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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孝感县粮食棉花油料大丰收
1956年同1955年相比：粮食增产42.23％，棉花增产122.5％，花生增产68％，芝麻增产29.2％
本报讯 湖北省孝感县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巨大成绩。1956年，这个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七亿四千六百二十二万五千七百斤，每亩平均产量是八百一十七斤，比1955年增产42.23％（即增产二亿二千余万斤）。这是全省粮食增产率最高的一个县。全县出现粮食千斤丰产田三十七万九千一百三十三亩，占粮田总面积的46.92％，其中亩产一千五百斤以上的有六千三百九十六亩，亩产一千八百斤以上的有六百八十四亩。全县出现了五个千斤区、二十二个千斤乡，五百六十一个千斤社。全县皮棉产量三百六十八万八千一百斤，平均亩产四十四斤半，比1955年增产122.5％。全县花生平均亩产四百一十斤，比1955年增产68％，芝麻平均亩产一百一十五斤，比1955年增产29.2％。
由于农业生产获得丰收，保证了全县99.64％的合作社增产和97.5％的社员增加收入。全县十六万八千余万农户，平均每户实际收入三百六十七元，其中口粮收入平均每人七百三十多斤。
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后，中共孝感县委领导农业社大胆地因地制宜地实行耕作制度的改革。全县扩大复种面积二十万零四千九百一十三亩，旱地改水田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七亩，共增产粮食六千七百二十九万二千三百二十八斤，占全县总增产量30.3％。土种改良种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三十四亩，增产粮食二千三百九十二万九千三百八十三斤，占全县总增产量10.8％。由于大规模地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十七万二千七百三十八亩，改善灌溉面积八万零六百零五亩，大大地减少了水、旱灾害。在积肥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全县不仅消灭了种白田现象（1955年白田占农田总面积的20％—30％）而且单位面积施肥量一般较过去增加了30％—50％。此外，大规模的四次整社工作、不断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和参加评比、推广新技术、大力防治病虫害和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等，对于保证今年增产都起了很大作用。
（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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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民主不是放弃领导
周一风
福建省部分农村在民主整社的工作上有些毛病，结果，出现了农业社干部不敢工作、不敢坚持真理、不敢坚持政策的现象。长乐县金峰区闽鹏社三户社员要退社，社长不去进行说服教育。坏分子乘机造谣说，“现在政府有政策，五口以上的可以退社”，引起群众思想混乱。区干部提出要追谣，社长说：“现在民主整社，还敢批评人家吗？”同区浮歧社，在修海堤的时候，干部说出工要讲民主，放弃了动员和组织工作，结果第一天一个人也没去；第二天要一百人，只去了二十多人。同区仙富社，一个生产队拿花生自己去卖了，钱不交给社，社长也不敢去讲。据闽侯县委对十三个社的调查统计，四百五十个社干部中，有一百七十八人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工作。他们说：过去工作是自上而下，现在要自下而上了，群众叫点头就点头。敖峰社的干部在冬种当中不积极领导，小雪过了，六百亩小麦还有三百亩没种。除此而外，有的干部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说“民主办社，一百个人一百个声音；要完成任务，讲民主不行！”
在群众当中，极端民主的现象也滋长了。有的地方，干部讲话大声一些，群众就说是强迫命令；稍不接受意见，就说是官僚主义。干部说：现在是“上整下顶”，左右为难。如长乐县先锋社，在秋收的时候，一个社员要求预支粮食，队长说“谷还没干”；社员说“我挑回去自己晒”，队长说“这样不好算”。社员就批评说：“整社还没整到你头上？”这个社在秋收当中，每天要干部早上四点钟就起来拿着广播筒一直叫，不然社员就说：今天没事，可以睡到八点钟了。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能说明民主办社的方针是不正确的。秋收以前，福建在全省性的整社运动和普选运动当中，特别注意了发扬民主和走群众路线，这对发扬群众积极性、巩固合作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有些干部对民主办社方针的理解有片面性，以为既然是民主办社，就只能听群众的，不听就是不民主；既然要走群众路线，就要“跟着群众走”。因此，宣传民主办社方针的时候，只强调“发扬民主”，不说明发扬民主的目的及发扬民主和加强领导的关系；只批评工作中的缺点，不肯定成绩，也不分清责任，把一切都推到干部身上。结果，整社变成了“整”人。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的，但并不是个别的。这种作法造成的后果决不会比强迫命令好些。事实证明：这样作的结果，发扬群众积极性、提高社员主人翁自觉、巩固合作社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干部当中对于发扬民主的思想障碍也没有消除，带来的只是消极情绪。没有民主不可能巩固合作社，但极端民主对巩固合作社也是不利的。
目前，许多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整社工作。我认为：除了发生以上问题的地方要注意纠正外，各地在工作当中一开始就要注意：民主教育要全面、正确，既要发扬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也不可伤害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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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幸福农业社增产增收
平均每户收入一千零三十元
本报讯 黑龙江省嫩江县幸福农业社，从1953年建社以来，连年获得丰收；特别是1956年实现高级合作化的第一年，获得了各种作物的全面丰收，创造了全县旱田大面积高额产量的新纪录。这个社1956年耕种的六百一十一公顷多土地（水田未计算在内），其中四百五十一公顷的粮田实际收获量就达到了二百二十万零七千四百斤，每公顷的产量平均比1955年提高了一千二百三十多斤；尤其是种植的一百六十公顷小麦，全部种的是甘肃96号良种，每公顷产量提高到三千八百斤，比1955年每公顷平均产两千三百斤，多产了一千五百斤。
随着社的全面丰产，社员们的收入也有了显著的增加。根据分配的结果，全社总收入为十九万二千二百三十四元，除去公粮和生产费用，再留8％的公积金、1％的公益金，分给社员的纯收入为十二万五千九百二十五元，占总收入的66％弱。全社1956年的总劳动日是三万三千五百八十六个，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分得三元七角钱。全社一百二十二户社员，平均每户社员收入（家庭副业收入不在内）达一千零三十元。其中收入最多的一户，在四千六百元以上。真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余钱。甚至连过去经常遭灾而收成不好的郭家屯，也由于1956年加入了这个社，全屯六十七户除个别户因病没有增加收入外，全都增加了收入。
社员们在欢庆合作化后第一年的丰收声中，联想到国家给予合作社的大力支援。他们除全部交清国家贷款外，还出售给国家一百五十五万斤余粮（超过国家三定数字五十六万斤的176％），来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蔺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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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省黎明农业社去年收入百万元以上
本报福州电 福建省首次出现的“百万富翁社”——海澄县黎明农业社，1956年的总收入达到了一百万零二千多元，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在两元以上，有91％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
全社共有一千二百三十六户，地处九龙江下游，土地肥沃，有七千七百六十多亩水田。虽然基础较好，但全社总收入所以能达到百万元以上，主要还是高级社集体经营的结果。这个社在1956年曾受到旱灾的威胁。可是由于社里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基本上消除了旱象。加上推行各项先进耕作技术，全社水稻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一千四百五十五斤，比1955年没有实现高级合作化的时候，增产了40％，比战前最高产量增加了48％。副业生产1956年也有了发展，全乡大小河港第一次养了鱼，全社共养鱼三万多尾。再加上养猪、果林等方面的收入，全年副业总收入近十三万元。同时，由于贯彻了勤俭办社的方针，依靠社员发掘地方肥源，生产成本比过去降低了30％左右。因此，社员的实际收入增加很快。1956年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比年成较好的1954年增产16％，而一个全劳力的收入，却比那个时候增加了一倍以上，全社平均每个全劳力1956年收入了三百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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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梅田农业社社员收入成几倍增加
本报讯 据南方日报报道：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1955年度增产模范奖的广东省海康县梅田农业社1956年早晚两造农业总收入比1955年增加一倍以上，副业总收入比1955年增加三倍以上。每个劳动日的报酬达到一元六角二分。全社四百零五户社员，有一百九十八户的收入比1955年增加一倍到三倍以下，有一百七十户增加三倍到六倍以下，有十五户增加六倍。
梅田社1956年大增产，主要是由于把一千亩左右的单造田改为双造田，同时开垦了一百亩荒地，全部稻田实事求是地采用了单株密植或者小科密植等先进耕作技术，改变了过去落后的撒种方法。大量积肥施肥，打了三十多眼自流井，消灭了历史性的旱灾，也是获得大量增产的重要原因。
1956年全社农业总收入折谷一百七十三万四千多斤，和1955年收入八十二万四千多斤比较，增产一倍以上。全年平均每亩（连番薯折谷计算）收谷七百九十斤，全年副业总收入八千九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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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荒弃多年的野茶树又成了有用的财富
本报讯 四川省江津、綦江、合江、纳溪、富顺等地荒弃多年的野茶树正在被有效地利用。据不完全的统计，江津专区发现大叶茶树六万多株，小叶茶树九万多丛。合江县发现的荒野茶树比江津专区发现的还要多。据说，五十年前，合江县先滩、复宝区茶树满山。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摧残，茶叶没有销路，山居的农民迁移出来，从此，茶园荒芜了。1955年泸州茶业管理部门根据当地人民的反映，组织干部配合当地农业部门进行了调查。从1956年开始委托供销社代购。在新发现荒茶的地区，许多农民不懂茶叶采制技术，泸州茶业管理部门便与当地农业部门把茶叶采摘、初制的方法广泛宣传，帮助农民基本上掌握了茶叶采制技术。到目前为止，合江县已购进荒茶四十一万多斤，投放收购款四万多元，不仅充实了国家的货源，而且也增加了茶农的收入。（潘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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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郊区生产增加副食供应
天津郊区去年供应市内的肉类大大增加
上海郊区已能供应全市所需70％的蔬菜
新华社天津电 天津市发挥郊区潜力，1956年生产了比往年多得多的家禽、家畜、水产和奶品，供应本市需要。
现在来到天津的客人，一下火车走进东站小卖部，如果需要，马上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鲜牛奶。天津市内居民集中的地区，还设有这样的热奶供应站十四处，就像豆浆铺那样每天供应人们早点。天津的母亲们如果要在自己家里为孩子订饮牛奶，也随时可以订到。据天津市农业部门了解，1956年全市奶牛增加了将近五百头，奶产量增加了三十多万斤。
天津郊区的养猪、养鸡、养鸭、养鱼等事业也有了发展。据统计，全郊区1956年饲养的生猪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半以上。食品公司等单位在市郊放养的十五万只填鸭也长的很好，一般的都填到四、五斤重，最肥的达到八斤四两。郊区的各种水产品1956年也比1955年增加了一千多吨，四郊20％的水坑和河沟已被农民利用起来养鱼了。
新华社上海2日电 上海市六百万人民吃的蔬菜已经有70％由市郊农民供应了。合作化后的上海市郊区农民，去年战胜了台风和寒流的袭击，蔬菜总产量达到一千四百万担左右，比1955年增加了三百万担。
蔬菜种类也有增加。天津大白菜、广东火车头萝卜、北京粉红番茄等十多种蔬菜，已经第一次在上海市郊种植。在数百间新建的温室里，栽种的番茄、黄瓜等生长得很好，现在已经开始采摘了。
上海市郊从1953年开始贯彻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以后，蔬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蔬菜的产量也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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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生产受灾减产，用副业生产弥补起来
幸福之路社多数社员仍能增加收入
新华社长春2日电 吉林省蛟河县幸福之路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受灾后积极开展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保证多数社员仍然增加了收入。
幸福之路农业社1956年夏季连续遭受三次水灾，粮食产量仅达到计划的54.6％。为了弥补受灾损失，做好生产救灾工作，这个社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组织社员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现在已有一百二十多个社员进山，根据国家计划去清理林场间伐林木。还有七十多名社员到社附近的一座石山上开采石头，供应工厂修建房舍。另外，这个社除组织男社员打野草和女社员打草绳、编炕席外，还和附近的葡萄酒厂、煤矿、疗养院等保持密切联系，当这些单位要修盖宿舍、安装电线杆子、修锅台等，就组织社员去做工。这样就做到大部分社员都有活干，都能获得一定的收入。
这个社开展多种副业生产的结果，据1956年年末预算，全年每个劳动日能分到一元一角九分钱。有四百户新社员每户约比1955年增加收入80％左右。仅老社员比1955年丰收年成减少收入，但如加上家庭副业收入，生活仍然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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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套合一套，争吵变协调
——太谷县试行商业体制改革的经过和效果——
本报记者 商恺 顾页
山西省太谷县以国营商业同供销合作社合并为内容的商业体制改革工作试行半年以来，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商业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了出来。全县商业工作统一和加强领导后，各个商业部门的工作步调一致了，商品进销和农副产品的收购计划也都在全县范围内衔接起来，便利了物资运转，活跃了城乡经济。
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太谷县在试行商业体制改革以前，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两套独立的商业系统——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国营商业负责供应城镇市场的需要；供销合作社（包括县以下各级供销社和代销员）负责广大农村的商品供销工作。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这种城乡分工，过去在协同作战、共同对城乡资本主义进行改造方面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分工也容易形成国营商业同供销社的工作彼此矛盾，城乡经济被分割，物资交流受到阻碍。比如，过去太谷县供销社就把农村当成了他们独有的“阵地”，不许别人下乡卖货。但是，供销社自己的供应工作又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全县三百二十四个村子，其中就有二百零三个村子没有供销社的机构或代销员，群众称盐打醋，抽针买线，都要跑到几十里以外去。同样的，国营商业也把城镇市场看成是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允许供销社插足。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既然是两套独立的商业系统，又没有统一的领导，因而工作步调互不一致；再加上许多商品的经营没有明确分工，常常是一种商品，两家经营，双方进货，造成重复浪费，商品积压。有一次，太谷市场饼干脱销了，供销社就从东北购进饼干七万斤，而百货公司又调来了三万斤。结果供过于求，积压饼干六万斤以上。
在农副产品的收购上，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也不协调。比如，食品公司和农产品采购部门过分强调“一条线”的经营方法，在农村设立自己的收购站和收购人员。由于人少站稀，无力完成国家的收购任务，但是他们又不让基层供销社收购。1955年收购生猪的情况便是如此。当时食品公司收购生猪的任务很大，收购员却只有五名，他们跑断了腿也无法完成收购任务，而农民有猪却卖不出去。
对于这种情况，太谷县的党政领导也曾企图设法解决。但是，供销社是属于省社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领导；县里各个国营专业公司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由商业部和省商业厅直接领导。当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工作上发生争执去找县委的时候，他们往往各自强调自己上级业务部门的垂直领导。因此，县委也难于解决。
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在太谷试行商业体制改革。
体制改革的内容是什么
太谷县的商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首先，把县供销社合并到县商业局（仍挂两个牌子，县供销社的理事会、监事会仍然存在，社员代表大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基层供销社也划归县商业局直接领导和管理。并且根据太谷县的实际需要，把供销社和国营商业的一些专业部门调整合并为百货公司、纺织品公司、副食杂品公司等十个单位，其中有的是地方国营企业，由县商业局直接领导；有的是国营企业，由县商业局和商业部共同领导和管理。在县商业局的统一领导下，经常举行由各公司经理、基层供销社主任、公私合营商业的负责人参加的业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共同研究群众需要和市场情况，制定商品流转计划，解决各个部门相互关系中的问题。
其次，是把中央和地方对商业工作的领导职权适当分工。过去，许多专业公司都是国营企业，他们过分强调垂直领导，自上而下的条条下达任务，地方党政机关和下级公司没有相应的机动权利，往往一遇到问题，上边是鞭长莫及，下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问题不易解决。在试行体制改革中，也适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除了把一部分经营地产地销商品的企业，如生产资料公司、地方贸易公司、食品公司、饮食服务总店等，划为县营企业外，还部分地改变了国营企业的垂直领导范围，适当地扩大了地方职权。比如，各个上级公司对下级公司发出的有关政策性的指示和规定，如果不适合当地情况，地方党政机关经请示上级党委后，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在价格掌握上，除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由国家统一掌握外，其他地产地销的农副产品的价格，由县统一掌握，或者由省规定一定的幅度，县里自行调整。同时在利润分配上，暂时规定将县营企业利润的40％上交；50％作为县地方财政收入；其余10％留给企业。
太谷县在试行商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还根据便利群众和活跃城乡经济的原则，调整了农村商业网，在所有的集镇都设立了供销社，每个乡设立了供销分社，各个自然村里设立了分销店、代销员或是派货郎担下去；并且恢复了基层供销社代购农副产品的业务，和这同时，还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已经收到的效果
太谷县试行商业体制改革以后，国营商业同合作社商业的矛盾解决了，当地党政机关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加强了，商业工作也有了显著改进。现在可以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商品调剂，避免了重复浪费的现象。在商业局召开的一次业务会议上，根据各专业公司和供销社等部门的意见，国营公司把所有的库存商品都展览出来，让大家自由选购，一次就成交了八万多元。在选购的时候，大家又提出七十多种已经脱销或者品种太少的商品，要求组织货源，商业局便马上组织进货。
各个商业部门之间的一些具体业务问题，也比过去处理得及时了。如果过去发生了这类问题，在百货公司和供销社之间光公文手续就要往返周转十天半月，才能解决。
经过商业体制改革，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对商业工作的领导职权以后，大大地发挥了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商业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过去太谷县的头等蜂蜜的收购价格是四角四分一斤，农民嫌价格低不愿卖；本县制药业用蜜，不得不用每斤七角的价格从外地调运来。后来，太谷县的党政领导决定调整了蜂蜜的收购价格，在一、二十天的时间里，就收购到蜂蜜八千八百多斤。
现在，由于商业体制的改革和自由市场的开放，太谷县的城乡经济生活活跃起来了。过去买不到的东西可以买到了；卖不了的东西有了出路了。城乡经济生活的活跃，直接帮助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全县生产的蜂蜜，由原来的一百箱，增加到五百箱；生猪由1955年7月份的七千八百五十头，增加到一万头；手工业社也因为可以自购原料而扭转了停工待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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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
在农业社分配决算结束的时候，算算社员的收入比过去增加或减少的账，这是对合作社最根本的检验。但是，算账的态度和方法是否正确，可大有关系。
江苏省松江县昆岗乡东新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九生产队在作了分配决算后，发现全队的三十二户里就有十六户收入比1955年减少了。这当然要使人们吃惊。可是，后来经过复算和仔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才发现这十六户的账有一半是虚假的，确实是减少收入的，只有八户。
为什么这八户收入减少的情况是虚假的呢？说来也不奇怪。原来在计算这八户的收入的时候，没有把一些具体情况考虑在内。比如有的户因为女儿出嫁，收入随着劳动力的减少而减少了，但是，算账的时候仍然把1956年的收入同1955年的收入作机械的比较。有的社员过去的土地产量被算高了。有的社员上一年的净收入里，没有减去缴纳的公粮数字。有的社员当年农业以外的其他收入被漏算了。有的社员兼营医生等自由职业，对他们的收入的计算也不很合理。以上这些都是造成一部分社员收入减少的虚假现象的原因。至于那八户真正减少了收入的社员，情况也是复杂的，例如有的是家人病亡，有的是过去有轻微剥削，有的是在社里劳动不好，等等。
算社员收入的账，不是儿戏，也不能像卖卜者算卦那样，爱怎么算就怎么算，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所要的是老老实实、细致认真的态度。为了显示合作社的优越性，而去制造一些虚假的增加收入的数字，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有意无意地少算收入的数字，也是要不得的。每一个合作社都应该把社员收入增减的情况，老老实实地算出来，摆出来，同社员一起寻找所以增减的原因，接受经验教训，明确认识今后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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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到社员家里谈谈心
贵州省金沙县禹谟区有一些社员要求退社，有些合作社的领导人员不去了解是什么原因，就给这些社员扣上“挑皮”“自发”“落后”的帽子，并且采取种种办法限制他们退社。中共金沙县禹谟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就领导合作社的领导人员到社员家庭去访问。这才了解到，有些社员要退社，是因为对于社里有贪污现象不满；另一些要退社的社员，也是因为对他们的正当的要求得不到答复而不满。总之，这些人并不是真的不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区委会的同志帮助合作社解决了社员们所关心的问题以后，那些要求退社的社员就不想退社了。这件事教育了合作社的领导人员。他们认识到凭主观上的臆断乱扣帽子，只能把事情办得更糟。
到社员家里去串串门，谈谈心，不单有助于正确地解决退社这样的问题；在解决任何为社员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时候，这样做，都会有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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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条条母牛生小牛，三年满山头
安徽东流县城东农业社，现有一百四十一户社员。在办社以前，只有八十一头牛，每户还平均不到一头。1955年办社以后，全社耕牛已增加到一百九十一头。1956年一年，又繁殖了五十头。现在，社里的耕牛不仅够用，而且还有多余的可出卖。在1956年，就卖出耕牛四十四头，增加了四千元的收入。社员们普遍反映：“成立高级社就是好，真是粮食满囤，耕牛满山头”。
徐 彬摄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稿）（附图片）
左 社南七里湖牧场，虽已进入冬季，但这个草坪上仍是一片新绿，只要天气好，牧童就赶着牛到这个草场上来吃嫩草。
左下 母牛生下小牛后，社里总是喂它四到六个鸡蛋，来补养母牛身体。
下 社里已给每头耕牛准备好的过冬饲料平均每头牛有四千斤稻草，足够它们过冬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