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赖若愚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同志所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同志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党章草案。现在，我想就工会工作发表一些意见。
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再也不是被压迫、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而是执政的阶级了。随着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工会的任务和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努力发展生产，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几年以来，广大的职工群众以国家主人翁的负责态度对待了这个伟大的事业，高度地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的基本因素。在这中间，工会做了许多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可是，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工会独特的任务，而是所有党的组织、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那么在实现这个共同任务的斗争中，工会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会的作用，就在于联合和团结全体工人阶级，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并且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影响、教育广大的职工群众，使广大群众和自己的先锋队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日益提高的基础上，发扬中国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的传统，以创造性的劳动和负责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样的工会，才称得起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目前，我们的工会是不是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呢？我想可以这样说：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这样的作用，可是从工会的领导方面来说，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系统地总结起来，因而究竟如何发挥工会的作用，在工会工作者的思想上还不是很明确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迅速地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正在不断地扩大，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工会的作用。因此，根据这几年的实际经验，从思想上弄明白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联系群众是工会作好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条件。工会只有联系了群众，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脱离了群众，它就什么积极作用也不会有。
那么，工会怎样才能联系了群众呢？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认真地关怀和保护职工群众的利益。
有人以为当工人阶级执掌了政权以后，整个国家是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因而工会已经丧失了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作用。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种看法之所以不对，不仅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最后地消灭阶级，而且还由于在我们的阵营中，必不可免地会长期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倾向，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既然如此，那么，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当然还有可能遭到官僚主义者的侵害。
所以问题不是工会要不要保护职工群众的利益，而是如何保护。
工会怎样保护职工群众的利益
既要教育职工发扬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的传统，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要无微不至地关心职工生活，改进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
在解放以前，保护什么，反对什么，界限是容易划清的。解放以后，在私营企业里，这种界限也比较清楚，可是在工人阶级自己掌握的企业里，问题就比较复杂。而这里所要讲的问题，正是社会主义企业里的问题。在这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是对每一个个别职工来说，又都是被领导者；在这里，劳动成果是由工人阶级来掌握的，可是对每个个别职工来说，他所得到的又只是一定数额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利益是主要的，应当保护的？什么利益是暂时应当放弃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容易分辨的。在这里，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国家利益和职工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
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利益和职工群众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忽视了这种一致性，而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那就一定要犯错误。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失调是常有的现象，这就是说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同样要在实际工作中犯错误。党的方针是把两方面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从工会组织来说，我们既要教育职工群众正确地对待国家利益，又要组织职工群众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这样才能有效地联系群众，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具体地反映在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上面。
发展生产，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根本利益。只有发展了生产，才有可能改善生活。因此，工会组织必须环绕着这一中心任务，来展开自己的活动。工会组织必须为高度的劳动生产率而努力，为技术进步而努力。可是发展生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必须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鼓舞群众的劳动热情。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这种关系，必须突出地体现在社会主义竞赛当中。工会组织必须通过社会主义竞赛，教育职工群众发扬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的传统，不断地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学习和掌握新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是在开展竞赛的同时，又必须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的生活，努力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工会组织要协同行政方面做出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全面规划，或者订立集体合同，定期检查，坚决贯彻。离开发展生产而侈谈改善生活，是一种经济主义倾向；反之，不顾群众生活而只顾生产，是一种官僚主义倾向。两者都是错误的。
解放初期的几年当中，在工会工作的领导思想上，曾经发生过经济主义的错误。可是在反对经济主义之后，却又犯了另一种错误，即注意了发展生产，而忽视了改善生活，以致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四川有一个工人每月只交一半会费，他说什么时候工会管了生活，他才交另外一半。这个来自群众的批评是有深刻意义的。我想同志们一定知道，我们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不过在这里我想顺便指出一点，即当目前着重在反对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的时候，有人认为过去反对经济主义是反错了，或者认为我们再不会发生经济主义的错误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经济主义是应当反对的。而且，经济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样都有深厚的社会根源，两种倾向在工会工作中都会长期有所反映，都必须时刻加以注意。
工会组织必须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具体地说，就是要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不被违反，因为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是全面地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这是一。第二、要及时地了解并且解决群众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发生的问题，努力改善群众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第三、要支持群众的正确的建议和批评，使这些建议不受压制，这些批评不受打击，而且受到尊重。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群众与领导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工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
在社会主义企业里，企业行政和工会组织的根本任务是一致的，这就是完成国家计划。决不可以认为行政仅仅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工会仅仅是代表职工个人利益的。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可是由于工会和行政工作性质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也常常有所不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差别或矛盾也是不对的。
在社会主义的近代化的企业里，必须建立足以统一千万人意志和行动的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工会组织有责任教育职工群众维护并且巩固这种制度和纪律。可是绝不能忘记：社会主义企业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是依靠职工群众来办好企业的。它的计划是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它的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的基础上的；它的劳动纪律不是靠惩办而是靠群众的自觉来维持的。
发挥职工群众监督作用的主要方法
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吸引职工群众参加生产管理，开展群众性的批评，发挥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的作用。
几年以来，全国各地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先进的企业。在这些企业里，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密切结合着的，生产领导者和生产者是亲密合作的。
可是也有这样一些经济领导机关和企业领导者，他们往往只是注意如何完成生产计划，而不考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们迷信行政权力，而看不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生产中的作用；他们往往以粗暴的惩办主义的办法来对待群众，而不注意倾听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诸如此类的情形，并不是个别的。
防止和纠正这种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群众监督。我们必须像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放手发动职工群众，对我们的国家机关、经济和文化机关展开批评，加强监督，以克服我们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病害。工会组织必须充分发挥这种群众监督的作用。
有些同志不赞成群众监督，他们认为群众监督会妨碍行政权力。是的，群众监督一定要妨碍一些不适当的所谓行政权力，可是并不会妨碍正当的行政权力。这种监督其实是对行政的最大帮助，因为企业行政可以运用这种监督，来及时地发现和消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群众监督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吸引群众参加生产管理，开展群众性的批评。群众的最主要的讲台就是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会议。现在这个讲台一般都变成了干部的讲台，那就失掉了它的意义。这种情形应当加以改变。同时，工会的各种组织也应当成为群众讲话的地方。工会应当通过自己的各种组织中的积极分子，来了解企业的各方面的工作状况，并且向企业行政方面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企业行政应当倾听群众的意见，考虑群众的建议，并且作出负责的答复。通过群众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活动，可以有效地培植群众管理经济的能力，提高他们的主人翁的责任感，改进企业管理工作，导致生产的迅速发展。
现在，工会组织还没有普遍地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群众监督还是非常薄弱的。为什么呢？除了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持，工会干部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顾虑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会本身存在着官僚主义。
工会必须是具有充分民主精神的组织。在任何情况下，工会的基本工作方法都应当是说服、教育、吸引、诱导，而不能是命令主义。许多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贯彻了这样的工作方法，可是命令主义现象也还是很严重的，甚至连“说服”、“教育”、“吸引”、“诱导”也变成一种命令主义的形式。例如：“打通思想”，这是一种说服教育的工作，这是一切工作都必需的，因为如果群众思想不通，就谈不上群众的自觉自愿，没有群众的自觉自愿，就什么事都办不好。可是打通思想也可以是我打你通，不通不行，如果不通，就是“落后分子”。
为什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命令主义很严重呢？最主要的是因为在我们的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加以我们执掌着政权，我们能够发号施令，这就很容易忽略自下而上的工作。工会的许多工作是自上而下地贯彻党和政府的指示、决定，向群众发出各式各样的号召，而自下而上地了解、反映、集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却是很不够的。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是必要的，可是对工会来说，自下而上的工作更为重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应当结合起来。如果不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那么在党和政府从上边做出决定的时候，工会就不能从群众的角度来提供意见，使这些决定更全面、更正确一些；同时，在党和政府做出决定之后，工会也不能切实地贯彻这些决定。我们已经习惯于片面地从上边看问题，我们和群众之间隔了许多层，如果不特别注意深入群众，那将是很危险的。
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工作结合起来，这是有关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应当体现在工会的组织制度方面。工会必须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定期召开职工代表会议、工会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工会的领导机关必须改进领导作风，减少一些文牍，精简一些会议，认真地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工会不应当有过多的专职干部，而应当有大批大批的积极分子。
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工人阶级执掌政权以后，工会就会有许多权利，而且它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并且执行国家机关的某些职务，如：制定工资标准、规定劳动定额、办理劳动保险事业、监督生产中的安全卫生状况等等。工会的这种机能有日益增强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不是正常的呢？我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工会所面对着的根本任务，是高度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在这个斗争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主要障碍，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职工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不能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资本家那样——采取对抗的行动，而是要采取群众监督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种情形，就要求工会具有参与劳动立法和监督它的实施的法定权利。
当然，一个具有这样权利的工会组织，是更容易滋长官僚主义的。所以工会必须在党和群众严格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
应当在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下积极展开工会的独立活动
党必须加强对工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工会是不可能正确地发挥它的作用的。几年来，工会是在各级党委的关怀和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党对工会的领导，已经逐步地加强起来了。因而它有可能及时地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能否认，党的某些组织，由于对工会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甚至认为工会是可有可无的组织，所以对它或者是放任不管，不给以具体指导和支持；或者是包办代替，不作为一个组织来运用它。这两种偏向都会削弱工会的作用，妨碍党和群众的联系。
我们要求党的各级组织经常给工会组织以指导和帮助。工会组织中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必须严格地执行党的指示，在党的监督下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职工群众吸引在党的周围，接受党的影响。可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必须积极开展自己的独立活动。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应当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工会的一切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都必须根据党的指示来决定，而工会的各种具体活动，却必须根据群众自己的意见、习惯、爱好……来进行。工会的这种活动，正是保障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所必要的。因为通过这种活动，党的指示才能成为群众自己的行动。如果工会削弱了自己的独立活动，也就不能通过它来把群众吸引到党的周围。
工会各级组织，应当广泛地开展自己的活动，及时地、深入地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及时地向党提出必要的建议；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展开自己的活动。
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目前工会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一定能够得到克服，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会的作用一定可以大大地增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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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李立三同志的发言
党在纠正党员的错误方面所采取的“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是一切错误的根源——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毒害——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只有不“讳疾忌医”，老实检查自己的错误，提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才能改正错误。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又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是由于我们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在不断克服“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斗争中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在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斗争中确立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能够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个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央始终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正如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中所说：“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为此，“党中央曾经在遵义会议的七年以后，在全党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著名的‘整风运动’，组织全党干部在这个运动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展开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对于任何由于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坚决地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
我从自己所犯错误的教训中，深深体会到我们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和伟大。大家知道，我是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错误的负责人，并且是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参加者。党的六次大会明确批判了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出了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党内最主要的危险，为什么我在六次大会以后不久又重犯这些错误，并把它发展到更加严重的地步呢？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虽然口头上承认了盲动主义错误，但是，没有进行任何思想清算，只是否定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的表现，并没有而且也不懂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深刻地分析错误的本质和思想根源，因而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和由此而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没有丝毫改变。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遇到了革命环境好转的时候，就又一次暴发为更厉害的“革命”的狂热病。同时，那种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思想也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这种猖狂的主观主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单凭一时狂热，把主观的幻想当成现实，毫不思前顾后，毫不谦虚谨慎，就任意发号施令起来。回想当时那种盲目莽撞的拚命主义作法，不管情况如何，不问条件怎样，在敌人白色恐怖统治最强固的城市中，不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去一点一滴地积聚革命力量，反而不断号召罢工、示威，不断组织暴动；在农村中不用全部力量去开展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斗争、游击战争，逐步建立革命根据地，反而命令当时还很幼小的革命军队不断进攻中心城市；并且在一次一次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还不懂得回头，还要拚命地硬干下去，使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主观主义的病毒，竟把人弄得愚蠢到这样不可想像的地步。
这种猖狂的主观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就成为强烈的宗派主义，不仅不能用冷静的头脑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且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任意扣上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帽子，加以排斥打击，造成了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甚至使一些优秀干部因此遭受牺牲。例如，恽代英同志的牺牲，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感觉非常痛心。恽代英同志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因为他几次表示不同意当时这种冒险主义的作法，便给他扣上了调和主义思想的帽子，把他调出中央机关，派他作沪东区委书记。他当时是敌人搜捕对象之一，既不熟悉沪东情况，眼睛又非常近视，在巡捕抄把子的时候，被抓住入狱，后来被叛徒告密牺牲了。这表明这种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的作法，不仅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造成了对革命的犯罪行为。
我这里只是想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立三路线时期那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发展的毒害，不来详细叙述立三路线时期许许多多在事实上危害革命的作法，也不来说明立三路线那种荒谬绝伦的所谓“观点”、“理论”，因为这是许多同志所熟悉的。至于立三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问题，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次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非常明确的分析和批判，我完全同意和拥护这个决议。这是一个总结我党历史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有重大贡献的文件，这是延安整风这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运动的结晶。我没有能够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至今还不敢说对于这个文件有了真正深刻的了解和体会，还需要好好学习。
我在一九三○年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开始承认了当时所认识到的错误，并且的确当时就下了决心要改正错误。可是，在差不多过了二十年以后，在一九五○年全国总工会工作中又重犯了主观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这里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长时期中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刻苦的思想清算工作。虽然也看过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却不会联系自己的错误、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来加以思考，因而在思想认识上并没有提高一步。但是，我应当说，在王明路线时期，那种恶劣的宗派主义和家长制，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味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不仅不能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来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且使这些同志经常感到精神上的压迫，简直舒不过气来。更不用说，在王明路线那种“比立三路线的 ‘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情况下，当然无法帮助我来清算立三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了。我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我在这种情况下，又暴露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弱点——软弱性。我当时对王明同志的不少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是不同意的，虽然没有走到对他完全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地步，但是也表现了甚至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也不敢坚决抗争来维护党的利益的严重弱点。
往后几年，经过更大困难之后，在一九四五年底，忽然接到通知说，我当选做了中央委员。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事情，当然给了我莫大的振奋，但是，完全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回到哈尔滨以后，我才初次读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次读到延安整风文件，初次读到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对于我这个离开中国革命实际斗争十五年之久的人来说，这真正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我这时才第一次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个术语，才知道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原则创造了并规定了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整套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才知道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原则如何深刻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毒害，并且规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一整套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方针路线。特别是当我听见说延安审干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九条方针”以后，拿来和我自己经过的事情一比较，使我深刻感觉到在革命运动的巨潮中掌舵人的作用何等重要，领袖的作用何等重要。所有这一切，对于同志们来说，都是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了的；对于我来说，就好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只觉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是，究竟美的意义，美的道理怎样，一下子是无法深刻体会的。所以像我这样一个党员，按党龄来说，可以说是“老资格”了， 但是就革命的思想、知识和经验说，实在幼稚得很。当我读过这些文件和著作以后，知道了我犯错误的根本毛病是主观主义。当时也就下了决心要根绝这个毛病，要努力学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进行工作。但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思想方法这个怪物，毕竟不是那一个人赌咒发誓根绝它就可以清除得了的，也不是那一个人下一道禁令，或者画一道符籙，可以驱除得了的。当你还没有请到良医给你注射足够的抗毒素的时候，当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足够的程度的时候，这种主观主义的毛病一遇到适当的条件，又会重新发作起来。
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中犯的错误，正是这种主观主义毛病的重新发作。我不能不感谢党给我施了一次良好的手术。当中央发现了我的错误的时候，就进行了及时的揭发，尖锐的批评，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高度上来揭发错误的实质，批判错误的危害性，这样大喝一声：“你有病呀”，才帮助我能够较快地觉悟过来，没有陷入到更深的病魔中去。更重要的，正是由于这样，就使全党同志都了解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提高了认识，坚决与错误的影响作斗争，就比较容易地制止了错误影响的发展，使党的事业没有受到更多的危害。在我检查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及检讨了错误以后，中央和许多负责同志，又像医生护理病人一样地关怀我，并给我以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我所接触的许多同志，不但不对我歧视，而且给我以不少的同志的帮助、安慰和鼓励。我是深深感到了这种同志的温暖的。这样的关怀和温暖，正好像病后补药一样，使我能够较快一些恢复健康和工作能力。我的这次错误，使我补上了延安整风的一课，对我是非常有益的。后来在一九五四年七届四中全会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我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但是，我决不敢说，我的病根已经完全?掉了，更不敢说已经完全改正了错误，以后不会再犯错误了，如果自己不警惕，不谦虚谨慎，不兢兢业业地努力学习，不切实抛弃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的习气，真正学会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如果没有党的经常的监督和教育，是完全可能重犯错误的。因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真好像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同志们对我的今后工作随时给以严格的监督和更多的帮助。我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得到了一点起码的认识，就是如果不老实检查自己的错误，便会成为思想包袱，便有可能陷入到更大更深的错误中去。同时，我在犯过了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在犯了几次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我愿意在党的教导下，在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向群众学习，克服自己长期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弱点，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求得终于能够在实践中，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深深体会到我们党在纠正党内错误问题上所采用的从施手术到病后的适当护理这一整套“治病救人”的办法，使我们党既能不断克服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又能及时挽救犯错误的同志（如果犯错误的同志不“讳疾忌医”的话），既能不断克服内部矛盾，又能不损害党的团结，并且更加增强了党的团结，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同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同志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我相信，贯彻执行开幕词和报告中提出的方针、路线和作法，我们党必能更好地团结自己的队伍，团结工人阶级，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完成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