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读诗有感
吴戈
清人郑燮、即以书画知名的郑板桥先生早年曾作村塾老师，赋过一首打油诗云：
“教书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寒清闲客，无枷无锁自在囚，课繁子弟偏懒惰，功少东家结冤仇，从今改过神龛子，天地君亲大牯牛。”
这真是说尽作教师的人的苍凉心境。在旧社会，讲究“学而优则仕”，而教书，是被看作读书人的末路的；不惟傍人门户度着时有冻馁之虞的岁月，在“课繁”和“功少”的问题上，其苦况也与旧日的新嫁娘相同，起来早了得罪丈夫，起来迟了得罪公婆。郑板桥主张改神龛子，以大牯牛代替师位，正在于控诉社会的不平，愤怒地鞭挞“上流”人，兼寓“舍己为人，凄苦自甘”之意，后人不察，说他老先生也瞧不起教书匠，非也。
以牛来喻人的忠实勤苦，劳怨不辞，是有书可考的。古之君子每于受人之托时说道：“仆敢不效牛马以供驱驰”，名为自卑，实则自矜，表示勇于任事；鲁迅的诗：“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也可为板桥先生的“牛”作证。然而现在某些干部，虽不全都读过板桥的诗，确确实实还在把教师当“下流”人看待，有的已经由轻视这项职业发展到公开侮慢教师的地步了，如“教师不算干部”就是一例；上海市房管局的干部回答要求调配房屋的小学教师说：“房子就是有空也轮不着你们小学教师”，又是一例（见人民日报载）。我们这里还有区乡干部随便叫小学教师送开会通知；开大会叫小学教师造饭；停课拉小学教师帮填表格，熬几天几夜；甚至不准小学教师穿干部服的事都发生过。就举最近的事吧。工资改革条例公布，有些干部不禁大吃一惊说：“小学教师工资增长指标达百分之三十几，干部才百分之十几，像话么！”说这种话的人，未必不懂“按劳取酬”的原则，早也应该知道小学教师工资一向是偏低的。干部坐办公室、出差、草拟公文总结之类，是劳动，很辛苦；教师上讲台、改作业、备课，是劳动，也很辛苦；干部要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老师教人，也要以身教，都是各有千秋的，其所以被“百分之三十几”所激怒（或者说不满），莫非真的拿教师当大牯牛用！
难怪每年师范招生，报考者总不踊跃，虽经有关方面一再动员，还有人似通非通，个别学生竟还说出这种话来：“宁可回家放牛！”学生是先生教出来的，揆诸常理，文章道德，总先推崇先生的好，而徒弟却又憎恶师傅的职业，青年人此种矛盾心理的形成，难道和某些人所制造的“社会风气”无关？
我们国家从来就是重视教育事业的，其他措施不谈，单就小学教师工资增长指标达“百分之三十几”这一点看，……又未尝不是对歧视教师职业的人的一种有力纠正，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第8版()
专栏：
雨
黄清江
一天的雨。
早上还没有起身，但听见雨点像撤豆似的滴滴拉拉响起来，随后，屋檐口一片水声。朝东的窗户，风冲击着，喷进一窗细碎的雨沫。
中午满天愁云，无声的雨，绵绵密密。有时雨如同麻线一样细，不看时仿佛不在下了，细看时却还在下……
黄昏时分，风急雨斜，柳树的腰杆禁不住俯仰低弯，丝条像一头水洗过的乱发一样摆动。
有些六、七岁的孩子，一大早就在场上玩水。嘻皮笑脸地对过路人看着。后来，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从地里回来了，赤着脚，一裤子水，捧着几条鳝鱼篓子。他们走到有喜的家里，在天井当中，放了一只大水盆，把鳝鱼篓子的一头打开，扯出来一包荷叶做成的塞头，往下一倒，一条鳝鱼滑进水盆里了，于是水盆里一阵混乱。接着，又是一条，一条，……。大小孩子都围过来看，快活地跳跃着。最后一条鳝鱼倒进水盆，有喜把一片芦席朝水盆上一盖，回过头来指着一个鼻子上淌水的孩子说：“看你呀，淋得像水鸭子！”旁边一个孩子抬头望望天，雨点不停地打在他们身上。仿佛谁也不觉得自己是在雨中似的。孩子们从来不曾厌烦过雨天，那怕是最沉闷的雨天，他们仍然无处不是欢乐呀！
有喜家隔壁出现一个年青的女教师。她在大门边望了望天色，沉默一回，穿起一双已经涂满了烂泥巴的胶鞋。房东老太在旁边说：
“路上烂泥，我们送你去吧。”
她微笑地摇摇头。
“给你点什么东西拄拄脚。”
老太拿给她一根竹子，不短不长，齐她的眉梢。
“嗯，一根江南的竹子”她出声地一笑，而且显露出江南人的口音。
“你不记得吗？”老太又说：“你头年到我们乡里，烂泥路上连跌了两跤呀！”
“那是才到乡下呀！”她的脸一红。但并不拿起那根竹子，就匆匆地冒着急雨走了。
一下午不见有人过庄，直到后来，才见一个花白胡子的老人，披着一件湿淋淋的旧雨衣，走到这里来歇脚。原来他是乡邮站的朱顺爹。
“这天气，到那家送信呀？”老太问。
“会计家里。”
“还往那里走呀！”
“九里庄、外木桥、曹家渡……还有个红庙子呢，奶奶。”
“这路难走呀！”
“走是也走惯了的。”老爹摸了摸胡子，然后埋怨老天说：“望它下，不下，不望它下，偏下呀！”
一股风带着斜雨扑到门前。“不早啦！”老爹摸了摸信袋，一股劲冲进雨里去了。
怎能说雨天没有人厌烦它呢，给送信人的阻难，真是不愉快的雨，讨厌的雨！
近黄昏，社长回来了。额头上雨水淋淋，青布褂裤上都溅满了泥花，走到门背后，把手里那柄大锹搁在一边。
每一个这样的雨天，社长总是要在各个耕作区巡回一转。
有喜妈拿出了晚饭菜来。说：
“地里怎样？”
“上节田都放水了，夜里还要去望望。”
他沉默地在那里想些什么了。每一天的早上他都是兴奋地出去，每一天的夜晚他都带着心事默想。我不知道，倒底他是晴天多心事呢？还是雨天多心事？
随后，掌灯火、闭门户，密雨随着暮色同时降临，织成一张无底的黑色的大网笼罩着周围。……
第8版()
专栏：
国画家的劳动值多少钱
于非闇
自从周总理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以后，国画家们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国画”也将进入新的阶段。北京一部分还没有得到工作岗位的国画家们，也有了一些工作可作，那就是画竹帘和书签。这是由美术服务部和文化用品公司通过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组织画家们绘制的。每个书签的代价，平均是七分钱。
竹帘是四川的特产，它的尺寸，不算四边，光论画心，最大的是宽一尺六寸，长六尺，最小的是宽一尺，长二尺。要首都的国画家在上面画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民族形式”的绘画，并且要签名盖章。最大的竹帘，给画家的“笔润”是每件一元二角。在这以下到最小的竹帘，每件“笔润”全是一元。最大的竹帘，每位画家每天只能画成一件到两件，最小的也只能画成三件。但画家们认为画竹帘总比画小小的书签要痛快些，还可以给国家多换回一些外汇。签名盖章，就签名盖章吧。但是，画竹帘并不是经常有的，生活要紧，还是要画书签。
上月国际书店通过美术服务部定画两千个所谓“高级的”国画书签，每个书签，画家可以得到一角五分。画家们兢兢业业地如期完成了，但现在认为不合民族风格被“休回来”的倒有八百余个。这八百余个书签，在我们看来，不但都是富有民族风格的，而且，还有很多是相当好的作品。不知道被认为合乎“民族风格”而收留的一千二百来个是被用什么样更高的标尺衡量的？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将要成立中国画院的所谓“国画喜讯”尚有待于统筹，所谓“国画生产社”，还在筹备。首都没有工作岗位、没有经常和固定收入的国画家们，日夜赶着画出四十、五十个“民族形式”的书签，本来也可以解决一两天的生活，但又往往被认为“不合民族风格”，退了回来。到底什么叫做“民族形式”？“民族形式”到底值几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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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留念
——在汽车城
丁耶在欢腾的人海里，我看到了你呀——卢耶夫略夫专家的笑容。你在忙碌着哇！一边鼓掌欢呼，一边想用你那“莫斯科人”像机，把我们这群刚坐上汽车的人，摄入影中。你那保存了好久好久的银质纪念品，已不再闪耀在你的胸前，可是，谁能忘记它呢，在一次急需银焊的试验里，你背着我们，将它溶化了浇注在我们的汽车中……听说你要回莫斯科了，你来时，这里是一片荒地；你去时，这里是万人欢腾；你在兴奋地忙碌着哇，为拍摄一张临别留影。啊，卢耶夫略夫同志，我们多少只眼睛在望着你哪，你那健壮的身影，你那友谊的笑容，你那银质纪念品……都已深深地摄入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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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
郑君里
有人认为“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古老的“琵琶记”的翻版——张忠良是现代衣冠的蔡伯喈，素芬是赵五娘，丽珍、文艳是牛氏，骂子的老母是张广才的化身。从情节上看，可能造成这种印象，但我确实记得，在楚生写作剧本时，我们从未想起“琵琶记”。我们的注意力毋宁是被当时相当普遍的一些社会悲剧所吸引——有些人丢下了妻子在上海（被称作“沦陷夫人”），到内地“参加抗战”又重婚（“抗战夫人”），胜利后“衣锦荣归”，又“接收”了新宠（“接收夫人”——剧中何文艳原称“接收夫人”，国民党检查机关认为太刺激，强改为“秘密夫人”）。这个“情节”包含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戏剧性。我们曾经依照它来规划出剧情的轮廓。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个情节的本身，而是想揭发埋藏在它底下的社会矛盾。
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间，我个人是比较同意以下的一个看法：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张忠良为引线，或者说是以张忠良一家的分聚离合为媒介，来表达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对立；来反映这一次战争中所发生的最坏的现象：享乐的永久在享乐；吃苦的永久在吃苦。战争的果实被窃取了，人民依旧在水深火热中。这样，‘一江春水向东流’绝不能看成是俗套的负情故事，……它正包含着今日生活苦痛的根源，承荷着时代的冤屈和悲苦。这里对比的，不是张忠良和素芬；而是王丽珍的一群与素芬、老母亲的一群。在这里，我见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实意义，它是这片子的主题。”（见“时代日报”念英作“评一江春水向东流”）
批评家们对于影片以素芬自杀——好人被害、恶人胜利为结局，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一部分人认为影片的处理是对的，因为“现社会的矛盾不能在现社会内解决，问题不在于个别的罪魁祸首，而在于产生罪恶的社会基础。杀了一个屠夫，就算解决了善恶的斗争吗？你看，还有万千屠夫！就算庞浩公王丽珍们失败了，但他们，整个荒淫无耻的阶级却依旧存在，依旧在饮酒和欣笑。就算素芬得救，但她，他们被逼害的阶级仍旧在受苦和遭难……目前强大、占上风的，我们已看到它正在衰亡、下降；目前弱小、被损害的，我们看到它正在生长、上升。”（见“时代日报”周修睦“论两部影片的结局”）也有人认为“素芬的自杀可以促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了黑暗势力的狰狞，使我们更懂得憎恨和复仇！”（见南昌“中国新报”上“一江春水向东流座谈会结论”）这些意见多少接近我们当时的想法。
但影片的结局毕竟太惨了，它激发起仇恨，也可能引起丧沮消沉。我们虽然通过素芬的口，提示过抗儿应该走张忠民的道路，但几句单薄的话究竟抵不过血淋淋的惨剧。观众在情绪上感到不满足，当时有一位外国观众Y．S．格力葛曾写信给我们：
“容我冒昧陈述一点意见，你们忽略一个要点：就是一部电影不仅要揭发真理，同时还得尽量明白地指出一条打破困难的路。这张片子不能以素芬自杀为结局，而应该写她去乡间跟叔叔一起过活，去做有利的工作。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免一些过多而没有艺术价值的哭泣，另一方面又可以给千百万与素芬相似的中国妇女们一股勇气。”
这位热心的外国观众的意见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很值得我们重视。特别在全国解放之后，千千万万与素芬同道的人们都挣脱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勇敢地站了起来，我们更加感到原来的处理（在当时当地虽曾发生一定的作用），不能满足当前广大观众的愿望。我们一度打算过改摄结局——写素芬带着抗儿和老母坐船回乡（游击区），在怒涛滚滚的大江中扬帆东去……，后来考虑到在全剧中，类似的缺点不止一处，只加局部的缝补修改反而容易弄到不伦不类。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创作仍以保存其本来面目为宜，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
作为作者之一；当我听到旧作有再版发行的机会，是高兴的，一待看到影片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点（虽然明知现在不必为这些历史问题背包袱）也不太轻松。姑且把自己前前后后的一些看法和盘托出（本片主要作者蔡楚生同志目前出国未回，以上所写的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敬候同志们的指正。
（续完）
第8版()
专栏：
无锡太湖之滨 （国画） 黎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