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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一些初步认识
熊克武
中共中央提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不但使民主党派的成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也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注意和重视。诚如李维汉部长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方针”，要全面地认识这一方针的意义，必须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更需要从实践中去体会，现在只是提出个人一些初步的认识。
接受领导与互相监督
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于各民主党派多年来所发生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各民主党派不但在团结和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互相监督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舞。
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是受共产党领导的，因而它不能或者不应该监督共产党。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大家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实行互相监督主要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共产党是欢迎各方面的批评的。我们看，几年来无论在权力机关或协商机关中，都是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别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许多代表，包括属于各民主党派成员的代表在内，不但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同时对于某些工作上的偏差和缺点，也提出了极尖锐的批评，这就是对政府的一种监督，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种监督。在中央和各地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参加座谈的人，也都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意见，而且不限于对统战工作方面的意见。这些事实都说明共产党是竭诚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也反映民主党派对于共产党是能够起一方面的监督作用的。但是我们能够提出一些积极性的建议和批评，当然由于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学习，参加了各项革命实践，联系了人民群众，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民主党派能够在互相监督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首先是和共产党多年来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帮助和支持分不开的。“接受领导”与“互相监督”可以说绝不矛盾。
如果把“互相监督”理解为“分庭抗礼”，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另一方面把“接受领导”变为“依赖领导”也不能够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我们知道，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它是希望民主党派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的。如果我们不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深入地钻研和体会领导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中缩手缩脚，统战部说一样做一样，不说就不做，这种“依赖”和“等待”的思想，实际上是政治责任感不够的反映，并不能真正起到作为领导党一方面的助手的作用。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更需要深刻体会共产党尊重各民主党派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的精神，一方面在政治上切实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在工作中加强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们民主党派应有的作用，包括互相监督的作用。
分工合作与长期共存
几年来，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分工合作，在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各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中有所分工，不是由任何一个党派或个人主观决定的，而是由于各民主党派都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基础，因此在联系群众方面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必要的分工。
为了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认为各民主党派不但需要继续有所分工，而且今后应该更好地集中力量，深入所联系的阶级和阶层，进行细致的团结教育的工作。有人认为各民主党派仍然有所分工，就难于长期存在，因为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不久的将来就会消亡。也有人认为今天各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的对象年龄都比较大，它们的长期存在就不免要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所以提出民主党派要发展青年的主张。我们知道政党是阶级的产物，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民主党派，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将来社会主义建成，虽然阶级消灭了，可是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对于许多人们仍然将发生它的影响，要使许多非工人阶级分子的思想意识能够同他改变了的社会地位相适应，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也就是有待于我们民主党派继续努力来完成的一个历史任务。民革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许多散处在社会上的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都主动地要求民革组织与他们建立联系，这就说明民革根据本身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关系，决定以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为团结、教育、改造的主要对象是正确的，符合客观需要的，民革做好了这一工作，就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而经验表明，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民革对这些人士进行团结、教育，较其它党派是有着较便利的条件的。
关键在于做好工作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民主党派必须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已有的分工合作的优良传统，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才符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求。我个人认为无论是长期共存或者是使人们更为重视民主党派，关键都在于做好工作。李维汉部长说得好：“我们应当宣传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既可以帮助人们澄清他们对于民主党派的政治作用和历史地位的怀疑，又足以鼓励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更多地从事有益于人民的活动。一方面，认识和估计澄清了，另一方面，有益的事情作得多了，人们的观感就会进一步发生变化，民主党派的意见就会更加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它们的工作和活动就会更加受到各方面的支持。”让我们大家都以实际行动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重大的方针吧！至于长期共存究竟长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我认为最好让历史来回答。民主党派既然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那么，无论是以人为的方法来取消它或者维系它，都是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法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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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考验”与“被考验”
何平治
在我们生活中，一个人要求入党、入团，党、团组织往往事先要通过这个人的工作、学习等方面的具体行动审查其政治品质，考察其对党、团组织，对革命事业是否忠诚。在忠诚的考验过程中，考验者（往往是组织或者领导干部）对被考验者通过审查考察，以达到了解和教育的目的，他们不但对组织、国家、人民负责，而且对被考验者负责。被考验者接受考验，以获得进一步的帮助与培养，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因此，被考验者一般是虚心诚恳的乐于接受考验的。所以说，不论考验者或被考验者，对考验的态度都是忠诚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从组织、国家和人民的革命利益出发，这样的考验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事情并不完全如此。“考验”却也往往被今天一些组织或领导干部用为对待被考验者不负责任的代名词。他们不是以忠诚的态度对待被考验者，而往往借口“考验”为辞，漠视来自群众的正当要求，以致挫折了人们政治上的积极性和进取心。这种情况，最明显的可举7月26日中国青年报上刊载雷岱生被“考验”到超龄的申诉事实为例：
雷岱生在1953年3月（这时她才二十三岁）起，三年中向所在工作单位（湖北省运输局，现为湖北省公路厅）的团组织，口头不算，书面就递上过入团申请书三次，要求入团，但可惜的是团组织的领导干部只是说了些不着边际或者推托的话“你递了申请书很好，根据你的条件还得努力”“我刚接手”“我知道了”等等，而不做具体工作，就将雷岱生的入团问题长期搁置起来，不作解决。直到1956年2月雷岱生因调出学习，再次提出要求解决时，团支部书记才告诉她一个结论如下：“雷岱生已具备入团条件，可以吸收为团员，但该同志年龄已到二十五岁，因此，上级团委指示局团支部把雷岱生的有关材料转到运输局党总支去，再让雷岱生在党的培养下去创造条件”。团支部书记还告诉她说，要接受这一次“更大的考验”。
雷岱生一直没能入团的主要责任，中国青年报已经指出，“是要由湖北省直属机关第九分团委和湖北公路厅团组织来负的”。关于这点我不想再提什么意见。不过，在这里还需要问一问的是：照这位团支部书记的说法，雷岱生的申请入团，历时三年，拖延未决，该是一次小考验，或者是不大不小的考验了吧！？但小考验也好，不大不小的考验也好，雷岱生由二十三岁考验到二十五岁超龄，除了永久将雷岱生关在团的大门外面，断送了她的团的政治生命外，对组织、对国家、对人民有点什么好处呢？
其实，对湖北省公路厅等单位的团的组织来说，对雷岱生的“考验”，毋宁说是对他们自己的“考验”，因为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这些团组织对待被考验者的态度是不忠诚的。这种不忠诚的态度，必然遭到人们的反对。希望这些团组织接受这次“考验”的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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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需要工作
晓衡 梦懿
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第一分局长期积压干部的现象非常严重，就拿我们自己的遭遇来说吧。我们多半是1953年毕业的，有的还早一些。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后转第一分局。我们的任务是翻译国外设计和苏联专家需要的资料。现在的一分局是由原一分局、太原设计处和华东土建公司于1955年3月合并起来的。因此，我们对合并前这三个单位的翻译工作只好作综合的叙述。从1953年7月至1955年3月，原华东土建公司无翻译任务，原一分局和原太原设计处共翻译了五个厂的国外初步设计，两个厂的初步设计（中译俄）。每个厂的翻译工作平均一个人花一年的时间足足够了，那么七个厂也只不过用七个人工作一年就够了。但是，这三个单位的翻译不是七个，而是四十多个。这样算来，完成上述几个厂翻译工作的人数，只占全体人数的六分之一。当然，除了上述主要工作外，还有一些零碎的工作，我们算它三个人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不算少吧？另外，过去因为经常没有工作，所以有时就去支援别人，对此，我们算他十个人整年出差，这也足够了吧！这样总合起来，也不过是二十人只工作了一年。但是由1953年7月到1955年3月，我们整整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其中的一年，只有二分之一的人在工作，而二分之一的人完全闲着；而其余的八个月期间，是全体“失业”。
合并后的情况同样不能令人满意，随着三个单位的合并，翻译的队伍扩大了，人数增加到六十多，但是，这时的工作究竟有多少呢？再让我们来算一算吧。1955年的上半年，有十八个人在外支援其它单位，家里的人也就显得少了一些，这时好像应该忙一下吧？其实不然，照样是无事可作，到了下半年，才算真正忙了一阵，我们翻译了五个厂的国外技术设计和四个厂的出国资料。但可惜的是，这种工作上的“繁荣”，转眼即逝，紧接着又呈现了“萧条”。就在这曾经有过工作“繁荣”的半年里，也只不过满足了翻译全年工作量的50％，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时间是白白地度过的。
到了1956年，情况就更加恶化了，因为这时根本就没有国外设计。既然没有国外设计，又没有其他翻译任务，这就使窝工现象变得更加突出。于是就把这些笔译翻译分散至各科，配给专家，这样一来，似乎应该有点工作了吧，不，严重的窝工问题决不是用这种简单的措施可以解决的。因为各科的笔译资料很少，有的科几乎没有，而专家工作有一个口译人员也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笔译的“配合”。不就发生这样的事吗？在把翻译分到各科的时候，专家工作科自己留下八人，后因科内无事，有三个翻译介绍到技术科，而技术科已有翻译五人，结果也因人多事少，不愿留用。此后不久，经济预算科想向技术科借用一个翻译，技术科的负责同志却说：“临时借不干，要不，就给你们一个”。请看，翻译人员已过剩到何等地步？！有的科看翻译着实闲得难受，就无事找事地给翻译弄些可译可不译的资料来，有些资料译而不看，跟翻译它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被“积压”起来了。
除了第一分局以外，总局所属的其他几个分局的翻译任务也是不多的，如第三分局有三十多个翻译，从去年7月份起，就一直没有任务。
从上述事实，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在我们这里，不是人少事多，而是人多事少。但是，设计总局领导上不敢正视这一点，他们一直强调“今后的翻译工作很重”。“现有翻译人数还不够”，不肯把我们的工作调整一下。据说：上级曾向总局要二十个翻译，总局不放，怕放了以后要不回来，因此上级只好向大连俄专要二十名未毕业的学生。我们真不懂，这里既然没有工作给做，为什么又不肯放呢？别的地方很需要人，而我们这里却在大量积压，我们祖国正处在建设的高潮，每一个人都希望做更多的工作，而我们却在这里浪费青春。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希望有关领导部门重视这一问题，并能很好地加以解决，应该调的就调，留下的也要加以适当的安排，使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正常的工作，而不是经常的“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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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干部
韦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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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要坚持党的原则 又要照顾民族特点
云南省委研究边疆地区的建党工作
新华社昆明7日电 中共云南省委员会组织部最近举行边疆组织工作座谈会，研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的建设工作。
几年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建党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先后在各民族中建立了五百多个乡村支部。但是，有些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建党工作时还有程度不同的思想障碍，如有的干部不注意研究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条件，单纯从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的觉悟程度、文化水平上比较；有的干部把少数民族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当作封建迷信加以反对；或者把参加过群众性的民族报复事件的人一律列为不准入党。还有不少干部把少数民族应有的民族感情，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混淆起来，认为是落后的表现。这些思想障碍都影响了边疆建党工作的正常发展。有的县份半年只发展了两个党员，有的自治州直属机关甚至半年没有发展一个少数民族党员。
经过这次座谈会的讨论，到会干部认识到了在边疆民族地区积极进行建党工作，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民族干部，是完成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当前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根本任务的核心问题。大家认为，由于边疆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这些地区的建党工作就既要坚持党的原则，又要照顾民族的特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建党工作所采取的方式，不仅应与汉族地区有所不同，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之间，甚至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支系之间，也不能采取完全相同的方式。经验证明，凡是能够具体分析各少数民族不同的历史条件，从实际情况出发，并对少数民族的积极分子进行积极而耐心的帮助和培养的，建党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如在佧佤族、傈僳族和苦聪族干部中已经因此发展了一批党员。相反地，有些地区由于脱离了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汉族地区的建党经验，结果，不仅使建党工作进展迟缓，还给少数民族积极分子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顾虑。
座谈会上还详细地研究了对少数民族发展党员对象的培养教育问题，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党工作中的若干特殊问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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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上海市委会西北参观团在兰州广泛参观
据新华社兰州8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西北建设事业参观团，8月29日到9月6日在兰州市参观访问。参观团参观了正在紧张施工中的规模巨大的兰州炼油厂、石油机械厂、自来水厂和铁路枢纽站、七里河黄河公路大桥等建筑，并且参观了西北民族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兰州医学院等院校。
参观团还了解了从上海迁来兰州的三十个商业企业和兰州市越剧团（原上海春光越剧团）的经营、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且慰问了支援兰州建设的上海工人和干部。参观团表示回去后要把兰州各级党政领导对上海迁来兰州的企业和职工的亲切接待和周到的安置，以及兰州市大规模建设的情况告诉上海人民，动员更多的上海企业和工作人员迁来兰州，支援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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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重庆市委执行党代表大会决议
深入基层组织解决实际问题
新华社重庆8日电 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采取“到基层集体办公”的办法，由市委书记任白戈、辛易之率领，在最近组织了一个包括工业、建筑、交通、商业、文教、卫生、政法等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检查组，分别到六个重点厂，着重检查和访问职工的生活、福利问题，并且就地帮助这些单位研究和解决了一些困难问题。他们在检查后向市委写的报告中说，各单位对职工切身利益问题，已经开始重视，有不少改进，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在解决住房问题上，有些单位对原有房屋的潜力发掘、利用不够，实际上只要稍加修补就可以解决不少问题的，但较普遍的是热心于新建。因此各单位都同时提出庞大的建筑计划，人为地造成材料供应更加紧张，使新建工程迟迟不能开工，已开工的在短期内不能竣工，延长了职工的居住困难。在副食品供应问题方面，国营商业部门包揽过多过大，一些需要用分散办法解决的问题，本来可以组织生活有困难的家属设置零售摊解决，但国营商业部门却采取了办大商店的办法，给消费者增加了许多麻烦。例如第一钢铁厂，因厂区面积大，职工常常为买一根针线或者吃一碗面就要跑几里到十几里路。同时，一部分干部和职工对解决生活福利问题的方针还认识不足，希望一下子解决一切问题，互相看齐、要求一律的现象已经开始露头，个别部门也出现了因福利开支增大而发生成本计划完不成的现象。
任白戈等根据这些问题，召开了常务委员会议和几次常务委员办公会议，进一步讨论、研究，总结了各单位依靠群众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现在正草拟决定，准备发下去帮助和指导其他单位的工作。
采取这种“到基层集体办公”的办法，一次抓一个或两个当前工作中的中心问题，集中领导力量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下去，这是中共重庆市委员会在6月份召开市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改变领导作风的一个新的开端。为了实现这次代表大会关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改进领导方法的决议，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除加强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减少过多的会议、文件之外，着重克服市委管得过多过宽的现象，注意发挥各部门的积极性。如对工业建筑材料的调拨、市场供应、交通运输力量的平衡等，应由政府部门解决的问题，尽量由政府部门解决。这样便为市委的领导人员深入基层腾出了不少时间，开始克服对上级指示不分轻、重、缓、急例行照办而形成的一把抓的忙乱现象，使他们能够着重抓问题，集中力量抓当前工作中的中心环节，来带动一般工作。
通过这次对生活福利问题集中检查，也帮助市委在领导工作中纠正了原来对有些问题的不够全面的看法。许多领导干部都感到下去一次，头脑更加清醒，比较能有计划地主动提出一些问题来，加强了和基础单位的联系。市委长期存在的解决问题迟缓、转动不灵的状况，也开始有了转变。
由于市委领导人员和党、政各部门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具体帮助下面解决了不少迫切的问题，减少了召集基层负责干部到上面开会和汇报的次数，这样使各区和各厂矿的负责干部接近下层的机会也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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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工商界指责所谓“出入平衡”措施
新华社广州7日电 香港消息：香港工商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指责香港英国当局再度实施所谓“出入平衡”的措施。
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高卓雄说，今年初，香港和内地居民往来曾一度撤销限制，使香港商场有了转机，但是香港英国当局突然又再限制人口出入，这对商人来往接洽商务、居民来港探亲和华侨经港出国都不方便，对香港商场生意也有影响。希望能早日寻求解决，以免商业遭受打击。
香港中山商会副理事长李文祺说，香港英国当局在内地和香港之间放上了一重人为的障碍，隔绝两地同胞的正常往来，这样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香港有关商业的流畅。希望香港英国当局在执行这项限制时，有必要全面考虑它发生的重大影响。
香港南北行公所理事长梁灿辉说，我们南北行在业务上和内地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两地经常都要互派业务人员往来接洽商务。现在实施了入境限制，就直接增加了本行发展业务的障碍。
港九五行联合总商会理事长叶若林说，中秋节和重阳节快到了，香港居民不少家人、亲戚在内地要来团聚或扫墓，现在竟被限制来港，居民们都感到很不方便，应该恢复自由往来。
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李志刚在谈话中认为，香港作为一个大商埠和交通孔道，几个月内增减区区几万人不足为奇，何况在这期间香港有三十万人去广州，有来有往是很正常的。香港英国当局应该取消限制。
港九居民总会的负责人员马文辉也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尊重百年来中国人来往香港的传统便利和权利，废除“出入平衡”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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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乒乓球锦标赛继续举行
据新华社武汉8日电 以急劲抽杀著称的去年全国乒乓球男子单打第六名选手王传耀，7日在195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中，出人意料地以三比二击败了去年的全国冠军姜永宁，给预测谁将获得这次锦标赛全国冠军的武汉市观众带来新的谜。
姜永宁7日晚在第一场比赛中采取频繁的攻击，曾经以三比零（二十一比十二、二十比八、二十一比九）战胜了缺乏经验的庄家富。但是在第二场比赛中，他却受到了王传耀的猛烈攻击。
王传耀7日晚也进行了两场比赛。第一场他以三比零击败了广州市选手梁志滔。
到7日止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七场决赛中姜永宁已经赛了四场（胜三场、败一场）；王传耀赛了三场，胜三场。其他四名争夺全国冠军的选手王锡添（去年的第四名）和广州市选手林金源、上海市选手刘国璋、北京市选手胡柄权都没能保持不败的纪录。
在女子组的比赛中，去年因病没能参加全国比赛的孙梅英，7日晚以三比零战胜了去年的全国冠军丘钟惠以后，成为女子组最有希望获得全国冠军的选手。年仅二十岁的丘钟惠的乒乓球技术显然比去年有了提高，善于猛烈抽杀的孙梅英赢她并不是很顺利的。三局的比数都很接近：二十二比二十、二十一比十八、二十一比十七。
在女子组中，去年全国第五名选手叶佩琼在6日晚出人意料地以三比二战胜了去年全国亚军章宝娣，7日晚又以三比零击败了哈尔滨的女选手汪奇，成为同孙梅英争夺全国冠军的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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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苏联爬山队员回到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8日电 攀登慕士塔格山的苏联爬山队员于9月7日乘飞机从北京到达莫斯科。他们在机场受到全苏体育运动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体育界的代表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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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辛亥革命首义老人乐享晚年
新华社记者 徐士杰 孙玉昌
从辛亥革命在武昌响起了起义的第一枪起，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当年参加武昌首次起义的年轻人，现在都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许多人很关心这些首义老人的晚年生活，特别关心首义老人中的下层人士现在的生活情况。记者怀着同样的心情，特地拜访了七十九岁高龄的胡濂溪老先生，他是武昌首义的一个普通士兵，起义以后负伤退伍，现在家中养老。
住在武昌首义公园附近的居民都很熟悉胡濂溪老先生的名字。问起他的住处，一个中年妇人向我们指引说：“看见武昌首义纪念坊了么？纪念坊西边的两间红顶瓦屋就是老先生的家。老人有女儿、女婿、外孙，一家人很和睦。”
我们走进老人的卧室，老人就翻身从床上起来，让我们坐，叫人端茶。老人的举动看来还很稳健，他穿着整洁的青洋布裤褂，带着一副墨色眼镜。听我们说明来意以后，老人就谈起了他当年的情况。
“看，这支手就是在辛亥革命的一场争夺战中失去的。”他举起残废的左臂叫我们看，接着说：“辛亥年以前，我作店员，曾和革命的秘密组织联系。首义时，我在战时总司令黄兴的部下当副目（相当现在的班长），10月间，我们和清兵争夺汉阳十里铺一带的几个小山头，我率领几十个兄弟攻进敌人的阵地，阵地打下来了，我的左手也负了重伤。”说到这里，老人拿出了人民政府特别发给的“革命残废军人证明书”让我们看，上面记载着老人的负伤情况，并标明老人是二等乙级残废。革命残废军人证明书上领救济金的格子已经填写了七个，说明他领革命残废军人救济金有三年半了。
提起老人负伤以后的生活，老人感伤地说：“当年参加战争，原来是想使国家富强，人民康乐，谁知在战争中失去了左手，而我们的愿望在旧社会里也没有实现。以后，我的大半生终年奔波劳碌，但是仍然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四个孩子都因病死亡了。我本来就残废，经过这几十年的操劳，健康状况受到很大影响。
当谈话转移到人民政府对他的照顾情况时，他兴奋地说：“我没有想到还有这样安逸幸福的晚年，人民政府对我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人民政府替我想得真是周到，不说每年发给我一百九十元救济金，连我住的这两间公房，也特别优待，只按半价收租。每年冬天，政府还送我一套新棉衣。”老人说他从解放以来，没有再穿过破旧的棉衣。逢年过节，政府还送来年节补助费。
现在老人的身体很健壮，眼不花、耳不聋，走路不扶手杖，说话的声音也非常清晰，他拿出公费医疗证对我们说：“这个证政府发给我三年多了，连一次也没有用过。”许多和老人当年同事的朋友，常来看望他，他们爱聚首在老人住所斜对门的小茶馆里喝茶、谈天、下棋。老人说，生活问题政府给解决了，家务事有女婿和女儿管，除了对小外孙要特别照顾之外，再没有任何事情要我操心了。
谈话持续了三个多钟头，我们怕过分劳累老人就告辞了。临别时，老人叮咛我们，要把他的生活情况告诉那些关心他的人。他说：“我很感谢政府和关心我的人，我已经不能为国家作更多的事了！但我要多活几年，希望能看到你们年青一代把辛亥首义的地点——武汉建成美丽的花园！”
（新华社武汉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