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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模范永远是集体劳动的典范
——10月5日山西日报社论（摘要）
武侯梨是山西省知名的农业劳动模范，他是平顺县羊井底村红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主任。他从1952年办合作社起，至今六年时间，社务工作虽然日益繁重，但他一直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并且，每年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都不少于一百四十个劳动日。这件事很值得重视，我们愿意就此谈谈劳动模范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
劳动模范是我们新社会中最高尚的一种荣誉，劳动模范来自生产劳动战线。因此，对于每一个劳动模范来说，参加生产劳动乃是他份内之事。武侯梨同志说得好：“一个劳动模范如果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劳动模范。”
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劳动模范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和全体农民一样，已经成为完全依附合作经济生活的集体农民，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又担负了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工作。这就是说，他们一方面还是体力劳动者，另一方面又从事一些脑力劳动的工作。这种新的变化，就对劳动模范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在集体劳动当中继续发挥模范作用，还必须领导办好合作社，出色地完成社员群众所交付给他们的社务管理工作。应当承认，这些劳动模范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所担负的管理工作，较之于过去领导互助组或初级社，任务是更加繁重了，责任是更加重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地对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如何妥善地安排这两种劳动，并使之紧密结合起来，就成为每个劳动模范所面临的新问题。我们认为，武侯梨同志正是由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新问题，所以群众誉之为：“工作带头干，劳动是模范”。
在有些劳动模范的思想上，有这样一种想法：我现在已经是社里的领导人啦，会上来会上去，又是全县或全省以至全国的知名人物，再参加体力劳动，岂不是和普通社员一样，未免有点不大体面吧？这里暴露了两方面的思想问题：一方面他们将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看作有贵贱之分，因而下看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他们把自己摆在社员之上，处处觉得应该高人一等。这种鄙视体力劳动和高人一等的思想，是封建思想残余的反映，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模范所应该坚决唾弃的。大家都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本是同样光荣，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从根本意义上说，又是为体力劳动者服务的。因为，社会生活发展的源泉力量，在于进行生产劳动，没有生产劳动，就没有一切。所以，在任何时候，体力劳动者（即工人、农民）总是社会的主体。正因为这样，参加生产劳动最光荣，脱离生产劳动最可耻，成了我们国家的一种新的风尚。不仅农业社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而且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也要参加体力劳动。这怎么能说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有贵贱之分？又怎么能够在参加体力劳动这件事上，把自己和社员不作同等看待，而要划出一条鸿沟呢？这种思想认识，是和劳动模范这个光荣称号不相容的。
毛主席远在1945年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曾经指出劳动模范有三个作用，这就是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而劳动模范怎样才能很好地发挥这三大作用呢？难道脱离开生产劳动，能够发挥这三大作用吗？事实证明是不行的。所谓带头作用，如毛主席所说，就是“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这就是说，劳动模范除了出色地完成所担负的社务工作之外，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也应该走在社员前面，永远成为社内集体劳动的典范。当然，和社员相比，不应该只看作了多少劳动日，而要看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如何。但是，一年之内，能作多少劳动日，要和社员一样，进行切合实际的规划，并努力完成。所谓骨干作用，如毛主席所说，就是要成为“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以推动工作。而脱离生产劳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办公”，很少和社员接触，互不了解，就会逐渐脱离社员群众，在情感上和社员增加隔阂，逐渐失掉社员的信任，这样，怎能继续成为群众中的核心，怎能站在群众之中起推动作用呢？所谓桥梁作用，如毛主席所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传上来，将上面的意见传下去。而脱离生产劳动，就要脱离生产实际，对于社员群众内心里的意见和要求，很难及时了解和完全了解，即使听到了，也体会不深，这样就不能很好传上去；同样，如果不能将群众意见很好传上去，在将上面意见传下去的时候，就会脱离实际，不易被群众所接受，以至流于形式，很难实现。总之，坚持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和社员密切的经常生活在一起，并在生产劳动中起模范作用，通过参加生产去了解生产、了解社员，并指导生产、推动社员，这是劳动模范充分发挥三大作用的前提条件。如果脱离开生产劳动，就如同鱼离开水一样，发挥三大作用就无所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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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鸣中多方解除顾虑 大争中坚持以理服人
苗圃社帮助富裕中农分清大是大非
本报讯 在当前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如何有效地帮助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中农提高觉悟，划清大是大非？湖北省南漳县苗圃乡苗圃第二农业社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分析富裕中农的情况
苗圃二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8月下旬开始的。这个社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首先发动了贫农和下中农。这些人社会主义觉悟一般都较高，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基本力量。而富裕中农的情况则不同，他们一部分人拥护社会主义道路，但不少人对社会主义有抵触情绪，而向往资本主义。因此，解决这些人的思想问题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问题。据该社四十五户富裕中农的分析，其中拥护合作社的有十六户，基本上拥护的十八户。这些户解放前受政治压迫较大，而且有换工互助习惯，入社后收入也有所增加，所以比较安心于合作社的集体生产，但有时又感到合作社不大自由，对社里照顾五保户和困难户不满意。其次，对合作社与统购统销不满的有十一户，其中过去请短工有轻微剥削收入的八户，作投机生意的一户，在统购统销以后买田的二户，这些户入社不是完全出于心愿，而是随大流。入社后收入减少未增加，因而不满意，留恋单干，他们中间有五户公开闹着要退社，经常在社员中散播资本主义思想。破坏合作社和统购统销政策。
端正对富裕中农的态度
广大贫农和下中农和部分干部对他们的思想行为很生气，有的人甚至要求对他们进行斗争，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呢？不少人的认识是模糊的。
针对这种情况，这个社的干部首先开会分析讨论中贫农的阶级本质，帮助贫农和下中农社员学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认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性质，使他们看到富裕中农也是劳动人民内部的一个阶层。因而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就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辩论，达到团结富裕中农一起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对待富裕中农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解除富裕中农的顾虑
第一是使富裕中农解除顾虑，做到每个人都能大胆地鸣放，越是鸣放得深透，以后的辩论才越会深刻。解除顾虑的办法是：（一）干部、贫农和下中农社员带头鸣放；（二）干部、贫农和下中农和积极分子冷静耐心地听取反面意见，对任何意见不急于马上反驳；（三）对个别顾虑大的串联发动；（四）采用小组座谈的形式鸣放。这样没有压力，发言自由，同时可以互相启发。通过这四个办法，富裕中农内心的意见基本上都放出来了。
第二是对提出的意见，要着重划清各种界线：（一）从根本上反对合作社和对工作上的缺点不满要分开；（二）从根本上反对统购统销和对执行政策有意见要分开；（三）意见正确合理，但提的态度不好也要虚心接受。这样，对富裕中农提出的意见干部就会心平气和，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同时也使富裕中农感到干部的大公无私，处处是为了把社办好，为了集体，自自然然就会说出心里话。如社里虚心接受了他们提出的社里收购私人肥料价格低、定额不合理没有及时调整等八条正确的意见，并迅速作了妥善处理改进后，富裕中农杨茂江说：“我们提的正当意见和问题，干部都认真解决了，合作社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过去闹意见不应该。”
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
第三是必须坚持以理服人的原则。这个社对少数资本主义思想特别严重的富裕中农，进行全社性的大辩论，并采取算账对比与田间参观、实物展览相结合的办法；对一般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中农，都以小组或生产队为单位开展辩论，着重细致地算下面几笔账：
（一）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对富裕中农的好处账；（二）解放前后食用粮食对比账，并结合摆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三）广大社员收入增加账，并找部分富裕中农的减产原因；（四）社员两条道路对比账。对进行以上的算账对比时，不是无区别地对每个人都逐一算上述几笔账，而是看谁对那个问题不通就算那笔账，这样防止了大辩论中的形式主义，真正做到了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如全社有十二户富裕中农埋怨入社后减了产，在小组辩论会上就专门找到了他们减产的三个原因，结果打通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分析这些富裕中农减产的原因是（一）入社后思想不坚定，劳动不积极和自己安排不好而减产的有七户；（二）因取消剥削收入，自己劳动不积极而减产的三户；（三）因天灾人祸减产的二户。减产的底细摆出以后，这些富裕中农都无话可说，主动承认自己减产不能怪合作社不好。同时，在大家的具体分析帮助下，这些人又认识到只要积极劳动，以后一定能够增加收入，对走合作化道路有了信心。
绝大多数富裕中农觉悟提高
经过这样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思想问题，进行一系列不同性质的算账对比，开展辩论后，社里绝大多数富裕中农的错误思想大都得到了解决。其中十一户资本主义思想特别严重的富裕中农，也有八户认输服气了。但是还有三户不服气。这时社里就进一步组织全社性的大辩论并结合田间参观、生活对比展览会等方式进行批判和驳斥。如富裕中农董光福说统购统销后留粮少，生活过苦了。社员们就让他挑1948年全家用粮最多的一年和现在比，这一年他全家共开支粮食五千二百零九斤，每人平均八百七十七斤，看起来比现在的留粮多，但仔细一算，除掉向乡保长送人情、请吃饭、请短工、煮酒、添置衣服用具等开销，每人实际吃粮比去年五百二十五斤还少十三斤。董的另一条意见说现在干部不如过去保甲长，动不动就批评人，许多年纪大的社员就质问他：现在政府领导我们生产，干部参加生产，过去国民党当官的有管过老百姓生产和生活的没有？过去的县长扛过锄头挑过大粪没有？干部批评群众的目的又是为啥？受批评是劳动不积极的人，不批评生产就搞不好，还是为大家。这样一问一比后，他也无话可说了。董光福剩下意见最多的是对整个合作化道路的看法。如他说合作社没有单干好，合作社的庄稼没有解放前种得好等。辩论会上大家和他算账他不服，反说增产账是干部们编的。这样，全社组织他和大伙们参观田间生产和贫农生活上升的展览会。如他自己原来的八亩多田，解放前一年只收一季，每亩产六百三十斤，合作化后改成每年收两季，今年每亩一共收了八百六十多斤小麦和稻谷。社员们接着又和他一起参观和调查了富裕中农单干户董光禄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这位单干农民去年退社后扬言要和合作社比赛三年，但到现在只有一年，同等土质的水田，社里每亩收三石谷，而他的只能收二石；社里每棵棉花一般都有六十多个桃，而他的却只有三十多个。从调查今年的收入情况看，这个单干户每人平均五十元，而和他同等劳力的中农社员李昌清一家每人收入达八十元。这样一面参观一面仔细核计后，大家又看了贫农社员刘明中解放前后生活对比展览会。铁一般的事实教育了董光福，他的错误意见都站不住脚，最后在社员大会上检讨说：社会主义大辩论救了我，以后保证不说怪话、不闹退社，全家四个劳动力明年一定要挣七千个工分。
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苗圃二社，现在再也听不到有人说合作社的怪话和闹着要退社了。社员们的生产劲头特别大，全社一千二百多亩水旱田在目前旱象严重的困难条件下，绝大部分已提早翻耕准备冬播了。原来打算和合作社比赛三年的单干农民董光禄，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也点头认输了。最近写了入社申请书，全家决定在秋后一定参加合作社。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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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首要关键：
克服干部中的本位主义和尾巴主义
黑龙江农村工作会议辩论粮食问题得出结论
本报特约新华社哈尔滨电 克服领导干部的本位主义和尾巴主义思想，是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首要关键。这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在2日结束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关于粮食问题大辩论所得出的结论。参加会议的有全省各地、县委书记，县委农村、宣传、组织部长和各县县长、粮食局长等四百二十三人。
在9月24日到29日的会议上，根据小组酝酿和鸣放中提出的问题，集中地对粮食征购任务重不重？“三定”政策和购粮任务有无矛盾？留粮标准够不够消费？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好还是坏等问题，在小组会和联组会上，展开了热烈又严肃的辩论。在争辩中，暴露了在接受和完成征购粮任务上，有的县领导干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本位主义、尾巴主义和片面群众观点。某些干部用错误的方法对待购粮任务，即：低报产量、多报灾情、少要购粮任务、多留口粮马料、拖延外调粮。他们认为这样容易完成任务，工作好做，自己的面子好看，群众拥护。这些错误思想和各种谬论，在小组和联组会上，通过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受到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到会干部一致反映，参加这次辩论，等于上了三大课（社会主义课、哲学课和群众路线课）。从而划清了在粮食问题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界线，认识到粮食问题就是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汤原、克山、林甸等县参加会议的干部用许多事实证明，农民手中余粮多，不利于社会主义，例如有些合作社社员用余粮做投机买卖。铁力县长用他参加群众大辩论中发现的事实说明，叫喊粮食紧张的空气，是由少数富裕中农散布的，事实上他们并不缺粮。该县新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富裕中农王秀琴，一家八口分了四千多斤粮食，本来够吃，却为儿子结婚大吃大喝消耗了八百斤粮，喂猪浪费三百斤粮，他反而埋怨留粮标准低。桦川县委书记检讨说：他是抱着“购粮任务重”的埋怨情绪来开会的，但经过辩论，认识到去年没完成粮食任务，主要是思想和工作中存在问题，对粮食任务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有片面群众观点，因而口粮、马料都高于留粮标准，还损失浪费将近两万吨粮食。
领导干部在辩论中总结出不认真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有六大坏处，即影响国家建设和合作化优越性的发挥；影响合作社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影响农业社发展生产；造成上下级干部不团结；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些人来开会时带着两套粮食账，准备少要些购粮任务。经过辩论，就改变了这种错误打算。
在29日的大会上，省委书记杨易辰对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做了总结发言，并回答了辩论中提出的问题。他从黑龙江省几年来粮食收成情况、商品粮比率和实际购到的粮食，说明国家分配的购粮任务是合适的，并不重。去年没有完成购粮计划，除客观原因外，主观上主要是干部存在着本位主义和尾巴主义思想，工作做的不好，以致发生了严重的浪费粮食的现象。去年全省浪费、糟损的粮食严重。他指出购粮任务和“三定”政策是一致的，事实证明，凡是完成任务较好的地方，贯彻政策也较好，政策执行不好的地方，购粮任务也完成的不好。说政策和任务有矛盾是对粮食任务采取消极态度的借口。他说从黑龙江省具体情况和大家在辩论中提供的事实证明，留粮标准是够用的，叫喊粮食不够的只是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他根据辩论中大家提出的具体材料，说明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好了，统购统销杜绝了粮食投机，保证所有人都有粮食吃，所以大多数人是拥护的。杨易辰强调指出要保证征购粮任务的完成和正确贯彻统购统销政策，首先必须克服干部中的本位主义、尾巴主义思想和片面群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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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除顾虑从冷淡到热烈
浙江各县基层干部大鸣大放
本报讯 浙江省七十四个县结束了或正在举行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在各县干部会议上，到会干部通过大字报、意见箱、小组座谈、大会发言、个别谈心等方式，热烈展开了大鸣大放。据嘉兴、宁波、建德等专区二十四个县统计，到会干部共提出十二万五千多条意见，其中以粮食、合作化和党的领导三个方面的意见为最多。各县干部提出的意见中，一般有70％以上是善意的、正确的，20％左右是基本上正确的，错误意见一般在10％以下。
各县大鸣大放的规律，一般是由冷淡到热烈，由提正面意见到提反面意见，由提一般性意见到围绕着一个中心提出意见。开始时很多干部对大鸣大放存在着顾虑，他们怕报复，怕处分，怕当典型批判，怕戴右派帽子，他们要求放又怕放。凡是鸣放形成高潮、放得比较彻底的县，都是县的领导上决心大，再三向干部说明了鸣放的意义，表明了态度，首先解决乡总支书记以上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放手发动群众，解除顾虑，领导骨干带头鸣放；同时成立处理意见的小组、边整边改委员会等组织，一边鸣放，一边研究，一边改进，及时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宁波专区七个县这样做以后，到会干部90％左右全部提出或基本上提完自己的意见。也有少数县的领导干部怕放乱了，不敢放手发动鸣放。有的提出许多清规戒律，如划定鸣放的范围、提出鸣放的意见要正确等，有的急于争辩，过早解释，有的领导干部听好的意见就笑，不好的意见就扳面孔。这些都影响了鸣放。
目前，浙江省大部分县的干部会议正在大放大鸣大争。5日晚，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对当前情况作了指示，要求各县领导上继续放手发动鸣放，边整边改，以便全省农村顺利开展全民性整风运动。（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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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抽调干部支援农村整风运动
四川省级机关千余人陆续出发
省级机关将有1／2到2／3的干部到基层去锻炼
新华社成都9日电 四川省最近从省级机关、党校、团校等单位抽调了一千多名干部，组成十四个工作团，分赴各专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现在各个工作团正在陆续出发到预定的工作地区。
这次组成的工作团，各团团长都由中共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省人民委员会的厅局长一级干部担任。工作团的成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80％，其余是各项工作和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10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向下乡的干部作了报告，详细介绍了目前农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情况，交代了在大鸣大放大争中应掌握的重点、政策原则、注意事项等。李大章还指示各工作团的干部下去以后，应当服从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必须向农民群众和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学习，在生活上同农民打成一片，认真从工作和学习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特别应该学习贫雇农成分的社员的坚强斗争意志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以便达到改造思想、提高认识的目的。
据中共四川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四川省级机关将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干部到基层去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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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衣服和布票
——北京国棉二厂关于布票问题的辩论
本报记者 叶剑韵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国棉二厂的工人们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辩论。辩论的题目是：国家规定的布票够不够用。
“少数服从多数”
1958年的第一期布票发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厂里的个别职工接连贴了几张大字报，表示不同意国务院关于棉布供应的决定。
这件事，立即在工人中间普遍议论开了。有的说，布票问题像冰棒烧火越烧越短，去年发五十多尺，今年只发二十四尺，虽说国家有困难，咱们工人也有困难呀！要咱们体谅国家的困难，为什么国家就不照顾工人的生活哩！也有人说，过去日子过的不好，手头不宽，有布票又没有钱买；现在手头宽裕一些了，布票又是发的那么少，这不是存心和咱“穷人”为难。意见最多的是青年女工。特别是那些爱打扮的女工，更是到处嚷嚷。她们说：过去领导上叫咱穿花衣服，现在为什么只发十六尺布票？一件花衬衫七尺五寸布，一条裤子七尺，多下来的一点布，还不够做件短裤衩哩！
那几天，大字报上虽然也有反驳的意见，但是，这些姑娘们听到谁说布票够用了，就马上顶撞说，这是有钱户，是穿料子户。细纱车间的推纱工王建华对大伙说：“咱们应当开个会，要大家来举手表决，如果是多数人说布票不够用，那么，国务院就得修改决定，增加数量，补发布票。这是民主嘛！民主，就得少数服从多数。
老工人的一席话
当然举手表决并没有进行，结果却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
辩论会开始，细纱车间的宋德山就说，我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家八口，大小孩子都光着屁股，男孩子光屁股没什么，女的可不像话。我的个子又大，一身棉衣十六尺扯不下来。宋德山的发言，引起了不少女工的同情。她们说，像宋德山这样布票不够用的人多得很。这时有个熟悉宋德山的工人就站起来说：宋德山一家八口，可以领到一百二十多尺布票，难道今年冬季他家每个人都需要添衣服不成，即使每个人都添，大小牵扯，也尽够的了。他说他家布票不够，今年9月1日，他还拿出了五十来尺多余的布票给我看过呢。他说他家的孩子光着腚，这也不是事实；孩子们是穿得破一点，生活上短时期内虽有一些困难，为什么在国家发生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替国家想想，反而把自己的困难提得这么高呢？
他的话刚落音，有个女工就站起来反对，说他不用假积极了。困难，困难，谁还不知道困难，总不能叫人不穿衣服呀！这时，在一旁坐着的老工人，再也憋不住气了，一个在纱厂里做了三十多年工的女工说：姐妹们，今天，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再去谈过去的老话，想过去的伤心事，好像是犯不着。常言说得好，树有根，水有源，人不能忘本。在过去，做纱厂的，那个不是夏天没单的，冬天没棉的。有一年，资本家到车间来对工人们说，明天有个大人物来厂参观，为了欢迎客人，全体工人上身要穿白衬衫，下身穿青工装裤，否则就不准来厂。天哪！那个时期的工人，有谁不是披破挂片的，谁能拿出一套体面衣服来！后来厂里给每人发了一套。这一套衣服不打紧，却逼着每个工人还了四个月的债。现在走到哪个宿舍里，随便打开一只箱子瞧瞧，单的棉的夹的，有谁没有三套五套的。
“布票究竟够不够用呢？不宽裕，可是够用。”这是另一个老工人的意见。他说，我做工也有二十多年了。在过去，工人们下车间，都要换上一身旧的。那时候，进厂穿旧的补钉衣服，大家如此，谁也不笑话谁。可是，现在的年青人，没里没外，进城看朋友讲究穿戴，在车间里也不肯穿旧的。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好习惯，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可把这些全忘啦！……
在这个问题上，新老工人之间不知发生过多少争执。新工人说老工人保守，想扒家挣业。老工人说新工人不知苦乐早红暮绿，三天两头换件花衣服，真是太不朴素了。
她们有多少花衣服
今天，老工人的一席话，却引起了多数人的回忆。
部分曾经随着别人叫嚷布票不够的女工，在老工人们提出了艰苦朴素的问题以后，开始清醒了。有些人为了弄清自己的家底，自动的把箱笼的衣服做了一番检点和整理，究竟有些什么衣服，每个人箱子里，床头上添了多少衣服，买了多少尺布，从来是没有人算过账的。现在，不自觉的开始算起这笔账来了。下面是一个普通女工宿舍算账的结果。
乙型楼四楼三十四号房间，住着李如锦、徐凤琴、冯玉娥、赵淑玲、褚永莲、郭素琴六个女工。她们进厂的年月最长的两年多，最短的一年；在一两年之内，这六个女工合计添置了：
1、棉袄十一件，每件里面十五尺布，计一六五尺；
2、列宁装上衣二十件，每件八尺布，计一六○尺；
3、各色花衬衫四十一件，每件七点五尺，计三○七点五尺；
4、布裤子四十条，每条七尺布，计二八○尺；
5、夹袄四件，里面十四尺布，计五十六尺；
6、裙子、连衣裙三件，每件六尺布，计十八尺；
7、被、褥、床单三十四床，平均每床二十尺布，计六八○尺；
8、棉猴、棉裤、灯心绒衣裤八件，每件平均八尺布，计六十四尺。
其他毛料衣裤和针织品十八件，皮鞋十五双，球鞋十五双。
以上布料衣裤、被单合计是一七三○点五尺布。再加上十五尺未做衣服的布料子，合计是一七四五点五尺。平均每人在一两年当中，就使用了二八八尺多布。当然这些衣物有的是刚做不久，有的才使用了一年多一点，有的只穿过一两次，不仅没有破，也很少是旧的，有的似乎肥一点或者瘦一点，只要略加修改，完全可以继续穿下去。
经过一番检查，大伙全认识到，不是布票不够用衣服不够穿，而是想多穿几身花衣服。有的女工说：过去，一下班就去逛百货公司，凡是来了新品种的花色布，都想扯几尺。其实花衣服有的是，多的七、八件，少的也有三、四件。说十六尺布票不够，全是瞎闹哄。
国棉二厂职工们关于布票问题的辩论已经结束了。通过这次辩论，开始树立了节约的风气，原来叫嚷布票不够的不叫了，原来要求国务院补发布票的也撤回了他们的建议了，原来打算多买几身花布的现在已决定不买了，原来要求公家发给新工作服的，现在有些车间提出充分利用旧的，不领1958年的工作服的倡议。据统计，如果这一项倡议实现了的话，全厂可以为国家节省四万多尺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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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风期间，解放军各级领导干部普遍深入部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左图为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正在查看边防战士的床铺。在看过战士们的床铺后，粟裕大将说：“冬天快到了，草垫子还要加厚些。”
解放军画报社稿 邹迄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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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某部建立了“党委接待日”，每两周接见下级军官和士兵一次。来访的军官和士兵，都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改进工作的建议和意见。上图为党委委员李少元少将在和来访的士兵谈话。
解放军画报社稿 龚景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