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全面”的“面”
赵天
看事物要全面，这是谁都同意的。批评什么，自然也不应该片面。如果抓住一两点小毛病就作了全面的否定，或者断章取义，任意歪曲被批评者的原意，那是歪风，不用说是应该反对的。但是“全面”的“面”必须有一个界限，否则对批评的“全面”要求，或许能纠正粗暴的批评，但同时也可能产生阻挡正当批评的作用。比如说吧，某甲只是鼻子上长了一颗疮，如果某乙说，这个人全身都坏了，自然不合事实，算是粗暴的批评。但是如果某乙只是批评某甲的鼻子，说是这只鼻子上的疮如何不好，就不必要讲到某甲的全身；否则为了讲鼻子，还要讲到眼睛如何，耳朵如何，从头发讲起，直到脚跟，不是太费话了么？在学术批评方面和在我们的有些机关的生活中，和这性质一样的情况，是存在的。例如有一个人对一位专家的某一专门著作中的某一论点有意见，想要提出批评，有人就问道：你对这一专门学科像某专家一样作了全面的研究，具有全面的知识吗？于是这个人便因缺乏这样的“全面”知识，自觉惭愧，连这一点意见也不敢提了。至于在我们的有些机关的生活中，有的人有了缺点，受到批评，不论批评如何准确，总觉得委屈，埋怨批评者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好的方面，认为这种批评“不全面”，是抓小辫子，因而也认为批评者的批评是粗暴的等等，这样的现象大家都会碰得见，就不用多说了。
因此，要说全面，就必须明确认识什么样的面，鼻子就是鼻子，全身就是全身，不能够大小事物混为一谈。否则，万事万物联系很广，大面包小面，大面又被更大的面所包，说话就很难了。比如上面举的鼻子生疮的例子，把全身的“面”和鼻子的“面”混为一谈，要叙述鼻子生疮这一件小事，就十分麻烦的了。
总而言之，要求“全面”要要求得适当，否则就会产生取消批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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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见鬼篇（外二章）
文怀沙
有个人把斧子丢了。他怀疑是邻居的一个孩子偷去的，于是他觉得：这孩子走路的样子像贼，这孩子的脸色也像贼，……。总之，他觉得这孩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全是贼腔贼调、贼胆心虚的模样。他认为他这种“大胆的观察”和“细心的研究”，已经可以肯定斧子一定是这孩子偷的了。
正在这时，他忽然发现他的斧子原来并没有丢。他再看这孩子，觉得这孩子走路的样子不像贼，这孩子的脸色也不像贼，……。总之他觉得这孩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并无丝毫贼意，全很自然。
于是这个人啐了一声说：“真它妈的见鬼！”
——节“吕氏春秋”去尤篇改写
举贤与能
晋平公问大臣祁黄羊：“如今南阳地方缺一个官，你看谁去担任比较合适呢？”
“请派解狐去，他一定能胜任的。”
“咦，解狐不是和你有些私仇吗？”平公惊讶而微笑地问。
“不错！”祁黄羊严肃地回答：“这人确和我个人有点私仇。但您问的是谁可以担任那个职务，我认为解狐的才、德都足以担当，所以我推举他。这是国家大事，和我的私人仇恨不相干。”
于是平公就任用了解狐。老百姓都很满意。
又一次，晋平公问祁黄羊：“我想选一个做将军的人，你看谁比较合适呢？”
“祁午还不错。”
“祁午？他不是你的儿子么？”
“是的，祁午确是我的儿子。”
“那你不怕别人说你有私心吗？为什么你竟这样不避嫌疑，公然推举你的儿子？”
祁黄羊十分严肃地说：“你所问的是什么人可以做这个将领，我了解祁午可以胜任。虽然他是我的儿子，但我考虑的是国家。如果我要避嫌疑不说，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我自问于国于人，无所亏愧；为人光明磊落，为什么要避嫌疑，更何必怕别人说闲话？”
平公也就任用了祁午为将军。
老百姓又赞誉这件事做得对。
这种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是值得称道的。这叫做：“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节“吕氏春秋”去私篇改写
以酒为水
楚龚王和晋厉公在鄢陵地方大战。楚兵吃了败仗，楚王还被射伤了一只眼睛。
战斗中，楚国的统帅司马子反渴了，叫部下给他点水喝。他素来亲信的竖阳谷，看到长官这般渴相，心中不忍，想体贴一下，所以特地把一罐子酒送到子反的面前，因为他知道长官平日嗜酒。子反嗅到酒味，摇手拒绝，并且大声怒斥：“拿开！我不要酒！”
“这不是酒，这是水啊！”竖阳谷是熟知长官，爱护长官的。
“快快拿走！”子反急忙退后一步嚷叫起来。
“这确实是水，不是酒！”竖阳谷坚持着。
子反明知是酒，但对方既然再三说不是，想来四周的官兵们不会发现这个秘密；同时自己实在已经无法拒绝这酒味的诱惑。他终于以酒为水，一饮而尽。酒尽了，人也醉了。
战争暂时告一段落。楚王企图布置另一次战斗，特地派人召子反共同筹划。可是子反托辞心胃有病，不能应召。楚王很着急，亲自来看子反。一走进帐幕，就嗅到一股浓烈的酒臭，只见子反醉醺醺地鼾睡着。楚王明白了，对众人说：“我既受伤，不能再指挥军队了，只有依靠子反。而他身为主帅，竟临阵酗酒，不独忘了楚国的兴亡，也太不关心我们官兵们的死活了。还打什么仗呢？”
楚王就杀了子反，班师回国了。
——节“吕氏春秋”权勋篇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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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在伟大时代的白石老人
胡佩衡
“白石倘九十不死，目瞎指硬，不能作画，生计死矣！”
这是白石老人在三十年前（1926年）给我写的信札中的一句心里话。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旧社会对待艺术家的态度。和白石老人对当时社会愤愤不满的心情。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之初，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白石老人在农村深深体验到当时人民的疾苦。他在“白石诗草”自叙中说：
“越明年戊午（注：1918年白石五十八岁），有戚人居紫荆山下，地甚僻，茅屋数间，幸与分居，同为偷活，犹恐人知。遂吞声草莽之中，夜宿露草之上，朝餐苍松之阴。时值炎热，赤肤汗流，绿蚊苍蝇共食，野狐穴鼠为邻。如是一年，骨与枯柴同瘦，所有胜于枯柴者，尚多两目，惊怖四顾，目睛莹然而能动也。”
这时白石老人为避乱而定居北京。当时老人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每次谈到这些问题时，他都非常激昂愤慨。记得在1926年我画了一幅祖国山川风景长卷请他看，老人见景生情，并刻题两首绝句：
“层次分明点画工，启人心事见毫锋。他年画苑三千辈，个个毋忘念此翁。”
“对君斯册感当年，撞破金瓯世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
他把国家比作“金瓯”，他为国家山河的破碎而流泪，充分地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我当时也很为他的诗所感动，以后我就把这首诗印在我的画集前面，以唤起人们爱祖国的情绪。
定居北京后，老人以卖画和篆刻为生活，当时旧社会里对待艺术家非常轻视，同时对白石老人现实主义的作品也不了解，因而老人非常苦闷。那时，他曾画一张贫苦劳动者像送给我家，上面题道：
“尽了功夫烧炼，方成一粒丹砂；人世凡夫眼界，看作饿殍身家！”
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贫苦劳动者，他的艺术是经过几十年劳动提炼而成的，可惜旧社会里不但不了解他，并且还轻视他。这首诗里充分流露了老人对当时旧社会的心绪愤愤。
白石老人就是这样痛苦地熬过了几个反动政府统治的时代，终久盼到了人民革命的胜利。
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才真正成全了这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才可能使他的作品广泛地和中外人民接触。人民热爱他的现实主义作品，给了他崇高的荣誉。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授给他荣誉奖状，称他为“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以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又获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荣誉状，今年又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与他1955年度的国际和平奖金，享有世界最高的荣誉。
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老人有说不尽的高兴。他深深体会到，只有在这个时代，才可能把艺术供献给人民，才能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献出力量。因此在1954年他给东北博物馆的信中说：“白石老年，身逢盛世。国内外人士对余画之喜爱，应感谢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对此道之倡导与关怀。”
白石老人今年已经九十六岁了，我们再回头看看这篇文章开头的那几句话，就会更加体会到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新社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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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输血之前
高学熔
午饭时从卫生室里传来了消息，说上午被送到医院去的金相专业二年级的那个同学，胃部出血过多，医院里打电话叫立刻派人去给她输血。团委书记走出了食堂直向二年级同学的宿舍跑去，手里还拿着上午开会时拿的一本笔记本。
走进宿舍，走廊里一片寂静。走廊的那一头，有两三个同学紧张地商量着什么，还有一两个匆忙地来回走着。书记气喘吁吁地把刚才听到的消息告诉他们，希望有人能马上去卫生室验血，以便找几个血型合宜的去给那个同学输血。可是这些同学好像都没听他的话，仍在低声商量着自己的事情。他再向几个房间里看看，竟没有一个人。回过头看时，那三个原在商谈什么的人也没有了。“怎么办呢？”书记为难起来，“这样的事又勉强不得。要输的是血，又不是别的东西。”书记又向走廊两头张望一下，无可奈何地跑向卫生室去了：“也许我自己的血是可以输的呢？”
快走到卫生室的时候，看见三三两两的大学生们也向这个方向跑来，书记心里又打起转来：“他们也都是来验血型的吗？还是又出了别的什么事了呢？”他更加快了脚步。
卫生室的走廊里挤满了大学生，虽不能全说出他们的姓名，可是从熟悉的面孔上，书记认出他们不仅有金相专业的，还有其他专业和科系的，不仅有二年级的，还有其他年级的。好容易穿过走廊，要走进化验室的时候，书记轻松地笑了。从那些悄悄的谈话中，书记知道了大学生是为了和他同样的目的而来的：“要把自己的血送给那个出血过多的同学。”
化验员告诉书记说：化验工作很慢，只要有几个人在这儿等着验血就可以了，不然大家都白白地等在这里，既妨碍卫生室的工作，又影响同学们午休。书记走出来把这个情况告诉同学们，没想到又遇到了难事：这样解释，那样解释，都没有效果，没有一个同学愿意离开。
书记一面呆看着这群“固执”的青年，心里盘算着如何把他们劝回去；一面回忆着解放前自己做学生的那个时代，在他那紧锁着眉头的面孔上，出现了微微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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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步书林
西谛
余象斗：列国志传
这部书大有历史。它是一家上海古书铺的“专家”，到徽州收书的时候，从废纸堆里“救”出来的。这件事还曾见之于新华社的上海通讯。这末一部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着呢？这里面有文章。余象斗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的福建省建安县的一个“出版家”。曾经刻过不少书，而以小说书刻得最多。他刻过“水浒”，刻过“三国”，刻过“两晋志传”，刻过“四游记”。这部“列国志传”也便是他所刻的。他不仅刻书，他还编书。“四游记”里有“南游记”和“北游记”，就是他自己动手编辑的。他是一位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的出版家。我们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编刻“小说”的人是多末被“卫道之士”看不起！不是说他们诲淫、诲盗，就是咒诅他们要被“天火”烧家。然而，老百姓们是多末需要看些不是颂扬皇上圣明的，与他们自己有些益处的，且是能够使他们感动，使他们兴奋，使他们惊叹，使他们时而泣，时而笑，时而喜，时而悲的文学作品啊。余象斗，还有其他有勇气而不顾“世俗”诽笑的出版家们（主要是在建阳、南京、苏州、杭州一带的），便供应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我们到今天还能够见到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可以说应该感谢他们。然而这一类的“闲书”看的人越多，便越容易散失、毁亡。倒不是被烧掉——当然，有些“卫道之士”是要聚而焚之——而是因为看得人多，借来借去，看抛掉，看散失了，甚至看得纸张腐烂了，就此完蛋。所以，这些受老百姓们欢迎的小说书等，最难流传得下来。还有，古代好版本的书，像宋刻本、元刻本、明钞本等等，藏书家们还知道十分宝爱，逃难时，每每挟之而逃，故能够历劫犹存。像这些小说书呢，原是消闲之物，“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还肯慎重地保存、保护着他们呢？以此便消灭得更快、更易了。建安版的小说书，而每在安徽出现，这说明了安徽省，特别徽州一带地方，变乱比较少，罕遭兵燹，故“闲书”等等，还比较地能够保存下来。我曾到过建阳（即建安），那里是什么也没有了。书店早已歇业——可能在清初，至迟在清代中叶，就不见有建版的书了——要找一本明代建版的书，难如登天，更不用说什么宋、元时代的建版书了。只剩下夕阳斜照在群山上，证明那里曾经是“盛极三朝”（宋、元、明）的一个出版中心而已。余氏世业刻书。所谓宋、余仁仲本的“礼记郑注”更有大名。这个余象斗，可能就是宋代（南宋：1127年——1279年）余家的后裔吧。那末，他的一家，经营出版事业，至少已有三百多年了。世界上有像他家似的历史那末悠久的一家出版商么？
余象斗字文台，号三台山人。他所刻的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继承了宋、元以来的建安版书籍的型式，特别着意于“插图”，就像现在印行的“连环图画”似的，上层是插图，下层是文字。图、文并茂，使读者们阅之，兴趣倍增。这部“列国志传”也就是刻成这样古老的型式的。插图虽是狭长的一条，人物形象虽小，却十分生动活泼，一望而知，绘、刻的工夫不浅。内容方面曾与陈眉公本的“列国志传”相对读，差别不大。
这部书，上海古书铺一下从徽州得来，只残存一册，即最后的第八册。像这样的小说残本，我们为什么如此的看重它呢？倒不完全为了它是明代余象斗的刻本，刻得精美，流传得极少之故，更重要的原因，还为的它是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原来，禁止以古书造纸，早已有了明令。但未能贯彻下去，各地造纸厂，不知毁坏了多少有用的好书和资料。四川省曾经抢救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的日记的稿本，足足有百册。浙江省救出了太平天国时代做过上海道，和帝国主义者们勾结起来，组织“长胜军”的吴煦家里所保存的档案。南京赵世邏先生曾从论担称斤的旧书里，获得了宋刻本的“金石录”三十卷的全书。上海方面，也在造纸厂所收集的将作纸浆的旧书里，找出了不少好书、好资料。没有被发现而在不声不响之中被毁灭了的好书、好资料，更不知道有多少！一旦失去，从此不见天日！安徽省是一个文献之邦，徽州一带，尤为古旧书籍集中之地。据上海的那位“专家”告诉我，一扎一扎的古书，不知道有多少，在等待着“入锅化浆”。他想仔细地检查一番，但造纸厂的人却不耐烦了，只好草草地收场回来。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绵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炮仗，会放得特别响。他和他们商量，能否在纸堆里检些什么出来。但他们干脆地拒绝了，连纸捆子也不让打开。这不是很可伤心的事么？不仅安徽省得好好地、大力地杜绝这样的蹧蹋、毁坏文献和科学研究的资料的事的继续进展下去，别的地方也应该同样努力地防止把古书作为废纸，作为造纸浆的原料。有的地方，收废纸的人为了怕文化部门的人打麻烦，在打包运出之前，就把整本、整部的书，故意地先行撕破扯烂，省得有人来检拾什么，正像收集“废铜”的“社”，收到古代青铜器或旧的铜佛像等等，便先行打烂敲碎，碎得一片片地，一小块一小块地，以免“文管会”等等的人来挑选。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一种心理在作祟！这一册“列国志传”是幸运地不至“冤沉海底”了，但其他“七册”呢？已化为纸浆了！见此一册的得“救”，益盛感他册，乃至无数他书的不能及时“救”出的痛心！这便是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大张旗鼓”宣传这部、或这一册书的主要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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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的眼镜桥（石桥） 日本画家 赤松俊子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