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
北京大学副校长 周培源
十月革命已有四十年了。四十年在人类五、六千年的文化历史上，还不到1％的时间。可是十月革命的一炮，摧断了帝国主义加在世界人民身上的锁链；四十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星星之火，已逐步地烧尽了地球面积三分之一以上的毒草，使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民愉快地建设他们社会主义的乐园。十月革命为人类指出前进的历史道路，使我们预见到美好的未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劳动人民以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伟大的十月革命节的四十周年。
八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我们绝大部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解放事业取得辉煌胜利之后，才有机会与苏联的科学家们有了直接的接触，才有可能学习苏联在科学上的光辉成就，从而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并认识到十月革命才把人民的力量与智慧真正地解放出来。十月革命是人民世纪的开始。
自我国解放之后，苏联政府和人民派遣了他们上千成万的优秀的儿女来我国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远离祖国来到我国后忘我地为我们工作。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我们北京大学曾先后聘请过二十多位苏联专家指导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培养新生力量和建立科学研究基地。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充分表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优良品德。我回忆到和我在工作上接触比较多的校长顾问、胶体化学专家诺沃德拉诺夫教授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别洛娃同志。在1954年冬天北京大学举行教学经验交流会的开幕式上，诺沃德拉诺夫教授不顾自己患有重感冒而坚持要做他的长篇的学术报告，使到会的师生们十分感动。别洛娃同志在辛勤地做她的教学与培养研究生及青年讲助工作的同时，复编写了一本气体动力学讲义出版。但是她坚决地推却她的劳动所应得的报酬。她认为我国政府已按月付给她工资，不应再从我们的出版社获得额外的收入。她那种谦虚、俭朴、严肃的工作态度与个人作风，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好名、好利与追求地位的所谓学者真有天渊之别。
同样的，苏联友人也以无比友爱的热情来接待从中国到苏联访问的中国客人。1955年我访问过列宁格勒城。当时列宁格勒大学副校长兼空气动力学教研室主任范兰德教授亲自招待我参观数学力学系的空气动力学实验室、气体力学实验室、物理系与物理研究所、回旋加速器，邀请我参加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以及副教授聘请的竞赛会议等等。凡是我所提出的要求，他都能使我得到满足。他可以从早晨十一点一直陪我到晚上十一点而不休息、不吃饭。在这里我也想到了斯维德洛夫斯克工业学院的院长。在1955年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同志和我去该地访问的时候，从我们抵达的时间起一直到离开斯维德洛夫斯克止，在这三、四天内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参观、访问和游览。他那种耐心、热诚、友爱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苏联人民在打败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中作出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我们学校里许多位专家的身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卫国战争中的功勋。他们在战争中有丧失了一只胳臂的，有丧失了一条大腿的；也有人得到勋章与奖章。但是他们对于自己为人民作出的牺牲，总是那末谦虚，那末含蓄；和他们相处，他们很少谈他们的过去。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民在被德国法西斯包围的日子里，过着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艰苦生活，他们天天在死亡、饥饿线上挣扎，但是我们从列宁格勒来的专家们从来不谈这一些，从来不夸耀他们吃苦的过去。列宁格勒大学的范兰德教授在卫国战争中是空军中的领航员。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争中，青年们都自愿报名上前线参加战斗。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力山德洛夫通讯院士所领导的几何教研室，在战前共有教师和研究生二十多人，在战后只剩下亚力山德洛夫教授一人，其他各位成员不是在保卫列宁格勒战中牺牲，就是由于营养不良而病死。亚力山德洛夫通讯院士自己也曾要求报名参加保卫战，但由于他在国内的崇高的学术地位而未被上级批准。这种热爱祖国、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战斗的英雄事迹，在苏联到处都可以听到。
在苏联旅行和访问，几乎经常看到新人物与新事物值得我们学习。一次和一位中国留学生乘莫斯科近郊的电火车时，我只见到旅客上车前购买车票，但未见到剪票、查票与收票人。据悉莫斯科近郊的电火车天天要开行很多次，但在车上很少有人查票，而即使有人查票也很少发现不购票乘车的事例。经过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苏联人民已把遵守社会秩序、爱护公共财物，作为自己自觉的行动规律。
苏联的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也以同样兄弟般的友爱精神来协助我们的研究机关与高等学校。苏联的科学院和我们的科学院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曾为建立我们的力学实验室写信给莫斯科大学校长恳请协助。他们立刻答应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就画出实验室的总图和写出说明书，并在庆祝莫斯科大学成立二百周年的期间在一个会议上隆重地交给我们。这种对兄弟国家学术机关的大力支援是我们良好的榜样。特别是由于我们的科学人材缺乏，技术力量薄弱，今后的科学事业要大大地加强，我们要更多地依靠苏联的科学机关与学校，争取他们的援助；而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彼此相互支援，相互学习，以求我国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政府的世界和平政策以及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里国际事务中的国际主义精神。1955年在参加莫斯科大学二百周年庆祝会的时候，翻译同志要我去参观德国画展。我当时要访问的机关、学校很多，心里很不想去，总以为看画展可以搁一搁（虽然我一般很高兴看画）。可是一到展览馆前，我见观众人山人海，心里就感到惊讶；进展览馆之后，德国画展立刻给我极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原来这批油画是战前德国德累斯顿画院的陈列品。在德国法西斯溃败的时候，苏联红军曾在一个阴湿的盐矿里发现这大批油画，其中许多世界名画业已损坏。苏联红军发现这批世界珍贵艺术品之后，就运到苏联。经过苏联艺术家们的修理与保管，又在德国德累斯顿油画馆修复之后，由苏联政府作出决定交还给民主德国政府与人民。在送回到民主德国之前，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展览三个月。无怪乎苏联人民要争先恐后地去欣赏这批德国人民的艺术珍品了。对这次展览的参观曾给我极深刻的影响。因为1929年我在德国做学生的时候，曾参观过德累斯顿的画廊，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油画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拉斐尔的西克斯丁圣母像。当我进入莫斯科德国画展的大门后见到这幅作品时，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感动：亲切的是在青年时代所看到的这幅名画居然经过法西斯战争、美国飞机的滥炸（英雄的红军正要解放德累斯顿的时候，美国飞机在一个晚上就把这个世界名城毁灭了）仍旧存在；感动的是苏联政府无比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也想到了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文物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美帝国主义盗窃了我国昭陵八骏中的两骏，拆走了热河的喇嘛庙；英法帝国主义偷走敦煌的文物。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文教艺术界的右派分子们可以认清楚了。
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苏联人民在短短的四十年内，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在短短的四十年里，苏联人民击败了帝国主义的干涉，镇压了国内白党的叛乱，扑灭了托派的阴谋，战胜了凶恶的法西斯敌人，打垮了号称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在十月革命三十周年到四十周年的短短十年里，优秀的苏联科学技术人员掌握了原子能并发明了世界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百亿电子伏同步稳相加速器；苏联的航空事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航空事业，苏联的喷气式民用航空机，是全世界最完善的民用航空的交通工具。当苏联政府宣称已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时候，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尚将信将疑。可是在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帝国主义阵营，特别是它的首领美帝国主义，表现得惊慌失措。看到与听到人造卫星的事实，不得不正视苏联在科学技术上也是一个巨人。在过去短短的十年里苏联共产党不独领导苏联人民在工农业生产上获得了最高的生产力的生长率，在科学技术上在主要方面也已超过了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国家。同时他们也帮助了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工农业，协助教学改革，开展科学研究。苏联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我们把公路修上世界屋脊，修建大型水库，制造机车、轮船与飞机，在长江上修造第一座大桥，使天堑从此变通途。在今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里，我们还要大规模地开展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要实现我们去年所制订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为此，我们还要更多地依靠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帮助，而苏联也一定会给我们以无私的帮助。
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的发展，充分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性的胜利。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过去八年来走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后一定会获得更辉煌的成就。在光荣的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到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和中国人民一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抱着饮水思源十分感激与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节日。我们并衷心地祝贺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与苏联政府领导下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里，获得更辉煌的成就，使中苏两国的紧密团结更加巩固、更加坚强。让我们高呼：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苏联政府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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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与汉字
赵树理
凡是幼读孔孟之书的人，都认的是“官板正字”。这种字，在当年认它、练它的时候，吃苦自不必说；而一旦发现它的缺点想改进一下，也会成为苦事。
我自己在学了“官板正字”之后，对它发生了比较深厚的感情，在作文章、记笔记的时候，不写成这种字老觉着不洽于心，因此比别人在速度方面要差一大段时间。倡用简笔字以来，我在道理方面是满意的，只是自己一动笔使用个把简笔字，再往下写，总觉得上边产生了一点什么缺陷，为它耗去的精力，比写一个正字已经超过好多了。我自知这是一种惰性，但久久未能更正。我真羡慕现在才上学的儿童——预料他们不会产生我这种毛病。
可是现在的儿童，只能说稍微比我们当时讨了一点便宜（在某些汉字上少写几画而已），而学字的痛苦基本上还在。我自己家里就有个小学一年级儿童。这孩子在自修时间，所苦的是写字的笔顺——找不着规律。我从前也教过小学，在教初年级儿童写字的时候自然也吃苦不小，对笔顺的规律也开不出一个条文来，只好像我的老师教我一样，多教、多写，让他们写得多了自己去找规律。我每看见孩子面对着生字，拿着铅笔楞楞地发愁的时候，真想对他说“不用学那个了，拼音文字快要被采用了！”只是“快”不等于“已经”，所以话还不能那么说，还只得作为个辅导教师按着老规矩教他笔顺。
总之，我对汉字的感情是不统一的——一方面希望它早日改革而代之以拼音文字，另一方面在自己用它的时候又成了它的爱好者，不过这种爱好绝不影响到主张改革的积极性——我以为再不应该让孩子们染上我这种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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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月革命开辟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刘格平
（三）
苏联的经验和我国的经验都充分证明：民族问题的解决、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实现，离开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是团结和领导各民族人民争取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便没有各民族的解放，便没有社会主义，便没有各民族的亲密合作，因此也就没有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发展和繁荣。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无产阶级不剥削任何人，而且为追求一个人不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斗争。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和民族特权而主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各民族的彻底平等。马克思恩格斯说，压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够自由的。根据无产阶级的这种世界观，共产党人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是与资产阶级的方法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方法是使各民族彼此摧残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离散的方法，是加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民族仇视的方法。与资产阶级正相反，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坚持不渝地实现各民族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团结、友好和合作。
一个国家内，各民族无产阶级的一切阶级组织首先是党的组织的完全集中和统一，是实现国内各民族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共同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的关键。列宁说：“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某一国家内的各民族的工人合并起来而成为单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政治的、职业的、合作社和教育的组织。只有各民族工人的这种合并而成为单一的组织，才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去跟国际资本和反动派、以及各民族的地主、教士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宣传和企图作胜利的斗争。” （民族学院研究部出版，“列宁论民族问题”六十四页）他又说：
“万恶的专制制度的历史，把受这个专制制度压迫的各民族的工人阶级之间极大的隔阂性遗留给了我们。这种隔阂性是反专制制度斗争中最恶劣的现象和最大的障碍。我们不应当把这个万恶现象法定起来，不应当用什么党的分立性或党的‘联邦制’的‘原则’使这种恶劣现象成为神圣现象。”
（同上书二十五页）在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列宁根据这一个原则和各种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建成了苏联各民族无产阶级统一的共产党，保证了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建成和巩固。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关于建设党的学说和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设起来的，是我国各民族工人阶级统一的政党，各民族中的共产主义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前进的方向，领导我国各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因而在各民族中，赢得了崇高的威信。
坚持不懈地反对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且以民族平等、民族友好的精神，教育人民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相违反的。列宁教导我们“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能调和的互相敌对的口号，它们是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并且表现出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甚至：两种世界观）。”（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如果不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民族团结便不能巩固，社会主义事业，也要受到危害。
苏联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谊关系是在反对和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苏联的经验证明：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能真正巩固起来，其中各民族的合作要能真正的亲睦起来，只有坚决彻底地克服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时候，才有可能。
在我国，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都是妨害民族团结的危险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和克服这两种民族主义方面曾经采取过许多重大的措施，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着重地批判了大汉族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当然，民族主义并不是经过几次批判就可以完全克服的。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有的。它的主要表现是：轻视甚至歧视少数民族，不关心少数民族的需要；无视民族特点和自治权利，搬套汉族地区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在同少数民族干部合作共事中，独断专行，甚至强加于人。在少数民族中地方民族主义也是存在的，并且自从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以后，在许多少数民族中，还有了新的滋长。它的主要表现是：在民族关系上，保守排外看不见各民族团结互助的重要意义，反对外来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企图破坏祖国统一的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违背共产主义团结和统一的原则，对外来其他民族的党员采取歧视态度，特别是对外来其他民族的党员在当地组织中担任领导工作采取反对的态度。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反映了少数民族中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的挣扎和反抗。
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进行包括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在内的整风运动。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之后，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须采取的重大步骤。争取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当前面临的伟大历史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在民族问题方面，必须进行许多艰苦的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在当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尤为重要。这里所说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地就是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过去我们强调了反对大汉族主义，是必要的。今后在存在这种倾向的地方，仍然要坚决地加以反对。由于地方民族主义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有了滋长，因而在这些民族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也是完全必要的。
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个消极因素，进一步把我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祖国大家庭而奋斗。我们有中苏两大国牢不可破的团结，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苏联全面无私的真诚援助，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的支持，我们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胜利。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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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论文摘要
民主只是一种手段
我们说民主只是手段，这就是说，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其他任何方面，发扬民主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发挥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以便更好更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之，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什么“绝对民主”、“抽象民主”之类，都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右派分子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仇恨社会主义，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他们大叫什么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是“毫无民主的黑暗王国”，人们“敢怒不敢言”，甚至连“敢怒的自由也没有”。因此，他们认为，民主应当作为目的去争取。“争取民主”是为了什么呢？他们一般的都不敢公开地说出来。但是，大家知道，他们是非常欣赏匈牙利事件的。中国的右派分子所以欣赏匈牙利事件，并幻想在中国也来一个所谓“争取民主”的匈牙利事件，其目的也正在于此。因此，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的争论，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而且是当前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摘自10月20日文汇报缪梦黄：“民主只是一种手段”）
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
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按照毛主席为我们指示的判别是非的六条标准，特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两条，去向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帮助他们完成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而不是去代表他们资本主义的倾向和要求，否则就要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不可能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他们的真正利益是什么呢？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使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员抛弃他们的资本主义的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把它们的政治集团，从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摘自1957年“争鸣”十月号邓初民：“当前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和工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