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伟大十月的洗礼
王鸿勋
芬兰车站迎列宁
彼得格勒的?瓦河畔，有一座规模很大的“五金工人”工厂。1917年，我在这座工厂的旋工车间做工。那时，虽然我到俄国已经三年多，可是还不会说俄国话。因为我本来打算在这儿干几年苦工，挣点钱就回国的，所以认为会不会俄国话也没有什么关系。每次和俄国人谈话，都得找我们中国工人的通事——闻明来翻译。
那时，俄国厂主不给我们房子，没有地方住。有次，我们瞎撞到俄国兵营去。俄国士兵对中国工人很好，他们留我们在兵营里睡觉。有几个人在那里还吃到俄国士兵分给他们的一两片黑面包。一夜五分钱的小旅店，我也住过。那是一排木板床，上面用木板隔成一格一格的，每个格子里约莫有二尺来宽的地方，躺上去就被夹住了，动弹不得。后来，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好心的靴匠，让我和他挤在一个破烂的木板屋里。
在彼得格勒没有东西吃，我不得不经常往乡下跑，找农民讨点吃的。富农们都是坏种，家里存着许多粮食，却一点不给旁人。穷苦的农民们，对中国人真好，他们能吃到什么，就给我吃什么。吃完饭还留我过宿。他们打扫地板，在上面垫上很厚的草垫子，有些俄国老太太还把大衣给我盖上。这样，我虽然在工厂干活，却仍然和一个流浪者差不多。每天除了在厂里作工以外，就只好在街上游荡。
4月初，复活节那天，已是夜间十一点多钟了，我离开沉闷而拥挤的木板房子，迎着和煦的春风，蹓跶着向工厂附近走去。快到芬兰车站的时候，只见灯光辉煌，车站前面的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不住地喊着：“乌拉！”“乌拉！”我想挤到跟前去，却怎么也拨不开蠕动的人群。这里有工人，也有海、陆军士兵，他们高举着红旗和标语牌，跳跃着，不停地挥舞着帽子，情绪是那样激动、兴奋。我摸不清是怎么回事情，只好站在最后边，从那些晃动着的人头上望去，在耀眼的探照灯中，好像无数的人看到了他们最亲爱的人。四周的掌声、笑声、欢呼声混成一片，有如夏天的??的滚雷。我心里直捉摸，这是谁呀！大家聚在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想问问身边的俄国朋友吧，一来人家正聚精会神地往前面看着，根本顾不上；二来我又不懂俄国话，人家说了我还是不明白。
停了一会，广场上慢慢地安静下来，远处好像有人在发表演说。说些什么？我听不清楚，看看我前面的几个人，不住地张着嘴巴，大约也是听不见。真有成千上万的人呵！我又是站在最后边，连那人的面孔都看不清楚。在我旁边站着的几个俄国工人，正笑咪咪地议论着，我仔细听了一会儿，只听见他们不住地说：列宁，列宁。手还向前面比划着。列宁到底是什么人？我那时还不知道。只是从这些俄国工人的脸上，我看出来，当他们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流露出无上的尊敬和爱戴的神情。这时，我才想到那位被大家热烈欢迎的人，就是列宁。列宁，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响亮的名字呵！
忽然，前面又爆发了欢呼声：“乌拉！”“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大概是演讲结束了。人们欢呼着，抛着帽子，向前涌去。我也不禁地向前移动，等我到达广场中心的时候，列宁早已离开了那里。人们谈笑着，开始散去，我也惘然若失地离开了芬兰车站。
这一夜，车站上的那种伟大动人的场面，到底使我的心头燃起了新的希望。
彼得格勒中国工人巡逻队
自从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以后，我感觉到工厂里起了大变化：俄国厂主不敢再随便打骂工人兄弟了，也不再拖欠我们的工资了。人们也比从前活跃了。工人们的情绪激昂振奋，总是忙着些什么事情，有时，工人们开会了，就有俄国工人来找我们，要我们一起去参加会议，我总是高兴地去了。可是我听不懂俄国话，会上谈了些什么，我也不大明白。5、6月间，工厂里经常爆发有组织的罢工。有时，我们正在车间里干活，忽然进来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凳子上就讲话，工人们立刻放下工作，围在他跟前听。一讲完话，那个人就走了。俄国工人就对我说：“不要干了，我们向克伦斯基示威去！”我很相信他们的话，放下工作，把手一擦，就跟上工人队伍冲到街上去。
大街上的工人兄弟真多呵！哪个厂子的都有。队伍里飘扬着红旗，高举着标语牌，浩浩荡荡地走过大街，汇集到一座大广场上。许多海、陆军兵士也来了，工人们热烈鼓掌，和他们拥抱，亲密地站在一起，“乌拉”声震动了全彼得格勒。广场上，有人站在临时搭成的讲台上，发表演说。布尔什维克宣传家的言语，打动了我们工人的心，使我们看到了光明，增加了无穷的力量。这样又过了几个月，伟大的十月革命终于爆发了。
1920年夏天，列宁格勒成立了联共（布）中国支部。有一位负责同志，名叫鲍列万诺夫。他会说中国话，经常和我们在一起谈政治，教我们学俄文。到了规定的学习时间，要是我没去，他就亲自来找我。在鲍列万诺夫和中国支部的帮助下，我开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心里慢慢亮堂起来。我远离祖国，远离乡亲，来到俄国谋生，受尽了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受尽了俄国工头的欺负。十月革命以后，我这个无亲无靠的中国工人，才得到了温暖，得到了友谊。我那时革命道理懂得很少，还只是个共产主义同情者。
1921年3月，离列宁格勒不远的军港——喀琅施塔得发生反革命叛乱。形势很紧张，革命遭到严重困难。反革命分子狂呼：只要苏埃维，不要布尔什维克！这时，鲍列万诺夫找到我，对我说：“我们的武装部队都已经开走，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去了。列宁格勒正处在险境，白党和资产阶级随时可能发生暴乱，妄想推翻我们的政权。咱们工人应该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政权。”
我说：“布尔什维克给我什么工作，我一定尽力去做。”
鲍列万诺夫对我的回答很满意，立刻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我。我按照他的指示，来到?夫斯基大街四十一号——联共（布）第一区区党部。这里的人可真多呵！大楼里全是人，他们都在等候分配任务。我挤进人群，费了好大的劲才走进办公室，把鲍列万诺夫给我的指示告诉了区党部的同志。他们马上找来了个中国工人，给我介绍说：“这是你们的队长朱万福同志，你听他的指挥。”
深夜，四周寂静。?瓦河上的风吹来，使人感到凉意。我们这支二十多人的中国工人巡逻队，背着步枪，排成整齐的队列，在大街小巷巡逻放哨。区委会同志给我们交代的很清楚，要时刻提高警惕，准备随时镇压彼得格勒的白党叛乱，捍卫工人阶级的祖国。
过了几天，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被镇压下去，巡逻队也就解散了。
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
1921年夏天，在莫斯科创办了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经联共（布）中国支部的介绍，我来到了莫斯科。学校的地址在斯特拉斯特纳广场（即现在的普希金广场）附近。刚到的时候，还没有校舍，我们两个中国人就睡在一个俱乐部的戏台上。直到9月开学，我们才搬进宿舍。这是一座五层楼房，房檐上覆盖着琉璃瓦，从大玻璃窗上望出去，可以看到广场和普希金的铜像。校长是普罗伊德，经常跟我们讲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时还拿出各民族的服装来，使我们了解那些民族的爱好和文化特色。全校有一千多学生，中国、蒙古、朝鲜、印度、日本人都有。中国班有四十多个同学。从1921年到1924年，陆续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有任弼时、王若飞、赵世炎、萧劲光、许之桢和萧三等同志。那时我基本上还是个文盲，俄文、中文还只认识几个简单的字。任弼时和王若飞同志很关心我的学习，经常教我认字、写字。中国班有党的组织，后来我入了党。
当时，我们的生活很苦，但比起一些苏联同志，就好得多了。我们全部穿的草绿色的麻布军衣，扎着皮带，戴着尖帽子。苏联的皮靴太大，我们穿上，前面还空着一大截子，穿不了几天，靴头就翘起来了。有一次，我们一些同学在一起照像，大家站到一堆，一个个的靴头都翘得老高，看起来非常有趣。
1921年苏联正闹饥荒，每人一天只能领到一公斤黑面包。我们的课堂很简陋，用具也很差，用的铅笔又粗又硬，写在纸上，一戳就破。谁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本子，每个人发给一大张纸，由自己裁好，订成本子用。讲义全是油印的。上课时，除了俄文课以外，其余的课程都要经过李中吾给大家翻译。
我记得瞿秋白同志当时也给我们讲过课。他讲的是社会科学。秋白同志当时是“晨报”驻莫斯科记者，他有工作，又是记者，经济比较宽裕些。他独自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有时不知从哪里搞到点大米，见我们来了，就说：“我刚刚弄了点大米，做好了大家一块吃。”
日子虽然苦一点，大家精神上都很愉快。我们按时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校方把任务一分配下来，我们一千多个同学就排着队，敲着铜鼓，吹着洋号，到工地挖坑，抬木板。同学们还组织了娱乐队，逢年过节开晚会时，我们按照祖国的习惯扎上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彩灯，外国朋友看了都很惊奇。演戏时，莫斯科艺术学校特别派员帮助我们排戏。萧三和我还有一些同志，都参加过演出。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我们经常可以得到国内的消息。许多从国内来的党的同志，都要给我们作报告，1923年，我们讨论过国内的罢工问题；1924年，我们连续开了许多会议，热烈地讨论过国共合作问题。
在我即将离开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的时候，遭遇了一件永生难忘的最大的不幸事件：1924年1月21日，我们无产阶级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列宁同志，在莫斯科附近的高尔克村逝世了。恶耗传来，很多同学都哭了。学校立即召开了追悼大会，普罗伊德校长沉痛地讲了话。次日早晨，全体整队到工会圆柱大厅谒灵。那天人很多，大家排成长长的行列，默默地伫候着。我们等了一个上午，才两个人排成一行，缓慢地走进大厅。列宁同志的灵柩停放在高台上，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同志站在两旁。我轻轻地移动着脚步，不由得热泪盈眶，快到门口的时候，我还尽量地折转头来，想要最后看一眼列宁同志的遗容。
星期日，漫天浓雾，气候奇寒。一清早，我们的队伍就开始到红场附近的一条大街上。这时，大街小巷人山人海，但却十分肃穆、宁静。全城下半旗，吊着黑纱；全体劳动人民，在礼炮声中，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列宁同志送殡。
1924年6月，我从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毕业了。在苏联，我曾经先后作过党的工作、职工运动和农业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前几个月，我才从苏联回到祖国。我今年六十二岁了，三十多年来，我能够忠实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工作，是和列宁的教导和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的教育和培养分不开的。
（南新宙记录整理，选自“红旗飘飘”特辑）
第7版()
专栏：
充分发挥马列主义政治课的战斗作用
黄枬森
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马列主义政治课成了众矢之的。右派分子们异口同声地说政治课完全是教条主义，毫无用处；不少右派分子公开主张取消大学里的政治课。这种论调并曾迷惑了一部分人。现在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右派分子所说的“教条主义”，就是马列主义，他们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来反对马列主义。
解放几年来，大学里的政治课的教学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肯定政治课的成绩，也必须认真检查政治课的缺点，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要放松对右派的斗争，相反，正是为了更狠地打击右派。
政治课的成绩是非常明显的，右派进攻所采取的形式和反右派斗争的广泛展开已经能够说明这点。右派进攻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是修正主义，那怕明明是反马列主义的东西，他们也要自称为“马列主义”。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他们对马列主义有什么偏爱么？不，原来他们深知马列主义已经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不贴上一张马列主义的标签，他们的资产阶级货色是不容易售出的。对于马列主义的传播，政治课不能说没有一份功劳。其次，政治课之成为右派的眼中钉，不正是说明政治课在传播马列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中有它的作用么？有一个右派分子自称他的学说是“反盘哲学”，这是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他们反对政治课，正因为政治课过去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了巨大的改造思想的作用，并从而成为他们实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巨大障碍之一。第三，当右派的假面具被戳穿之后，青年知识分子中便出现了一个反击右派的高潮，在反击中，他们用事实来驳斥右派，而且也从理论上把右派批驳得体无完肤。斗争的实践证明，他们对于马列主义的掌握和运用还是足以反击右派的进攻的。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政治课的工作，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右派的进攻考验了政治课，它证明过去的政治课教学是有成绩的。过去政治课教学的主要缺点是教条主义。但是，教条主义并不如右派所想的在于对资产阶级思想打击得太狠，恰恰相反，教条主义正在于对资产阶级思想打击得不狠，批判得不够准，不够深透。这个缺点在右派的进攻中充分暴露出来。
有些右派分子要政治课来为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负责，据说就是因为过去政治课有教条主义倾向，他们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的。这是右派分子推卸责任的狡辩，同时也是对政治课的一种巧妙的进攻。事实上许多右派分子都是早就处心积虑地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从来就没有好好学过一天马列主义，政治课是不能对他们负什么责任的。也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字面上接受了马列主义，心里面并未接受，或者说这些人没有用马列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还保存着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独立王国，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因此，当右派猖狂起来的时候，这些人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也趁机蠢动起来，以至大是大非都分不清楚了。
尤其严重的是有些政治课教员，由于没有用马列主义来改造自己，在课堂上讲的是马列主义，文章里写的是马列主义，而内心里却完全是反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在他们不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武器，而是猎取“功名”的工具。这些人在右派进攻下，轻则立场动摇，重则失足成为右派分子。这些都不是个别的偶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政治课教研室在右派进攻下陷于瓦解的状态，不少教员沦为右派分子。在右派进攻下沦为右派分子的例子，北京大学的政治课教员中也是有的。
有些同志认为这些混乱思想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形势的影响，过去并未暴露，也无从批判。事实确是如此，但是，同时也不应该完全忽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党的整风经验并未很好地在政治课中贯彻。“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针，在大学里还只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并未认真地、坚决地贯彻。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在政治课教员中滋长了个人主义思想和教条主义倾向，许多教员忽视学生的思想改造，脱离学生思想实际来追求体系的完整性，许多教员醉心于摘取副博士头衔，闭户读书，这就大大影响了政治课中的思想改造和自己的思想改造。
因此，我认为过去的政治课虽然发挥了一定的战斗作用，但它的战斗作用在过去并未充分发挥出来。
今年各高等学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在内容和方法方面都同过去的政治课有显著不同。在内容方面，不是以各门政治课的体系而是以毛主席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所提出的问题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采取了大辩论和整风的方法。内容和方法的这种改变，其根据就是当前的政治形势，同时也是针对过去在政治课教学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缺点。
今年的课程并不是丢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而是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学生们思想中的问题；不是不要读书，而是为了有力地反击右派而读书；不是不要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现实材料，而是用这些材料来说明现实问题。因此，今年的政治课一方面是活生生的马列主义的传播，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就是对各种右派言论的系统的深刻的批判，对各种非马列主义思想的广泛的批判。
这当然是右派所不希望的。右派反对政治课的“教条主义”是想削弱它的战斗性，甚至根本取消它；而我们反对政治课的教条主义的结果却是加强它的战斗性，却是充分发挥马列主义的理论威力、战斗作用，却是把理论工作同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实质上，大学里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就是反右派斗争的继续和深刻化，它将使反右派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更加深入、更加彻底，把右派所散布的毒素、旧制度所残留的思想渣滓扫除得更加干净。这样，我们的广大的大学生们就将成为具有更高社会主义觉悟的人，并为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打下思想基础。
有的同志认为政治课目前的改变仅仅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形势，明年还会恢复过去的系统理论教育。是的，这次改变是为了适应目前政治形势的需要，明年也无疑要恢复系统理论教育，但是，如果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这次的改变仅仅具有暂时的意义，认为明年的系统教育在内容和方式上还会同过去完全一样，那就错了。正如前面所说过的，这次改变还针对了过去教学工作的教条主义缺点，因而它不能不具有长远的意义，明年恢复的系统理论教育在内容和方式上也不能不同过去大大不同。当然，究竟怎样不同，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但是，有几点总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课程的讲授将更加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更加紧密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认真贯彻党的整风经验，政治课教员的思想改造和实际锻炼也要大大加强，总而言之，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战斗作用在将来的系统理论教育中充分发挥出来，使几门政治课成为党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的有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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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曾共同保卫苏维埃政权
“红旗飘飘”丛刊将出版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特辑
介绍中国战士参加伟大红十月战斗的英勇史迹
为了迎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从今年春天即已开始广泛收集关于中国人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史料，准备整理编辑成书，以便使广大读者知道：在那些为建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同敌人搏斗的日子里，中国人的鲜血就早已同俄国人的鲜血流在一起，共同培育了中苏两国人民深厚的兄弟情谊。
根据现有的材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政府曾从中国招募了几十万苦力去俄国做工。这些人大都是东北、山东、河北和浙江一带的贫苦农民。
在1917—1918年期间，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俄国。中国工人在阶级本能的启示下，对俄国革命怀着高度的同情和希望。他们成批地参加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参加了红军，和俄国工人、农民并肩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在红军部队里，不但有个别的中国士兵，而且有中国班、中国排、中国连、中国营、中国团，也有中国的红色国际大队的组织。早在去年冬天，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就开始收集资料，决定编写一本有关中国人参加在俄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书籍。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曾经组织作家沿着在国内战争各战线上活动的几个中国部队的足迹，经历了许多地方，访问了当年各次战役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发现了有趣的、至今尚未发表过的档案材料、笔记、文件和照片等珍贵资料。他们除已经记录了住在苏联各地的中国老战士的回忆以外，还直接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取得联系，进一步收集曾在俄国参加革命战争以后返回祖国的中国战士的回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决定和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合作，预计在1958年内正式出书。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决定从现在已收集到的材料中选出一部分，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丛刊第四集上，作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特辑”发表，以飨读者。在这本特辑里，除刊登了伏罗希洛夫写的“我第一次会见列宁”和十月革命起义时担任“阿芙乐尔”号军舰委员会主席的别雷舍夫所写的“划时代的炮声”等四篇译文以外，主要地记述了二十多位曾经参加伟大红十月战斗的中国老战士的回忆。这里有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同志一生的英雄事迹，荣获列宁勋章的中国工人尚真同志的光荣经历；这里谈到了曾在乌拉尔抗击白匪和捷克叛军的老英雄刘福和、曾任海兰泡地区游击队“老头队”副队长的陈柏川的战斗故事；这里还介绍了中苏混合游击队和在北高加索革命斗争中的中国赤卫队的成长过程与辉煌战绩。这一期“红旗飘飘”共计约二十五万字，将在10月中旬由新华书店发售。（附图片）
列宁的卫士李富清同志（中） 覃日旭摄（中苏友协总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