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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地对待犯了错误的党员
白烨
在今年6月份举行的南京市党代表大会上，揭发和批评了这样一件事情：党员郑嘉翔，原是一个贫农的儿子，1939年他十六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部队，当过警卫员、卫生员、军需员。在战斗中曾立过三次功，1949年渡江后，因负伤体弱转业到前南京市工商联营分销处当主任。这时，他在“糖衣炮弹”的侵袭下，接受了不法资本家的贿赂，贪污了一百万元（旧人民币）。1952年“三反”时，他的错误被揭发了，党内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上被撤职（当时担任市税务局下关分局秘书股长）。从此在他的额角上就像打上了“犯错误者”的烙印一样，到处受到歧视和打击；分配工作时，很多单位像踢皮球似的把他踢来踢去，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他被调动了十四次工作。最近南京市百货公司领导上讨论提拔干部的时候，有人认为郑嘉翔各方面条件不差，建议把他的职务提升一下，但有位领导人员却一口拒绝说：“这怎么行！他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呀！”
郑嘉翔犯错误是七年以前的事情了，他所受的处分，早在两年前就撤销了，为什么至今还把他当做犯错误的人看待呢？我们知道，对待犯了错误的党员的态度问题，是我们党在处理党内的是非矛盾中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而我们还有不少党组织，对待犯过错误的党员采取了错误的态度。郑嘉翔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有些党组织，对某些犯错误的党员执行党的纪律时，没有贯彻“既严肃又慎重”的方针。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往往片面地强调执行纪律的严肃性，而不根据他的错误的性质以及他对错误的态度，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如有的把人家已经改正了的历史上的错误，牵强附会地和今天的错误联系在一起，强调错误的一贯性，去从严处理；有的则割断历史，只强调今天错误的严重性，而不去研究犯错误的原因和他的一贯表现，有的则把一般性的问题，当成原则性的问题；或把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当成政治上的错误，给予不适当的处分。这种偏向，在农村党组织中，更为普遍和严重。有些人更错误地认为“对农村党员，不给严重处分不解决问题。”南通县金中乡，共有党员一百二十三人（其中有四十九人是去冬今春才发展的新党员），近两年来，受到党纪处分的有十四名，其中开除党籍的就有四名，撤销工作的两名。问题还不在于处分的面太宽，而且其中有不少处分是偏重的，这样，就不能使某些受处分的党员心悦诚服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影响了执行党纪的积极作用。
我们也有些党组织，还不注意尊重被处分的党员的应有权利。一种情况是：他们虽然口头上也承认：“凡被处分后不服者，均可进行辩护，并可要求复议及向上级机关申诉。”（党章第六十六条）但当被处分的党员，真正提出不同意见时，就认为他不老实；甚至有的认为某些向上级机关申诉的党员是有意和党对抗，不仅不根据被处分党员的申诉，详细地进行调查，核对事实，作公正的处理，反而从各方面去找“材料”加重他的处分。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党组织对于一些已经接受了处分的党员，没有积极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并且按时撤销那些已经改正了错误的党员的处分。党员朱从富，1953年春天在南通市省供销合作社唐闸工厂经理部仓库工作时，因为工作责任心不强，造成棉子变质，损失了人民财产，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期满以后，经过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取消处分，送到南通市委组织部去批复。可是直到现在三年多了，朱从富的处分还没有撤销。在这期间，他曾写过十六次报告和多次口头询问，南通市委组织部却一直没有片纸只字的答复。类似南通市委组织部这种对党员政治生命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并不是个别的。
我们的某些党组织，为什么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存在着这么一些偏差呢？这里涉及到一个对犯错误这件事的本身的认识问题。有些人总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一员，应该是有高度的政治修养和阶级觉悟的人，因此不应该犯错误。党员不应该犯错误，作为一种要求来说，当然是对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因为第一，我们的党不是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不断侵袭到党内来，而当党员沾染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就难免不犯错犯；第二，由于我们对复杂的现实情况了解不够，工作的经验不足，必然会发生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只要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工作上犯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从理论上肯定世界上不可能有不犯任何错误的圣人，在我们党内才建立了不断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建立了保证党内思想行动统一的铁的纪律。
一个党员违反了党的纪律，党组织根据他的错误的大小及犯错误的原因，给予他批评或处分是完全应该的；对于个别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人，为了维护党的纪律，直到开除出党都是必要的。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无原则的同情和吝惜是不对的。但是，批评也好，处分也好，它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他认识到错误发生的原因，找出改正错误的途径，避免以后再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从许多事实中看到，绝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党员，在受到批评或处分之后，是能够积极地改正错误的。有的甚至在“吃一堑，长一智”的教训中，进一步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更坚强的党员。这就是党对犯了错误的党员进行批评与处分的积极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党对一切犯错误的党员都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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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职工家属团结互助好处多
林凌
1953年，北京某工厂的几百户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职工家属们，迁到和平里职工家属宿舍，成了近邻。他们按居住远近，分区、分组组织起家属互助组。提起团结互助，家属们都说：“我们这儿，要数六区一大组团结互助得好了。”
六区一大组二十四户职工家属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家属们团结互助，增加职工出勤率，也是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一分力量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在劳动上，学习上，经济上展开了互助。
劳动上的互助是各式各样的。三年来，二十四户家属中，生育了二十九个小孩。产妇生孩子的时候，请大夫，看孩子，做饭，洗衣服，买东西都是由邻居担当。一般的产妇，家属分班伺候她十二天，有病的产妇，家属还多加照顾。像吴秀琴生小孩，她的丈夫王润良本打算请假来照顾她的，邻居对王润良说：“你只管放心上班去得了，照顾她，有我们互助组呢！”有了邻居帮助，王润良安心地到工厂去了。今年6月一天的清早，家属王锡英临产的时候，是由邻居冯桂芬和王惠珍把她送到医院的，她平安地生了小孩。几天以后，邻居们又从医院把她接回家来。王锡英入院、出院的时候，她的丈夫都安心地留在工作岗位上。这只是随便举两个例子。职工家属生育的时候，个个都是这样，没有一个职工因为爱人生孩子而缺勤。
三年中，有九个得病的职工家属同样得到邻居们的亲切照顾，没有影响职工出勤。职工李墨林的母亲跌伤了腰，睡石膏床一百天。李墨林的孩子多，他爱人照看不过来，职工家属便分班替他家买东西，看孩子。李墨林没有因母亲生病请一天假。老太太病好了，到各户谢邻居说：“我活这么大年纪了，头一回遇见这么好的邻居。”此外，零零碎碎日常生活中的劳动互助就更普遍了。比方帮助孩子多的家属买东西，看孩子啦，帮助孕妇打扫院子，担水、扛面啦，这都成为职工家属们自自然然要做的事情了。
职工家属们响应工会关于教育儿童不影响夜班职工休息的号召，还组织了儿童辅导组。三十二个三周岁到学龄前的儿童，都参加了儿童辅导组，由八个家属担当辅导员。每星期一、三、五早八点到九点，和晚六点到七点半，对儿童进行五爱教育，给他们讲卫生常识，做游戏。家属们满意地说：“孩子在儿童辅导组学好了。”像刘良佐的孩子小六，七岁了，以前常常在职工柏寿鹏窗前吵嚷，影响柏寿鹏休息，柏奶奶没办法就给小六一分钱把他支开，可是，仍然不能使小六不吵。以后，在儿童辅导组教育下，小六懂事了，有时别的孩子到柏寿鹏家窗前玩，他还悄悄地把他们领走。保证了柏寿鹏安静的休息。
职工家属们在学习中也互相帮助，全组有二十二个五十岁以下的家属都参加了文化学习。有十四个人参加家属学习班，分别学习初小、高小、初中的书；有八个人参加识字组。家属朱娴贞一边自己学习，一边还教识字组的家属。不少家属组织起两个人的小互助组，倒班去学习，倒班看孩子。有些家属去上学了，回来的时候，邻居常常已经把青菜给她买回来了。家属学习的困难，大家互助都解决了，所以全部青壮年家属都参加了学习，从来没有人中途退学。学习成绩一般达到了八十分以上。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家属们进一步要求学习更多的知识。近几个月来，每逢星期六家属们就学习“中国妇女”。“中国妇女”杂志，还是用家属互助金的利息买的呢！
互助金，这是家属们经济上的一种互助。互助金解决了家属不少经济上的困难。在没有储存互助金以前，有些家属生病，生孩子，临时急用钱，常常让职工向厂工会去借。有了家属互助金，有临时困难的家属就可以很方便地去借用。家属王秀英流产的时候，家里没有钱，她丈夫也不在家，家属们便到银行取了存款，叫了汽车把她送进医院；王路的小孩德龙出疹子，没钱请大夫，也是用互助金解决了困难。从1953年11月到今年7月，家属向储金会借款有七十次之多，解决了家属生病、生孩子等各种临时困难，为厂工会和职工减少了负担。
家属们团结互助，真正做到了像她们所说的“用人有人，用钱有钱”，职工根本不为家事所牵累，一心搞好生产。今年，二十四户职工中，有七名职工当了厂的先进生产者，其中一名职工还当选了北京市先进生产者，两名职工当了厂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职工家属为此感到光荣，她们表示还要进一步团结互助，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家属应起的一分作用。（附图片）
一贯热心帮助邻居的职工家属朱娴贞，婚后八年没有生育；今年8月，她生了一个头胎女儿，邻居们都来向她庆贺。
本报记者 袁毅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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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唯“我”例外编辑同志：
安东市人民委员会在去年11月14日和今年1月5日，曾给市各机关单位发下了关于“市级机关各项生活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和修正通知。通知中除对一些生活方面如用车、用房等问题作了规定外，还规定了办公室家具配备限额。其中规定：只有正副市长及十二级以上干部才能有一张写字台、一把转椅、一套沙发等等，局长及十四级以上干部可以有一张写字台、一把转椅，没有沙发。副局长及十五级以下干部只能有一张办公桌、一把弹簧椅或木椅等。于是不少单位都遵照执行了。
但是，市人民委员会自己怎样呢？不仅应该交出来的没有交出来，而且人家交上来的又拿来“充实”了他们自己，于是不该有沙发的有沙发了，不该有转椅的有转椅了，不该有写字台的有写字台了。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安东市人民委员会自己订出来的制度，自己却不遵守？ 何兴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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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心群众疾苦，改进工作方法
中共上饶地委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新华社南昌2日电 中共江西省上饶地方委员会在全盘讨论和研究了当前农村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的情况以后，决定要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次关心群众生活和疾苦、改进工作方法的运动，以进一步密切党员、干部同群众的关系。
一个月以前，中共上饶地委曾对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进行专门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地委认为广大干部在领导和团结群众方面是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就的，但是全区在胜利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党员、干部正在滋长着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不少干部不了解群众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过分强调集体利益，漠视和侵犯社员的个人利益，并且以粗暴的办法来代替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用扣工分等经济上的手段强迫社员服从自己的决定，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有些干部还以开斗争会、写悔过书等办法来对待社员，个别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此，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民主空气薄弱，甚至不少社员不敢给党员、干部提意见。
地委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由于许多干部的思想作风中还保存着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家长制作风。过去，一家一户，家长可以主宰一切。现在有一些人已成为干部，他们要领导一个数百户、千余户的农业社，工作千头万绪，不易摆布，而办法又很少。因此，他们就习惯地搬用了家长制的办法，造成强迫命令。另外，也有若干干部认为合作化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已经有很大提高，就可以不问或放松思想工作。上层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也是造成强迫命令的原因之一。
地委在分析了当前情况和原因后，决定在9月份首先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普遍整风的办法，来开展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疾苦，改进工作方法的运动。地委还确定这次整风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在最近上饶专区各县召开干部大会时，把脱离生产的乡、社主要干部集中到县，通过学习文件、总结工作，从检查关心群众生活和疾苦入手，找出产生错误和缺点的根源。第二批将在县委委员分片指导下，以乡为单位，对全体党员和合作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进行整顿工作和思想作风。乡、社一般干部经过初步整顿后，将普遍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社员提意见，检查社务工作，开展合理化建议，以把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同改进实际工作、推动生产结合起来。在社员代表大会上，应该使社员做到畅所欲言，党员和干部应虚心听取意见。对社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要作出答复和交代，并订出改进办法。个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错误严重、作风特别恶劣，就应根据社员意见，改选管理委员会。在整风的同时，还要普遍组织干部进行家庭访问，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以进一步密切党员、干部同群众的联系，改进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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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青联、北京青联、北京侨联
举行晚会欢迎最近归国华侨学生
新华社1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今晚为欢迎最近归国的五百多名华侨学生举行联欢晚会。
当夜幕降临在初秋的北京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座庭院被无数彩色的电灯照耀得分外美丽。在槐树林下，华侨学生热情地跳着集体舞。一些人在树下打扑克、做各种游戏，一些人在礼堂聚精会神地观看话剧“家庭问题”、
“母女俩”、“白衣凶手”，一些人在露天看电影“春回大地”。一些人在大厅里跳交谊舞。整个庭院、大厅被欢乐的气氛笼罩着。
出席晚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张奚若，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罗毅、胡克实、刘西元，以及北京市各界青年和在北京学习的华侨学生一千多人。
新加坡工商业贸易考察团、马来亚联合邦工商业贸易考察团全体人员也应邀出席了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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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许昌专区妥善安排在乡知识分子
本报讯 许昌专区各县市对在乡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了解和安排。到7月底止，据许昌、襄城、郾城、叶县、禹县等六个县市统计，已安置了二千零九十七名在乡知识分子；根据他们本人的特长，分别安排到教育、卫生、文化机关和工厂里做工作。他们到工作岗位后，情绪都很饱满。如叶县王育杰同志，到廉村诊所后，积极钻研业务，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娄峙到学校担任总务工作后，把食堂办的很好，同学和教师都很满意。 （金天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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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国际体操联合会接纳中国为会员国
新华社布拉格2日电 维也纳消息：国际体操联合会8月31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年会上，决定接纳中国为国际体操联合会会员国。
联合会决定，1958年将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体操锦标赛。明年，将要举行男子和女子欧洲体操锦标赛。
这次年会还决定了接受叙利亚为新会员国，但是否决了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会员国。
年会上选出了瑞士的查·托尼为国际体操联合会的新主席，并且预定在萨格勒布举行下一次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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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世界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取得决赛权
新华社布拉格2日电 巴黎消息：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的中国男、女排球队9月1日分别以三比一和三比零战胜印度队和西德队，都取得了决赛权。
中国和印度的男子排球赛十分精彩，双方表现出很高的运动水平和惊险动作。印度队在第三场比赛中显示出了平时所没有的技巧。两队都受到观众的大声喝采。比赛结果是十五比五；十五比九；十比十五；十五比七。
中国女子队和西德队比赛结果是十五比一；十五比三；十五比二。
现在，这次锦标赛所有取得决赛权的球队都已经选拔出来。取得男子排球决赛权的十个国家是中国、苏联、美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取得女子排球队决赛权的是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荷兰、苏联、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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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赛
中国将对土耳其
新华社布拉格2日电 日内瓦消息：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赛第一轮比赛日程已经在9月1日抽籖完毕。中国将在11月25日同土耳其进行比赛。
这次抽籖是在苏黎世的足球协会国际联合会举行的，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赛组织委员会的主席洛特赛主持了这次抽籖。出席会议的还有好几个国家的代表。
其他日程是：
美国对南斯拉夫（11月24日）
保加利亚对埃及（11月24日）
德国对苏联（11月25日）
越南对印度尼西亚（11月26日）
泰国对英国（11月26日）
澳大利亚对日本（11月27日）
印度轮空
匈牙利已经决定不参加比赛。
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赛组织委员会已经决定，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以后，再抽籖决定半复赛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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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次无线电运动选拔赛
昨日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 昨天上午8时到12时，在北京什刹海体育馆举行了无线电运动选拔赛。决赛总分前三名当场受奖；有六人将参加今年11月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无线电竞赛。
无线电运动选拔赛结果：第一名运动员杜效甫（男），总分510；第二名童效勇（男），总分450；第三名王祖燕（男），总分355.4。
参加这次选拔赛的十一名运动员（有五名女运动员），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沈阳、武汉等地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都是二十一岁到二十三岁的学生。选拔赛项目分五字一组组成的拉丁密码和数码密码收报及手抄键或自动键的拉丁密码和数码密码发报。
高速度收发报的特点主要是培养无线电运动员的高度细心和耐心，在实际工作中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无线电运动在我国是新兴的一种国际体育运动，过去从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 （蒋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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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男子篮球队在津获胜
新华社天津2日电 8月31日到达天津的罗马尼亚男子篮球队今晚离开天津去沈阳访问。
罗马尼亚男子篮球队在9月1日晚上同天津市男子篮球队举行了友谊比赛。前半场天津队曾经以二十九比二十八领先。下半场罗马尼亚队发挥出威力，最后以七十五比五十一战胜天津队，取得了来中国以后的第一场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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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岁岁年年人不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州纺织印染工业公司经理 刘国钧
我在1956年4月15日由常州出发赴苏北靖江视察，共历时十日。视察地区，因时间关系，只限于靖江县范围。所到之地，除同地方首长和地方人士、农业社社长、工厂厂长等个别接触之外，总共参加了三次大会和四次座谈会，主要的是倾听各方面的汇报。我是靖江人，对于故乡情况，应该说是不十分生疏的，可是这次所看到和听到的，几乎无一不使我感到兴奋，出乎我意想之外。因此，这次视察，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受了一次现实的教育。
解放前的情况
靖江过去的情况是这样的：全县人口有四十多万，而土地连屋基坟基不生产的在内只有六十余万亩，平均每人不到一亩半地，事实上真正劳动农民连这一点也没有的，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的手里。以生产量来说，只有沿江的“沙田”，可以插水稻，生产量较高。而大部分土地产量很低。所以一般农民住的是草屋，喝的是麦糊，除少数地主、富农之外，大米饭是很少能吃得起的。
靖江以前一向没有工业，连小手工业也不发达，农业生产又这样低落，人民当然困苦，商业也就谈不上，教育就不可能发展。
我所知道的故乡，是闭塞和贫困的，而特别是在经过敌人破坏和反动统治长期压榨之后，满眼的疮痍，显出衰零败落景象，在我以前的印象中，只有一个“惨”字，概括了一切。
现在依靠了党政的领导，生产增加，整个县镇都变了样。
这次我所接触到的故乡，真像古人所说：“城郭依然，人事皆非”，这人事皆非，是要作新的解释，并不是说都换了一批人，而是所见到的父老兄弟从外貌到内心的表现，都换了一个样。衣服都穿得整齐了，面上也透露着红光了。年老的不再唉声叹气，年壮的都急急忙忙地赶工作，年小的都有机会就学。他们的幸运比我幼年时好多了，我仔细看街道上虽没有什么大更改，却添了不少东西，靖江城和生祠镇都有了电灯，有了人民银行，有了新华书店，其他旧有商店虽还是几张老招牌，但是内容不同了，他们有了百货公司的供应而货物充足了，他们懂得为消费者服务的道理，组织送货下乡。连中药铺也是这样。我所认识的生祠堂一家古老药店，碰到一张药方缺少了一味药材，情愿赶到三里路外的同业中去配齐，再送到病人家里，我问了这张药方，价值只有两角八分，而借药送药却来回赶了十八里路。我问他为了这笔小买卖，忙了大半天，不是得不偿失吗？他说：能够配合齐全，及时为病家服务，是十分感得愉快的。这种情况，在解放前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靖江全县解放前小学学额只有二万五千人，解放后逐年增加，到1955年已有四万二千五百人，增加了一倍。初中原有一所，从二百多名学生到四百人左右，现在有了三个初中，已有二千三百多名学生了。
这里还值得提到一件事，靖江东门外孤山区团结乡一位教师，盛应北先生，他在这个乡里办了一个初中补习班，成绩很好，群众要求他添办一班，可是没有课室，照他预计只需四百元就可解决问题。我问他何以这样便宜，他说：造这个草房子，群众出劳动又出了一部分材料不要钱，所以连添造一个厨房，共需要五百元。教师是半义务，学费收得很少，贫者免费，有五百元这个班次就可添设起来了。我认为这种方法很好，离市较远的小乡镇学生，一面可以补习文化，一面也可以参加当地的劳动，而且容易普及，是值得提倡和表扬的。
萌芽时代的工业
靖江人在常州无锡一带，做纺织工人的特别多，他们都以自己家乡没有一个工厂引为憾事。这里的裕纶纱厂是在1944年才开办，初时只有一千零四十八枚旧锭，至1945年始增至一千六百八十八锭，但因设备差，机器不全，前后纺脱节，锭扯出数只有零点六磅，因而成本高，开支大，在旧社会里，这一个工业雏形，也是很难维持的。解放后，得到政府的帮助，逐渐扩展，向我主持的大成纺织厂租用了钢丝车、粗纱车和细纱锭四百零八枚，连前共有了二千零九十六枚，平衡了前后纺设备，同时获得了转业资金，添置了原动设备，1954年公私合营后，在公方代表的直接领导下，棉纱质量由丁级升到乙级，单位产量锭扯已经升到一磅二、三，用棉量已降到三百八十三斤左右。这个成绩，在利用旧机器的小型厂中，可算得是空前的了。我这次参观之后，觉得很满意，同时我认为靖江现在已有十五万亩棉田，就地发展纺织业，是有条件的。当然，靖江的工业生产，可以说还处在萌芽状态，政府正倡导在原料产地设厂，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必定可以大大发展，这也是发展地方工业的一个开始，希望政府加强培养。
农业合作化后的新气象
我这次主要是视察农村，访问了很多乡的合作社，社员们都异口同声说，农民们已经明确了初级社比互助组好，高级社又比初级社好，大家愿意放弃土地分红制，争取转成高级社。虽是老态龙钟的老妈妈也都这样说，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民已经占全县农民总数的93％以上，初级合作社只占5％，单干户只有百分之一点多了。
大家说农业合作社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1950年粮食总产量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五万斤，1955年增加到二万四千九百二十九万斤，比1950年增加了33％。他们说靖江以前每亩田全年收获至多在四百斤以上，一般是二、三百斤，如遇灾害，就更要减少。合作化后就大大不同了。农民群众所订的生产指标，全年多是每亩八百斤，且要争取一千斤。棉田以前每亩皮棉只收三、四十斤，现在要收七、八十斤，而且要争取一百斤。土地还是这么大，而产量普遍可能增加一倍以上。前年是大水灾，大家也稳度过了。去年是丰收，已经收到了增产的效果。
农民们都抱着这样的信心，两年努力，可以普遍积存一年余粮，有了足够的余粮，就可以丰衣足食，一切都好办了。这个愿望是能够达到的。
在增产的同时，农民政治觉悟提高了，他们普遍懂得增产为了自己，也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他们唯一的美丽远景和幸福的前途。
农村扫盲运动的开展，也是惊人的。以八圩区一个地方为例，全区十五岁到五十岁的文盲和半文盲共有二千六百六十二人，入学的就有二千四百二十三人，达90％以上。
视察后的一点体会
还应该谈一点我视察后的体会。我想借古人两句话：“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确，一切的改变，是由于“人”是不同了，说得更透彻一些，不是人不同，而是人的思想意识不同了。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从县到乡各级干部，他们刻苦耐劳、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贯的。因而群众也就不同了。以工商界来说，他们东奔西走，运货下乡已不仅是为了自己业务打开出路，而主要是为满足农村需要，更主要是为农民节约上市的时间，让他们增加劳动生产力。以农民来说，他们参加合作社，愿意放弃土地分红制，由低级社转为高级社，固然由于事实证明合作化后的农业生产就大大提高，物质生活有保障，可以丰衣足食；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提高了生产，不仅仅对自己有好处，而且对国家对大众都有好处，懂得社会主义是大家好，连后代子孙都好，因而觉悟更高了。特别是靖江原来是太苦，现在就显得更好。以教师来说，不仅以学龄儿童为对象，而且把扫盲也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一切一切说明了每个人的眼光都放大了，因而整个地方也不是过去闭塞的故乡了，这就有力的证明了共产党的伟大。我在未视察之前，总以为小农经济的古老制度是不易改造，分散落后，人口众多，是不易教育的，扫盲更是难见速效，就是县镇上的工商界改造也一定要比大城市差些，进步慢些，那知道这种估计是完全错误，只感觉我自己反而跟不上他们，从而体会到我们的实践究竟不够，保守思想还是在作祟。
我视察结束之后，思想只有一点顾虑：少数农户，老的多、小的多、弱的多，一家之中劳动力缺少，虽然农业发展纲要里已经规定有特别照顾的办法，但是在按劳取酬的制度里，终究是少劳少得，对于这种农户的生活如何解决，我还以为应该有因地制宜的适当办法来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