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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要不得的“家谱论”
泽群
鲁迅在“理水”这篇小说中嘲笑了躲在“文化山”上的一群“学者”。其中一个叫做鸟头先生的“考古学家”被“愚民”驳得无话可说时,另一个“拿拄杖的学者”便愤愤然来申斥“愚民”,并且要查考“愚民”的家谱,借以证明“愚民”是“遗传”的结果;可惜“愚民”没有“家谱”,鸟头先生们的研究落了空,扫兴得很。
这篇小说写于过去了的时代,而且仅是“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故事’。在“愚民”翻了身的今天,“鸟头先生”和“拿拄杖的学者”一类的脚色是看不见了;可是对某些同志说来,这篇小说仍有实际的教育意义。
据我所知,三年前一位老工程师提出一个消灭铸铁砂眼和缩孔的建议,层层的审查者对这项建议本身是否合理不感兴趣,一听到这位工程师是“吃洋面包长大,又参加过国民党”,就断定他提不出什么好建议。这份建议就被打入了冷宫。但两年后一位苏联专家到工厂去,提出消灭铸铁砂眼和缩孔的意见,竟然和老工程师过去所提过的一样,实行了,效果很好。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刚由专业学校毕业的青年统计员,为了一个统计程序问题,和老资格的科长争论起来。这个统计员虽然坚持得有理,但遭到第三者的严厉训斥:“你才参加工作几天,就这样目无领导!”“你这种坏思想、坏作风要好好检查,联系你地主家庭出身的历史根源来检查!”
这位“家谱论”者的信条是:“不割断历史去孤立地考察一个人的积极性”。他又无师自通地引用了数学上“零乘任何数等于零”的公式作为他看人看事的根据,仿佛任何人只要出身不好或者过去犯过错误,也就是说“家谱”不好,就如同在这个人各方面条件的连乘式中乘入了一个“零”的因数,这个工作人员的一切好表现都不足挂齿了,谈不到培养、提拔、入党等问题了。
这种作法,往往使得出身不好或者曾犯过错误的人在工作中畏首畏尾,束手束脚,害怕出事故,而万一出了事故,更加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
毫无问题,任何工作人员的历史情况都应该弄得一清二楚,于公于私,都有好处,但弄清楚之后,就得给以足够的信任,让他们在工作战线上大胆地奔驰。如果仅仅根据“家谱”来简单地判定一个工作人员的好坏,如果用“家谱论”的铁尺来限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那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犯罪,要不得的。


第8版()
专栏:

看了“为了和平”
柱父
我们拥抱今天,向往明天,但是对于昨天究竟该怎么样呢?让它挡住我们的视线固然不对,忘掉它吗?那是不该,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事。“为了和平”这部影片是站在现实的尖峰上来回顾昨天,这样的回忆丝毫也不叫我们感伤。正像一幅层次分明的绘画,它增加我们生活的深度,使现实在昨天的衬托下,更凸出,轮廓更加醒目了。
这里,有十年前热火朝天的反饥饿、争自由的斗争中年青一代豪迈的歌声,也有年老一代在那苦难日子里吃的苦、着的急,怀的幻想。通过江浩这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他一家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的一段经历,影片显示出那些幻想怎样在奴才的枭鸟般的笑声中和帝国主义狰狞的面孔下破灭了,两代人终于携起手来,共同为了争取明天——那也就是咱们的今天——而流血奋斗。
同样是上海外滩,银幕开始的时候(1956年),那是文明国家一条幽美的临江大道,马路上秩序井然地行驶着各种车辆。远处,天真的孩子和海军战士倚着栏干,安详地眺望着江景,红领巾和水兵帽上的丝带在风里飘荡着。然而十年前,这条临江大道却是洋灰砌成的一座原始森林,反动骑警挥着警棒和刺刀,囚车像黑色的野兽般咆哮着、狂奔着。影片里这种鲜明对照引导年轻的观众追溯今天幸福的源本,叫年老一代重温一下旧日的噩梦,同时,每个人看到当日青年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气魄万千的果敢热情,都不能不受感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起码也要拿出同样的果敢热情。
“为了和平”是一部有益的影片。也许由于这部片子的主要演员大部分都曾身临其境地度过那段黎明以前的昏暗日子,有时候片子达到了叫人忘记是在看电影的境界——譬如当金校长拒绝驱逐学生代表,气抖抖地宣布向教会辞职的时候。然而也有个别对话听起来不像是从人物嘴里说出来的,而像是贴上去的。遇到这种地方,它叫人感到编剧人对观众的理解力还是不大放心,一定要重描它一笔。结果,清楚是清楚了,可是反而在片子与观众之间造成了距离。另外一个印象是编剧不大肯让生活自己出来说话,片子里演讲太多,大演讲里又套了若干小演讲。这中间,丁孟辉在反动法院里那番演讲本身讲得的确慷慨激昂,很感动人,但是观众一面受感动,一面难免又担着心问:那些锯齿獠牙的家伙们哪里去了?
我们需要反映今天、预示明天的影片,但是今天正是昨天的继续。对于像“为了和平”这样回忆昨天的影片,我们同样需要,同样欢迎。江浩出狱后,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看过去的照片。


第8版()
专栏:

闲话月饼
 魏金枝
我吃过北京的老式月饼,老实说,北京的老式月饼是要不得的。尽管北京月饼的名目很文雅,连我这个不大喜欢吃小食的人,也曾经为它们所吸引,每种都买了一个。但吃了一种又一种,名目尽管不同,内容还是一样,馅子是糊稀稀的,淡绰绰的,远不如广式的、宁式的、苏式的,甚至比我们乡下的月饼也差得远。我对北京很有兴趣,但对北京的老式月饼,却无论如何也生不出兴趣来,因此再也不敢请教了。
今年上海的暑天实在太热,整个暑期的夜间,简直没有看过一本书,写过几个字。幸得暑天过去了,我就马上恢复夜间工作。搞了几天之后,常常觉得夜半肚饿,于是想预备一点吃的。正在这时,在报上看到月饼上市的消息,说有火腿的,枣泥的,细沙的,似乎是“色色俱有”,“无美不备”,我就想去买几个。说来也巧,星期天正好上南京路去,我就闯进上海食品公司去买月饼。看看外貌,黄喷喷的,胖鼓鼓的,倒也不错,就随便买了几个。可是上口一吃,枣泥的原来只是象征性的一点儿细沙,主要的是饧糖和了面粉,糊稀稀的,淡绰绰的,完全和北京的老式月饼一样。
我的记忆力并不好,但也不太健忘。我记得,去年上海杏花楼出产的月饼,也是枣泥的一角一只,火腿的一角半一只,分量怎样,无从说起了,但内容似乎还要好一些,至少馅子不是这么糊稀稀的,淡绰绰的。论形式,也似乎要实在得多,不像现在这个样子——被打肿面孔而充胖子那么饱鼓鼓的而又虚海海的。于是,我只得慨叹了。
听了我的慨叹,就有人问我:你这么摇头叹气,到底是为了老式的北京月饼呢?还是为了上海月饼的偷工减料呢?我可以老实说,问题就在于不偷工而减料。照现在的月饼看来,形式上并没有丝毫和北京月饼相似之处,而且是蛮漂亮的,可见决没有向北京看齐的意思;但是内容呢,却是糊稀稀的,淡绰绰的,完全和北京的老式月饼相同。这为什么?无非想挂宁式的苏式的招牌,而出卖实实在在的老式的北京月饼!
然而又有人说了:“现在北方在闹水灾,南方则有风灾,别人生活还成问题,你倒嫌精论肥地谈起月饼来了。告诉你,给国家多一些上缴,也就可以多拨一些救济费,这不是又吃月饼又赈了灾么?”这个道理好像不错,但是我却并不同意这样的意见。我主张我们应该救济遭灾的同胞,而且做到“人饥如己饥,人溺如己溺”,这就值得我们节衣缩食,以备不时之患,以应国家的需要。但决不须要在月饼里少一钱糖,在汗衫上少几根纱,在皮鞋上少一块皮,在粮食上又是又霉又红的烂米。因为这里有国家给我们规定的标准,是又快又好又多又省,国家决不要在这以外多赚几个钱,更说不上多给人民吃一些亏。
于此以外,这几年以来,我们的国家是有进步的,精神上如此,物质上更加如此。但是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老喜欢在月饼上少一钱糖,在汗衫上少几根纱,在皮鞋上少一块皮,而且还要给人民吃霉烂的米,一有不满,便扣他一顶大帽子,叫做“社会主义热情不高”,甚至于连国也不爱。仿佛只有我们这些喜欢把粗制滥造的货色推销给人民的人,才是社会主义热情很高,也很爱国似的。
论动机,我决不怀疑这些同志的动机,无论如何,钱总不会是落到他们自己的腰包里去的。然而我们必得说,这么做,必然会损害国营企业的威信。老实说,只要每个人在吃月饼时皱一皱眉毛,就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要把国家的威信,随便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吧!


第8版()
专栏:

夜走腊子口
 萧英俊
古松复盖着石道,
悬崖遮住了夜空。
松枝里闪烁着星点,
夜雾在山腰一片朦胧。
我拥抱这苍郁的古松,
它曾拴过红军的战马。
我抚摸这嶙峋的怪石,
它曾掩蔽过红军冲锋。
前辈用坚韧的步伐,
走过了血火的道路。
我踏着前辈的脚印,
用战士的步伐跟在后头。
夜风猛吹松梢,
仿佛万马奔腾。
远处高高山上,
亮着勘探队的红灯。
1955、11,于甘南罗达


第8版()
专栏:

三部关于妇女问题的戏剧杰作
李健吾
男女之间的冤仇,只是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必然产物。古希腊悲剧家用一个浪漫传说,说明了这个在旧社会经常见到的事实。他以移山倒海的力量,把一个弃妇放在无路可走的境地,然后再把惊心动魄的恶果给观众看。他把矛盾带到最高峰,形成绝大的悲剧形势。易卜生用的是日常生活,以最坚定的结构和最美妙的手法,逐步把问题提到娜拉(一个可爱的糊涂少妇)面前来考验她,通过她受到的考验,又来考验她的丈夫海尔茂:戏在开始充满了欢度佳节的愉快情绪,直到第三幕,楼上还在举行舞会,而在最后出走之前,娜拉方才脱下她的跳舞衣服!就像海尔茂口口声声叫她“小鸟”,实际却一脑门子自私的荣誉观念一样,戏在表面上是欢度佳节的气氛。剧作家在最日常的生活中找到最严肃的戏剧主题。
一出是悲剧,一出是正剧,而莫里哀在1662年,用同一主题,又写成喜剧。前两出戏拿“妻”做中心人物。到了莫里哀的“夫人学堂”里面,想娶“妻”的男子成了中心人物。他是一个阔商人,买了一个四岁小姑娘,送到偏僻的小修道院,因为他说的好:“我要她一无所知。对你实说了罢,懂得祷告上帝,爱我,缝缝纺纺,在她也就够了。”这样的“妻”,其实只是在他也就够了。他是一个男权中心论者,他这样教训他的十七岁的未婚妻:“大权都在胡子这面。社会虽然男女各半,可是各半不就等于两下相等:一半高高在上,一半低低在下;一半管理,一半但凭吩咐;好比兵士遵守纪律,服从上级长官,听差服从主人,孩子服从父亲,品级最低的小修士服从道长,都还跟不上太太伺候丈夫那样应当柔和、依顺、低声下气、必恭必敬,因为丈夫就是她的长官、她的领主和她的主人。”说这种话也信这种话的男子,莫里哀把他贬成戏里的“滑稽人”。他有封建制度和钱财做他的后盾,他有一切优势,剧作者连喜剧技巧似乎也送给他受用:女孩子和男孩子不懂事,轮流向他报告他们的恋爱经过。但是他失败了,因为女孩子终于觉醒了,不但暗里做,而且明目张胆和他斗嘴。
“把你从小带大,好说不算什么?”
“你在这上头,可真辛苦啦,我各方面受的教育,也真漂亮啦!你以为我真就得意洋洋,看不出自己是一个傻瓜吗?想到这上头,连我自己都脸红;我要是有能耐的话,在我这年龄,我怎么也不要人把我当糊涂虫看。”
她不等做“贤妻良母”,就揭穿了男子的自私打算。这是第一部正面提出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问题的近代戏剧。易卜生继承这尖锐批评夫权思想的战斗传统,然而放下喜剧特殊性格,用严格的生活形式,写成亲切易感的正剧——一个现代剧种。
时至今日,这类社会问题已经接近解决了。民主国家已经把男女平等订在自己的宪法里面。妇女权利有了明确的保障。三位剧作家如果还活着的话,我相信会以一种胜利心情,欢迎民主国家这种具有革命性的英明作为的。(续完)


第8版()
专栏:

野花束(木刻)(第二届全国版画展览作品) 刘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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