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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体会
中共天津市委员会第一书记 黄火青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同志的报告。
现在我仅就天津市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问题，讲一些实际体会。
天津市解放以后，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开始执行党中央所规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首先是大力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政策，把许多资本家从动摇、犹豫、恐慌中安定下来，继续维持生产和经营，以利于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此，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说服了工人对工资、福利不要要求过高，采取很多措施稳定了动荡的劳资关系，建立了私营企业内部的劳动秩序。在公私关系上，国家为了帮助私营工厂解决困难，使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使社会减少失业，在购买原料上给以一定的照顾；对困难户给以贷款；对销路不畅的重要产品由国家收购。同时，我们也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方面的斗争。首先是打击资本主义商业的投机活动，特别是着重地打击了粮食和纱布商人的投机活动。其次是国营商业开始掌握了主要物资，仅在一九五○年初，纱、布、粮食、盐、煤等就已全部或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手中。同时也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加工、订货和包销收购。一九四九年天津市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九点七六，一九五○年即增至百分之三十七点二三。私营纱厂已经全部给国家加工，布的产量有百分之九十八控制在国家手上，面粉业也有百分之九十为国家加工。再次是，淘汰了一些对国计民生有害的行业，取缔了专营投机生意的私营银号、钱庄，继而对全部私营银行实行公私合营，使银行事业完全统一在国家银行的领导之下。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再加上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重要的厂矿、电力、交通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迅速地树立了起来。从此资本主义经济就不能像在全国解放以前那样不受限制、任意泛滥，而不得不服从我们的管理，在国家经济计划规定的轨道之内进行合法的活动。
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一九五○年起，已开始逐渐成为我们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但在当时，许多资本家不甘心接受这种限制。他们对付加工订货的一般规律是，在产品滞销和原料来源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接受加工订货；一到产品畅销和原料不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希望摆脱加工订货，而去追求自由市场的高额利润。他们之所以不得不接受加工订货，是因为：（1）国营经济的强大及其优越性；（2）由于农民自己的商业组织供销合作社的发展，使私营工商业在农村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3）主要物资控制在国家手上；（4）国营工商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私营工商业在群众中信誉不好。在这些条件下，资本家如果不和国营经济发生联系，不依靠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支持就很难活动和发展。很明显，加工订货为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反限制、反领导的破坏性给了一次集中的打击，取缔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那些有害无利或害多利少的部分，保护了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爱国守法的部分。使资本家认识到只有在人民政府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监督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才是他们正确的道路。
一九五三年总路线公布以后，更明确规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党一方面教育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在工业上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并且继续扩大加工、订货，在商业上，国家逐步地掌握了差不多是全部的批发商业，扩大了经销、代销；同时在农村中实行了统购统销和发展了合作化运动；城市手工业独立劳动者也逐步组织起来。这一切不但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而且使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之间，工厂和工厂之间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经济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割断了。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到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们已经在经济上大大地扩展了社会主义的阵地。公私合营的工厂的生产总值已占到原有私营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八。在剩下的私营工业中，加工、订货、包销、收购部分的产值已占到百分之八十七。在私营商业中批发商业已基本消灭。零售商业中国营已占百分之四十四，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在这一部分私营商业中，代销、经销、批购的销货额又占到百分之六十二。这时，已经合营的企业在生产上发挥了优越性，资本家的利润有了保证，工作有了安排；而没有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私营企业则有许多矛盾不能解决，感到很大困难。这就给资产阶级指出了一个明显的方向。
这时在全国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资本家的儿女在新社会和青年群众组织的教育下，有很大的进步，他们耻于继续过剥削阶级的生活，有的甚至拒绝接受父母给他们的股票或财产继承权。这对资本家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资本家的妻子，在妇女群众组织的教育下，也有相当的进步。资本家本身，经过几年的生活实践和政治学习，爱国心和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党提出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主要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若干大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的阶段。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阶段，资本主义所有制至此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今后剩下的问题，只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取消定息、实现国有化，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以及从生产上改造企业等问题了。我们相信，经过说服教育，提高资本家的觉悟，预料将来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就是比较容易的了。至于和资产阶级残余思想作斗争当然还是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工作结合进行的。在企业改造的同时，对资本家采取积极的教育方法，组织他们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并且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在工作上、政治地位上对资本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给以妥善的安排，有的作了厂长、经理，有的作了人民代表，还有的作了副区长，副市长。但是，资本家接受教育改造的过程，并不是没有曲折的。解放初期，有些人企图和我们“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要我们不要
“与民争利”，主张我们搞重工业，资产阶级搞轻工业。也有的想搞中间路线，不承认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以后，政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原来是动摇的，紧张的，及至看到战争胜利，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一般也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三反”“五反”运动在政治上揭穿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在工人阶级内部划清了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进一步树立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优势，在社会上也极大地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并日益显示其优越性；全国都在建设，到处呈现一片兴旺气象；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绝大多数资本家面对着这种情况，内心里也不能不有所感受。自此以后，在他们中间逐渐出现了一批爱国守法的分子。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说明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走不行。这时资本家中有许多人看清了国家和自己的前途，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界中起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有些人则表示“吃罚酒，不如吃敬酒”，一部分落后分子也发生了分化。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纷纷表示愿意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立功。特别是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许多人表示对资本主义“死了心了”，对社会主义“定了心了”。因此，他们敲锣打鼓地欢迎改造；在清产核资时，积极工作；在全行业合营以后，一般的都能够守职尽责。有三万多人积极参加了竞赛，并且有一千一百多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可以设想，只要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坚持执行积极改造的方针和采取正确的态度，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将来都可以改造成为积极工作的、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几年来我们在党和工人阶级内部也曾进行了多次的反“左”反右的斗争。在解放初期，因为干部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存在着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地主阶级的“左”倾情绪，以及不看生产条件，片面地为工人谋福利的错误观点。工人群众由于多年受压榨所积成的愤怒，也往往形成了自发的斗争，要求过高地提高劳动待遇和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五反”运动以后，有些干部对资产阶级又产生了宁
“左”毋右的情绪，强调斗争，忽视团结。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前进速度过快过猛，加工订货中要求过高过严，在总路线公布以后国营商业前进速度也发生过快的缺点。党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了这些倾向，在前进中几次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能够存在和发展。右的倾向也是发生过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的一段时期中，我们的干部主要注意了鼓励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对资产阶级极力影响我们的一面警惕不够，以致有少数同志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在一九五三年，国营商业在片面执行经济核算制的时候，又过多地放弃了阵地，使私营批发商业占了便宜。这些偏差，在中央领导下一经发现，即作了纠正。很明显，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时发现和坚决纠正这些“左”的和右的偏向，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就不可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
以上的事实说明党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坚定不渝的，但方法是和平的，中间经过的具体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尖锐的。由于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坚强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巩固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我们完全有可能选择最有利的时机，用最有利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如果以感情代替政策，过早地或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法予以消灭，就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也将会增加资产阶级分子接受改造的阻力，增加社会上的失业群众，造成社会波动。我们的法办是逐步过渡，逐渐改造，又团结、又斗争，教育为主，因势利导，使资产阶级分子除了接受和平改造外，别无出路。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将来实现国有化的时候，真正可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地步。对于这样一个剥削阶级，我们利用了它，又改造了它；既要改造它，又能获得它的拥护，改造以后还要使他们积极工作。把许多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都变成积极因素。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的应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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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妥善安排小商贩家庭的辅助劳动力
中共安徽省委员会书记 张恺帆同志的发言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者七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这次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又提出合理安排劳动力，逐步地消除失业现象。我认为这些要求的提出是适时的，对于安徽来说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小商贩家庭的辅助劳动力迫切要求安排
在今年春季，我们结合私营工商业的安排改造，对城市失业人员进行了一次普查，根据全省七十四个城市的统计，共有失业人员九万三千一百八十三人，经过甄别，其中不属于失业范围而属于社会救济对象的家庭妇女为三万零三百七十七人，完全丧失劳动者九千七百五十五人。真正的失业人员为五万三千零五十一人，占城市人口百分之二点六。数量并不是很多的，截至今年七月底，我们已从调整商业网和组织农林牧副业生产等方面安排了四万六千一百六十六人。随着工农业生产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真正的失业现象是比较容易消除的，而比较困难解决的是小商小贩家庭辅助劳动力，亦即上述三万多家庭妇女的安排问题。
这个问题，在私营工商业进入全面改造中表现更为突出。虽然小商小贩基本上已实现了合作化，为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代购业务，并且已组成分散经营各负盈亏的合作小组，但是因为收入有限，仍然解决不了过重的家庭负担。他们迫切要求对其家庭辅助劳动给予适当的安排，应当说是合理的。
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是一种好办法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曾经设想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把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插进合作企业。如此，势必增加合作企业的开支，影响整个企业的经营。另一种办法是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多样的家庭副业生产，来解决辅助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就我们在合肥试行的结果，证明后一种办法是化钱少、收效大，最能解决问题的一种积极的办法。
合肥市申请登记要求安排的家庭辅助劳动力共七千二百一十四人，其中男的九百一十六人，女的六千二百九十八人。为了逐步安排这些辅助劳动力，我们已在合肥市发展了麻绳、白料（砂轮厂需要的一种原料）、刺绣、编织、缝纫、布鞋、鸡毛帚、捕鼠器、拖把、板刷、儿童服装、玩具等十二种家庭副业，参加生产的已有七百二十人，每月收入最少的有五元，一般的在十五元左右，多的达三十元。这对于家庭生活补助已起了良好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办法，除了解决辅助劳动的出路，增加人民收入，有利于小商小贩的改造外，还有以下一些好处：①当地加工当地用，可以节约运输、降低成本，如该市全年需要的麻绳，今后就可以不要从外地运入了；②工厂的废料下脚料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如搪瓷、针织，被服厂的零头碎料就是制造玩具、童装、布鞋的最好原料。过去这些碎料大部分是浪费了的；③可以生产许多国家所不便生产的产品，如鸡毛帚、捕鼠器等，满足了人民的需要。但是在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的过程中不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合肥的经验，必须首先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四条经验
第一，必须解决经营思想问题。在开始时，有些同志贪高求大，看不起小的，把一些只能是分散生产的副业企图办成工厂，结果不仅需要政府更多的投资和助长了群众的依赖思想，而且这种作法并不适合于辅助劳动力的安排。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强调了因地制宜、分散经营的方针，因而使家庭副业生产有了顺利发展的可能。
第二，必须解决技术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是招聘师傅开办技术训练班；一是派出干部到各地留学，回来传授。因为是从多方面设法，所以就很快的解决了问题。
第三，必须解决原料供应问题。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是就地取材，由国家供给原料，定期收回成品，部分是由群众自产自销。因为这些副业生产都是执行因地制宜的方针，所以除需要供应原料以外，销路是不成问题的。
第四，必须加强领导，要有专门机构，规划与指导这一工作。其他有关部门特别是妇联组织对于这项工作要给予有力的配合。
现在我们已将在合肥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全省加以推广。参加这种生产的人员正在不断增加，我们估计再经过二、三年之后，这些辅助劳动力是可以安排好的，是会收到良好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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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发海南岛的农业资源
中共广东省海南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张云同志的发言
海南岛是一个有重大经济价值的、可以大量发展特种经济作物的好地方。积极开发这个地区，国家可以获得大量重要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我现在只就开发海南岛的农业资源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海南岛雨量比较充足，土壤比较肥沃，它的气候属于热带和亚热带。这是一个有重大经济价值的、可以大量发展特种经济作物的好地方。在这个地方，可以种植在我国大部地区不容易生长的橡胶、咖啡、椰子、金鸡纳霜，以及航海所需用的剑麻、能制质量很好的机械润滑油的油棕等。虽然，有些作物在目前种植的还不多。但经过解放后几年的试种，上述作物除少数外，都可以大量发展，而且可以达到很高的产量。因此，只要积极地把这个地区开发出来，国家就可以获得很大数量的重要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另外，在海南岛还生产不少的贵重树种和林业副产品。
但是现在海南岛还处在未开发的状态，全岛还有荒地两千一百多万亩，荒山五百八十多万亩，这些荒地荒山中有一千二百万亩适宜种植经济作物。全岛已有的农田，主要种植水稻和杂粮，产量很低，而且极不稳定，因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仍然很苦。为了逐步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经济作物。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我们已经对海南农业资源作了系统的勘察，并且进行了开发的规划工作。今后我们将在现在的基础上更加积极地有计划地大力进行开发工作。按照计划，到明年，热带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将为一百七十多万亩，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将再增加四百万亩，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亩。
开发海南岛的农业资源，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不过问题还在于开发的时间，也就是大规模开发，迟些好，还是早些好。根据我们的看法，是早些开发的好。因为，很多特种经济作物，都是多年生的植物，比如，橡胶要八年才能开始割胶，咖啡、油棕、剑麻等要六年才能盛产。非常明显地看出，迟开发一年，耽误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求中央把大规模开发海南岛农业资源，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
为了大规模地全面地开发海南岛农业资源，就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基本建设工作。但是仅仅靠广东和海南岛本地区的力量，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中央大力予以支援。
按照当前的情况来说，应该举办的最重要的是兴修水利，以战胜干旱灾害。在海南岛修水利是有很好的条件的。全区河流有一五七条，其中积水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就有五条，并且，如前面所说，这个地区的雨量也很充足。因此，如能兴建较大的储水工程，完全可以解决用水需要。我们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把松涛、加兴岭和广坝水库建好，特别要求中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至少把松涛水库建成。这个水库建成后，可灌溉热带经济作物二九二万亩，发电约四万瓩，还可进一步发展南渡江的航运状况。另外，海南岛劳动力缺乏也是一个主要困难。现在全区共有一三○万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要耕种五亩田，还要求基本做到一年“三熟”，因此，对现有的耕地已经很难实行精耕细作，如果再进行大量开荒，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就更大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一是大量移民，我们希望在三个五年计划内移民约一○万人。二是要求国家支援农业机械，海南岛适宜机耕的面积有六百多万亩，以一标准台拖拉机耕三、○○○亩计算，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需要解决六六四台。最后，为了带动和刺激海南热带经济作物和其他农作物的迅速发展，为了替国家增产工业品和积累资金，还须相应地兴建一些大型工厂。我们要求中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兴建一处两处三、○○○吨至五、○○○吨的糖厂。至于开发海南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力量也望中央一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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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些问题
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第一书记 周小舟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和邓小平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现在我就关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些问题发表几点意见。
去年十一月以来，湖南省坚决执行了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今年春季已经基本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最近就将基本实现高级形式的合作化。今年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都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受灾地区的农业社对抗旱和救灾，都比过去单干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办法，发挥了更大的能力，收到了更大的效果。过去贫苦农民每逢青黄不接或者遭遇到自然灾害时候的严重破产情况，现在是基本上不再存在了。在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鼓舞之下，依靠群众的积极努力，我们将进一步发展湖南的各种生产事业，对于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因为合作化运动进展很快，加以实际经验不够，所以在工作中确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农业社办得不好或者减产，一部分社员比入社前增加收入不多或者减少了收入，以致在一小部分人中间对农业社的集体生产发生了某些怀疑。必须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合作社才能够全面巩固胜利，继续前进。
不可太强调统一经营
在合作化以后，实行了集体经营，试行和不断改进了定额包工制度，广大农民在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增积肥料、抗旱救灾等方面，都创造了很大的成绩。去年冬季积肥五十多亿担，超过上年一倍以上。劳动利用率和劳动效率提高了很多。长沙县草塘农业社过去男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插秧一点五亩，每亩插禾五千兜，现在实行了密植，每个工作日仍插一点五亩，但每亩插八千兜；去年在收割时打稻脱粒，每人每天能打五百斤，今年则四个人每天共打二千五百斤。今年湖南大部分地区一连七十天没有下雨，但农业社先后出动的水车共达百万架之多，有组织有计划地引用河水灌溉，在许多地方用简陋的旧式水车，使河水翻过了山岭，挽救了禾苗，减轻了灾害。对于灾情的了解和灾民的救济，也因为有了合作社而比较便于掌握，进行得更迅速，更具体。如果没有合作社的组织力量，今年湖南旱灾的损失一定会更加严重得多。但是，从另一方面检查，我们对于大批地办好农业合作社却是经验不足的。许多合作社太强调了集中的一面，特别是那些试办起来的高级社，以为既然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一切都要公有化”才行，连社员的一些零星小量的苎麻兜、茶兜、小果园、小竹园、茅柴山等等，也都归社。桃江县黄金社把社员的晒衣坪、南瓜棚也入了社。平江县有些农业社宣布“三棵树以上就入社”，有些农民就在自己的三棵树中砍掉了一棵。由于自留地过少，一般农业社只留下百分之三左右，以致自食菜蔬和家畜饲料发生困难。合作社对于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入社时的折价压得过低，因此引起部分农民不满，甚至发生了一些糟踏、破坏生产资料的严重现象。在经营方面，连零星的家庭副业和分散的手工业，如打草鞋、捉鱼、捞虾、养猪、养鸡、理发、缝衣、编织、摆渡、运输等等，都统一归社经营。合作社对社员的劳动时间也卡得过紧，不安排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和种菜的时间，也不许他们到社外去劳动，某些社员反映：“入了社一点自由也没有了”。经济工作和农业社的生产没有配合得好，某些农产品的采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一部分农产品的购销差价和地区差价过大，如菜籽、茶油、桐油、生猪等项收购价格一般偏低，以致农民对于这些产品的生产不感兴趣。以上几点都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这些缺点因为没有及时完全克服，结果就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产，减少社员的收入，并且影响社员之间的团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那些不利于统一经营而适宜于家庭和个人经营的东西，划归社员自由经营；对自留土地要适当放宽一些；对劳动力的调配要经常保持平衡，使农忙季节能集中使用，适应需要，农闲季节能各得其所，都有出路；对劳动力的使用要合理，不能过分地增加劳动强度，对妇女和体弱的社员尤其要注意照顾；对定额管理要因地因社因时制宜，充分地适应农村自然条件和习惯的差异。对采购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务使政策正确，措施恰当，价格合理。对主要农副产品如粮、油、猪和某些经济作物，应该分别订出大体的计划，并规定合理的价格，使农业社事先心中有数，并且感到兴趣，作好安排。对于不可能纳入计划的许多零星东西，应该由当地商业机关与农业社采用临时订立合同的办法来收购。这对于国家商业和农村生产都是有利的。
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都重要
全省大多数的合作社达到了增产的目的。这是由于合作社实行了集体经营，因而有了统一的生产计划，改进了耕作制度，推广了新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的结果。全省今年推广的双季稻一千五百万亩约等于去年的三倍。许多合作社推广了深耕、密植、盐水选种等先进技术。新技术的学习和推广已经愈来愈多地引起农民的兴趣，对旧式农具的改良和新式农具的发明、试制已经不断地出现，如双铧木犁、打稻机等，都对生产有很大的帮助。有不少农民在这方面表现了卓越的创造力和智慧。但是在这方面也曾发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生产上的单一化倾向，抓住了粮食生产，忽视了多种经营。湖南对于粮食生产必须给予首要的注意，这是不容怀疑的。我们过去一贯抓紧了这一项，在今后仍须继续如此。但是，同时还必须看到，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在湖南农民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山区一般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丘陵区和湖区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在农业生产上应该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同时开展多种经营。今年我们开始只是着重地抓紧了粮食生产计划，对于多种经营缺少具体计划和措施。由于前两年一度粮食紧张的影响，农民特别注意对粮食的增产，再加上我们工作上的这些缺点，就更加助长了这种单一化的倾向。比如沅江县洞庭红农业社本来是处在苧麻集中产区，苧麻收益占全社农业总收入的比重很大，但是为了响应“增产粮食”的号召，争取“千斤丰产”，扩种双季稻太多，把劳力和肥料集中地用在稻谷方面，以致苧麻减产百分之二十。沅陵县官庄农业社是处在著名的产茶区，今年因为劳力安排不当，耽误了采茶季节，茶质降低，比去年减少收入三千元左右。类似这样的情况不少，所以有些农业社虽然稻谷增产，而经济作物和副业却减产，增减相抵，总收入并未增加。其次，在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方面也有急躁和简单化的缺点。例如早粳“青森五号”，在湖南还没有经过试验，今年一下就推广二十万亩，除少数地方得到优良成绩外，收成一般不好。双轮双铧犁也因推行得过急，不适当地大批订货，以致产生许多麻烦和浪费。双季稻也因某些社推广太多，以致劳力紧张，耕作粗糙，肥料不够。凡此种种，不但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并且在若干人们中间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对推行新的技术和经验发生怀疑。这是值得引为教训的又一件事。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因此迷失方向，消极退缩。只要我们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真正做到全面规划，对农、林、渔、牧、副业给予足够的注意，恰当地安排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突出地抓好粮食，开展多种经营，就一定能够全面发展生产。只要我们注意各地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经验和习惯，很好地和群众商量办事，不盲目改变或停止原有的种植和经营，就一定能够使生产计划正确实施。只要在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的时候能够做到既积极、又慎重，采取因地因社制宜的办法，示范说服，稳步推行，就一定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
坚持自愿互利和勤俭办社
我们在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基本上执行了自愿互利的方针，对于中农采取了启发、等待而不强迫的态度，对于贫农和中农入社的生产资料以及相互间经济关系的处理，坚持了互利原则。合作社对于生产收益的分配，也基本按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来处理，坚持了勤俭办社，按劳取酬，使合作社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分配给社员。因此，尽管今年因旱灾减产并有少数的社因经营不善而减产，仍然有绝大多数社员比去年增加了收入，社内积蓄的底子也有所增厚。在农业社还是刚由小农经济转向合作经济，各个方面困难很多的时候，勤俭办社是十分要紧的事。但是，许多社对此却估计不够，特别在初建社时有一种盲目的热情，什么事都想兴办，而且有些爱讲排场，用钱缺少打算。我们有些事业部门对这个实际情况也注意不够，过紧过急地推行乡邮递员制度，设立保健站，建立体育场，过多地推销书报等等，因而加重了农业社的负担，相对地减少了社员收入，并且使这些事业的本身缺乏根基，难以巩固。这些都是应在今后注意克服的缺点。
领导工作方面的两个问题
最后，我想就有关合作社领导工作方面谈两个问题。第一：合作化运动以来，党在农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必须使思想工作更加具体和深入。例如上述许多问题的发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某些基层和社的干部害怕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生产和经营上集中统一过多，劳动时间安排上卡得太死，他们耽心“留得多了，农民会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耽心是多余的，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农业社员自留一点田地或者经营某些零星副业项目，在国家经济领导下的自由市场进行某些必要的交换，决不可能再走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因此是没有什么可怕的；相反，顺应这种形势在合作社的领导之下给予社员某些必要的自由经营与安排，就会更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平均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由此发生要求平均分配、工作质量降低等问题。这些问题要求我们针对具体思想情况进行深入和细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只有进行这种教育，巩固合作社的具体工作才可以顺利进行。第二：上述某些缺点和问题的发生，还由于我们基层干部民主作风不够，不善于走群众路线的原故。比如把油菜、席草犁掉来种双季稻，群众是反对的，某些干部却不顾群众的反对，片面地为“完成任务”硬要这样做。又如推广新式农具或者推广某些新技术，也有这种情况，不去和群众商量，因此把好事办坏。合作社的规模不能过大，群众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某些干部则主观地要办大社，以致使社办得不好。基层干部的民主作风不够是与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相关连的，我们的工作还不够深入细致，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因此克服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改善基层干部的作风，把数十万从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已经初步学会领导集体生产的合作社干部加以提高，是我们巩固合作社的又一重要环节。
目前湖南正处在高级形式的合作化高潮之中，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冬之间，在全省范围内采取上下结合、广泛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一次总结经验、提高思想、整顿农业社的群众运动，把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工作和农业生产工作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