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一反其道而行之”
马前卒
8月25日光明日报的文艺生活上，登载一篇“量文的铁尺”，反面文章正面做，说来有声有色。我虽不全都知道所涉及的话剧、电影，但看来怕颇击中目前文艺批评的“时弊”吧。只是结末一段，颇引起我一些感想。文云：
“人们嚷嚷，说什么要‘艺术分析’。艺术至上主义！文艺好比一个茶杯，那磁胎是内容，即政治性，艺术性不过是描在外面的一点花花草草，没有这些‘艺术性’，茶杯还不是茶杯？吵吵什么‘艺术特征’，还不是想‘为艺术而艺术’打天下，该整整这股歪风了。”
其实呢，如果茶杯花花草草的描得很好看，那是没有人会不喜欢的。文艺批评家怎么不济，还是会赏识的。但的确，磁胎很重要。试试看，一边摆着个“花花草草”、但有破洞的茶杯，另一边摆着个净白的、但完整的茶杯，倒底愿意买哪一个？据我看，老百姓是愿意买后面一个的，我也是。可是，也说不定，有古董癖的人，会把它当做商鼎周彝，买去供在红木架里，这是像我们这样的平凡人，没有那样雅兴了。因为，我买它，为的喝茶。
批评家在批评具体作品时，强调了政治性，忽略了艺术性，这是不对的。但说批评家原本不要艺术，我看事实不是如此。批评写得幼稚、机械和粗暴，也是事实，但强调一些政治性，就成为罪名，那可不敢领教了。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要引一段古人的话。是文言，辛苦读者了，但还当古典作品读吧。文云：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王安石）
我是颇为同意这个古人的主张的。论文，还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至于作家呢，那自然是先“有所感”，然后“有所为”，以“艺术”来表达“内容”的。
可是自从我们介绍了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以来，我们的批评界的有些人，于批评了批评之余，连作品应该反应生活现象的本质，表现生活中的矛盾，描写积极的英雄人物的典型等等的要求，也给它否定了，而且还有作品大可不必讲求思想内容，只要有艺术性就好了的口气，好像要对过去那些提倡，有“一反其道而行之”的气概，这又有何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呢？
自然，这也可以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流派吧。但我还有我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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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先生和经典戏
徐淦
（二）
在“二丑艺术”里，鲁迅先生这样细致地描述二丑：“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角色。”
这段话，自然是鲁迅先生有感而发的，说得实在精辟。倘不是看人看得透，对旧社会的实生活里的这一种人深恶痛嫉如鲁迅先生，就说不出；鲁迅先生倘不深懂戏文，深爱塑造了这种角色的人民和民间艺术家，也说不出。而最形象地刻划了二丑性格的那最末一手的，正是集中表现在这折“游园吊打”里的老丁身上，他当公子一下一下吃着马鞭的时候，就是这样向台下看客说：“你看这家伙，这回可倒楣了。”
我并不想由此得出结论，说“二丑艺术”这篇杂文，就产生自那天夜里这折戏给十一二岁时的作者的印象。但如果说鲁迅先生童年少年时代在故乡看戏看得很多，这也成了他许多杰出的作品的泉源之一，我想是不算武断的。这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白一个道理：对于文学家和思想家，一切艺术作品，特别是民间的艺术作品，都提供着丰富的养料。
“朝华夕拾”里的“无常”，“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的“女吊”，都是佐证。鲁迅先生在讽刺国民党御用文人所办毫无销路的刊物时，也引用了绍兴人嘲笑无人要看的戏班子的歌谣：
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走散，……
连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而更有力的一个佐证是“阿Q正传”里阿Q挂在嘴边的一句戏词：“手执钢鞭将你打”。
这一句，出在“龙虎斗”一戏。“龙虎斗”京戏也有，那是当赵匡胤被一个十一岁的娃娃杀得性命交关的时候，两个人的对唱，进过清宫的京戏恐怕与绍兴戏大不相同。那娃娃，是被赵匡胤听信里通外国的奸臣欧阳方的谗言而杀害的忠臣呼延寿廷的儿子，本来是个哑巴，听到父亲被害的恶耗，一怒开口，他得到异人传授，用竹节钢鞭杀得宋朝开国皇帝只好百般求饶，绍兴戏的唱词是这样的——
赵：小将啊！
你若保得寡人还朝转，
我与你江山四六分！
呼：不要！
赵：我与你江山平半分？
呼：不要！
赵：罢罢罢，你做君来我做臣！
呼：不要！
不要不要三不要，
只要昏君命一条！
手执钢鞭将你打，
打死昏君抵父命！
由此可见，鲁迅先生选择这一句戏词让“久想革命”的阿Q挂在口边，决不是信手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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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法的”昏话
吴高伦
在我们的文章、讲话以及工作报告中，常常有一些顺手或者顺口溜出来的，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处于“酒醉状态”中的昏话，（这里的“昏话”并没有特别骂人的意思，只是就说这些话时不用思想而言）。这类昏话，你也说，我也说，谁也不敢去改动它，似乎从来也没有人怀疑过它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似的。但是只要一经点破，就可以看出这类说话，确实是有一点“昏”的。
这里请允许我举人民日报改版后的几个例子来谈谈吧。
7月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在首都”一栏内，有一条综合报道说：“旧的北京是一个消费城市，只有少数几个工厂和一些专供剥削阶级享乐的手工业。”这样的话，大家都不感到陌生，似乎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地正确。但是这后面的一句话却是属于“昏话”之列的。因为即使旧北京的手工业产品也决不是专供剥削阶级享乐的，它们生产的正是桌椅板凳、锅碗瓢杓之类广大人民日用所需的东西，正像全国一切城乡的手工业一样。北京的几种价值比较昂贵的手工艺品，如像景泰蓝、象牙雕刻、地毯等，虽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买得起的，但是这几样东西在北京全部手工业中的行业数、从业人员，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就是这几样产品也不全是供剥削者享乐的。这种“左”的
“革命”的词句，在一些人几乎成了顺口溜，但是就不去想想这是多么的违反事实。
另一个例子，是7月3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关于波兹南博览会闭幕消息的一个副标题。那标题说：
“中波同各国达成巨额交易”。但看内容却是说中国贸易代表同各国代表签订了总额三百五十多万美元的贸易合同。这个数目是进出口都在内的，对象是二十余国，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都只能说是做了一笔小小的交易，如何能说是“巨额交易”呢？看来，作者在标出“巨额”两个字时，是并没有去管实际数额的多少的，反正非说“巨额”不可。如果成交仅三十五万美元，在有些同志的笔下也未必就不标成“巨额”的吧？
再一个例子，7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头条标题，严格说来我以为有几分也是属于这一类的。那条新闻是报道一种“较完善的插秧机试制成功”，主题上的副标题是“水稻耕作机械化又一重要发展”。这里有种种夸大。第一，中国的水稻耕作机械化根本还谈不到，看这标题似乎已经机械化了，现在则是达到“又一重要发展”的新阶段了。其次，这个“机械化的又一重要发展”，却是用一条大水牛来拉的，而且还附有照片说明，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这个标题颇有点“幽默”的味道。第三，这个插秧机还有6％—9％的伤秧率。6％—11.3％的漏插率。这个漏插率非同小可，在南方有些地方一人平均不到一亩甚至只有几分水田的地方，漏掉这个数目还是一个大问题。我不是说不应该重视这一个重大的发明创造，而是说不要信口的夸大。实事求是的说，这是水田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新式农具，现在已经初步试制成功。
毛主席告诫我们，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多年来，我们大体上懂得应该如何去实践这个教训了。但是党八股和夸夸其谈的遗风，不能说是完全肃清了，有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流露出来，如果注意，还是到处都可以发现的。我们应该肃清这种庸俗的作法。
第8版()
专栏：
小镜头“这小家伙倒聪明……”妈妈：想不到孩子学会骂人这样快呀！爸爸：啊，小家伙学会骂人了？骂什么来？妈妈：魏魏，你骂什么来，让爸爸听听。孩子：（显然已经忘了，努力地想着）……妈妈：方才路上有两个孩子打架骂了一句，魏魏一听就记住了，拉我的手说：“妈妈，他说王八蛋。”孩子：王八蛋，王八蛋。爸爸：嘿，这小家伙倒聪明，一听就会。可是骂人不好，不许再说了。孩子：（很感兴趣地，好奇地）王八蛋，王八蛋，……爸、妈：（声色俱厉地）不许再说！（孩子显出一副哭相。）妈妈：魏魏好孩子再不说了，妈妈给糖。孩子：（吃到了糖，兴高彩烈地跑出门外去，嘴里唱歌似的又说起来了。）王八蛋，王八蛋……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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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车本位
公共汽车和电车上都是不准吐痰的，有些乘客真的遵守了这条规则，可是却把头伸到车窗去，一大口一大口地把痰吐到车外去了。有人离车窗远，如果伸长了脖子，用尽了力量，“呸”地一声的时候，准是在吐痰。这种情形极为普遍，既不违犯乘车规则，也不违背车上的公共道德，所以车上的人看见这种情况，眨眨眼睛就算完事。售票员从来不管。
对于吃瓜果的乘客，售票员还常常认真负责地喊：“吃香瓜的同志，请你把瓜子摔到外边吧！”
这是极小的事，但这分明是不折不扣的本位主义。 张文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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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戏曲艺人不平
林涵表
南方日报7月9日刊载了一篇评论员的评论，题为“尊重戏曲艺人，保障剧团和艺人的合法权益”，揭发了广东许多地方刁难、侮辱、勒索戏曲艺人的违法乱纪现象。例如：锦绣剧团在顺德县第八区高赞乡演出的时候，当地的干部借口“维持治安”，向剧团收取“民兵宵夜费”十六元，迫得剧团向信用合作社贷款，并且把艺人的伙食费也拿出来应付；罗定县有一个派出所所长的妻子，因为经常看戏不买票，剧团工作人员向她提了一些意见，这个派出所所长竟责令剧团全团进行“反省”，等等。有些老艺人伤心地说：“解放前我们演戏的不能够抬头，不能够见天，现在抬了头还是不能够见天！”这是多么沉痛的控诉啊！谁看了能不感到愤慨？
刁难、侮辱、勒诈戏曲艺人的违法乱纪现象绝不只是广东有，其他地方也有。前些时候，我就听到过这样的事情：某地派出所因为剧团不送票，于是每晚半夜到剧团住宿地点“查户口”，一查就两三个钟头，弄得演员疲乏不堪，又不敢抗议。某地某党委负责人因剧团不来“拜望”，于是召剧团团长来“训”了一顿。这些现象难道是我们可以容忍的吗？
在旧社会里，戏曲艺人受迫害，被凌辱，被勒诈曾是家常便饭，艺人一谈起往事就情不自禁地落泪。解放后他们的地位提高了，他们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可是却有少数干部仍然拿旧社会老爷的作风对待他们。在那些人的眼睛里，戏曲艺人是“二流子”，是“唱戏的”，根本不算什么，要他怎样就得怎样。这些工作人员根本不管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肆意横行。他们非但目无政策，而且不知道什么叫做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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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行人的内心话
方殷
被谱成曲子的诗（歌词），不一定是好诗；好诗却应该是可以谱曲的。
诗人和作曲家的合作，应该表现在歌词同曲谱的“天衣无缝”上。
歌词（文字）虽然是曲谱（音符）的说明书，但不能掩盖曲调的不和谐；曲谱虽然是歌词的灵魂，但也遮蔽不住歌词本身的概念化。
平日就有以上几点粗浅的想法，听了几次音乐会以后，更得到了一些有力的印证。
歌唱者必须沉浸、燃烧在他所歌唱的歌曲里。他应该是歌词和曲谱的再创造者。不如此，即令具有再好不过的“歌喉”，也很难以他的歌唱去感染听众，燃烧听众。
音乐周中北京代表团演出的“晚会圆舞曲”本是一个轻快、活泼、充满欢愉感情的调子。但可惜它被唱得平淡了些，那种轻快、活泼、欢愉的感情没有被充分地表达出来。我想，这也许就是由于歌唱者没有沉浸、燃烧在歌曲里的缘故。
“咬字清楚”应该是声乐的首要条件之一。不然，无论是独唱也好，齐唱、合唱也好，都会使人听起来发生“一片声”之感。歌唱者如果把歌曲只唱成“一片声”，那就失去了歌唱的重要意义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一些歌唱者，应该向老一辈的歌唱家以及戏曲界的老艺人们认真学习。
“嘉陵江号子”和“澧水船夫号子”是两个极受欢迎的合唱。它们充分表现出两处船民和险滩奋斗的勇敢精神和战胜险滩的欢愉心情。听着这样的歌，我们仿佛置身在嘉陵江或澧水的船上，心也随着歌声起落；那粗壮的臂膀，那坚毅地盯着前方的老舵手的眼睛，那在激流中飞翻又在平静的水面上漂去的船儿……，都鲜明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我以为，这两个合唱是在收集、整理民间乐曲上，以及在歌曲制作和演唱上的成功的例子。愿音乐家们，给我们创造出这样的更多更好的歌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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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市斯普累河（旅行民主德国速写） 艾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