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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95％的农业社可比去年增产
湖北襄阳地区一千多个社扭转减产局面
本报兰州5日电 甘肃省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完成了收益分配的试算试分。试算试分的结果：全省三万四千五百多个社，有95％能比去年增产；2％的社不增不减；减产的社只占3％。增产的农业社中，95％以上的社员都可以比去年增加收入，其余的一般也能达到不增不减。
因时、因社、因地制宜地积极改进农业技术、扩大水利建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坚持勤俭办社，开展多种经营，这是今年甘肃省能够保证95％的农业社增产、95％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的原因。今年4月底，全省就完成了可灌溉五百多万亩地的简易水利工程，大大地扩大了水田的面积，加上其他耕作技术上的改革和今年的雨水比较调匀，全省的二千一百多万亩小麦，收获了四十三亿多斤，比去年增产了十六亿多斤，超额68.27％完成了1957年的总产量指标。现在大部分土地上的秋季作物都生长良好。这就使得95％的社、95％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有了坚实的基础。
各地在试算试分中，都贯彻执行了“少扣多分”原则，把农副业生产总值的65％到70％分配给社员。
根据“勤俭办社”的方针，审查了支出预算。榆中县三角城乡先锋农业社检查了浪费现象以后，仅仅用苜蓿作牲口饲料，以及开辟肥源，减少购买商品肥料两项，就节约了十七万二千多元。做到把生产成本稳定在生产总值的17％以下。
各地在试算试分中还注意到调整社内各队之间的劳动出勤率，使之大体上平衡。对老弱残废、鳏寡孤独等户，也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这也是保证95％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过了收益分配的试算试分以后，大大鼓舞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对发扬民主和改进社的工作也收到良好的效果。大部分社的劳动出勤率都有所提高。社员们对今后怎样贯彻增产保收等问题也都提出了积极的意见。（柳梆）
据新华社讯 湖北省襄阳专区一千多个预计比去年减产的农业社，目前大多数都扭转了减产局面变为增产社了。
中共襄阳地方委员会在7月中旬发现全区一万多个农业社中，有一千一百多个社可能减产。地委会决定立即对这些社加强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扭转减产局面。地委会和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先后派出一千四百多名干部，到这些社去进行工作，同时，银行拨出二十四万元贷款和七万元的救济款，在经济上给予减产社以扶助。
干部们到达这些农业社后，发动群众，从检查当前生产入手，在增产潜力最大的方面，分别订出加强田间管理和消灭“落后田”的计划。对于劳动管理混乱的农业社，结合生产整顿了劳动组织，改进了劳动管理。当妥善安排了农业生产以后，再根据各社的具体条件，因社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副业收入，以弥补农业部分减产的损失。经过这些工作以后，据随县、南漳、房县、宜城等四个县五百二十四个减产社调查，不到一个月已经有二百三十六个社扭转了减产局面。
中共襄阳地委在总结前一段工作中指出，这些社今后只要抓紧秋季生产，加强秋收作物后期管理工作，切实把多种经营领导起来，绝大多数可以由减产社变为增产社。地委认为当前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有些干部存在着急躁情绪，他们不是帮助和鼓励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努力作好当前的生产工作，而是到处找缺点、整干部、埋怨社员“落后”，这种“泼冷水”的作法，不仅没有把生产运动迅速发动起来，反而减低了群众争取增产的信心。另有一些干部，在帮助这些农业社定出全面生产规划，社内生产秩序和社员情绪稍有转变的时候，就认为“万事大吉”，盲目乐观，不愿再作艰苦的工作。襄阳地委会针对这些问题，召开地、县委电话会议进行批判，并且作了纠正。
最近，中共湖北省委员会通报表扬了襄阳地委的这一项工作，并且把他们的作法和经验转发给各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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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蔬菜的供应工作和生产工作须同时改进
编者按 当前的城市蔬菜问题牵涉到好些方面的工作。几天前，本报曾经发表了北京市民和北京郊区菜农对蔬菜供应工作的意见。今天，再把蔬菜生产方面的情况和北京一些机关伙食单位的蔬菜采买员的意见发表出来，以便使大家对蔬菜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蔬菜供应不足问题不只是在北京市存在着，在别的一些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北京市如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对其它城市解决蔬菜问题也会有帮助的。
蔬菜生产计划和需要脱节
北京市过去没做好蔬菜供应工作，其原因，除了已经揭发的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以外，在蔬菜生产中也还有一些问题。当然，这些生产上的问题，又是和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这里谈一谈我所了解到的蔬菜生产的情况。
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蔬菜生产合作社没有很好地根据市场的需要和蔬菜生产的特点，有计划地均衡地安排生产。拿北京市今春的蔬菜来说，实际种植的数量超过计划的就有西红柿、油菜、黄瓜、水萝卜等。西红柿，市农林局下达的计划指标是种四千多亩，实际种了五千多亩。种植的油菜，超过原计划20％。有些品种却没有完成计划。大蒜，计划种五千多亩，只种了三千多亩。莴笋计划种一千多亩，只种了五百多亩。大葱、冬瓜、韭菜等也都没有完成种植计划。各个区的蔬菜生产合作社，都有这种不按计划种植的现象。东方红生产合作社种植的二十四种春菜，有十二种超过计划，有十二种没完成计划。在安排播种上，计划性也很差。海淀区布置红旗合作社播种六十五亩小萝卜，要求在清明种二十五亩，谷雨前种九亩，谷雨种十四亩；但这个社竟都在清明播种了。这样，就容易造成市场上有些蔬菜脱销有些蔬菜积压的情况。
蔬菜生产计划性差，原因之一，是北京市领导蔬菜生产的部门，没有及时而准确地下达种植蔬菜的计划指标。北京市1956年的蔬菜种植计划，今年1月底才布置到区，区布置到乡已经是2月初了。有些合作社，在接到计划以前，已对生产作了安排，有些早熟作物已开始种植了。制定计划的部门，对市场的供求情况，各个蔬菜生产合作社的具体条件、种植习惯等不熟悉，制定的计划往往脱离实际。有些计划因过于具体烦琐，也给下面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事实证明，北京市今年计划种莴笋一千多亩是不切合实际的——这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多，而市场上已形成积压。东方红合作社过去有种早熟茄子的习惯，但区里一亩也没分给他们。许多合作社反映，要它们种谷雨小萝卜是不适宜的，因当谷雨小萝卜收获时，小白菜已经大量上市，容易形成积压。
蔬菜生产计划性差的另一个原因，是蔬菜生产合作社从本身的一时的利益方面考虑的多，从市场的需要方面和长远的利益方面设想的少。今年的西红柿、黄瓜超过计划较多，而晚秋作物普遍完不成计划，就是一例。丰台区红十月合作社过去有种香菜、胡萝卜的习惯，今年嫌成本高、费工大，就没种。
从上半年情况看来，蔬菜成熟后上市的计划性也很差，上市量忽多忽少。东方红合作社，6月份计划洋白菜上市二百多万斤，结果只上了九十多万斤。每旬、每日的上市量也极不均衡。东方红合作社5月上旬，计划上市小白菜十万多斤，结果却上了三十万斤多；在八日到十日的三天中，就接连上市十七万多斤。
这种不根据需要盲目上市的情况，是同对蔬菜实行统购包销有关系的。自从蔬菜由蔬菜公司统购以后，合作社就不关心蔬菜的推销工作了，到时候把菜拉到菜站，就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6月份前，绝大多数合作社，没有专门负责推销工作的主任或副主任。四季青合作社，有正副主任六人，没一个人主管推销工作。此外，合作社还有“赶行市”的思想。红十月合作社，为了“赶行市”，一天就上市十二万斤，甚至把没有成熟的蔬菜也摘了送去。今春，由于蔬菜公司规定青蒜每斤价六分，蒜头每斤价八分（太低），菜农就把大量青蒜拔了赶市，造成市场上青蒜一时严重的积压和腐烂；而后期则因无蒜可拔而形成长期脱销。蔬菜公司没有按所签合同向合作社收购，也促进了蔬菜上市的无计划性。蔬菜缺乏的时候，公司只要合作社送货就行，不问有没有计划；旺季到来，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公司才向合作社要上市的计划。
在蔬菜生产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蔬菜的质量比过去大大降低了。今年旺季，蔬菜大量上市，可是消费者普遍反映蔬菜质量下降。往年黄瓜每条约重四、五两，多者半斤，而且大都顶花带刺、鲜美可口；今年黄瓜每条约重一斤左右，有的竟有二斤十二两重。别的蔬菜的质量也普遍下降。在蔬菜的包装上，也没有过去好了。装茄子，过去是一个一个往筐里放，现在是一堆一堆往筐里倒。有些蔬菜洗得不干净，菜里有虫，有泥。蔬菜质量下降，也是同对蔬菜实行统购包销相联的。合作社看到所有蔬菜都可以由蔬菜公司包销，不怕没销路，在生产中就产生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思想。 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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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早稻丰收后的太湖地区
市场出现繁荣景象
新华社南京4日电 获得早稻丰收的江苏省太湖水网地区，现在国营公司、供销合作社、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里顾客来来往往，农民出售新稻以后，购买农具、棉布和日用百货。据吴江、吴县和震泽等十四个县统计，8月份食糖、袜子、被单和绒线等日用百货的销售量比7月份增加30％到150％。目前秋冬商品销售量仍在上升。
太湖水网地区农民今年需要的商品不仅数量上比往年增多，对花色、品种和质量方面也有了新的要求。这个地区的农民去年只要普通的粗纱毛巾、纱夹底袜和两三角钱一支的牙刷，今年却有不少人购买质量较高的彩条毛巾、线夹底袜和四五角钱一支的牙刷。往年销路不大的高档印花被单、枕套和绒线等，现在销售量也增加了。无锡县红光、红星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女社员，还要求无锡市国营百货公司供应色泽鲜艳的雪花女棉毛衫，中年和老年社员反映他们爱穿的开襟卫生衫袖子太短，腰身太大，不保暖，建议生产部门改进。
目前太湖水网地区的国营商业部门，正在加紧加工采购秋冬商品，以迎接商品销售更旺的季节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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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妇女儿童百货商店开幕
据新华社讯 广州市繁华的长堤路上出现了一座华南最大的国营妇女儿童百货商店。这座商店已在9月1日开始营业。
商店的一楼专售儿童用品。这里的陈设使人感到非常新鲜，货架和货柜以至坐椅都是矮矮的。从婴儿直到十五岁儿童所需要的百货用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设在这里的玩具柜最吸引孩子们。这个玩具柜三面围放着半月形的坐椅，中间安装大橱窗，孩子们可以安适地坐在椅子上，看有趣的洋娃娃、跳跳闹闹的青蛙、“动物音乐会”和“跳象床”等等玩具。童装柜和童鞋柜也很引人注目。在二楼的妇女用品部里，有各种样式的鞋子和服装，有化妆品、装饰品、日用品、卫生用品和丝绸棉布及针棉织品。这里还有一个加工组，专为妇女们定制各种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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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儿童月饼上市
新华社天津4日电 一种营养丰富的儿童月饼，最近在天津市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和小顾客们见面。这是天津市公私合营糕点公司的糕点工人，在征求了对儿童营养有研究的医务人员的意见后，专门为孩子们生产的。儿童月饼的个头小，每个二两重，饼上刻有“和平鸽”“拔萝卜”等图案。它的馅有八种，是把普通月饼中所含的不易为孩子们消化的桃仁、瓜条等弄碎，并掺上富有营养的葡萄糖、苹果、柠檬等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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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买员要求买菜方便合理
北京市蔬菜公司设置了四个大菜站，集中接纳郊区送来的蔬菜。北京的机关、团体、驻军的伙食单位也被指定在菜站排队购买。最近有关机关曾约请一些采买员座谈，他们对蔬菜管理工作提了许多意见。
采买员对于蔬菜实行“统购包销”，菜站集中吞吐，批菜单位实行定点划片供应有不少意见。某部队采买员说，他们每天一清早就要从南郊的长辛店套上大车去北城马连道菜站（在广安门外）批菜，单程约三十里，路行需四小时。每天从下午二时进菜场，七点到八点出场，晚上十一点钟才能到家。驻地本来就有蔬菜生产社，却不准就地购买。在菜站买一种菜，得排一次队，误时很长。实验中学王德才说：“买一种菜得排一次队，每次至少得半个小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刘兆泽说：“我每天下午两三点钟进场，经常是在七、八点钟才能回去。已经有几个月不能坚持理论学习。”各个菜站在淡季分菜的时候，不论购菜单位大小，吃菜人数多少，一律均分。防空司令部义升荣同志说：“最近，马连道菜站分葱，不管你食堂人数多少，每个单位一律一捆。”
在座谈中，采买员对于菜站采用“推陈储新”的分菜方法最为不满。教育部张书田同志说：“有一天，马连道菜站存着一些新鲜茄子、黄瓜、西葫芦，却把烂菜批给我们。菜站成交员动员大家买烂菜，常指着烂菜对我们说：“这都是人民的财产呀！”据采买员反映，菜站直拨给机关食堂的蔬菜中，夹烂菜一起拨去的现象也很严重。华侨学校采买员就说：“六月间，阜成门菜站给我们曾拨去一小车洋白菜，共一千六百斤，其中烂了根本不能吃的就有五百斤。另拨去土豆一千斤，其中能吃的仅四百斤，其余六百斤都是烂菜和泥土。”
在座谈会上，采买员还谈到菜价有不够合理的地方。首先是批发和零售的差价幅度执行得不好。测绘学院刘子臣同志说：“一天，菜站的西红柿批发价是两分，西四联营第一、第五组零售七分，相差两倍多。”北京铁路管理局廖永禄同志说：“八月上旬的一天，新四区合作社从马连道菜站以一角一分批购的葱头，回去即以三角多的高价转卖给我们，看利将近两倍。”另外，批发零售价格也有颠倒混乱的现象。防空司令部义升荣同志说：“5月间，街上菜车出售的小白菜（从安定门外菜市场进的货）只售一角五分五，而菜站却卖一角六分，不明白公司到底是怎么掌握价格的。”其次，菜的质量不同，却是订的一个价。采买员反映：供应某些机关的剥了菜帮子的菜心价格，同不剥帮子的价格完全一样，自然谁都愿意要价廉物美的。再其次是零买整买也一个价。实验中学王德才说：“向菜站整筐的买，作价是三分，零买可挑选，菜站作价也是三分，毫无疑问，谁也愿意买零的。”
刘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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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屏县农场根据作物生长规律安排栽种时间
把一年两熟地改为三熟四收
本报讯 云南省石屏县农场采用间种套种办法，改一年两熟为三熟四收，可以获得大量增产。该农场有8.45亩黄沙土壤的旱地，过去每年只种一季黄豆，一季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很低，而土地的休闲时间却达三个月以上。今年他们改为三熟四收，小麦每亩平均收了四百斤；玉米与黄豆间作，生长得也很好，预计玉米每亩可收七百斤，黄豆可收一百五十斤；还有一季马铃薯，计划每亩收一千斤（折合主粮二百五十斤），四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达一千五百斤，可增产三倍左右。他们分析了这四种作物的生长规律和节令变化，把栽种时间作了精密的安排。还用不断增施肥料的办法，以弥补大量消耗的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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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大量培养农业技术干部
据新华社讯 广东省正在大量培养农业技术干部。今年秋季新开办的九所中级农业技术学校和四所农业合作干部学校以及原有的九所中级农业技术学校，大部分都在8月底或9月初开学上课。在这些学校中共有学生一万二千八百多人。
在中级农业技术学校中，两所是农业机械化学校和畜牧兽医学校，其余都是一般的农作物专业学校，个别学校还设有蚕桑、农业统计、土地规划等专业。学生学习三年后，将分别到各地农业社担任初级农学家和技术员工作。四所农业合作干部学校，今年全部都是采用短期训练的方式，培养农业社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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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在新的经济制度下
克林
在河北省定县韩家洼乡，不少农家的门上都贴着这样对联：“合作生产人人带劲；粮食产量年年增加。”横额是“社就是家”，或是“幸福远景”。这并不是像一般对联那样的空洞的吉庆话，而是现在人民生产和生活状况的真实描述。
韩家洼乡农业社是去年秋季建成的一千一百三十五户的高级社，全乡除下几户住得离村庄较远的人以外，全都入了社。这里土地不多，每人平均只有二亩二分多地。但是因为水地较多，土质也好，在定县还是比较富的村庄。这个社的情况，可以代表定县为数很少的先进社。
拿这里人民生活的主要食粮玉米、甘薯、小麦来说，产量的确是年年增加。高级合作化以后，产量提高得更快。玉米去年每亩平均产量二百四十斤，今年可以达到三百五十斤。甘薯去年每亩平均产量三千斤，今年可达到四千五百斤。部分高额丰产地使老农也感到惊讶。有一百二十多亩白马牙玉米每亩产量可以达到千斤以上；有八十多亩甘薯，每亩产量可达万斤以上（当我离开的时候，泛滥的河水已经淹没了社里四百多亩地。即将到手的秋粮，可能要减产了）。小麦虽然在收获时期遇雨，受到严重损失，一般每亩仍比去年丰收的小麦增产二十斤左右。
当我具体地了解这些数字是怎样得来的时候，我深切地体会到，每一项数字里，包含着多少辛勤的劳动和斗争！
就拿技术改革工作来说吧。办初级社的时候也进行过耕作技术的改革，但是，那时候的条件和高级合作化以后这样规模巨大、行动统一的优越条件是不能相比的。韩家洼高级社建成后，社里就成立了包括有一百四十多人的技术组织系统。生产队都设有技术小组，每个季节的各种技术措施，经过这个强大有力的技术组织系统，很快就在几千亩的大面积上变成群众的行动。单说这一件事吧。社里技术委员会决定实行玉米人工授粉，经过技术传授，授粉活动立即在千百亩玉米田里展开。授粉器不够用了，妇女们就发挥创造性，把旧报纸糊上几层，做了一批授粉器。在这样统一计划和有组织的行动下，三千多亩玉米普遍实行了人工授粉，部分还授了三次。据可靠的试验统计，仅授粉一项，就可以增产玉米六万斤以上。
当然，耕作技术的改革也并不都是那样顺利的。
韩家洼乡每年都要种几千亩甘薯，春季要大量育苗。因为甘薯黑斑病和其他病害的影响，年年总要发生轻重不同的烂床现象。有的只拔一茬秧就全烂了。为了防止这种病害，技术委员会决定今年全部甘薯种都要温汤浸过，当时很多农民不能接受，有几个老农抵抗的最厉害。浸种的时候，这些思想不通的老农嚷着“坏啦！等着吃熟甘薯吧！”他们晚上悄悄跑到育苗床边去偷看，是不是真的煮熟了。没过几天，嫩芽一丛一丛地钻出来了，秧子长得“肥头大耳”的，拔了一茬又一茬，很少烂坏的。这时候，耽心的人“心才算跌到肚里了”。韩家洼的甘薯秧出了名，安国等县也老远来买，甘薯秧子除自种以外前后共卖了二万多元，都分给了社员，一家差不多分到二十多元。社员们兴奋地说：“想不到一件小技术，顶了这样大的事！”
社员们再没有像今年这样对技术改革感到兴趣了。确实是这样，有时看去很简单的一项技术措施，就能使庄稼多生长出几千几万斤粮食来。高级合作化以后的韩家洼农民，在这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各种作物从种下去到收回来，几乎每个过程都进行了技术改革。
在高级合作化以后的生产高潮里，社员们印象最深的是冬季开展的热火朝天的积肥送肥运动。人们谈起当时的热闹情景说：可惜那时你没来看看。成千成百的男女劳力，在“污泥翻身，旧炕换新”的积肥运动里，把成千上万车肥料运送到田野里去。入夜，灯笼火把排成一条灿烂的长虹，社员们这样形容当时的景象：“远远看去，就像个大火车站。”牲口不够就用人来拉车。为了按时完成积肥送肥计划，社员们经历过好几个不眠之夜。现在来看，有些行动是不够恰当的，大量突击造下的肥料，有些质量是很差的，劳力畜力也有若干浪费。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人们谈起那些沸腾的日子，仍然充满着兴趣。
肥料是庄稼的“食粮”；按社员们的说法：有些地今年可“吃饱”了！小麦这里过去很少追肥，今年五千多亩小麦普遍进行了追肥，去年平均每亩约七车肥，今年平均达到十三车。玉米过去每亩平均用肥五车，今年平均施肥十四车，增加了一倍多。社里用各种办法奖励养猪，圈肥增加的更多，全社家家有圈，圈圈有猪。现在每户已经平均有一头半猪，到年底就可以增加到每户两头猪了。一个社干部说：“说句笑话，我们增产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是猪拉（拉屎）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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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村的时候，秋庄稼大部分还长在地里，只有早玉米收摘完毕。因此，只能了解夏收分配和正在进行的玉米分配的部分情况。这虽然还不是全年最后的总结，但大体也可以看出合作社的生产和社员生活的一般情况。
这个社夏季小麦比去年增产三十多万斤。夏收分配中各项扣除共占总收入的33.9％，其余全部分给社员，全社96％的社员分的小麦都比去年收入多。以下是能代表全社几种不同农户的小麦和玉米的分配数字：姓名 成份 人口 劳动力 小麦 玉米余生华 贫 农 6 二个半 去年 今年 去年 今年王老皆 贫 农 4 不足一个 407 782 557 1083 王老翠 新中农 4 二 个 440 328 640 420王老双 新上中农 15 二个半 273 477 355 569王老米 老中农 6 二 个 872 1011 1638 1478王老名 老上中农 10 二个半 515 770 675 1055
840 880
备注：①王老名是去年秋季入社的新社员，其余都是老社员。
②粮食计算单位是斤。
从以上的简单数字，结合家庭访问和社干部的谈话，我了解到以下几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这个社高级合作化后的第一年，生产水平提高得很快，绝大多数社员夏季分配都增加了收入。特别是劳力多的户，收入增加得更为显著。如上表中的贫农余生华，小麦玉米都比去年增加近一倍。我到她家去的时候，她向我叙述了她过去的苦难经历和土地改革后逐年上升的情况。这个中年农妇，现在是第八生产队的队长。她越说越兴奋，拉起我的手笑着说：“高级社对我们这样户真是一百个好！要说家底，咱还不行；要说粮食，就够富裕了。”这个社里像余生华这样收入显著增加的户很不少，有的甚至增加两三倍。第四耕作站有个安老岗，全家九口人，有七个男女劳动力，今年净分小麦二千五百多斤、玉米三千斤以上。小麦分配以后，他花一百六十多元买了个崭新的“解放”牌自行车。秋收完毕，他将会分到更多的粮食。人们都说这家现在是“全社头一户”。一个社员向我介绍了他的情况后，又感慨又兴奋地说：“现在世界正好反了个过！过去是谁地多谁是头户，现在是谁劳动力多谁就是头户！”
这里也有情绪不高的人，他们是新入社的富裕中农。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虽然提高了很多，同上中农单干时候的水平已经相差不多了，他们却总觉得入社以后生产生活都不如过去，不自由，不痛快。据社干部说，过去的初级社，老中农入社第一年，一般赶不上他自己单干的收入。如老中农王老米，1953年第一年入社，光小麦就比单干时少收入二百多斤。而全村生产最好的老上中农王老名，加入高级社的第一年，社的生产差不多就赶上了他。今年他净分小麦八百八十斤；去年他单干时收获小麦一千六百六十多斤，扣除公粮和生产费用等，净余八百四十多斤。今年分的和他去年单干时候的收入差不多。一个社员这样说：老名要不是“闹情绪”，分的粮食还会更多些，他家的劳动可强哩！
我很想了解王老名有些什么“情绪”。在一个阴雨的黄昏，我到他家去。一番客套话之后，老名的“情绪”慢慢显露了出来。
“你是自己愿意加入高级社的吗？”
“自愿！我们这儿就没有强迫的，都是自愿。”
“入社很好吧？”
“好！很好！毛主席指的道路还有个不好！多省心！指到哪里咱就干到哪里，不用自己张罗……”
语气中含着嘲讽。接着，老名谈起他是怎样“自愿”入社的：“干部们开会说，入社不入社听随自便；可是明年就来了拖拉机，大机器可不能转弯抹角绕道走，谁的地挡着机耕都得换。……要叫人家机耕的时候给撩到一边去，种那歹地，还不如入进去；早晚总得入……。”就这样，这老汉才把心一横，把大骡子一卖，换了条老驴，入了社。人们说他入社后经常锁着眉头，下地不大带劲，光去“自留地”里侍弄菜。
据了解，像老名这样的户，约占这村总农户将近十分之一的样子。他们都有类似老名的情绪。这些户差不多都是人强、马壮、农具齐、土地肥的所谓“四强”户，他们在高潮里入了社，社的生产一时还超不过他们，他们对自己过去的日子，十分留恋。“不过，这些人都是好劳动，只要社的生产不断提高，他们在社里分的也少不了，不要一二年就过惯了。”一个社干部很有自信地这样说。
这里还有另一种增加收入不多甚至减少了收入的人，他们是劳力少、劳力弱的户。如贫农王老皆，一家四口，就他自己能劳动。这个被旧社会沉重的劳动折磨成了“罗锅腰”的老农，实际上顶不了一个全劳动力。在办初级社的时候，他依靠自己劳动和十二亩地的分红，生活还可以。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以后，全家生活的重担，都放在他一个人的劳动收入上，他的收入减少了。像这样的户，从土地改革到办初级社，他们的生活是一直上升的。转入高级社以后，他们的生活却不能有所改善。我曾经问老皆：“高级社对你这样户不大好吧？”他连忙说：“同志！可不能这样说。办法是好办法，就怨咱自己劳动不行。……”这个老农和其他受尽旧社会折磨的贫农一样，他跟随党翻了身，对党的领导有无限的信赖；在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中，他遇到了新的困难，但并无怨言。他的谈话使人感动，他的生活状况又使人深感不安。
我曾经和社干部研究这类户的问题。他们说：像王老皆这样户社里约有10％左右，有些户的收入虽然并不低于过去，日子也不大好过。就是一个壮劳力，拖上一大群孩子，生活也是够紧的。反正制度再好，没劳力总是不行。
这的确是个现实的问题。这些户“五保”保不着他们，救济也还谈不到，在取消土地分红、劳动成为唯一生活来源的今天，怎样使他们的生活也能得到一些改善，是值得注意的。
从全村看，农民生活的上升是普遍的。“一年比一年强，今年更强”，这差不多是社员们一致的说法。一个老社员说：“生活改善不改善，先看穿衣和吃饭。”这村年轻的姑娘媳妇们，差不多都穿着花色鲜艳的布衬衣；我还看见有两个楞小子也和姑娘们一样穿着有花朵的衬衫。一个社干部告诉我：社员穿戴上的改变，只是近一二年的事；过去是大补钉、小补钉，现在是“夏威夷”、“和平衫”，很多女社员都有了新“制服”（指干部服，这里的妇女仍然把穿干部服作为最时新的装束）。小麦分配以后，供销社的流动小组带着花布到第八耕作站，一会儿就卖了七十二元。吃的一般也比过去强多了。麦收以后，社里换来两万斤大米，很快就被社员分光了。往年过节也不容易吃顿大米，现在吃“金银饭”（大米、小米混合做的饭）不算稀罕。
当然，从他们的整个生活看，贫困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居住条件还很少改善，盖大玻璃窗新房子的虽有几家，但并不普遍；许多家锅灶和炕连在一起，熏得全家乌黑；许多家庭卫生情况还很不好……。社干部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哩，过几年你再来看看吧！”居住条件的改善，社里也作了远景规划。我希望再去的时候能看到人民生活更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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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云雾茶
庐山云雾弥漫，气候凉爽，这里所种的茶叶，因日照雾熏，其味清香异常，经久不散，是我国有名的特种茶。这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庐山工作站的工人在茶园里进行整枝培育工作。
新华社记者 严震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