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团长卡达尔同志致词敬爱的代表大会代表们!亲爱的同志们!
请允许我代表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以兄弟的祝贺。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十年来获得的伟大成就,使匈牙利人民感到非常兴奋。三年来中国工业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已经参加了合作社,同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切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和赞扬。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贯地和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条件,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许多成绩,给其他国家和匈牙利的共产党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对于这一切非常重视。
匈牙利人民也希望,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能够早日回到伟大中国的怀抱里,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早日在联合国取得合法的地位。
匈牙利劳动人民非常热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设新生活的过程中,对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使我们内心充满愉快的是,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友好关系,在最近几年中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以朱德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及其他中国同志到我国的访问,和中国艺术团在我国的访问演出,就是这种兄弟合作的突出事件。匈牙利人民用出自内心的真挚的感情欢迎了中国客人,因为这样的访问能够大大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相互间的良好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我们重要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匈牙利在各方面的联系。
亲爱的同志们!匈牙利人民在自己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中国和兄弟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下,并由于运用了它们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业已经克服了战争给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工业的生产已比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二倍半,并且在年年向前发展。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也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农业的社会主义成份,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我国的文化革命,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为我们在科学、文艺和体育运动方面所获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吸取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教训,并根据这些教训检查了自己的工作。为了消除个人崇拜的有害现象,为了巩固集体领导,为了加强党内民主,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七月会议上作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法制,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在这种基础上,党内团结、党同劳动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党和人民同各友好国家一起,正在满怀信心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我们向中国同志们保证,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对于各兄弟党,对于由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阵营,对于为和平、自由、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永远是可靠的盟友和战友。
亲爱的同志们!请允许我宣读我们代表团带来的贺词:
“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代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的祝贺。
中国共产党领导英勇的中国人民,争取到了祖国的独立,顺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争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匈牙利人民的深刻的同情和热爱。人民中国在经济、文化和国家生活方面获得的伟大成就,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生活中起着卓越的作用。中国的和平政策促进了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巩固。
亲爱的同志们!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斗争,来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加强中国全体人民的团结,完成自己的国民经济计划,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巩固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我们衷心地祝你们的大会是这一斗争中的新胜利的起点。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
最后,为了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请允许我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所赠送的旗帜交代表大会的可敬的主席团。
我们祝代表大会的全体参加者和中国全体共产党员身体健康,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多的成就。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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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断改进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李井泉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的报告。
在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特别是去年秋季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党中央颁布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等重要文献,胜利地引导着我们迎接了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大大地鼓舞了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了工业、农业生产和向科学进军的高潮的迅速发展。
四川的基本情况
现在,四川全省参加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全省总农户一千三百万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预计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也可以在今冬基本上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占总户数七千四百六十六户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四八,资本主义商业采取各种形式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占总户数四十七万三千户的百分之七十点○七;手工业组织起来的人数,已达到在城镇集中居住的手工业者总人数三十六万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一。这就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一九五五年全省现代工业总产值较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一三九点六二,一九五六年预计较一九五五年可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四六;一九五五年农业总产值较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九,一九五六年粮食产量预计较一九五五年可以增长百分之十,这就使得工业和农业生产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可靠的根据。党所领导的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例如肃反工作,文教工作,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等,也都有了一定的进展和成就。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工作中,所遇到的都是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不高,领导方法又不能和新的情况完全相适应,因而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的情况经常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缺点错误也容易经常发生。例如去秋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工作,虽然是必要的,适时的,但是,由于我们过去对于如何依据本民族的特点,更耐心地依靠多数等待和说服少数,以及更恰当地对待与喇嘛寺庙有关的土地债务等问题体会不深,考虑不周,以致在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某些具体措施上,发生了估计不足、等待不够、让步不够和工作粗糙等主观急躁的缺陷。对于这些缺陷,我们正在努力加以克服。又如,对于前一时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工农业生产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已经进行了批评和纠正,但是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要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还存在着若干缺陷急需继续改进。现在,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实行国家各项基本政策
农民收入逐年都有提高
几年来,我们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是按照党中央历来主张的“双方兼顾、公私两利”的分配原则执行的,是既使个人的收益逐年有所增加,也能够使国家的积累得以不断增长,而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的。
首先,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来看,前面说过,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所起的促进作用,加上国家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使得农业生产的总产值逐年有所增长;同时,国家又对农民实行了增产不增税的农业税政策,稳定了农民的负担,并且在商业上采取了合理的价格政策和稳定物价的方针,使工业和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逐年有所缩小。随着这些基本政策的实施,农民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有所提高的。一九五五年全省农民的实际总收入,按全国不变价格估算,比一九五二年约增加百分之十二左右。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又规定了以农、副业总收入中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分配给社员的正确原则,按照这个规定试算结果,除因灾减产和增产较少的农业合作社以外,预计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合作社可以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加上宝成铁路通车和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今年农民的收入将会比往年增加得更多一些。在这个基础上,农业合作社得以逐年的合理地积累一定数量的公积金公益金;国家通过税收、商品交换等方面的工作,也逐年地增加了积累。这样做,农民是赞成的,也说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是良好的。
对副业生产的领导
还缺乏足够的注意
当然,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也还存在有若干问题,需要加以解决。首先是占农、副业总产值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副业生产(不包括经济作物),除开一九五三年有所增加外,一九五四、一九五五两年虽然若干产品仍有增加,可是副业总产值则在不同地区减少约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不等,这就影响了农民总收入的更多增长。其次,一九五四、一九五五两年农业税的社会减免指标没有完全执行,并且削减过多;在为农民发农贷、办水利、交通、文化、卫生等好事中,也有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缺陷,这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额外”负担。这些问题,特别是农民副业生产的减少,曾经对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发生一定的影响,也给了我们许多重要的教训。
应当肯定,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农村中某些分散落后的运输、手工纺织、粮油加工等副业生产,势必要逐步地被先进的生产手段所代替,农村中资本主义性质的投机倒贩活动,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经济力量所排除。但是,适宜于农民农闲期间经营的个体分散的副业生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由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由于我们过去对应当如何组织这种生产和进行交换,缺乏足够的注意,因而在工作中采取的若干措施不完全恰当,结果就使得还必须加以保持和发展的若干副业生产有所减少。例如,一九五五年生猪的产量较一九五四年约减少百分之七点五,一九五六年春季又比一九五五年同期约减少百分之五,前者同一九五四年粮食统购中的缺点有关;后者则主要是由于农业合作化以后,对于一时还不能由集体经济代替的农民个人饲养生猪的生产没有及时注意妥善安排和采购生猪的价格偏低所致。经过去年冬季实行了粮食“三定”政策,今年春季农业合作社采取增养母猪、自繁小猪和公养、私养、公私伙养相结合等措施,并且把生猪收购价格适当提高了以后,到现在止,生猪头数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的水平。又如,若干土特产品几年来没有获得较大的发展,有些甚至有所减少(例如中药材),除开和生猪问题有共同的原因以外,还应当从商业工作来检查。我们认为国家对于主要农产品价格政策的规定基本上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因为我们对于如何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来指导小宗产品的价格政策缺乏研究,商业系统往往单纯按照一时一地的市场需要和上级规定的利润指标来决定价格,以致一部分产品的采购价格偏低,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时高时低,加上不少采购人员任意压级压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的生产情绪,损害了群众利益。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过去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商业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成功的。但是,我们对于种类繁多、数量零星、产销关系千头万绪的小宗土特产品,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不加区别地采取了经营大宗产品的一套方式方法,资金周转率和利润指标规定得不切合实际,商业机构也完全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立,过去用以限制资本主义商业的市场管理办法没有适时地加以改进,这就增加了商品流转环节,阻塞了还不可缺少的小商贩的贩运,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流转路线,影响了这些产品的正常生产和交流;并且使城市某些必需的工业、手工业原料和人民生活资料,也不能获得适时的充分的供应。
以上所提国家和农民关系方面的缺陷,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钻研并且加以改正,是可以使——作为补充农民集体生产收益的重要手段——副业生产不致于减少或者减少过多的;应当被社会主义经济带动活跃起来的小宗土特产品,也可以随着很快地被带动活跃起来;应当减轻的农民的、特别是贫困农民目前力所不能胜任的负担,也能得到确实的照顾;那末,在农民的收入多增加一些的基础上,国家也可以有取得较多积累的条件,也就能够更好地体现“双方兼顾、公私两利”的分配原则。这些,过去我们在认识上缺乏全面的理解,在工作中曾经一度有所忽略,后来虽然引起了注意,但是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需要继续加以补救。
农产品在省内省外的
销量应当作适当安排
影响国家和农民利益之间的关系的,也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这就是:在若干产品(如青麻、棕片)的省内与省外销售的安排上,在完成国家下达或者追加的财政、商业某些计划指标上,过去也有过不完全恰当之处。虽然这两个问题也同国家的需要和国家的财政体制有密切的关联,而且我们对于国家的利益,过去应当今后也还必须采取坚决尊重的态度。但是前一问题,由于我们对于若干产品的产量了解不够,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也不准确,以致省内留存量过少;后一问题,虽然因为情况的变化,应当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作必要的修正,但是我们对于应当照顾农民利益这个方面,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往往是硬性地执行,并且也因此助长了基层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发展。这正是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应当注意改进的。
正在逐步改进职工生活
其次,从国家和工人的关系来看,几年来我们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来逐步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的。前面说过,全省现代工业生产总值是逐年增长的,劳动生产率也逐年提高了,一九五五年现代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二六。在此基础上,工人的工资也随着增加了,一九五五年的平均货币工资较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九(其中一九五三年增长的比较多些,一九五四、一九五五两年则增加的比较少些),加以城市就业人口不断增加,若干厂矿工人家属的副业生产有所发展,以及工人所得奖金和各项生活福利补助费等,大部分老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仍然是逐年提高的。但是,由于工资制度本身有缺点,而且不少企业增加了新工人,这就使得一九五四、一九五五两年的工资计划指标都没有达到,一部分老工人的平均工资没有提高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其中少数工人则工资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因为其他各种原因,实际生活水平反有所降低。在职工生活福利方面,几年来虽然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新工人和工人家属不断增加,大部分厂矿企业的职工住宅仍然极感缺乏,迫切需要加以解决。这些过去未获得妥善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正在逐步地改进。
对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
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几点意见
最后,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生产方面,应当根据内销和外销的需要(许多产品主要放在可靠的内销基础上)并参照历史上产销比例来制定生产计划;还应当在农业合作社内按照以往副业生产的比重,相应地安排劳动力和划拨资金,以防止只重农业、不兼顾副业和不顾产销条件盲目发展的两种偏向。对于土特产品价格,应该根据“参照历史,照顾现状”的原则,加以合理的调整,目前收购价格偏低的产品应适当提高,一时销售有困难的产品,也应当按照历史上的合理价格收购起来。对于土特产品的经营方式方法,应当按照这些产品零星、分散、季节性较大的特点和规律,采取按商品情况划分比例,由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组织、领导小商贩实行分工经营;应当合并现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各自分立的土特产经销机构,恢复并建立在国家领导下的土特产集散市场,并且按照自然流转方向设立采购供应机构;应当全部录用旧商业中经营土特产品有技术有经验的人员,在工作中逐步地加以改造。在确定计划、资金和利润以及在市场价格管理上,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和不损害社会主义利益的原则适当地加以放宽,这样来促进这些产品的正常生产和交流。
二、我省边远山区和兄弟民族地区,因为交通不便的问题特别突出,各项资源不能够充分加以利用,农、畜产品的价格是愈远愈偏低,工业品的价格是愈远愈偏高,影响着山区和兄弟民族地区人民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为了尽快地改变山区人民和兄弟民族的经济落后和生活贫困的状态,我们一方面建议国家根据可能的条件适当增加交通投资,修筑山区简易道路,并且打算以专区为单位,组织投资公司,吸收一部分城乡游资,购置交通运输工具,以适应发展山区交通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要适当地提高山区农产品收购价格,并且建议,对于运往边远山区和兄弟民族地区的工业品,在价格上除运杂费外,逐步缩小以至取消地区差率,以促进山区和兄弟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三、为了使厂矿企业在经济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建议考虑改变现行的提取企业奖励基金的办法,采取按企业利润确定比例分成的办法;并且根据生产性质和利润大小等不同情况,对留成的比例作不同的规定,使厂矿企业在解决生产和职工生活问题上,有一定的机动权限。这对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群众积极性,将会起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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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体领导的原则是不是适用于工矿企业
王任重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我认为从七大以来,党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领导,组织路线和组织领导,都是正确而英明的;正是由于这种英明的强有力的领导,保证了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巨大成就。
现在我就党在工业企业中的领导制度与领导方法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在湖北省的党组织中,曾经发生过热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党的集体领导和统一领导的原则是不是适用于工业企业?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工业企业情况特殊,主张实行“一长制”,就是说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应当由行政首长个人决定,不必提交党委讨论;即使党委讨论了并且作出了决定,如果党员厂长(或经理)不同意,也可以不执行党委多数委员所通过的决定;在行政管理上要求一切人员机械地服从厂长的命令;在厂长主持的生产会议上,不准任何人提出和厂长不同的意见,更不允许下面批评厂长;为了保证这种“一长制”的贯彻执行,在干部使用方面就片面强调“以最强的干部当厂长”。我们认为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它同我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原则,即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是不相符合的,它同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优良作风,即群众路线的作风是不相符合的。
片面强调“一长制”的恶果:
降低了党的领导作用,
助长了各种不良倾向。
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我们领导上也曾经一度片面地强调了“一长制”,忽视了党的集体领导和统一领导。湖北地区有些工业企业,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这种错误的主要恶果是:降低了党的领导作用,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些企业单位实际上把党组织变成了企业管理机关的附属品;党组织放松了对于担负行政领导工作的党员的监督,助长了某些同志的个人主义骄傲情绪的发展;束缚和压制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得到了合法的借口而更加滋长起来。
国营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厂,就是这些片面强调“一长制”的企业当中的一个例子。一九五三年他们推行了铁道部三○一号命令,学习和创造性地运用了兄弟工厂的先进经验,改善了生产的计划工作和组织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片面强调“一长制”,该厂厂长过高地估计了个人的作用,看轻了党的集体领导和职工群众的作用,不但在行政管理上强调“一长制”,而且实际上把“一长制”搬到党内来了,以个人的独断专行代替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当时该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常常不参加党委会议的讨论、不听取党委委员们的意见,等到讨论结束的时候,他来做个“结论”就当作党委的决定。当时,该厂在产量增加的同时已经发生了产品质量不好和大量加班加点的严重现象,有些下级干部提出意见和批评,该厂的领导同志不但不虚心接受,而且对批评者加以斥责。在日常生产会议上,对下级人员任意斥责并且不准下级干部诉说理由。在这样的气氛下,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没有适当反映的机会,厂长的错误决定也就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干部和群众中的埋怨和苦闷情绪很严重,表面上服从一长的决定,暗地里则议论纷纷,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甚至气得流泪。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想保证生产指挥的统一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该厂的生产又陷于混乱状态。经过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讨论和执行省委“关于加强党对工业基本建设与工业生产领导的决议”,检查了领导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之后,该厂的工作才又有了好转。
同江岸机厂相类似的片面强调“一长制”而忽视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在其他一些企业中,也在同一时期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它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同江岸机厂的情况相类似。
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制以后:
生产指挥统一了,生产效率提高了。
针对上述情况,根据中央历来所指示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和中央有关加强党对企业领导的指示精神,湖北省委曾经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对工业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领导的决议”,确定工业企业的党组织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和统一领导,批判了脱离党委统一领导而片面强调“一长制”的错误,同时,确定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工负责,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中的重大问题必须交党委认真讨论,决定之后由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分工执行。行政管理上的日常业务,由行政首长负责,党委不应当包办代替。一年多的实践经验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效果是良好的。
主张“一长制”的同志所持的主要理由是:现代工业的生产指挥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如果实行党委的集体领导和统一领导,就会形成“一揽子”,既会妨碍企业管理的统一,又会妨碍党的政治工作的加强。
党委包办行政事务的“一揽子”的领导方法,也是有过的,我们对于这种领导方法是要克服和防止的。党委决不可放松政治领导而把自己变成行政事务机关,党委的领导同志决不可把自己陷于事务主义的大海之中。但是,对于企业中的各项重大问题,党委必须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学习上级行政领导机关颁发的指示、命令和计划,必须有准备地提交会议讨论;党委认为必要时,可以而且应当作出适当的决定,然后通过一定的组织,采取适当的措施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党委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党员厂长在内,必须认真服从和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这样做,不但不妨碍企业管理上的集中,而且大大有助于生产指挥的统一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从许多事实中举出下面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该厂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配备了较强的党委书记,在实际上是一直坚持着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从这时起,该厂党委不但没有形成包揽行政事务的“一揽子”领导,而且纠正了过去某些分工不明确的毛病。他们既发挥了厂长和管理机关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了工会、青年团的作用,并且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较好地组织了管理机关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协作。这样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力地保证了生产指挥的统一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几年来,他们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该厂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比较快的,技术工人、技术干部、管理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的生长也是较多较好的。
第二个例子是中南建筑第一工程公司。该公司在一九五四年(当时的名称是第三工程处)曾经一度片面强调和推行了“一长制”。表面上实行了统一的生产指挥,但在实际上,由于行政负责人不注意和干部、群众商量办事,因而有些决定和命令不符合实际,行不通;有些决定和命令虽然一般可行,但是干部和群众因为不了解全面情况和领导意图,也常常发生抵触。当时,党委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干部之间的思想很不一致,因此,这个企业,在表面上是“一长制”,实际上是“一国三公”各行其是,表面上统一,实际上很不统一。他们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学习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和贯彻执行了湖北省委“关于加强党对工业基本建设与工业生产领导的决议”以后,纠正了忽视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加强了党委的干部,逐步地建立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和统一领导,增强了党的团结,发挥了干部、党员和职工群众的集体智慧,统一了思想和步调,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职工群众的觉悟,因而就比较有力地保证了生产指挥的集中统一,纠正了过去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现象。这个公司在一九五五年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的工程计划也是完成得比较好的。
第三个例子是武汉裕华纺织厂。这是一个公私合营的企业,在资本家当经理的时候,我们是依靠党的基层组织来领导这个工厂的工作的,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党委讨论决定之后,再同非党的经理去协商,就在这个时候,裕华纺织厂的生产水平,并不比那些片面强调“一长制”的工厂落后。后来,我们的党员当了经理,也没有削弱党委的统一领导,这样并没有妨碍经理和管理机关职能的发挥。特别从今年以来,该厂党委强调了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强调了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贯串到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中去。这样做的效果是好的,他们全面地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的生产财务计划,并且能够保证该厂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该厂党委认识到,帮助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主要方法是带领干部在生产实践中去学习。在这一方面,他们已经摸索到了一些具体经验。我现在只说一件事情:该厂筒子、摇纱、成纱车间,筒子工序经常大量积压管纱的问题,是一个存在了三年多的有关全厂生产的重大关键问题。过去总以为解决管纱积压的根本办法是增加机器和人员。因此他们在两年内陆续增加了二十台筒子机,但是管纱积压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年第一季度棉纱产量提高以后,管纱积压问题就更为严重。为了减少管纱积压,虽然增加了二十一个工人,仍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今年二月份,该厂党委全面地分析了生产情况,认为对于管纱积压这一突出的薄弱环节,必须采取领导人员亲自动手而又依靠群众的方法来解决。该厂领导人员(包括行政和技术人员)深入到筒子工序的工人群众中去,重新研究和总结了在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发现然而没有认真总结和推广的青年女工袁玉桂的操作经验,袁玉桂的日产量比一般工人高二十多斤,接头质量也好。在总结中,又吸收了其他先进生产者的操作优点,从而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筒子工作法。这一工作法推广以后,不过二十余天,就完全扭转了筒子工序管纱积压的局面。现在,筒子工序不但不必再增加工人和设备,而且调出了工人六十一人,节余了筒子机四台。该厂总工程师很受感动地说:“这是一个几年来的老问题,我们认为不增加设备和工人,根本无法解决,想不到把问题一拿到群众中去,很快就解决了。”该厂党委抓住这样一类的事例去教育干部,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帮助是很大的。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在工业企业中无论是政治工作或经济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把企业办好。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中央关于工业企业的领导制度问题的指示是正确的。正如少奇同志所指出的:“在企业中,应当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凡是重大的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企业的领导者,企业中的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都应当善于把企业的当前任务向群众解释清楚,善于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提出合理化建议,不断地改进工作。企业中各方面的领导骨干,都应当善于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我们认为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指示,为进一步改进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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