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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根据民族特点分别引导少数民族走向社会主义
中共云南省委员会第一书记 谢富治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同意党中央提交大会讨论的其他文件和报告。
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云南省的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变革。解放以后，我们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依靠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目前，全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工农业生产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前三年的任务；农业生产总值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四点三五，工业生产总值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二百一十九点四三，其他各项事业都有相应的发展。这就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步改变祖国边疆的落后面貌，打下了初步基础。
由于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差不多任何政策的执行都离不开“民族”这个特点，所以我仅就省内民族工作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六十多个民族支系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
云南的民族情况很复杂，经过初步鉴别，有二十个民族单位，包括六十多个民族支系；少数民族人口近六百万，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其分布地区则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全省没有一个县、市是单一民族，有百分之八十的乡为各民族杂居或少数民族聚居。边疆少数民族将近一百九十万，在长达四千公里的国境线上，与国外同族人民比邻而居，内外关系极为复杂。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解放前，除中心地区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之外，其他边沿二十七个县约二百四十万人口，还分别处在封建领主经济、奴隶社会以至原始部落残余的形态。所以有人说：“云南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由于历代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集团，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以夷制夷”的民族分化政策，使各族之间，特别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但是世代以来，各民族人民之间，却也存在和发展着经济、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更形成了政治上的共同命运。
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云南各少数民族，摆脱了历史上被压迫歧视的状态，参加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祖国大家庭。各民族间的仇杀械斗停止了，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各民族的生产与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劳动人民的购买力一般增加百分之八十以上。可是民族隔阂与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不是一下子所能完全消除的。因此，如何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不断增加民族间的团结，领导各民族人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便成为我们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任务。
民主改革的形式和速度各个民族都有特征
走入社会主义，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必然趋势，但是他们走的方式并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各种形式和改造的速度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
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民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经过民主改革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阶段。但由于民族问题常和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所以要解决民族内部的阶级问题，就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自觉，就必须根据不同特点考虑民主改革的不同政策和方式。
云南各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基本上采取了两种方式，在内地由于情况同汉族地区基本相同，地主多为汉族，故基本上采取了和汉族地区一样的土地改革，只是在改革的某些具体政策和办法上，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一般说来，比汉族地区要缓和些。例如对少数民族聚居的高寒山区，规定了“山区土地改革办法”（较宽于一般土地改革区）；对于介乎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地区，采取了“缓冲区土地改革办法”，规定只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斗争方式也比较缓和）等。至于在边疆，因为民族隔阂比较深，各民族都有其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地接国境，改革的每一措施，都对各方面发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方式。那就是党依靠农民群众，团结民族上层领袖人物，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达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目的。正是这种较温和的改革，需要进行复杂、困难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疏通民族关系，团结上层，透过上层去联系群众，反过来又依靠群众的觉悟去影响、推动上层。经过做好事，交朋友，培养民族干部，推行区域自治等工作，党的威信日益提高，民族中的新生力量逐渐成长。在大势所趋之下，上层人士对改革表示愿意接受，这就使边疆地区的土地改革，成为“水到渠成”之势。
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土地改革本身毕竟是一个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要进行改革，就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否则就不能实现这一个革命。我们有些同志曾经企图单纯依靠政府法令，用恩赐的办法完成改革任务，结果只能是毫无生气的形式主义。
既然是和平协商，所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就特别重要。在协商改革中，我们对民族上层进行了政治上的安排，生活上的照顾，使他们从切身体验中感觉到：只有赞成改革才是最好的出路。这样不只有利于换取他们放弃剥削和特权，也有利于促使他们更加向党和人民靠拢。我们曾经有些同志对于这种做法想不通，想采取一种简单办法，那显然是错误的。
我省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工作，已在九十万人口中胜利完成，另有七十万人口的地区即将完成。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成功的，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民获得土地，上层各得其所。这就进一步巩固了民族团结，扫清了我们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在民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必须正确处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问题。只看见阶级问题，机械地搬运内地的一套改革办法，忽视民族特点和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就会产生“左”的急躁冒进倾向，甚至会使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被掩盖起来，发展成为民族间的纠纷。相反，只强调民族特点，一味迁就民族上层，忽视民族问题的阶级本质和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就会产生右的消极保守倾向，结果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这种“左”的和右的倾向，我们在几年来的实际工作中都曾经发生过，只是在中央不断地指示下，才从纠正错误中，使民族工作前进了一步。
必须予以全面帮助，使能赶上全国先进水平
土地改革一旦完成，各民族地区都应该稳步地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把土改以后发生的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加以扭转，不迅速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错误的。离开了农业合作化这个基础，要想更有效的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毕竟很低，有的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有的没有自己的文字，一般没有工业和工人阶级，甚至没有独立的手工业。这种状况，如果没有汉族的大力帮助，就不能在较短时期内得到显著改变，就往往会由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发展成为复杂的带群众性的民族问题。今年上半年在我省合作化了的个别的苗族、瑶族地区，就曾发生了退社这类的问题。因此，与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对各民族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必须予以全面的帮助，使他们能在一定时期内赶上国内先进水平。我们深深体会到，各民族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巩固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
在合作化问题上，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充分估计了民族地区的有利条件及其特有的困难，先后在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工作中，一般都执行了：培养民族干部，先进帮助落后，多数照顾少数，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人民政府大力帮助这几条原则。经过几年的努力，内地民族地区的合作化已和汉族人民一道，基本上完成；在边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地区，也采取发动群众和加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一些试点工作，据统计，这类地区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办起来的合作社绝大多数都显著地增加了生产。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准备采取直接过渡方式
至于边疆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准备采取直接过渡的方式：我省这类民族地区约有七十万人口，他们的社会、经济更为落后。以景颇族为例，即将所有地主的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每人也只分到八十斤粮食的产量。生产水平有的是一粒种子下地只能有七、八倍的收获，而且存在着杀牲祭鬼，大量破坏生产的积习。虽然内部开始有阶级分化，王子、山官制度还是障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但是那里最突出的问题，却不是阶级矛盾。经过几年来的摸索，我们认为在这类地区，不必再把土地改革当作一个革命运动来进行，应该是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团结和改造一切与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人物，在国家大力帮助下，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具体做法是：首先在政治上安排大的王子、山官，在取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帮助劳动人民办合作社，供给生产工具、帮助口粮、提高耕作技术，使生产迅速发展，在合作化过程中，逐步取消某些剥削制度。据一九五四年四个试点的经验证明，这样做开始虽然遇到上层顾虑，群众不会评工记分，不会管理生产等困难，但经过深入的政治工作，改进了生产技术，合作社普遍增产一倍到两倍，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今年又办了一百六十三个新社，预计在今后四、五年内，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当然任何原始社会的残存形式，都不足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直接基础。因此这里的合作化，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困难，需要更长的时间。
学习少数民族的特长，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
在任何民族地区实行农业合作化，都必须发挥本民族的长处。这就要我们善于学习他们的特长，善于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逐步教育提高他们，并在他们自愿接受和亲自行动的条件下，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地方工业，发展手工业，做好商业和文化教育卫生工作。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对于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今后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边疆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争取在一定时期内，改变边疆兄弟民族的面貌。
这里应当指出，帮助绝不等于代替包办，各族人民走路必须用自己的脚。因此发扬民族内部的积极因素，做好区域自治，培养民族干部，是非常重要的。我省现在已经建立四个民族自治州，七个民族自治县，培养提拔了民族干部一万七千余人，在所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进行了建党建团工作。但是这方面我们工作上的缺点还很多，无论从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内容与形式上，从民族干部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足以适应民族工作发展的需要。今后必须制订培养民族干部的计划，使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机关各部门中的民族干部在数量上逐步达到多数，并培养他们能够在各级党委中担负主要工作。必须教育汉族干部尊重他们的职权，信任他们，并积极地培养提高他们。只有本民族中有了大批的共产主义干部，才能担当起团结各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
要做到民族间相互学习，实现对少数民族的无私援助，必须克服某些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主观主义作风。有些人强调少数民族落后，蔑视民族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作用，对于他们，习惯于拿一般汉族干部的尺子去衡量，不从有利于带领本民族前进的实际意义上去着想，以致对某些应该提拔的民族干部不敢大胆提拔，已经提拔起来的也不敢大胆使用，甚至不尊重某些行政负责干部的职权，形成包办代替，妄加干涉。这种思想和作风，大大妨害了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新生力量的成长。有不少同志的确是在辛辛苦苦地帮助各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有主观主义，而这种主观主义又是和大汉族主义有直接联系的。有的不研究民族的特点，不从具体情况出发，单凭“好心肠办事”，把自己的观点、作法强加于人。以商业工作为例，在民族地区不供应民族喜爱的服装，却运去一些四个口袋的制服去卖；甚至沿袭着汉族商人剥削少数民族的恶劣作风，不管对当地民族的发展有无好处。其他如文教卫生等工作，也有类似的事例。这种主观主义，往往看不到少数民族的要求，看不见本身工作中的缺点，经常盲目自满，过高地估计民族工作的成绩，强调统一性，忽视特殊性，结果是歪曲了党的民族政策，把好事办坏了。
过去几年的民族工作，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缺点和错误是不少的，对于这些，我们应该负主要责任。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主改革阶段，我们曾有过片面性的毛病；特别是对民主改革完成地区新的情况估计不足，大力帮助各民族发展经济与文化做得不够，工作上存在着一般化的毛病，采取的措施不够具体；也由于我们对上级反映情况不及时，致使某些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所有这些都是与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对我党的民族政策和我省的具体情况研究不够有关的。今后我们将努力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各民族的情况，以便把民族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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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老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作得更好
中共福建省委员会书记 江一真同志的发言
我现在谈一谈福建老根据地工作问题。福建老区有三百万人口，约占全省人口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为原来的中央苏区，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地区经过土地革命。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后，福建的党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在日益发展的全国革命形势的鼓舞下，紧密地团结和依靠群众，战胜了各种困难，坚持武装斗争到全国胜利。实现了老区人民“红旗不倒”、“坚持到天亮”的光荣愿望。福建老区人民在这二十多年的斗争中，遭受了敌人严重的摧残，仅闽西地区，直接死于敌人屠刀下的革命群众有九万人，数千个村庄化为废墟。反革命的残暴，给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多困难。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向南进军，福建老区人民像欢迎久别的亲人一样地迎接他们，到处是“你们回来了”的热情欢迎。以全部力量，来支援解放军解放福建、解放全国的斗争。解放后几年来，老区人民响应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号召，无论在对敌斗争中或是在生产建设中，都继续发扬了过去的光荣革命传统，积极地走在前头。在剿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斗争中，老区人民特别英勇、顽强、积极。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他们是有许多困难的，但他们都这样地互相勉励：“从前那样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现在这点困难算什么”。由于老区人民的努力，还由于新区群众的热情支援和国家从多方面的给以必要的扶助。现在，大部分老区的生产恢复了，数千个遭受敌人毁灭性摧残的村庄已重建起来，人口亦在逐年上升，群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都有了改善。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展开后，老区群众更加兴奋，许多从前参加过耕田队的老年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一起带头办社。现在老区合作化的程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几年来老区人民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许多老革命同志和积极分子，已大批的被提拔到各种领导工作岗位上来。此外，还根据条件，恢复了一些失去党关系的老党员的党籍。通过这些工作，巩固和加强了党与老区人民的团结，进一步发挥了老区人民的政治积极性。
从各方面帮助老革命根据地解决困难
现在，老区的各项建设事业，正和一般地区一起，逐步地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建设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满足老区人民多年来的期望。
但是，因老区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少数老基点村经济尚未恢复，群众生产、生活都还有一些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多种经济生产。老区大部是山区，土特产种类很多，发展土特产，是使老区人民增加收入的一个主要方面，今后要予以更多的注意。其次，要注意增加老区的劳力。这主要是继续加强老区的卫生事业的建设，逐渐消灭那些在山区流行的疾病，增强老区人民的体力。同时根据旧有习惯和自愿互利原则，组织平原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参加山区季节性的生产；组织平原地区剩余劳力，在自愿原则下向老区移民，以增加老区的劳力。再次，在经济方面，要继续从多方面来支援老区人民。省、专、县三级政府的经济和文教等部门，在经济文化建设中，要予老区以较多的支持；老区在恢复和发展土特产生产当中，还需要有较大的投资，国家可给以时间较长的贷款，加以扶助，并在收购价格上予以照顾；对少数经济尚未恢复的老基点村，国家继续给予帮助，使之迅速赶上一般老区；老区鳏、寡、孤、独的烈军属较多，今后一般仍须由国家予以长期救济，以免老区农业社的“五保”负担过重。此外，还可通过建立山区市场，逐渐改善山区交通运输条件，来促进新区与老区、平原与山区的物资交流，增加老区人民的收入。
加强了对老区工作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老区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在长期残酷斗争中保存下来的一批老党员和老积极分子，他们是我们建设老区可靠的骨干。但是，我们有些在老区工作的同志，片面地夸大老区的某些复杂性，而对老区群众的最基本的光荣革命传统估计不足。他们只把北上抗日和已经牺牲的老革命同志认作“硬骨头”（坚决革命），而把仍留在当地的老革命积极分子不加区别的一律看作是“软骨头”（动摇分子）或“坏骨头”（叛变分子）。这种错误态度，曾影响到对一些老革命同志的政治问题的正确处理，也影响到对老革命群众积极性的充分调动。针对上述问题，省委已加强了对老区工作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首先加强了对在老区工作的外地干部的教育，使他们认识老区在革命历史中的作用，懂得“饮水思源”的道理，从而提高认识，统一政策思想，确立依靠老区干部和群众建设老区的观念。第二，加强了对老革命同志的培养教育，继续选拔一批优秀分子参加当地县、区、乡的党政领导工作。同时根据老区的老革命同志和积极分子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的特点，制订长期规划，予以教育。第三，老区在长期斗争中，遗留下来的若干组织问题，还要根据积极慎重的方针，继续进行处理。对于那些一贯坚持斗争，解放后又积极工作的同志，过去因为某些客观原因失去组织关系的，恢复他们的党籍；至于老区个别组织不纯的现象，正分别具体情况进行整顿。
我们相信，我们依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紧紧地依靠老区群众，在进一步妥善处理上述问题之后，一定可以更充分地把老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老区建设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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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发展农业生产
中共甘肃省委员会第一书记 张仲良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三个报告。这些报告，全面地深刻地总结了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党领导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并向全党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任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范例。甘肃地区全体党员将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实现这些报告和大会将要作出的各项决议而奋斗。甘肃省各方面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甘肃解放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由于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全省政治、经济各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解放前，甘肃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互相仇杀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现在各民族之间已经建立了平等、团结的新关系。
解放前，甘肃的交通很不便利；现在公路已经四通八达，铁路已经通车一千四百多公里。
解放前，除玉门油矿外，没有别的大工业；现在已经探明有丰富的铁矿、铜矿、煤矿、稀有金属和其他矿藏，正在兰州、张掖、玉门、白银厂等地兴建着规模宏大的厂矿企业。
解放前，统治全省的是封建半封建经济；现在，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已经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经济不论在城市或农村都取得了巩固的领导地位。
解放前，粮食常不够吃，一九四九年总产量只有四十六亿斤；现在不但够吃，而且有了余粮，今年总产量将超过一百○三亿斤。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购买力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年上升了两倍多；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比解放前有了显著的发展。
在这些伟大的变化过程中，全省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已空前提高，各民族当地干部已大批生长起来，共产党员已由一万七千余人，发展到二十五万余人。我们党已在全省各族人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所有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良条件。
目前，在农村中主要的问题，是加强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继续发展农业生产，领导各族人民向自然进军，从自然手中夺取更多的自由，使农业发展与工业建设相适应，求得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高。
现在，我仅就甘肃地区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改变自然面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作如下发言：农业潜力很大，有着广阔发展前途
甘肃农业潜力很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全省总面积约八亿多亩，其中现有耕地七千多万亩，成片森林一千五百多万亩，两者仅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点七，大部地区尚待开发。全省很多地方可以植棉，河西与黄河沿岸地区能够开辟七百万亩棉田，所产棉花，质量好、产量高，敦煌去年全县平均亩产皮棉一百斤。很多地方可以植桑养蚕，特别是白龙江与西汉水流域更为适宜，成县今年春蚕每张蚕种出丝八斤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比全国平均定额超过半斤。很多地方，出产亚麻、大麻、药材和土特产，出产大批油籽和一定数量的木本油料。很多地方，可以发展水产和园艺作物。畜牧业也可以大量发展，其产值已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七多。粮食的每亩平均产量，今年虽只有一百七十七斤，但在三十多个县内已出现了若干亩产一千余斤的丰产田，这就说明，在十二年内把亩产量提高到四百到五百斤是可能的。所有这些潜力，只要能够充分加以发挥，将使我们到一九六七年的时候每年生产四百亿斤粮食，八百多万担皮棉，五十万担桑茧。这就可以给保证工业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
气候干燥，经常遭受旱灾威胁
虽然农业潜力很大，发展前途广阔，但是，现有耕地百分之七十八是旱地，现有丰富水利资源还没有充分利用。而且，地处西北高原，气候干燥，年雨量平均只有三百公厘左右，中部、西部还常在三百公厘以下，降雨期又多在秋季，因此，农业经常遭受旱灾威胁。随着工业建设的进展，工业用水将大量增加，仅靠现有水利就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全省水利资源，据估算地面水约有六百亿方，加上地下水和雨水，只要充分利用，就可以发展近七千万亩水浇地，并使工业用水得到解决。所以，如何把河水、雨水、地下水等一切水利资源都充分加以利用，就成为全省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四类地区
根据全省各个地区的自然特点和水的利用情况，大体可分为下列四类：
第一，河西、银川是大面积水利灌溉的地区，水浇地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这里雨量稀少，没有水利就没有农业。水源主要靠黄河水与祁连山雪水，需水时，水量不足，不用水时大量流失，渗漏、浪费非常严重。有大片荒地因无水利不能垦种，正在兴建的工厂、矿山亦需大量供水。今后要注意开源节流，蓄水排水，经济用水，洗碱排碱，防止土地盐碛化。
第二，白龙江、西汉水流域，雨量充足、水源旺盛，而且水源多在山上。山上气温较低，雨量较多，河川气温较高，雨量较少。因此有“雨涝成川，天旱成山，不涝不旱成半山”的说法。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在山上排水蓄水，引灌川地与半山梯田，改变山顶、山腰与平川水的自然矛盾状况。
第三，东南部地区，多为丘陵与高原，耕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为旱地，水土流失严重，雨量虽然一般够用，但雨水多在秋季。这里变山地为梯田、变旱地为水地之后，不仅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稳定土地产量，而且可以提高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到一百，因此，开展水土保持，实行梯田灌溉与高扬程提水灌溉就特别重要。
第四，中部干旱地区，雨量稀少，水源不足，水土流失严重，经常遭受干旱威胁。这里主要问题是水源不足、地下水位低。因此，河水、雨水、地下水凡是可以利用的都要利用。在河流两岸，要发展引水、提水灌溉，推广高扬程提水工具。有地下水源的地方，要挖泉、打井，并要推广打深井、打台级井。没有河水也没有地下水源的地方，要推广引洪、蓄洪灌溉和铺砂田以保墒抗旱。
发挥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
对于上述这些潜力和特点，我们是逐渐由不认识到认识，由认识不清楚到认识较清楚的，而且这个认识过程，是先进思想克服落后思想，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斗争过程。本来，自然界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对于人们来说，它既有有利的方面，也就有为害的方面，只要人们能够掌握自然的规律，改变自然的面貌，那么好与坏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甘肃有光山秃岭，雨量不足等困难的一方面，但也有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等有利的一方面，认识它的特点，掌握它的规律，就可以充分发挥有利方面，克服不利方面。然而，我们不少同志总是强调困难方面，忽视有利方面，只看见山上缺树缺草，沟坡冲刷，雨量不足，缺水灌溉等不利的自然现象。其实，只要在山上挖好水平沟，培起地边埂，打起拦洪坝，就可以育草植树，引洪灌溉，变有害为有利。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这条马克思主义原则，我们许多同志都会背诵的；但是当面对着甘肃这样一个具体情况时，却不能把这个理论与实际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甚至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事实上，经过几年来一系列的艰苦工作，已经取得了成绩和经验，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去冬今春扩大了水浇地五百余万亩，控制了水土流失面积一万四千余平方公里。全省五百五十个干旱乡中的一百○三个，基本上摆脱了干旱威胁。拿榆中县高崖乡来说，一九五三年全乡平均三人只有一分水地，百分之八十的农户缺粮，现在，每人已有近一亩水浇地，户户有了余粮。这些生动的事实，使我们对认识和改变甘肃的自然面貌，增强了信心。但是，有些人却产生了另一种思想，认为改造自然是轻而易举的工作，忽视了它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企图把十二年的事情在几年内去完成。这种急躁情绪与消极等待思想，同样都是片面的，主观主义的，都需要加以克服。
依靠群众力量改变自然面貌
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改变自然面貌，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民的力量和智慧，那是不能想像的。因此，我们必须依靠群众，群众是力量的源泉，他们在与自然长期斗争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例如：清朝嘉庆年间，在大旱情况下，有人从鼠洞口沙堆上发现了生长茂盛的麦子，意识到铺砂可以抗旱，于是创造了铺砂田的办法。经科学家研究这种砂田，渗透率大，蒸发量小，有抗热、保墒、保温、压碱等好处，比同样土地产量高一至三倍，成熟期早十天到半月，深受群众欢迎，直到现在还是干旱地区群众和干旱作斗争的一种有效办法。解放后，河西群众和干部，为了克服渠道渗漏，创造了用卵石补砌渠道。这种卵石补砌的渠道，经过流水中的细沙、小石冲灌和水的渗压作用，日久便自行硬化，有很强的抗冲、抗冻和防漏作用。同时，工程技术简单，可以就地取材，工程造价比用沥青和洋灰要低数倍至十倍。类似事例，还很不少。对这些来自群众中的宝贵经验，只要我们能够经常注意把它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经过实践，再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就可以使我们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取得不断的胜利。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就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当然，依靠群众，必须与爱护群众力量、保持群众积极性相结合，必须使群众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要求过急、任务过大、只顾长远利益不照顾目前利益的作法，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今年春季我们给下边分配的水利、水土保持任务有些过大、过急，下面又层层追加，以致在某些地方曾发生过相当严重的强迫命令和放松农副业生产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记取的教训。
必须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兴修水利、改变自然面貌，是需要各方面紧密结合的综合性工作。因此，必须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在具体措施中必须注意，上下游用水相结合，工农业用水相结合，大中小工程相结合，蓄水排水相结合，水土保持与水利工程相结合。如果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各自为政、零敲碎打就会造成因小失大、顾此失彼的恶果。
几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给我们的指导和各方面的支持鼓励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觉得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甘肃去的少了一些，对甘肃具体情况还了解不够。因此，在解决某些具体问题时，就难免有些处理不当，和不够及时的现象。今后除了我们要及时系统地反映情况外，请中央有关部门也能给我们更多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