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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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民族艺术必须反对洋教条
张庚
一、首先要搞清论点
最近在报纸上接连发表了陈沂、李凌、程云、志修等几位同志的文章,讨论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和学习西洋的问题。我觉得现在颇有抓住了“不中不西、中西混杂”、“中外并存”等几句话头当小辫子来问罪的形势。陈沂同志这几句话,说得不清楚则有之,如说这就是罪名,必须加以讨伐,我看还是且慢,先把论点弄清了再说。
五四以来,在我国艺术上(我这里且不谈文学,因为文学的问题更复杂些)实际是出现了两类性质不完全相同的东西(或形式):一类是几千年来传统的艺术,如戏曲、说唱、国画之类,另一类是五四以来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洋文艺,如话剧、西洋音乐、油画之类。后面的一类,固然是外来的形式,但经过了几十年的时光,运用中国的语言(或中国音乐语言等),有意识地努力表现中国的生活,它们也已成为中国文化或文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特别其中如救亡歌曲、话剧、木刻等艺术形式,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和群众的斗争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表现了这个时代的苦难生活、英雄气概,并且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聂耳、冼星海等许多艺术战士。我们当然不能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不是民族的,我们对于救亡歌曲、话剧、木刻等艺术形式之为民族形式是不应当有什么怀疑的。但是第一,这些艺术形式是否就那么深入群众,为广大的人民所喜闻乐见了,能和传统久远的戏曲、民歌、年画等同样取得了深厚基础呢?那却还差些。第二,我们还得承认,管弦乐、芭蕾舞、油画、西洋式的独唱合唱,它们有的介绍进来的日子很短,有的介绍进来的日子虽也相当长,但由于过去脱离群众,只在极少数人的生活圈子里存在,并且在表现民族生活上的创造也还不多,因而群众就对它更生疏,更感到关系少了。当然,由于已经介绍过来,又有中国的艺术家在努力钻研,也不能怀疑它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面,传统的艺术的发展历史长,除了一些特殊的例外,它们都是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在长期发展中,又形成了自己完整严格的形式,有自己的艺术规律。它的缺点,其一是在表现现代生活上还存在若干困难;又一是它的那些艺术规律,不像西洋艺术似的有完整、系统的理论,只有零星断片的经验谈。这后一点对它的发展是有妨碍的。
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家,是要建设多种多样既是中国又是现代的新艺术,它们能很好地表现现代中国的新生活、新人物,又能用新的观点去表现历史的生活。这就要求传统的艺术朝着现代化不断改进,而外来的艺术朝着中国化方面作巨大的努力。这就需要传统艺术在自己的基础上适当地吸收一些不仅仅不致破坏了自己的风格,而且有益于本身发展的外来营养。也要求外来的艺术形式更有意识地努力群众化,并且提防自己的脱离群众。这就是说努力向那些土生土长的艺术,吸取营养,努力把自己放到群众中去考验,让它生长到群众中去。当然,首先要掌握和精通那些原有的外来技巧。
这两类艺术应当并存,但也需要互相学习。这应当是没有争论的,因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早已定下的方针。这里并没有程云同志所说的“井水不犯河水”的问题,或者“把外国的好东西请进来作客”的问题。但是我们反对无视我国现代文化中存在着各种不同问题的情况,我们反对故意不提这种明显的区别或者故意拿一些什么“芭蕾舞是不是俄罗斯民族形式”“交响乐是国际大家庭所共有的”话头来打混。芭蕾舞是俄罗斯有独创性的艺术,但他们并不因为有了莫斯科大剧院就不再创立莫伊谢耶夫歌舞团或小白桦树舞蹈团,在苏联,他们是提倡“并存”的。匈牙利是个交响乐很发达的国家,但他们却以民族乐队表演李斯特的作品,在世界上受到欢迎,在青年联欢节上得第一奖。正因为他们都是让各种艺术形式按自己的路子发展,所以各自都能做出成绩来。
二、然后来看看实际
我们如果来研究一下程云、李凌同志为什么那么反对“并存”,是有意义的事。他们把许多文章做在对于“中西”这种提法的表示愤慨激昂上面,实则是对于“并存”提法的不满。“中西”这种提法不明确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并存”这一点上。他们所坚决反对的是“并存”。
比方说程云同志,他是强调中国音乐的原始落后的。1954年他曾经在一篇论戏曲音乐改革的文章中说戏曲中间“诸剧共用”一套“现成的曲调”,所以“这种音乐不是性格化而是类型化的”,他还说:“为什么说它是原始的落后现象呢?我国迄自南宋之‘南戏’起到今天止,八百年来戏曲音乐变来变去仍未跑出这一个圈子,仍未跳出这一个法则——一套音乐众人公用”。也许事隔两年了,他的思想有了变化也说不定。但是在1955年5月,他在武汉市第三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对全体戏曲艺人、工作者做的报告中,仍是说:“戏曲中原有的音乐,产生在旧时代小农经济与城市的小商品经济的落后基础之上,”而“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变了,人的思想情感也变了,反映这些事物的戏剧艺术从内容到手段也要跟着变才行。”“否则便会落后于现实。”而落后于现实就不免“仍然为封建地主阶级宣传了”。加的帽子是不小的。(对于这种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我完全同意志修同志的批评,就不重复了。)
说了这些,其目的是要改。比方说,打击乐器要改。因为它“震耳欲聋”,或者委婉点说,“究属噪音乐器,表现力在多数场合比之管弦乐器总是差的”,因此,“我以为根本的办法是要逐步加强乐队的管弦设置,吸取现有适用的‘锣鼓曲牌’的节奏精华,创作新的可以代替打击乐的新的乐队曲而逐步取而代之。强烈的打击乐曲要让它渐渐让位于乐音组成的新曲”。
这下子明白了吧!“并存”是不能容许的,必须“取而代之”!必须用管弦乐队代替打击乐,用新曲代替“原始的”戏曲音乐,必须按西洋歌剧形式改造中国戏曲!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理论”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理论”的实践!
根据这样的“理论”,楚剧的新剧目就进行了作曲,就运用了巨大的乐队来伴奏。结果,艺人学得十分吃力,演一个戏,学了许多新曲,过门也听不清,不知道从那里唱起,费了大力之后,得到的观众反映是:这不是楚剧。他们来问剧团“什么时候演楚剧?”据艺人的反映:在剧团里老艺人反成了外行,无用武之地。老百姓对于这样的新戏不喜欢,艺人也很苦闷。这几年来楚剧实际上没有得到提高和发展。一些剧团的乐队人员不想搞地方戏,要去考音乐院。年轻人也瞧不起楚剧,许多人想转业。
这哪里是发展传统呢?这只是破坏传统,摧毁传统。如果不从实际来检验,那是很不容易看出问题来的。
三、思想根源在于教条主义
为什么要反对“并存”呢?现在可以看清楚了,那是因为你(传统艺术)太落后,如不按“进步”的西洋艺术的规律进行一番“改造”,那是没有任何生存权的。“存”的问题既然还是一个问题,“并”自然更说不上了;因为一个是“被改造”,一个是“改造者”,怎么能够“并”呢?
问题的严重在于持有这种理论的人,并不只程云同志一个,这些人虽然嘴里可以说许多重视民族遗产的话,但实质上是轻视民族遗产的。他们对于戏曲根本就不爱。他们从来不去考虑一下,任何一种民族艺术形式,比方戏曲罢,必然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绝对不可以拿外国艺术形式的规律,比方西洋歌剧的规律来硬套。这种硬套的办法,使我们首先就感到中国的艺术处处“不合规格”,处处看不顺眼。而西洋的艺术就成了典型模范,处处值得学习。比方说,西洋歌剧是歌剧,舞剧是舞剧,中国却不同,歌、舞、表演、杂技……等等综合在一起构成了戏曲。但程云同志以及和他同感的人却不是这样看,一定要说戏曲是歌剧,一定要把音乐在戏曲中的正常地位予以夸大扩张,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戏曲中的音乐,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去研究一下打击乐器在戏曲中间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就认为自己有充分的权利去否定它。从来没有认真去研究一下戏曲唱腔和西洋歌剧乐曲之间的在整个戏中间的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功能,它们和语言之间的不同的关系,就认为有权利给加上“落后”的帽子,以与西洋歌剧音乐的“进步”花冠相对比。这种盲目的自信到底从何而来呢?我觉得没有别的,只是一种艺术上的教条主义,一种食而不化地硬搬洋教条的思想在作怪而已。
问题的严重在于这种教条主义思想在艺术界中间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的。而使得问题严重的又在于这些理论是在许多许多艺术创造中付诸实行的。这种理论对于民族艺术传统的破坏性是很大的。我的这些意见,并不是专为了反对程云同志。而是为了很好地继承与发扬民族艺术遗产,我觉得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倾向。
要反对教条主义,必须提倡认真研究中国艺术的实际,研究戏曲,研究中国音乐,研究中国美术。在研究之先,必须抛开洋教条的成见,从实际出发。在这里,外国的艺术理论对于我们有启发的作用,参考的价值。如果深闭固拒,不去借鉴外国已成系统的理论是不对的,但迷信外国人从外国的艺术实际中所总结提升为理论的条文,以为可以逐条运用在我国艺术实际上面,成为衡量我国艺术的绝对标准,那却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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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加利亚人民的电影
富澜
今年9月9日到9月30日,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十大城市,将陆续举行保加利亚电影周,放映保加利亚出品的“春回大地”、“大街上发生的事情”等影片。
保加利亚电影诞生于1910年。当时,年青的导演干多夫(现为功勋艺术家)制成了第一部保加利亚影片“文雅的保加利亚人”。在以后几十年中,一小部分热心的艺术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摄制了不少以本国人民生活为题材的影片。这些影片都具有较为严肃的内容,其中多半是描写保加利亚人民反对土耳其侵略的斗争史实的。
但是,正直的艺术家们为建立本民族的电影事业而作的这种努力,不仅得不到当时政府的支持,而且还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制和打击。国内放映的几乎完全是美国和德国的庸俗、低劣的影片。
只是在建立了人民政权之后,保加利亚电影事业才获得了真正的发展。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电影事业,在各种决议和命令中不止一次地对电影艺术的创作和组织工作等问题作了指示。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倡议下,经过一系列步骤,在1948年完成了全部电影事业的国有化。保加利亚电影踏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
新闻纪录电影首先获得了发展。1944年,在反法西斯武装起义的激烈浪潮中,保加利亚电影工作者手持摄影机同人民一起投入了火热的斗争,在胶片上纪录下了保加利亚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最后的战斗。几年来,新闻纪录电影在人民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它经常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措施,反映祖国面貌的变化,表扬新人物,报道社会生活的各种重大事件,从而起到了党的战斗助手的作用。
科学普及电影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保加利亚科学普及电影工作者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用通俗易懂和引人入胜的形式向人民传播各种科学技术知识,介绍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新成就。保加利亚的科学普及片“云中人”“一枝纸烟的经历”“村中婚礼”“心脏手术”等等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1950年制成了保加利亚人民电影的第一部艺术片“雄鹰卡林”。这部影片通过反抗土耳其侵略的民族英雄卡林从爱国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的变化过程,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运动。接着出现了一系列富有思想意义的影片,如“警钟”、“祖国的早晨”、“妲卡”、“在压迫下”、“九月英雄”等。1954年制成的影片“人之歌”表现了革命诗人尼古拉·瓦普查洛夫的生活和活动。保加利亚和苏联合制的彩色艺术片“石布卡的英雄们”,叙述了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军队粉碎了延续达五个世纪之久的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统治、建立了自由的保加利亚的历史事迹。最近摄制的新片“建设季米特洛夫城的人们”,反映了青年建设者在这一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劳动热情。
上面谈到的影片,有许多曾在我国上映过,受到我国观众的热烈欢迎。从这些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保加利亚电影工作者力求达到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和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力求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冲突和矛盾。在短短的几年中,保加利亚电影在剧作、导演、摄影等艺术技巧上有迅速的提高。初期还曾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电影的影响早已消除,比较简单和肤浅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现象也迅速地得到了克服。
保加利亚电影事业的飞速进步,在我国这次举行的保加利亚电影周中将要同中国观众见面的两部影片——“春回大地”和“大街上发生的事情”中,特别明显地反映出来。“春回大地”是保加利亚第一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影片。影片主人公米迭是一个善良勤劳的普通农民,但是他不理解合作化的好处,不相信合作社。他的妻子甘娜却是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型农村妇女。对合作社的不同的态度造成他们夫妇之间的冲突。影片对米迭家庭的破裂作了深刻的描述。最后米迭在事实的教育下终于回到合作社的大家庭里来。米迭是千万个没有立即认清应该走的道路、但终于坚决走上了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善良农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者。这部影片的题材是我国观众所熟悉的。我国农民正和保加利亚农民一样,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革:从个体经济的道路转到合作化的光明大道上来。无疑地这部影片将在我国观众中间引起广泛的反响。“大街上发生的事情”是保加利亚的第一部喜剧片。这部影片通过一对普通劳动青年的恋爱故事表现了新的人、新的劳动态度和新的爱情。扮演男主角的演员卡拉米切夫由于在这部影片中的优秀的表演,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九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荣誉奖状。
保加利亚电影事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过去保加利亚只有二百多个电影放映单位,而现在则有一千多个了。过去保加利亚没有一座正式的制片厂,现在已有艺术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科学普及电影制片厂。目前在首都索非亚附近的维脱施山风景区正在建设一座全国性的电影中心,这里将有最新式的电影生产技术设备。这个电影中心预定于1958年建成,那时保加利亚电影事业就可以扩大到每年制作十五到十八部艺术片以及大量的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普及片。
保加利亚电影创作工作者的队伍也迅速成长起来。许多著名的作家参加了电影创作工作。例如“春回大地”的剧作者达斯卡洛夫和“警钟”的剧作者瓦西列夫就都是保加利亚当代杰出的作家。
可以预期,保加利亚电影事业发展的远景是无限美好的。我们热烈地期待着保加利亚电影艺术大师们不断地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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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科学家的苦恼
我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常常缺乏药品和器材。想不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遇到了重重困难,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支援,下面举一个例子。
我们每年只需要几十公斤的液体氯,竟无法买到。我们同用氯量比较大的北京市自来水公司联系,请他们代办,先后发出了三件公函,公文往返两个月,最后回答说:“我公司液体氯已由北京市物资供应局代订起运,碍难协助”。于是我们又给北京市物资供应局发出了公函,他们回电话说:“首先需经北京市计划委员会批准用氯计划。”我们把用氯计划送去,等了一个月不见回音;第二次我们又去信催问,仍然没有回音。我们想到长期停工待料,甚至工作要半途而废,心里有所不甘,又向生产液氯的天津化工厂洽购,他们回信介绍我们向锦西化工厂购买,而锦西化工厂给我们的答复是:“请你校向前重工业部销售处申请分配,我厂根据产品分配通知单办理订货手续,否则不予分配。”我们恐怕向前重工业部去信会碰到和向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去信的一样遭遇,对写公函渐渐失去了信心。这以后,在一次会议上,见到前化学工业管理局一位负责同志,他答应我们可以协助,于是我们又怀着极大的希望给前化工局去公函提出我们的要求,可是仍然是石沉大海。
我们曾经向六个单位发出了九件公函请求协助,自今年1月21日起到目前,仍然没有购到我们所需要的点滴的液体氯。
由此可见,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荆棘颇多。我们虽对党和政府所号召的十二年达到国际水平,并不因此而失去信心,但确实是感慨万分。
我们建议政府能够设置一个专门机构,由它们专门供应科学研究工作需要的药品和器材。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黄瑞纶 胡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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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对科学技术交流的意见
我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我想谈一下我对我国科学技术交流的一点意见。
我国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是相当落后的,我们必需迎头赶上。但是,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我感到有着人为的障碍,即无原则的保密。国家的机密,我们是必须保守的。但是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是杂志上早就公开发表过的,在别的国家并不是机密的东西,而在我们内部却要互相“保密”。互相索取资料,通过组织,办理一定的手续是必要的。但是经过组织审查以后,就应该给于协助,尽可能解决对方的问题,而不应该以“保密”为借口就把对方拒于千里之外。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好好地掌握保密的原则,使技术交流能够正常地进行。
另外我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站,掌握国内外的资料。科学技术工作者们都把自己的科学研究经验和结论,以及技术上的先进经验,向交流中心站汇报。这样,一个单位在工作中有问题,就可以向交流中心站查询;如果一个单位发现自己所进行的工作已经有了结论,那就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人力去搞。有了这样的交流中心站,就可以避免科学技术者们闷在家里瞎摸、浪费人力的现象。我认为这个机构应当由中国科学院主持,虽然这个机构会比较庞大,但是对节省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来讲,却是值得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的。
         林道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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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
美术家新创作许多有关鲁迅的作品
本报讯 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美术家们,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正在创作许多新的作品。
正在筹建中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最近收到了各地版画家们新创作的版画。这些创作的内容有鲁迅像、鲁迅生平事迹、鲁迅故乡风景和鲁迅著作的插图,包括李桦的“鲁迅在木刻讲习会”、黄永玉的“鲁迅与木刻青年谈珂勒惠支版画”、赵延年的“鲁迅去德国领事馆递抗议书”、赵宗藻的“鲁迅和茅盾起草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文”、古元的“鲁迅的故乡”、顾炳鑫为鲁迅小说“药”作的插图、彦涵和刃锋的“鲁迅像”、张怀江的“鲁迅与方志敏组画”以及野夫、王琦、沃渣、杨可扬、邵克萍、荒烟、夏子颐、刘建庵、戎戈、肖林、李天心、赵宗歧等新老版画家的三十多幅作品。
油画家和国画家们也正在为鲁迅博物馆创作新的油画和彩墨画。吴作人的彩墨画“鲁迅与李大钊”九月下旬就可完成。艾中信正在修改他的油画“鲁迅与青年”,李宗津的“鲁迅与瞿秋白”、刘继卣的“故事新编插图”以及宗其香、黎冰鸿、沙更思、蒋兆和等画家的作品,已经送到中国美术家协会。
雕塑家肖传玖、张松鹤、王炳召、谢家声和郑可,先后完成了鲁迅胸像、鲁迅头像以及鲁迅浮雕的创作。民间艺人潘雨辰创作的“鲁迅故乡人物像”(青田石刻)也已送来北京。
这些创作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受鲁迅博物馆委托,特约美术家们创作的。其中一部分作品将在鲁迅博物馆陈列。为了创作这些作品,古元、赵延年、杨可扬等画家曾到鲁迅故乡体验生活。美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也得到了鲁迅夫人许广平,作家冯雪峰、夏衍等热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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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庆祝成立六周年
据新华社讯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7日晚在北京庆祝成立六周年。
协会副主席丁西林在庆祝会上报告了科普协会成立六年来的成就:除西藏以外,全国二十六个省(自治区)、市都已建立了地方性的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正在筹建,县级科普协会约有五百多个。全国会员共有七万六千多人。科学讲演的风气开始在厂矿职工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中形成。过去全国各地每年平均讲演一万多次,今年将增加到几十万次。科普协会在宣传方面还创作了多种多样的形象资料,现在正在设计制作五十种科学宣传箱,里面有模型、仪器、实物、挂图、幻灯和讲演提纲。
在庆祝会上,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茅以升宣布了全国科普协会推选出席即将举行的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教授刘世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教授陈伯川、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许少鸿和北京天文馆馆长陈遵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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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汉学家代表会议在巴黎举行
新华社讯 塔斯社巴黎6日讯: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第九次国际汉学家代表会议在巴黎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二十一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多个代表。
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副所长科瓦利夫以及其他国家的汉学家在会上作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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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书刊展览会在京开幕
新华社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书刊展览会”7日上午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开幕。
会上展出的一千四百多种印刷和装帧精美的出版物,分别陈列在四个展览室中。这里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有用德文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世界文学名著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刊,有供儿童阅读的附有插图的读物和供盲人学习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用珂罗版、胶版翻印的名画。前来参观的中国出版工作者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事业的发达和光辉成就表示赞扬和钦佩。
展览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主办的,将要展出到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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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等地天文台组织群众观测火星
新华社讯 7日是火星离地球最近的一天,南京、上海和北京的天文台和天文馆都组织了观测。
紫金山天文台的科学工作者,7日晚在南京用口径六十公分的反光望远镜和二十公分的折光望远镜,对火星分别进行了照相和目视观测。他们从天文望远镜里观察到的火星,比平时亮得多,大得多。火星呈现清晰的圆面,中间暗淡的区域也可以看到。并且在这次火星最接近地球的时候拍下了照片。当火星刚从地平线升起,在上海的中国科学院佘山观象台就用焦距七公尺的望远镜瞄准了它,在火星赤道的附近,看到了几条暗色的条纹,观象台的科学研究人员立即用摄影机把它记录了下来。观象台现在已装备了一套观测火星的物理仪器,装备在火星大冲附近观测它的光谱和方位,并且描绘它的颜色和形态。
北京、上海、南京的天文台和天文馆都指导群众观测。天文台科学工作者向参观者介绍了火星的各种情况,带领他们从天文望远镜里观察了火星。北京有一万多人登记要求观看火星,北京天文馆将组织他们从现在起到9月底分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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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星云的照像望远镜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磨制成功
本报南京讯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磨制的一具透镜直径十二点五厘米,返光镜直径二十厘米的“施密特型”照像望远镜已经成功。这种“施密特”镜在天文上可以用来搜觅星空和拍摄星云,它能在比较大的视野里得到细小清晰的星象,可以拍摄天图;同时因为它的光力强,可以摄出比较暗弱的星点。据紫金山天文台有关人员谈,“施密特”镜过去在国内从来没有制造过。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实习员杨世杰和张俊德从今年3月初开始磨制“施密特”镜,在磨制中曾经参考了一些国外有关书籍,并根据自己的设计,在最近把它磨制安装成功。他们曾经把自制的“施密特”镜附装在天文台的小赤道仪望远镜的架子上,试行拍摄银河区域的照片。拍摄时,露光只十分钟,而十四、十五等的微星都已经摄入,星象细而密,从底片上看到的星象一直到边上都呈圆点,效果很好。
紫金山天文台最近正开始另外磨制一具更大的“施密特型”的照相望远镜,它的透镜直径是二十厘米,返光镜是三十厘米,将来可以用它拍摄更微弱的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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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新建一个赤道仪室
本报昆明讯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昆明工作站,在昆明东郊凤凰山新建了一个赤道仪室。在这个天文工作站里,有一架民主德国制造的观察太阳核子的赤道仪。这个仪器是作巡天摄影用的,它的主镜口径有一十点五公分,动力是用重力来推动。新增加的赤道仪口径有十三公分,是用电力来作动力的。现在昆明天文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正夜以继日地进行太阳核子的观察和巡天摄影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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