但工资就大有高低。这是为什么呢？
六号车间 检验员
徒工贡献不能同师傅比
昨晚我们召开了关于徒工问题的辩论会，会上发言的同志，一致驳斥了部分徒工的错误思想。王素珍说：老师傅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的技术教给徒工，就是老师傅的功劳。在徒工工作中，就包含着老师傅的成绩，怎能说老师傅和徒工贡献一样大？许漪说：说产品绝大部分是徒工生产出来的是不对的。我们有厂行政的领导，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有现存设备，有到苏联实习回来的同志，有技术人员和工艺文件，没有这些，徒工能生产出什么来呢？佟淑勤说：以前十一号车间老师傅多，因此废品很少，但以后老师傅少了，多由徒工来代替他们的工作，废品出得比过去多了。张礼荣说：老师傅工作十几年了，还是四、五级工，他们并没感到等级太低，工资少。可是徒工来了不久就闹工资，还没有掌握好技术，就骄傲起来，认为自己和老师傅差不多了，这算什么思想？
技监科 周亚如
徒工不要目空一切
我们厂是新厂，徒工多，进步快，这是事实。但是要想一想，没有老师傅的培养，你能掌握技术吗？你说我厂产品绝大部分是徒工生产出来的，那么请问，电子管是谁设计出来的，我厂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谁领导的呢？当生产上出了问题，又是谁来解决的呢？假如没有领导和老师傅、技术员，你能完成生产任务吗？不要在生产上知道了点皮毛，就目空一切。
六号车间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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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徒工的家庭生活该不该由国家包下来？
谁家没有父母兄弟
老师傅们，当我们看到你们写的大字报，说我们徒工的生活太幸福了，每月拿二十五元很富裕，吃饭十五元，还剩十元零花钱，应该满足自己的生活。可是，你们就忘了，谁家没有父母弟妹呀！你们还说挣钱多了，不会处理，容易腐化。请问有多少徒工拿自己的工资买料子衣服、皮鞋？你们想想，以前是什么社会，现在是什么社会，你们以前是被资本家剥削，我们现在是按劳取酬，不能拿过去旧眼光看新社会。
徒工
徒工的报酬不应太高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在徒工期间，主要是学技术，国家规定的徒工工资只是给徒工本人在学习技术阶段的一种生活补助，国家不能将徒工的家庭生活全部包下来。另外，徒工的劳动贡献，也不应该享受过多的报酬。目前国家每年除了支付给徒工三百元到三百四十八元（以月薪二十五元到二十九元计算）工资外，据有关部门统计，国家培养一个学徒工，每年还需要六百多元资金，而且教室、福利设备及其他基本建设投资还不在内。请想想，国家在徒工身上支付这么多资金，还能说太少么？如果为了照顾你们的家庭生活而提高工资，就会增加国家的负担，就会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
六车间 刘敏
不能光为个人打算
你们说，你们要抚养父母，可是你们也不想一想，你们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我们应该多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量的增长来考虑，不应该单在个人方面来打圈子。年轻轻的，应多集中精力来学习，为什么脑袋里光装些钞票呢？我们当学徒时根本拿不到二十九元，资本家只给理发、洗澡钱。我们那时穿的衣服都是从家里拿来的。共产党教育了老师傅，老师傅才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你们。现在把你们培养出来了，不好好工作，还要这要那，看不起老师傅，你们摸一摸，你们的良心在哪里？
技监科试验室 李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