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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面生产 一面整社
山西省八千多个农业社开始大鸣大放
湘潭专区七个地委委员到达整风前线
本报讯 山西农村在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的基础上，已转入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的两万多个农业社，除在五百六十多个社进行了整风试点，并已于10月底先后结束外，目前进入第一批整风的社共有八千二百多个，其中多数系联村社、大型社和落后社，也有少数先进社。这八千多个农业社的整风工作，目前正在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阶段。榆次、忻县等地一部分动手较早的社，已转入整改阶段。和顺县五星社经过深入的思想发动，解除群众的各种思想顾虑后，十天时间即鸣放出有关粮食问题，合作化问题，党、团员干部作风，经营管理，财务制度等方面的意见一千七百多条。目前该社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正组织群众紧密结合生产进行大辩论和大力整改。
为了切实把运动搞好，进一步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打好明年的增产基础，各地党委都十分注意加强了领导。除确定一个书记专责领导外，并组织了农村整风办公室，以帮助党委了解掌握情况，发现解决问题，总结推广经验，及时指导运动。同时抽调出一万三千多名县、区干部（包括下放的干部在内），统一组成一支整风队伍，分别深入到乡、社进行具体帮助。
（郭增基、张大基、武艺宽）
本报讯 湖南省湘潭专区农村的整风运动，11月中旬在五千零四十五个农业社内开展。目前大部分社都进入全面大鸣大放，结合大力进行整改的阶段。
湘潭地区的中共各级党委很重视对农村整风运动的领导。全区从专区、县、乡各级领导机关中共抽调了一万五千多干部深入到农业社中去工作，平均每个社约有三个干部。中共湘潭地委也派出七个地委委员到整风前线去指挥。全区各县在11月上旬举行的扩大干部会议上，都认真检查了当前生产、总结了整风试点社的经验，着重帮助干部正确认识冬季生产与整风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五千多个农业社开始整风时，首先是大力抓紧生产，组织生产高潮。主要作法是：宣传、学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组织参观访问，研究增产的典型经验；然后检查当地生产情况，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从而制订今冬生产计划和明年生产规划。在制订计划时，很多社又发动群众进行鸣放争辩，并且注意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从全专区的五千多个整风的农业社看来，现在已有96％的社出现了生产高潮。
在组织生产高潮的过程中，这些社又大力宣传整风的意义和目的，了解各种思想情况，酝酿鸣放。岳阳荣家湾等四个乡八百三十一个社干部，经过讨论后有七百四十四个表明了态度，决定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搞好整风，有的自己也鸣放出不少意见。在广大群众中也正在酝酿大鸣大放，很多人已消除顾虑，作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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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委负责人谈农村大辩论情况
干部作风有改变 意见大部已处理
据新华社广州5日电 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3日对记者说，在农村大辩论中社员提出来的迫切而又可能立刻解决的问题，全省大多数农业社能够注意解决。
省委负责人说，全省农业社社员鸣放时提出的意见，绝大多数基本上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这些意见主要集中在改善当前生产管理、干部作风等问题上；少数意见是错误的。大多数农业社根据边整边改精神首先解决了当前生产管理中的问题。据11月份惠阳专区五个县四百九十三个社的统计，社员们提出的二万四千条正确意见中已有57％的意见被采纳。其余的意见一时难以办到的，也向群众作了解释。这样做了以后，大大鼓舞群众鸣放的情绪，提高了他们生产积极性。
省委负责人说，现在农村干部的作风有了较显著的改变，普遍参加了劳动。河源县八十二个社的一千多个组长以上的干部，有六百多人被社员批评后逐步改正了缺点，普遍做到下组下户下田，工作深入以后，从谈心中了解到有二千二百多户困难户需要帮助，就积极设法帮助他们解决了困难，进一步密切了干部和社员间的关系。
省委负责人指出，整改当中，贫农和下中农社员对富裕中农问题提的意见也是较多的。这个问题也是整改得较好的。惠阳县和平农业社一方面批判富裕中农资本主义的思想，勉励他们好好办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对减少收入的某些富裕中农户也作了具体安排。据高要专区五个县一千四百四十二个社11月中旬统计，已经解决和正在处理有关富裕中农问题和办社中某些遗留问题的社占总社数的74％。
负责人说，近来在秋收冬种大忙期间，全省农业社更普遍改进劳动组织，强调冬种的集体经营。按照广东省领导机关的计划，在冬季生产和粮食征购工作告一段落后，全省农业社将在大辩论后进行全面有系统的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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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工会工作者？
陈之衍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工会工作者？
湖北省松滋琉璜矿的工会主席李斌的事例，向我们提出了答案。把工会工作看成是党的事业，而不是什么不重要的事；生产上有困难，工会干部带头去战胜困难；具体入微地关心工人的生活，而不是大而化之认为这是生活小事；和工人交上了朋友，而且成了工人的知心朋友，在一千零六十名工人中能够讲出八百人的姓名等等。归结起来，李斌树立了正确的群众工作作风，这是答案的主题。
也许你会说，以上这些并没有多大了不起。确实这些事迹也不像黄继光舍身为国那样惊天地泣鬼神，然而却有不少工会工作者做不到，或者认识不清楚。你说工会工作是党领导的重要工作，有人却说，工会工作者是没有出息的三等或者四等干部。你说工会干部要协助行政搞好生产，有人却说，生产是行政的事，工会只管食堂、俱乐部。你说工会干部一定要深入群众和工人交上朋友，有人却只呆在办公室里，或者一个月两个月大模大样地到车间工地走一走。不用说一千多名工人中叫不出八百个名字，能叫出八十个名字就算不错。看起来要做到李斌所做到的那样，也还不是绝顶容易，问题首先在于你是不是把工会工作当作党的事业、是党领导生产不可缺少的助手、是工人群众的共产主义学校。其次要看你有没有决心树立起像李斌那样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像李斌这样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会干部，但我们还需要更多。因为这样对党对工人阶级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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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市场巡礼
上海的自由市场
上海自由市场一度出现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已经初步纠正。现在流入自由市场的国家统购和统一收购物资显著减少，在街头兜售花生的小贩几近绝迹；在黑市交易中价格一度被抬高三、四倍的贝母、生地等三十八种中药材，现在价格已基本稳定。前一时期退出合作小组的蔬菜摊贩，又带着检讨书回到合作小组来了。
近两、三个月来，上海市工商行政部门制订了统购和统一收购物资的管理办法，在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严禁这些物资流入自由市场，同时加强对小贩进行从事正当经营、爱国守法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教育，因而自由市场的交易更趋正常。
为科学服务
现在上海市场上购买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比过去方便了。该市国营商业部门加强了对这些商品的经营。交通电工器材公司指定了两个商店负责供应科学技术部门所需用的电器仪表和电料设备；化工原料公司第四商店设立了有关商品的供应专柜。化学试剂商店经营的化学试剂由第三季度初的一千六百多种增加到二千二百多种。许多商店为了适应需要，扩大经营小包装的科学技术用品，并且通过建立要货登记制度，实行送货上门等办法。
重庆扩大商品花色品种
重庆市经营日用工业品的商店增加了许多新的花色品种。
过去，重庆市国营商业部门的批发与零售业务常常脱节，许多商品积压在仓库里，不能与消费者见面。如市百货公司采购站的雨衣，本来有一百多种花色品种，但市场销售的只有二十多种。为了扭转这个现象，前不久批发部门召开了基层商店营业员代表会议，同时展出文化用品、百货、医药等九千多个花色品种的商品，让营业员们选购。如文化用品公司的基层商店第四季度所需要的商品本来早就买好了，但经过这次会议，又选购了十六万八千多元的小宗的新品种。
南京农业书籍销量激增
新华书店南京中山东路门市部为了配合广大知识分子学习农业知识，从11月份起设立了农业知识书籍专台。服务员将所有农业知识书籍全部陈列出来。这里每天都围满了顾客，其中有已经被批准下乡当农民的机关干部，也有正在积极争取当农民的干部，还有很多的中小学生。据这个门市部十天来的统计，农业知识书籍的销售量比平时增加了近六十倍，销量最大的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各种作物丰产经验，以及养猪法、养兔法等。·新华社·
漳州水仙运京
当隆冬花卉纷纷雕零的时节，如果在室内向阳的地方养上一株丛茂的水仙花，那鲜艳粉白或粉黄的花朵衬托着绿油油的青叶，散发出阵阵的芳香，会将人们的心情带到温暖的春景里。
北京市供销社土产经营处，为了满足首都群众多方面的需要，早在9月上旬，即指派专人向水仙花产地福建漳州市有关经营单位，签订了一万头水仙花的购销合同。产地花农知道水仙花要运往首都，特意挑选了粒大又新鲜的，妥善加以包装，提前交了货，使她和首都的水仙花爱好者早日见面。目前这批水仙已由北京市花木公司统一销售，现已开始供应市场。 ·普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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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课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新华社记者 华敏
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大殿的门里，并排竖立着两幅高大的全身照片。两张照片的面貌是那么相像，可是衣着却完全不同。一个是衣衫褴褛、头戴破草帽、手挽破提篮、握着打狗棒、打着赤脚的叫化子形象，一个是衣着极为整洁、胸前挂着钢笔、口袋里装着笔记本、手上带着手表的农村工作干部。他们却是同一个人——湖北省黄冈县马曹庙乡农业技术指导站长刘介梅。
这两幅照片是6日开幕的“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上首先引人注意的展品，就在照片左面的标语牌上，写着刘介梅在黄冈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言论。他说：“天天叫喊群众生活改善了，这只有鬼相信。要吃点，粮食只有那么多；要穿点，布票要打折；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我看，要农民拥护共产党，最好是取消统购统销这个办法。”
“县委光在上面喊合作化这优越，那优越，我看就不如土改那两年优越。”
“共产党在土改的时候是为农民，现在是整农民，搞工作困难多，累死人，还不如过去讨饭被狗咬。”
难道事实就真像刘介梅所说的那样吗？展览会以这个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亲身的生活经历，以无比雄辩的生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幅接着一幅的彩色图片说明，刘介梅的家庭从祖父起，就因歉收、地主逼债出卖全部土地而破产，开始过乞讨游荒的日子。刘介梅自己在赤贫如洗的家庭里出世后才满月，母亲就抱着他出门讨饭，这种乞讨生涯一直延续到十四岁。这时，刘介梅虽然还没成年，但是刚刚丢掉了讨饭棒，就到一个富农家里当了长工；两个妹妹还不满十岁，就被迫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在这些饥寒交迫受人欺凌的苦难岁月里，刘介梅的遭遇就像图片所展示的，是一部惨痛的血泪史。做长工不但受尽折磨，还要遭受毒打。他的母亲也就是这时在贫病交迫中死去了。
图片告诉观众，讨过十二年饭，做过十年多长工的刘介梅的悲苦命运，一直到解放时才结束。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六亩三分好田和全套耕牛农具以及前有池塘后有菜园的四大间新瓦房，为了表明刘介梅过去的生活景况，展览会展出了刘介梅和他全家在解放前拥有的全部财产，这就是摆在观众面前屈指可数的：刘介梅童年用来讨饭的破瓢、逃荒用的破箩筐和曾祖父传下来穿过四代人到刘介梅十二岁才轮到他穿的破棉袄，以及放在只有三条腿的破木床上的破篾席、稀烂的破棉絮和补纳了五、六层补钉的蚊帐。据讲解员说，这些破棉絮和蚊帐还是刘介梅曾祖母的嫁妆。计算起来，传到刘介梅已有八十多年了。在陈列的展品中，还有一双三个人合穿的木屐和一些没有底的竹篮、没有顶的草帽和支离破碎的木盆等。
刘介梅口口声声反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是不是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真的搞糟了呢？他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真的不如过去讨饭被狗咬好呢？展览会作了最清楚的说明。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挂着新蚊帐铺着太平洋被单，在解放后才添置起来的雕花镂空红漆床，八床新棉絮，新置的桌、椅、箱、柜和胶鞋、皮鞋、细瓷茶壶、热水瓶以及刘介梅一家大小在五年时间里添置起来的八十多件各式衣服，这些衣服中不仅有单衣、夹衣、棉衣和男装、女装、童装，还有刘介梅本人新添的毛线衣、羊皮袄；衣服的质料从细布到斜纹、府绸、卡叽色色俱全。而合作化和统购统销后生活上升的图表又表明：到1956年，刘介梅全家每人的平均吃粮已逐步上升到五百四十斤，比1948年增加了二百二十六斤；全家的食油用量1956年比1948年增加了七倍——达到十七点四斤；过去从来很少吃到的猪肉，由于现在实行了凭票购买办法，1956年就吃了四十二斤。刘介梅解放以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生活的巨大变化，是他过去乞讨无门、吃糠咽菜，一件衣服不分老、少，不分寒暑穿三、四代的痛苦年月所无法比拟的，在这些事实面前，在黄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辩论会上，就连刘介梅自己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刘介梅解放以后的生活变化，也代表着他家乡的农民和全国农民生活的上升和跃进。人们在这里从图表上还可以看到，刘介梅家乡的所有贫农、新、老下中农在合作化以后，到1956年，他们的总收入就比1952年增加了54％，其中八户贫农的收入，甚至比1952年增长了一点九倍。由于生产的发展，全国农民的生活景况也有了巨大改变。据展览会提供的材料，现在全国农村中，有80％的农户已经达到合作化以前的一般中农的生活水平，其中有20％到30％，并且已经达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在解放以前，全国贫雇农就占70％，当时，全国贫苦农民每年交给地主、富农的粮食将近一千亿斤，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例如在1956年，全国农民的留粮总数就达到三千一百五十六亿斤（原粮），比1953年增加了四百三十七亿斤，在同一时期，国家供应农民的粮食又由1953年的四百零五亿斤增加到1956年的五百二十二亿斤，农村每一人口的平均实物消费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植物油的消费量由1949年的一点七斤增加到1956年的三点八斤，食糖也由零点三斤增加到一点七斤，1956年棉布的消费量也比1949年增长了三倍多，全国每一人口用布量达到了二十市尺。
全国农民在解放以后和合作化以后生活改善了、提高了，刘介梅自己的生活改善和提高得更为显著，他为什么好了疮疤忘了痛，攻击合作化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呢？展览会上的图片、资料作了深刻的剖析。原来这个在解放以后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到土地改革一系列斗争中表现非常积极，并接连三次被评为黄冈县的工作模范又被吸收入党的刘介梅，在分到地翻了身以后，由于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迷失了方向，一心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个人发家致富的美景，因此，当他在1953年开始富裕起来的时候，他就计划拿出五石谷、两匹布和积存的二百元工资放债，向本乡雇用长、短工依靠剥削收入而致富的曹其斋看齐，如果按照刘介梅的发家计划发展下去，它的后果以及当时的农村又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人们通过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刘介梅计划放账的钱、布、谷再加上已经放出的一石谷和一匹布，按“大加一”利息滚到1957年，就能得到九十六石谷、三十二匹布和三千二百元钱，拥有这些财产，就相当于本乡最大的樊汉三、齐玉廷两户地主那样大，有二百户农民因他的高利贷剥削而贫困破产。而事实上当时刘介梅的家乡——大屋湾等三个行政村，已经出现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全村二百二十九户农户中，已有五十八户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开始下降，其中有二十二户已开始借高利贷和出卖青苗以及田地、耕牛等生产资料；而靠各种剥削收入上升的只有二十户，他们都是新老上中农和富农。可以想像，如果刘介梅的个人发家梦想得到实现，那么整个农村将重新回到少数人靠剥削致富、多数人贫穷破产的悲惨境地，所不同的，只是现在的刘介梅做了当年的财主，而更多的人成了当年的刘介梅。
但是，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政策，堵塞了刘介梅的资本主义道路。刘介梅的放高利贷的资本主义行径受到了批判和限制，借以发家致富的五石稻谷被作为余粮统购。因此，曾经积极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刘介梅在这伟大的转折面前和党的路线开始背道而驰，对统购统销深怀不满，对合作化表示反对，同时又不接受党的教育和劝导，这些就是他开始蜕化和在大鸣大放中攻击统购统销、攻击合作化的由来。
现在，刘介梅经过辩论、对比、批判之后，醒悟过来了。在他亲自帮助布置起来的展览会上，人们看到他面对着唤起辛酸回忆的破旧衣物表示深切的忏悔。在今天参观这个展览会的广大群众面前，他痛切的说：我错了，想不劳而获靠剥削致富的资本主义思想害了我，共产党教育和挽救了我，使我从走向黑暗的迷梦中清醒过来。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资本主义是一人发财，千百万人受穷，今后，我一定把资本主义的根子彻底挖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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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的知心朋友
——记湖北省松滋硫磺矿工会主席李斌
本报记者 曹葆铭
这是党的事业
1953年年底李斌刚由荆州地委机关调到松滋硫磺矿担任工会主席，便叫个老工人领他进洞去看看。这算什么窿洞呢？巷道还没有桌子一半高。工人们都是一手端着木油灯，一手着地，两脚一前一后蹲着走。李斌不会这样走，只会爬。刚进洞，他就感觉呼吸困难，气直喘；背也不断擦着顶板。大约爬了一半路，他实在有点吃不消，就叫道：“休息一下。”谁知领路的老工人把他当资本家看待，冷冷地说：“还远哩！你爬不来，就出去。”共产党的干部头次进矿就半途爬回去了，这会在群众中造成什么影响？他把心一横：“今天就是拼了命，也要跟着你爬到底。”他就这样从上午十点钟爬到下午四点，爬完了三十多个工作面。刚出洞，他两腿酸痛的站不稳，连头带脚和光着的上身都擦满了泥。许多工人嘻嘻哈哈地围拢来，问他：“身上痛不痛？”他刚说：“还好。”背后就有个青工喊道：“哎哟，背都擦破了！”一些工人连忙给他打水、拿毛巾，还帮助他洗背。他回家去，因为背上有伤和两腿酸痛，真是躺也躺不住，坐也坐不住。到了第二天，他还下不了楼。
李斌一来就听人介绍过：这座矿是刚由资本家那里接手过来的。全矿就只有一座土砖砌的西式楼房，干部们都挤在里面办公、睡觉。他们吃的全是老白菜，但这还是从四十里外爬山越岭挑来的。小孩要吃颗糖，也得走二十里山路，走上三四个钟头，到集镇上去买。工人们都是赤着身子在洞里干活，浑身上下都是土。工人们没有宿舍，也没有工棚，一天干完十二小时后，就睡在炼磺池边，夜里还要招呼炼磺的炭火。
“这工作能干得了？”他亲自进洞体会一番以后，一连几夜都睡不好觉。他想请求调动工作。
但是，一个共产党员能在困难面前退缩么？自己不干让谁干？党委书记阎起根是他1948年就认识的老干部，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人家还在这矿上干的挺起劲。他自己也曾经为矿工们的困苦生活激动过，决心要改变矿山的面貌！工人替他打水洗背的热情，更鞭策着他。他耳边响起了地委工业部长在他临行前谈的话：“山里工作很苦。但这是党的事业，一定要搞好！”
在劳动中同群众建立感情
李斌说服了自己以后，又遇到新的困难：工会怎样搞生产？他听说别人的经验是组织生产会议。正好，炼磺工人有的一天能出一百三十多斤硫磺，但有的才出一百一十斤，相差悬殊。他马上召集生产会议研究原因。工人们都说：“产量是一人高几天，低几天，全凭运气。”“火中取宝，运气不好，就是炼不出磺来。”后来越说越邪门，有个工人竟说他的产量长期提不高的原因，是有个女学生跨了他的炼磺池，倒了霉。李斌当然不同意这些意见，但是，大家认为他不懂矿上的生产，说也没用，都闭口不讲了，弄得会议不欢而散。他会后又找几个老工人个别扯谈，他们仍然认为“产量高低，全凭运气”。后来，他发现一工场熊太权的产量最高，便去找他研究。他一连去炼磺池边找了几次，这个有二十多年工龄而性情暴躁的老工人，有时转过身来瞪他一眼，有时干脆理也不理。
这咋办呢？土改时期的工作经验帮助了他。他改变了下工场“转转、站站、看看”的作风，去帮助工人干些零星活。熊太权在修补炼磺的坛子，他就在旁边拣枯炭，同时扯谈：“这样做有啥好处？”熊太权见他没有架子，也就回答说：“要把坛子整好，缝子堵塞，磺才从下边走，不跑散。”熊太权在生火炼磺，他也去一边劈柴火，一边问：“为啥要这样做？”熊太权又向他讲：“煤巴（煤泥）搞利索些，不霉火。”慢慢地，他同熊太权谈的时间长了，也就总结出了熊太权产量高的经验：“坛子整好，缝子堵紧，煤巴搞利索些，不霉火。”他又把这个总结同几个老工人研究，他们也认为总结的不差。他这才召集第二次生产会议，推广熊太权的经验，产量很快就普遍提高到平均一百五十斤。
李斌从这里得出了经验：必须放下架子，在劳动中同群众建立感情，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外行变为内行。因此，尽管矿洞环境很坏，他也赤身端着木油灯下去，跑遍了每条巷道、每个工作面。在洞里，他一边帮助工人装矿石，推篓子，一边了解情况，熟悉生产。这使他后来就能说服工人“减少私巷、加大主巷”〔注〕将巷道由一尺半高加大为三尺半高，改善了劳动环境，提高了生产效率。
带头战胜困难
他们这座矿是在半山腰上，三面环山，前面顺着矿洞口是条大水沟，每年在生产上都要遇到三大困难。严冬，矿山上积雪两尺来厚，而工人们要背着两百多斤重的矿石在陡坡上行走。雪给安全生产造成很大威胁。李斌总是天一明就亲自率领干部去工场扫雪铺路，扫完才吃饭，使工人们一开始生产就很方便。秋末冬初，山上水源枯竭，必须下山挑水。有一年天旱，工人们就翻山越岭去五里外挑水。路上有个很窄的陡坡，九百多步，稍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桶摔下岩去。他们一天的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需两千多担，挑水工人怎么也忙不过来。李斌也就亲自去挑水，带动了许多干部和工人都去挑水。盛夏暴雨，各山的水都往矿洞前面的大水沟流，随时都有淹没矿洞、停止生产的危险，李斌又日日夜夜在矿山上检查情况，以防山洪袭击。
前年的一个夏夜，打雷，闪电，暴雨。从高山直泻下来的洪水，冲得全山哗哗响，冲得山坡滑溜难行。十一点多钟，李斌还同工会干部周介民打着雨伞，去各工场巡查。他们一走到一工场二号洞门口，就发现前面的水沟被矿渣堆堵住了，急涨的山水倒流回来，流进了矿洞，还差尺把高就要将洞门封死，而洞里还有三十多个工人在生产。眼看就要造成一场严重事故！他慌忙丢下雨伞，叫周介民守住洞口，自己跌跌扑扑跑到山上工人宿舍喊叫：“赶快起来，去排水！”一声吆喝，工人们都带着耙锄赶来了。他又一边叫人下洞去喊那三十多人，一边在暴雨中带头挖沟。半小时后，他们挖开了三条大沟，山水便急速消退。二号洞第二天仍然照常生产。
怎样对待生活小事
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们的生产根本好转了。他们先后用奖励基金盖了四千三百多平方公尺的宿舍，省工会也在这里投资建了个工人俱乐部。工人反映：“在深山里建起了大街。”这样，工人生活该没问题了吧？但二工场的工人刚搬进新楼，就向他反映：“厕所不够，得想办法解决。”他想：“像厕所这样的小事，找我干什么！”没有注意。后来工人又找他，还拉他去看，他见一百五十多人住在一起，厕所只有两个蹲位，是少了，便将意见转给行政，但行政也没解决。第三次，工人就在职工代表会上提出批评：“你们每天早晨来解手试试看。”这才引起他的警惕，赶快催行政花了几十元，加盖了个厕所。工人见了他都欢欢喜喜地说：“还是提意见好，厕所解决了。”但是，有的工人不讲卫生，拉的厕所遍地屎尿。有一天，他又拉着团委书记说：“我们两人带带头，打扫厕所去。”团委书记扫地，他撒石灰。接着党委书记和经理也来动手了。他们几下就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门边搁上一把扫帚，写了个很俏皮的牌子：“瞄准射击，注意卫生。”这样，工人也自觉保持清洁了。
李斌每天上午处理了日常事务后，总要去工人宿舍，探看一些生病的工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一次，拖磺工刘兴典病的盖了两床被窝，眼泪噙噙地躺在那里。李斌问道：“吃药没有？”刘兴典说：“没有水。”“为什么不去倒？”“走不动，也没有人。”李斌立刻去隔壁端来开水，扶他起来吃了药，又替他冲了碗糖水喝，再盖好被窝。一个多钟头后，李斌不放心。又来看他，见他烧的更厉害。便急忙找工场的工会主席，两人将他搀扶到住诊所去了。刘兴典事后提起这事还很激动：“这比家里照顾的还好。要不好好生产，就对不起人。”
今年4月，全矿有一半以上的职工得了流行性感冒。医务人员忙不过来。李斌又将工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亲自带头担任护理员，给病人端水送饭，招呼病人吃药，安置病人睡觉，忙了一个多月。
在处理生活问题上，李斌并不是群众说什么，就给什么。今年第三季度，二工场有的工人认为生产好了，应该将1954年初盖的草房（一部分工人宿舍）改为瓦房。但全矿今年只剩下四千元奖励基金了，行政还准备用来将矿洞口上的生产用的茅棚改为瓦房。工人的要求与领导的意图有了矛盾。李斌便将这个问题交给职工代表会讨论。代表们争论的很热烈。有的说：“睡在草房里，半夜失火，水又少，很容易出事故。”有的说：“如果洞口前的茅棚失火，硫磺烟子一熏，洞里的人一个也出不来。更危险！”这样，大家都同意这部分工人宿舍暂时不改建，而将这笔钱用来改建洞口的生产厂房。工人们还由此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掀起了争取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的热潮。
教育和培养新的一代
他们这座矿1953年才二百多人，到1955年下半年就发展到一千人，新工人很多。这些工人大都是附近乡里来的，他们当时有句很流行的话：“忙时在家种田，闲时上山挣点油盐钱。不为几个钱，我来矿里干啥？”当他们成为固定工人后，也还抱着这种态度。如何向这些新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便成了工会的重大任务。
李斌除了一般地宣传教育外，很注意在这些新工人中扎根串连，培养积极分子。
他亲自培养的淘矿工彭立荣，这个青工是贫农出身，很忠厚。但他当时最大的缺点是：开会不到，吃了饭就睡觉，生产不落后也不上前。李斌在工场里向他讲：“老彭，下班后，我们仔细谈谈。”他“嗯”了一声，就不讲了。但当李斌去宿舍找他时，咳，他却躺在床上说：“我今天搞累了，要睡觉。”他就这样拒绝了李斌不下十来次。
不过，李斌已从旁打听清楚：他家人口多，生活困难。他父亲嘱咐他：“到矿上多拿点钱回来养家。”他的叔父彭仪卿是矿上的老工人，旧时做工压断了腿，被资本家赶走，弄得一家人无法生活，妻子跟人去了，自己讨米要饭。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才帮助他把妻子接回来，全家团聚。
因此，李斌仍然一有机会就找他扯谈，问他多大年纪，家里多少人，生活怎样。他总是问一句答一句。问他这座矿山是哪个的，他也答：“不晓得，做工拿钱就行了。”两人逐渐混熟了。李斌就问他：“你父亲有几弟兄？”他说：“两三个。”“叔父在哪里？”“矿上那个跛了腿的，就是我叔父。”“怎么跛的？”“资本家压断的。”“怎么不医？”“他饭都没吃的，还医！”“你们为啥不给他医？”“我们也自身难保，没钱给他医。”“唉，像现在就好了。”“现在还有啥说的？政府多好！”李斌看他有觉悟，便给他讲解两个社会制度和共产党，进行正面教育。后来，彭立荣找他帮助填写加入工会的表，他也不放过机会：“这么漂亮的小伙子，还不会写字？”“没读过书嘛！”“过去怎么不读书？”“我父亲吃的都没有，还有钱供我上学？”不断地诱导他回忆过去，对比现在，启发他的阶级觉悟。
渐渐地，二十来岁的彭立荣在工作、学习等各方面都积极起来了。工人选他当工会小组长，他对收会费、叫人开会，都做的挺好。这时，李斌帮助他总结自己淘矿的操作经验，使产量由每人每天一千四百斤提高到两千斤。李斌又帮助他去总结高光忠等人的操作经验，使一个筛子的使用效率由淘洗四万二千斤矿石延长到七万斤。教给他各种工作方法。他后来还被评选为丙等劳模，到县里去开会。
去年肃反，彭立荣和三个工人脱产去各大城市跑了几个月。那三人回矿后表示：“宁肯少拿几个工资，也要脱产当干部。”但是，彭立荣刚回来，李斌就教育他，要他回小组生产，他二话没讲，第二天就去淘矿，把手都磨起了泡，也仍然坚持下来。今年流行性感冒袭击矿山，很多干部病倒了，他又脱产搞了一个多月的工场领导工作。但当生产秩序恢复正常后，他又回小组生产去了。
经过李斌长期的帮助和教育，彭立荣现时已成了一工场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工会劳动保险委员，但他仍然不脱产，生产和政治工作都搞的挺好。他还培养了陈良珍、易绍林等许多积极分子。陈良珍还被工人选为生产组长，并入了党。
经过这样将近四年的努力，李斌已经做到：全矿一千零六十名工人，他能讲出八百多人的姓名、家庭情况和劳动情况。他的工作经验引起了湖北全省工会干部的兴趣。他被选为出席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注〕这个矿从前是一个人就开一个巷道，他们把这种巷道叫做“私巷”。私巷都只有一尺半高，人很难行动，但要都加大为三尺半高，力量来不及。故需要将“私巷”减少，集中力量加大主要巷道，以改善劳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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