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社论
从一个展览会看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农村里的情形究竟怎样？今年夏季以前流行一时的“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搞糟了”的诬蔑是怎样来的？秋季以后社会主义的正气怎样压倒了资本主义的歪风？开展了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以后农村里出现了什么样的景象？大多数的农业合作社究竟办的怎么样？农村人民生活究竟改善了多少？农村再过一些年会变成什么样子？6日在北京开幕的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用大量实物和图片集中地鲜明地形象地具体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如果说今年上半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展览会是农业生产战线上连年增产的大检阅，这个展览会就可以说是农村思想战线上新的胜利的大检阅。这两个展览会都是农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的有力证明。
这个展览会以湖北黄冈刘介梅一家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和刘介梅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变化为主要部分；同时也展出了北京郊区农民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情况，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农村的远景。贯串着整个展览会的一根鲜明的红线，就是农村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1955年下半年在经济上（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57年下半年又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斗争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掌握有利时机乘胜扩大战果。这场斗争也不是在一次运动中就可以取得最终的彻底的胜利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展览会将会有助于动员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参加和支持这场斗争，并且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和方法。
刘介梅是个什么人呢？本报过去曾经作了介绍（见9月30日人民日报）。简单地说，刘介梅一家三代讨饭，做佃户和雇农；他从小讨了多年饭，十四岁就当长工，一直到当地解放。解放以后，他翻身了，发家了，成了富裕中农；他在反封建斗争中站在最前列，当了模范，入了党，后来当了区级干部。今年8月间，在黄冈县三级干部会上，他却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农业合作化，要求取消统购统销政策。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简单的“忘本”二字能够说明的。刘介梅自己并不是不记得过去的苦日子了，他在辩论会上还说“要说苦我过去比谁都苦”。他也不是不会算今天的生活同解放前的对比账，他甚至“不算账也承认统购统销没有降低我的生活”。那末，他究竟是为什么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呢？为什么“提起统购统销就头疼”，甚至总盼着农业社垮台呢？
这根由，从刘介梅攻击党的政策的谬论中就可以找出来。他曾经说：“县委光在上面喊合作化这优越，那优越，我看就不如土改那两年优越！”他还认为囤粮放债是“凭本事赚钱”。症结就在这里。土地改革以后的两年，那是什么样的两年啊！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制度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1952年，全国大丰收；1953年，又是丰收年。富裕中农经济大大活跃起来了。一些富裕农民囤积粮食，经营投机买卖，以至雇工、买地，在“四大自由”之下“飞黄腾达”起来；一些人至今还认为那是“黄金时代”，不胜怀念。刘介梅的经济情况也正是在那时候迅速上升起来的。他家里凭着在土地改革时期分得的比较优厚的斗争果实，加上他自己的工薪收入，又有两年间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就有了余粮余钱；他的妻子已经开始放高利贷，他还日夜打算更多地放高利贷。他的奋斗目标是“赶上曹其斋（当地一个错划为上中农成分的漏网富农）”。就在这些富裕中农迅速上升起来的同时，许多贫农和中农的生活却趋于下降了。在刘介梅家附近的三个村二百二十九户当中，就有五十八户（约占总农户的四分之一）受到富裕农民的剥削变得更加贫困甚至破产。这些富裕农民囤粮不卖，国家收购粮食以供应无粮和缺粮人民的工作也发生了困难。一部分富裕农民，包括刘介梅这样的人在内，已经迈开步子向资本主义的深渊走去。1953年党宣布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并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进一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刘介梅就是从这时候跟党发生了根本的分歧。党指出了一条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他却迷了心窍一心要走“一家富裕万家穷”的邪门歪道。他并不否认现在的生活比解放前好，也比前几年好；可是，他总认为：如果不实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他就可以囤粮放账，现在的生活就会更好。其实，他这个发家计划也并不是保险的如意算盘；他家去年五口人生病，要不是社里帮助，如果像他放高利贷那样借高利贷，要不了几年，就又有可能倾家荡产。他却全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财迷转向”了。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拦了我的路。我和党不一条心了。”一些人大叫大嚷“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的真相，原来不过如此——只是对这极少数做着个人发财的糊涂梦的人们来说，似乎是“糟了”。其实，从长远利益说，对他们这些人也并不“糟”；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就拿眼前利益来看，也并不比过去“糟”。展览会上展出的大量典型的事例和全面的统计，都证明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实际效果是多么好。绝大多数农民和农村干部，是多么坚定地在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多么热情而又耐心地同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们作斗争。
刘介梅思想只是富裕中农思想的一种典型——极少数原来的贫雇农，在翻身上升以后迷路忘本了。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可以更多地见到的还有另一种典型——一部分老中农，特别是老上中农，固执地留恋着老路。在这个展览会上，前一种典型，除了刘介梅以外，还可以看到同是黄冈县的、人们称之为“小刘介梅”的夏存汉、北京郊区的张成，等等；后一种典型，有北京郊区的孙全智、李世忠、陆文山、曹庆功，等等。比较起来，后一种人更顽强地坚持着或者向往着资本主义道路，抗拒以至破坏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有的在勉强随大流入社之后在社内从事破坏活动，有的在社外钻空子显示“单干的优越性”。他们散布流言涣散社员的信心，挑拨干部和群众关系，时常不参加集体生产，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以至煽动社员闹退社；要不，就对社干部施加压力和引诱，甚至争夺农业社的领导权。改变农业社的经营方针，使农业社变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组织，囤粮囤布，瞒产私分，不卖余粮，不还农贷，不扩大公共积累，不照顾困难户，实行“包产到户”，变相单干，等等。他们之中一些人失去了多年以来的投机剥削的自由，确实感到“今不如昔”，因之也就力图阻止历史的车轮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对这一部分人能不能说服呢？展览会上的许多材料证明，只要坚持团结—斗争—团结的方针，针对他们的具体思想展开大辩论，用充分的事实和道理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同别人一样稳定地上升，了解社会主义可以使他们将来的生活比富裕中农的生活还要好多少倍，了解囤积、投机、剥削别人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有多大的危害，他们的绝大多数是能够离开资本主义道路转向社会主义道路的。
从民主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学校员生、工厂商店职工和其他市民在大鸣大放中发表的言论看来，对农村也有不少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想法和看法。有些是受富裕农民的影响而产生的，有些是从本身的资产阶级观点派生出来的。其中有些错误的以至反动的言论，实际上又对农村发生了不好的影响（从展览会上展出的一些事例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农村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全国全民性的一场斗争。因此，这个展览会不但可以教给我们向农民更普遍更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方法，不但对于教育农民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教育城市各界人民也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这个展览会的主要部分是介绍刘介梅这样一个干部的思想变化，它对于所有干部来说也是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这个展览会以揭示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主，又展现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远景。人们从展览会中看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胜利，这样美好的远景就不可能实现。当我们把今昔生活对比起来看的时候，决不应该满足于目前已有的成就，而应该记着过去的苦难，加强现在的斗争，争取将来的幸福。
第4版()
专栏：
从资本主义迷梦中醒来！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开幕
本报讯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已经在6日上午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观众们在展览会第一部分，看到了刘介梅解放前后两个不同生活时代的衣服、用具等实物，以及反映他从翻身忘本到思想转变的照片和图表。
在展览会第二部分中，观众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北京市郊区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前后出现的新旧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和各个阶级的动态，还看到了那些叫喊缺粮缺布的人的假象和丑恶面目。
接着，观众们在展览会第三部分，看到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在解放以来，特别是合作化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6日上午，刘介梅本人还在展览会的电影馆，和部分观众见了面，当众作了检讨，表示要下定决心，和自己的忘本思想作斗争，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第4版()
专栏：
依靠积极分子 注意居民特点
天津在居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取得经验
新华社天津6日电 新华社记者石坚、朱泽民报道：天津市在街道居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并且取得初步经验。
天津市从10月中旬开始，在中共天津市委、各区区委和各区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在九个区的二十五个居民委员会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这些地区包括劳动人民集中居住的、各阶层居民都有的、工商业者聚居的等不同类型。根据试点的初步经验，在街道居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抓紧以下几个环节。
先对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使他们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第一，首先在街道积极分子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发动他们开展鸣放和辩论，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由于街道居民多、分散，各阶层都有；街道工作干部少，对情况不很熟悉；而积极分子，包括居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小组长、妇女代表等，很多人已从事街道工作好几年，同群众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情况熟悉，因此紧密依靠积极分子来领导居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十分重要。全市各个试点首先在一千多名积极分子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发动他们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仅据十三个居民委员会四百六十四名积极分子的统计，在鸣放中共提出意见两千多条。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一些不正确的意见，经过辩论，基本上得到澄清。大部分积极分子经过鸣放和辩论，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增强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由街道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领导运动的核心小组，依靠积极分子发动群众。事实证明，积极分子在启发广大居民积极参加鸣放和辩论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解释
消除居民顾虑掀起鸣放高潮
第二，采取各种方式反复深入地进行宣传解释，消除居民中的各种具体思想顾虑，发动居民大鸣大放。
许多街道居民在鸣放初期表现十分积极，但是也有不少居民存在着顾虑。许多劳动人民反映：“没有党的领导，哪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认为没有什么意见可提；有的对干部的缺点抱着原谅的态度，认为“现在的干部多么和气，还不知足！小小的缺点，也值不得提。”有的怕打击报复，怕得罪干部。有的怕提了意见不起作用。有些年轻的妇女不愿当着很多人面前发表意见。部分资本家、小业主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属，错误地认为在街道居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开展反右派斗争。
为了消除这些顾虑，各区一般都由副区长、街办事处主任等反复进行动员，通俗地讲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义和目的，并且深入到户访问，针对居民的各种具体顾虑进行宣传解释。区、街的负责干部还向居民表示接受群众批评的决心；如有打击报复行为，区人民委员会一定为居民撑腰。同时，为了便于居民鸣放，灵活采取了院会、片会、个别接待、意见箱等各种形式。在发动居民鸣放时，又启发他们由日常生活的问题谈起，进而联系到对国家政策的认识。
经过上述步骤，在居民中掀起了大鸣大放的高潮。据各居民委员会初步统计，共提出一万多条批评、建议，从日常生活、街道干部作风、商业部门的经营作风、公用事业到国家政策，各方面的意见都有，基本上达到深透程度，为开展大辩论打下了基础。
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展开辩论
不能机械搬用机关学校的经验
第三，在鸣放深透以后，针对街道居民的具体特点，发动居民展开辩论。
根据鸣放中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辩论的内容以市场某些物资供应紧张和排队问题、粮和布计划供应政策、民主生活、社会风气的改变以及社会治安等问题为主。此外，在不同的地区对鸣放出来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也分别展开了辩论。如工商业、手工业家属聚居的地区，辩论了公私合营、合作化的优越性。有些地区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较多，就辩论了就业、还乡生产问题。在家庭妇女中还辩论了家务劳动同样光荣和勤俭持家等问题。
由于街道居民中参加运动的大多是家庭妇女，文化水平低，又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因此不应该机械搬用机关、学校开展辩论的方式，不要强调不同意见互相交锋，也不能光讲大道理。辩论的方式应该生动灵活。各区在试点中一般采取了漫谈、回忆对比、算细帐、由翻身户讲自己的体验等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使居民明辨是非。群众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事实上就是受到了两条道路的教育，就是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例如在辩论某些物资供应紧张和排队问题时，有人提出旧社会排队新社会也同样排队，许多居民就指出这根本不同。有些老大娘回忆起解放前的排队情况，那时排队买的是山芋面、豆饼、掺头发丝的玉米面，有时排一天也买不到，饿的没有办法就吃烂菜帮、谷皮子；那时有的人为了能买到粮食，不得不和自己几岁的小孩一同去排队，结果孩子竟冻病惨死。许多人谈到解放后排队买的是猪肉、红糖，甚至是糖炒栗子、电影票。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对比，居民们非常感动，许多人认识到“没有过去的苦，不知道今天的甜，今天生活的改善都是共产党带来的。”河东区在试点中对一个街三百多户居民进行了调查，发现全街居民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为十六点二元，最高的三十元，最低的也有八元。南开区太平庄街居民通过算细帐，弄清楚了解放前后吃肉、穿衣的变化情况，具体地说明了生活有了改善。居民们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事实，更加痛恨旧社会，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回忆对比的方法，不仅对于生活得到改善的劳动人民适用，对于其他阶层也同样适用。例如有些资本家家属联系到解放前后妇女地位的变化、丈夫有了政治地位、子女有了前途，小业主联系到合作化前后的变化等，也明确了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系统地进行正面宣传教育
巩固辩论中已获得的成果
第四，经过辩论以后，必须从正面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使居民把个人经济生活的变化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以巩固和提高居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在进行正面教育中，一般都系统地讲解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国家计划供应的好处，如何正确对待就业问题，家务劳动的意义等。有些街道还讨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文件。经过这些正面教育，居民在辩论中所受到的教育就进一步得到提高。
整个过程中要贯彻边整边改精神
第五，在鸣放、辩论以及正面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必须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因此，必须作好干部的思想工作，教育区、街和有关部门的干部相信群众大多数，虚心听取群众批评，严肃认真地对待群众意见。对一些能立即改正的缺点，要及时加以改正；对一时不能解决的，也要向居民做负责的交代。有些零售店经营作风有缺点，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就用大字报向居民表示了改正的决心，有的商店负责人还向居民作了检讨。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居民参加鸣放和辩论的积极性。
第4版()
专栏：
领导干部重视群众意见的一例
我们一般领导同志的工作都很忙，比较高级的领导同志就更忙。但是，忙尽管忙，却并不影响他们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亲自动手处理一部分群众提出来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同志，就在这一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转入整改后的大鸣大放中，交通局的苏勤和徐一新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李富春同志帮助解决计委交通局和交通部的关系问题。因为过去两方面联系得不够密切，交通局需要参加交通部有关计划工作方面的一些会议不能参加，需要的这一方面的资料也得不到。这张大字报是11月5日贴出的，11日这两位同志就得到了主任办公室的复信。告诉他们：李富春同志看了他们的大字报后，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交通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孔祥桢，请求交通部考虑以后召开有关计划工作方面的一些会议，以及派人出去检查工作，是否能通知交通局派人参加，有关资料也请送给交通局一份。交通部办公厅已在11月22日通知各个有关单位，按照李富春同志提出的意见来办理。现在，计委交通局和交通部的联系已较过去加强了。
从李富春同志亲自动手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这件事可以证明：领导干部，甚至像李富春同志这样的领导干部，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也仍然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处理应该由他们解决的问题。能不能这样做，就在于对群众的意见重视不重视，对整改究竟有没有决心。如果重视群众的意见，决心进行整改，那么，即使很忙，也还是可以挤出时间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事无大小都要领导干部亲自动手解决。但是，在鸣放期中群众对领导提出来的意见，如果应该解决而又可以解决的，领导干部最好自己动手解决。这样，不但可以迅速解决问题，而且可以大大鼓舞群众对整改的信心，将整风运动推向前进；而领导干部也可以通过处理群众提出来的问题，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可以更加直接地了解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
第4版()
专栏：
缅友好经济考察团到东北参观
新华社6日讯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夫人以及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6日早晨乘飞机到东北各地参观。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英杰和我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陪同贵宾前往。
到机场送行的，有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等人。
新华社长春6日电 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在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率领下，6日上午乘飞机到达长春。贵宾们在机场上受到吉林省省长栗又文、长春市市长周光以及当地政府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陪同贵宾前来长春访问的有我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英杰、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王雨田。
下午，贵宾们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个厂的副厂长马成斋陪同贵宾参观了各个主要生产车间。当贵宾们来到汽车总装配线末端的时候，一辆崭新的汽车刚刚装配完成。吴觉迎副总理对马成斋副厂长表示祝贺，他说汽车厂的建设，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成就。参观结束后，举行座谈。副厂长马成斋首先详细介绍了这个工厂的生产建设情况。吴觉迎副总理和其他贵宾就这个工厂的生产、建设和职工生活等方面提出许多问题，并且和主人交换了意见。
晚间，吉林省省长栗又文、长春市市长周光等设宴招待贵宾。
第4版()
专栏：
文化部和中苏友协设宴欢送苏芭蕾舞团
新华社6日讯 文化部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6日晚在北京举行宴会，欢送苏联国立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全体人员。芭蕾舞团1日在广州举行了访华闭幕演出后，5日来到北京，他们将在7日回国。
芭蕾舞团副团长泽利曼诺夫和团员一百六十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和使馆人员。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和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戈宝权在宴会上先后讲了话。他们一致对芭蕾舞团三个月来在我国不辞辛苦的演出，表示感谢；并且祝贺他们在增进中苏两国人民友谊方面作出的贡献。
芭蕾舞团副团长泽利曼诺夫也在宴会上讲了话。他说，他们来中国已经一百天，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欢迎。他们回国后将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歌舞音乐节目，他们愿意成为苏中友协活动的积极分子。
宴会结束后，宾主双方还互赠了礼品。
芭蕾舞团团长利加乔夫和其他团员九人已先期回国。
第4版()
专栏：
文化部举行中国杂技晚会招待波兰华沙杂技团
新华社6日讯 文化部6日晚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杂技晚会，招待正在北京访问的波兰华沙杂技团。中国杂技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杂技队、战友文工团杂技队和铁路文工团杂技队在晚会上联合演出了十九个精采节目。
波兰华沙杂技团团长包·罗斯齐谢夫斯基和全体团员应邀出席了晚会。
应邀观看演出的还有正在北京访问的波兰文化代表团的团员们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外宾。
中国杂技演员的演出，博得了客人们的热烈掌声。在历时三个钟头的演出结束后，波兰华沙杂技团团长包·罗斯齐谢夫斯基和部分团员到舞台上向中国演员们献花和握手祝贺。
第4版()
专栏：
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离北京赴各地访问
新华社6日讯 由铃木义男团长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一行十三人于6日晨离开北京。使节团将去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参观访问后返国。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秘书长吴茂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等今天都去机场欢送。
第4版()
专栏：
过去是穷排队 现在是富排队
天津太平庄街居民认清了买东西为什么要排队
据新华社天津6日电 新华社记者朱泽民报道：买东西为什么要排队？这个问题在天津南开区太平庄街居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这条街上住着四百多户人家，参加运动的绝大部分居民都是家庭妇女，在鸣放和辩论会上一扯就扯到买东西排队问题。家庭妇女李桂珍有一次提起排队的事不满意地说：“旧社会买东西挨个，新社会也挨个，什么时候才挨出个头来？”这个问题，很快引起家庭妇女们的辩论。五十多岁的赵连慧大娘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她说：“过去是穷挨个，现在是富挨个。我大女儿在敌伪统治时期深更半夜排队买来的谷子，里面带着老鼠屎，人吃了就中毒，我只好用它装了枕头，这话有十多年了。现在挨个买大米、买肉，这怎么能说是一样呢？”
提起旧社会的排队，翻身的劳动人民都有一肚子苦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刘淑贞七岁的女儿在数九寒天的夜里去排队买玉米面，一夜就冻坏了，没几天得病死了，她在辩论会上说：“孩子活着现在十七岁了，这要是在现在，我的闺女还能死吗？”家庭妇女徐淑芬回忆她的二儿子半夜排队买玉米面被伪警察打的鼻青脸肿的情况时，激动地说：“过去排队是穷人活受罪，现在我家一月收入二百多元，排队去买肉，这是多大的变化？”经过这场辩论大家都鲜明地看到了新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闹清了新旧社会排队的不同，有的人还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还有排队的现象。家庭妇女张桂兰在辩论会上说：“过去半夜买肉也能买到，现在一过早晨十点就没有了，这一定是东西比过去少了。”这又是个新问题：今天供应的东西是不是比过去少了才造成了排队现象？于是大家又开展了辩论。居民委员会主任、退休老工人佟恩荣在大家面前算了一笔吃肉的帐：在敌伪统治时期，他一个月工资只够七天生活，下了班还得去卖烟卷，饥一顿饱一顿地维持着一家五、六口人的吃喝，那时候，别说吃肉，大年三十给孩子们吃口棒子面饽饽就算解了馋。现在，两个儿子工资加上他的五十多元养老金，每月收入二百多元，一个月能吃十五顿肉。他说：“过去吃肉的人少，现在连我一个月都吃十五顿肉，这是肉多了还是少了呢？”家庭妇女朱淑珍也算了一笔用布的帐，她说：“我丈夫过去只有一件棉袄，现在有四件，还有一件皮袄，儿媳妇穿灯心绒的裤子，这是布少了吗？”
经过大家算细帐，张桂兰也明白了：并不是东西少了，而是现在大家都吃肉了，穿的也多了，买东西的人一多，就出现了排队现象。这正说明了人民的生活在一天天好起来。
大家明确了现在产生排队现象的原因以后，又围绕“如何对待排队问题”展开讨论。很多居民表示不要制造人为的紧张。很多人检查了买东西“乱起哄”，东西越少越挤着买的不良作风。曹云清大娘在辩论会上说：“现在东西不涨钱，什么时候买都行，为什么总得挤着去排队？”很多家庭妇女还提出了具体办法。潘秀清认为：“米面不吃饿得慌，红糖和肉可吃可不吃，人挤的时候就不买，不挤再买，大家都这样，排队的就少了。”工人家属倪春芳和夏凤兰建议家庭妇女们以后别零买粮食，她们说：“工人工资发整的，我们天天零买粮食，又占工夫，又显着门市部总挤着是人，这样对过日子也计划不好。”于是很多人提出了三不排队：人多不排队、东西少不排队、家里有的不排队。现在，太平庄街几个合作社和门市部门前拥挤和排长队的情况已经很少了。
第4版()
专栏：
基督教界代表通过大辩论受到深刻教育
热爱祖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据新华社6日讯 各地基督教界代表，在10月28日到12月4日召开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十次常委扩大会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次会议成为一个很好的课堂，代表们通过大辩论的自我教育的方式，提高了觉悟，纷纷表示要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民立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警惕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基督教反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阴谋活动，并且大力协助政府贯彻宗教政策。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一百多人。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圣公会主席主教陈见真在会上说，全国七十万基督徒是六亿人民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对于六亿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要坚决地去干，对于六亿人民不利的事情，我们坚决地不干。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贫困和压迫，它里面充满了爱人的精神，表现了政治与道德的高度一致性。作为一个真正为了信仰和有爱心的基督徒，不能不热爱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华卫理公会会督江长川、贵阳中华基督教会牧师陈衡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罗冠宗等人在会上的发言都曾指出，教会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实质上就是这样两个问题：到底要把教会变成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利用来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还是使它成为真正爱国爱教的善良基督徒的教会？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涂羽卿、圣公会会长赵复三和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曾友三等人指出，有人说，共产党不信神，不能领导信仰，因此就不能领导教会和基督徒。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诬蔑，也是右派分子借以反对共产党的借口。首先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徒，必须和全国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中国教会和广大基督徒必须在政治上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至于基督徒的个人信仰，共产党一向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过去不干涉，今后也不会干涉。对于右派分子恶意造谣混淆视听的谎言，必须彻底揭穿。
许多人在会上强调指出，为了引导全国基督徒愉快地渡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必须把以反帝爱国为中心的三自爱国运动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教会内的残余影响。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总干事江文汉列举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至今仍在千方百计地利用暗藏在中国教会内的坏分子来进行反对新中国的罪恶活动。江文汉说，这次会上对基督教界右派分子的揭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教会的长期影响真是“阴魂不散”。教会中有少数人至今还和帝国主义分子保持联系，或者不愿割断这种联系，企图复辟帝国主义在中国教会的势力，这些都是教会中的“暗礁”，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牧师谢永钦，上海聚会处传道人左弗如，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丁玉璋、教授孙汉书和中国基督教信义会南阳福音堂牧师林子扬等人在会上的发言，着重通过对右派分子所说“爱国与爱教不能一致”、“进步和信仰虔诚互相对立”等谬论进行了批驳。他们指出，为了把即将在全国基督教界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必须肃清这些谬论在某些教徒中的影响。谢永钦说，右派分子所以要把爱国与爱教、进步和信仰对立起来，证明他们所持守的不是纯正的信仰，而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三自爱国运动的不法思想和行为。
会上，上海基督教界代表陈惠珍、胡宝明、蔡文浩，山东代表吴焕新、王神荫、李明与河南代表陈率真等人的发言，揭露了少数反动分子、流氓和坏分子利用教会和“自由传道”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以及破坏教会、危害社会治安的罪行。陈惠珍等人在会上要求广大爱国教徒要彻底揭发这种罪行，协助政府严厉地加以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