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古典剧作“琵琶记”的争论
颜振奋
高则诚的“琵琶记”是历来争论最多的一部作品。近几年来在报刊的评论文章或戏剧史的著作中以及在有些省市文化部门召开的剧目审订会上，关于这部剧作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今年六、七月间，中国戏剧家协会为了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邀请在京的文艺理论批评家、戏曲学者、古典文学研究者、历史家、演员、导演、报刊编辑以及各地来京的专家教授举行了七次“琵琶记”讨论会和一次学术讲座，展开了对这部古典剧作的热烈讨论。
中国戏剧家协会这次组织的“琵琶记”讨论会规模是较大的，参加讨论的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会上发言的有田汉、尚钺、黄芝冈、周贻白、浦江清、白云生、李长之、许之乔、徐朔方、王季思、董每戡、徐绍清、赵景深、俞平伯、杨绍萱、钟惦棐、程千帆、王瑶、李希凡、陈多、冬尼、邓绍基、丁力等四十多人。从对“琵琶记”的总的评价看来，大致可以分为基本上肯定和基本上否定的两大派。但同是肯定或同是否定的人们中间，在讨论到一些具体问题时，意见也是分歧的。
首先引起争论的焦点是作品的主题思想。肯定派与否定派对“琵琶记”的主题思想的看法是很分歧的。肯定派认为“琵琶记”总的倾向是反封建的，它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真实地描写了当时人民生活的苦难，对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控诉；否定派则认为高则诚的“琵琶记”是宣扬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秩序，进行教忠教孝的。
肯定派之间对作品的主题思想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琵琶记”指出了封建社会中忠与孝的矛盾，或者认为它是以“孝”反“忠”，揭示了封建制度与人民所要求的幸福美满家庭的矛盾的，作品里流露了不和当时统治阶级合作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也有些同志认为忠孝都是封建道德，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琵琶记”不是表现忠与孝的矛盾，而是通过忠孝的概念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描写了封建道德与人性的对立；有些同志认为“琵琶记”的主题是多样的，它除了夹杂一些封建说教以外，主要是倾诉了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了剥削阶级的骄奢，暴露了科举制度的毒害，歌颂了古代妇女的善良等等。也有人认为“琵琶记”不仅表现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表现了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同时也表现民族矛盾，反映了元末“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历史面貌。谈到作品的主题思想时，也有人认为“琵琶记”主要是歌颂赵五娘美好善良的品德的。
否定派则认为高则诚的“琵琶记”是宣扬封建道德的，是典型的封建说教戏。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子孝共妻贤”，作者抹杀了阶级矛盾，调和了妻与妾、贫与富、高官与平民的一切身份对立，作者把戏里每个人物都写成好人，是想借此来说明当时封建制度的健康性，等等。也有人认为“琵琶记”中蔡家的悲剧根本是一件无头公案，很难确定这部作品有什么统一的中心思想。
争论较为热烈的另一焦点是“琵琶记”中的艺术典型以及与主题思想有密切关系的蔡伯喈的性格描写问题。
肯定派认为“琵琶记”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刻划都是成功的，高则诚改写以后的蔡伯喈性格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正是高则诚修改民间传说时的重大创造。否定派认为“琵琶记”中较为生动的人物形象是原来民间戏曲中所有的，高则诚改写后的人物形象则存在着许多封建说教成分，他把民间戏曲中“不忠不孝”的蔡伯喈改为“全忠全孝”的正面人物，正是有意通过这个人物来达到教忠教孝的目的。
对于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在戏曲史上，在高则诚之前还没有人把知识分子的性格刻划得这样细致和复杂，这是高则诚艺术上伟大的成就。有人认为蔡伯喈是完整的正面人物，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内心矛盾的描写，反映了元代种族压迫下知识分子的苦闷、动摇和彷徨的心理状态，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蔡伯喈的“三不从”，不愿应试，不愿做官和再婚，在当时是大胆的反抗行为。作者改变蔡伯喈的性格，不把他写成利欲熏心的负心汉，而写成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这正是高则诚高明之处。因为他把造成悲剧的原因从对个人的谴责归结为对封建制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把剧本的矛盾更加深刻化了。也有人认为高则诚把蔡伯喈写成与陈世美、王十朋不同的典型，正是他在艺术上的独创性的表现。
但否定派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高则诚笔下的蔡伯喈是不真实的，作者为了宣扬封建道德，为了作品结尾的大团圆，任意篡改了“宋元旧篇”中的蔡伯喈的性格，把不忠不孝的反面人物改写为全忠全孝的正面人物，企图以“三不从”去开脱蔡伯喈的罪恶，这是为封建制度辩护。也有人认为高则诚修改蔡伯喈的性格是为了替汉朝著名的文学家蔡邕翻案，并借以为当时“弃亲背妇”的旧知识分子辩护。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是“苍白无力”的，高则诚修改了这个人物的性格，使蔡家的悲剧化为“无头公案”。也有人指出蔡伯喈性格刻划上有许多破绽，如辞官时为什么不辞婚，为什么不迎养双亲，这些破绽影响了人物的真实性。
在这次讨论中，关于赵五娘这个人物，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在讨论会上，大部分同志都一致认为赵五娘这个人物是写得较好的，有人认为她是“光辉的正面人物形象”，有高贵的品质和美好的性格，在她身上存在着人民的美德。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她是封建社会中的贞烈妇女，是“孝妇贤妻”的典型，是一个被封建礼教所俘虏的妇女、封建道德的牺牲者，或者认为她是不自觉地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悲剧人物。赵五娘在“琵琶记”中占很主要的地位，可以看出作者是满怀着同情和热爱描写了歌颂了这个人物的。对这个人物的性格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讨论，将有助于了解这部剧作的主题。这一阶段的讨论，没有在这个人物身上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研究，是它的不够的地方。
引起讨论会争论的又一个焦点是高则诚的改编问题和“琵琶记”结尾的团圆问题。
肯定派认为高则诚的改编是成功的，不但对原来的民间传说在艺术上有了加工，而且剧本的思想更加深刻了。否定派认为高则诚的改编是把人民性较强的作品改为粉饰现实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品，是封建士大夫文人对于民间戏曲的篡改。
认为高则诚的改编是成功的的主要论点是：作者把民间戏曲中“马踹赵五娘、雷击蔡伯喈”的结局改为团圆的结局，不是调和了矛盾，而是把矛盾从蔡赵之间移到蔡邕与牛丞相和皇帝之间，恰恰是通过悲剧性的团圆来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的。否定派的主要意见则是：民间戏曲的结局爱憎分明，对忘恩负义的蔡伯喈作了严厉的惩罚，表现了人民朴素的愿望，因而人民性是很强烈的，而高则诚的改编则抹杀了阶级矛盾，粉饰了现实生活，团圆的结尾是作者生硬加上去的，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在基本上肯定“琵琶记”的人中，也有人认为大团圆不好，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琵琶记”中的“一门旌表”“大团圆”歌颂皇恩浩荡，表现了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性，也表现作者对封建制度“打一把，揉一把”的思想。但也有人从当时的时代风气、文艺思潮、观众的爱好来研究作品中的大团圆，认为作者当时不能不这样处理。
以上简单介绍了“琵琶记”讨论中引起争论的几个焦点，虽然远没有概括讨论会上的各种看法，但从这个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关于“琵琶记”的讨论是涉及到当前文艺理论上的许多重要问题的。
现在，“琵琶记”的第一阶段的讨论已经结束。从讨论的情况看来，是获得了一定成绩的。由于贯彻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会上充分发扬了民主自由讨论的精神，肯定派与否定派虽然意见针锋相对，但彼此互相尊重，虚心探讨真理。人数占少数的否定“琵琶记”的同志没有感到任何“压力”，都能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这次讨论会也证明，只有各种不同意见互相争论，才能使问题研究得更加深入。
“琵琶记”第一阶段的讨论，争论比较多的，还是有关肯定或否定“琵琶记”这部作品本身的问题，至于讨论中涉及到的当前文艺理论上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以及有些同志提出的有关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等问题，都有待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由于在古典作品中类似“琵琶记”这样复杂的作品很多，“琵琶记”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对研究其他古典剧作也有普遍的意义，因此讨论有必要再进一步展开。第一阶段的讨论中，由于涉及到高则诚在作品中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意义和他在开场中所宣称的创作意图的矛盾，已经接触了古典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家的主观与作品的客观的关系问题；由于分析了蔡伯喈、赵五娘等较为复杂的艺术形象，已经接触到典型问题的许多重要方面；由于评价了高则诚改编“琵琶记”的功过，也接触到对民间文学和文人作品之间的关系和看法的问题；由于研究了“琵琶记”的结尾大团圆，也涉及到悲剧与喜剧的特征，作品与文艺思潮的关系问题。此外也涉及到如何理解古典作品中的封建性与人民性，如何以历史观点去分析古典作品，如何对待古典文学遗产等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当前文艺批评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展开讨论。
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剧作家的发言较少，因此在学术讨论的同时，没有更多从剧本创作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这部古典作品，没有更多地分析这部作品在题材提炼、人物创造、戏剧冲突的构成、唱词与对白等写作技巧上的特点，而这些却是我们今天剧本创作上所需要的。这些问题也有待于下一阶段的研究。
我们相信，进一步讨论我国古典剧作“琵琶记”，对于我们今天剧目研究工作、文艺理论工作以及当前的剧本创作工作都会起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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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郑州地下发现商代城址
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吕忠爽报道：一段商代夯土墙，最近在郑州市地下被发现。
考古工作者正沿着这段夯土墙寻找一座距今三千三百多年的商代古城。目前这座古城的轮廓已经大体上可以勾画出来。
新发现的夯土墙，位置在郑州商代遗址的中心。考古工作者已经断定的属于商代的一段夯土墙，长达二千四百公尺，宽约二十公尺。考古工作者们在这段夯土墙上挖开了五条探沟，清理的结果完全一致。在商代夯土层里，只能找到商代的陶器碎片，没有任何晚期的东西。压在夯土墙上的有相当厚的商代灰土层，以及商代的建筑房基和商代墓葬，排列的层次都非常清楚。
新发现的夯土墙的形状大体呈“匚”形。考古工作者沿着它的两端继续向前探索，发现地下仍有连绵不断的夯土向前伸展，这些夯土一直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城。它的范围比近代的郑州城址还略大一些。过去在郑州发现的商代炼铜遗址、建筑遗址、烧制陶器的窑群以及制作骨器的作坊，也都在这座城周围不远的地方。
在商代夯土的上面还有一层战国时的夯土。两者有着显著的差别：商代夯土呈红褐色、夯窝是圆底，窝小而密；战国夯土呈灰黄色，夯窝是平底，窝大、距离也较远，夯土层中有战国时的瓦片和商代陶片。考古工作人员初步认为，这说明商代夯土墙的基础在战国时代仍被人使用，并进行过加宽和加高的工作。
考古工作者目前正紧张地进行发掘和清理工作，计划进一步证实这座古城的年代。这一项重要的发现，将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提供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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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重印出版
“鲁迅画传”正在编辑
本报讯 鲁迅遗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最近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重印出版。这本画册是鲁迅在1936年自费编印的，原编为六开本，珂罗版，用宣纸精印，印数很少，久已绝版。这次重印，改为影写版，用道林纸印行。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今后三年内，将有计划地把鲁迅生前编印的“木刻纪程”、“引玉集”、“死魂灵百图”等画册，全部重印出版。
版画家野夫最近选辑了二十年来中国美术家们创作的各种画种的鲁迅像、鲁迅生平事迹、鲁迅故乡和故居的风景和鲁迅小说的插画等共七十八幅作品，编成“纪念鲁迅美术选集”。这本画册和张望编的“鲁迅论美术”、姜维朴编的“鲁迅论连环画”都将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里出版。用图片来介绍中国文化革命导师鲁迅的战斗的一生的“鲁迅画传”，也正在编辑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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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省今年有八万多名少数民族青年入学
民族中学、小学已增加到七百多所
新华社讯 据甘肃省计划委员会统计，今年全省进入各级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由去年的四万八千七百多名增加到了八万三千多名。有十四种民族学生的西北民族学院，今年招收的新生比原有在校学生总数增加了一倍以上。
今年新招收的三万四千三百多名少数民族学生中，进高等学校上学的有一千七百多名，进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上学的一千五百多人，进小学上学的三万一千一百多人。
这些少数民族学生绝大多数是吴忠、固原、临夏等回族地区和甘南藏族自治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民族地区的农民和牧民的子弟。过去上学很少的哈萨克、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的儿童今年也显著增加。
为了适应少数民族学生上学人数增加，甘肃省今年新创办了民族中学六所和民族小学八十多所，加上原有民族学校，现在全省共有民族中学和师范学校二十四所，民族地区举办的小学七百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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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 全国文联举行报告会
本报讯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了帮助青年文艺工作者以及爱好文艺的工人、学生、干部了解鲁迅的文艺思想、他的创作和生活，决定从9月16日起，每星期日上午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报告会。报告会内容共分四讲：第一讲由黄药眠主讲“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第二讲由巴人主讲“鲁迅的小说”，第三讲由陈涌主讲“鲁迅的杂文及散文”，第四讲由许广平主讲“鲁迅的创作生活”。（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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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美术展览会观后
黎冰鸿
同越南阔别二十多年了。但是，在我侨居越南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于越南和越南美术界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而且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这次越南美术展览中所显示出来的越南美术家的成就和作品中所反映的越南人民的生活，使我特别感到兴奋。在今昔对比之下，展览会在我眼前闪耀着灿烂的光彩。
我们都知道，越南过去一段漫长的历史，差不多都是在外族残酷的统治之下度过的，尤其是在法国殖民统治的年代里，越南各族人民更受尽了政治上、经济上种种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民族文化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因此越南美术不能正常向上发展。直到八月革命以后，越南的美术才开始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今天展览在我们眼前的越南美术作品，可以说明越南美术在八月革命前后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看到越南美术能获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
在这个展览会中，给我以特别深刻的印象的，是每一位越南美术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而整个展览会的作品则呈现着鲜明的民族色彩。这种生气蓬勃的情景，对目前正处在“百花齐放”时期的中国美术界将会起很大的鼓舞作用，我们的美术家们和美术工作者们将会从这次展览会中获得可贵的启发。同时，从越南美术家们这些充满爱国热情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中，我们感到越南美术家的思想、感情是同越南人民和所有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息息相关的。因此，我深信，这些作品不仅为越南人民所珍视，我们中国人民将以同样心情欢迎它们。
在陈列品中，无论是民间年画、油画、磨漆画或是雕塑作品，都有着高度的艺术水平，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越南民间美术磨漆画，特别吸引观众。这些磨漆画不仅有着巧妙的制作技术，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画家黄文锦的磨漆画“在维川乡的惨杀事件”，描写1955年1月19日，美帝国主义和南越当局杀害那些赞成用协商方式统一越南的维川乡和平居民的情况，画家用深沉的色调，刻划了散布在死难者坟堆周围、满怀悲愤的人群。从画面上仿佛听到人们庄严的誓词：“不报这血海深仇誓不甘休”。在另一幅“农民去参加斗争会”的磨漆画上，画家阮士玉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强烈对比的色彩，明确有力地表达了农民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像进行曲似的鼓舞人们向前迈进。潘继安的磨漆画“回忆西北区的一个黄昏”，描写在万山重叠、气势雄伟的西北山区中巡逻的人民武装队伍，使我立刻联想到童年时代听过的越南古老的民间传说“山神与水精”的故事，画面上，在山上巡逻的人们，不正像神话中的山神（组织、领导人民抵抗那为着掠夺陆上居民的财富而兴波作浪为害人民的水精）吗？不过，这已不是过去那样凭人民的愿望臆造出来的“神”，而是现实的、人民自己的优秀儿女——越南劳动党教养出来的、勇敢机智的人民武装队伍。正是依靠这些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队伍，赢得了今天越北的田野成为遍地黄金，使得鸿基煤矿工人的劳动感到愉快，给西北地区苗、傣族人民带来了有史以来从未曾有的自由幸福生活。
在磨漆画中，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如阮德浓的“纺纱和织布”，画家以柔和的银色调子，优美的人物姿态，抒情地写出越南妇女的和平劳动。黎国禄的“今天可见到光明了”，质朴地描画出干部和贫农的亲密关系。范文敦的充满泥土气味的“戽水”等，都是富有生活气息的、感染力很强的作品。这些说明了越南画家是多么热爱自己的乡土、自己的人民，和多么珍视自己民间的优良传统啊！从越南磨漆画的成就上，我有这样一点体会，就是：要提高民间美术工艺品的艺术水平，非得有修养的美术家们亲自动手不可。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很好地学习越南美术家们对待民间美术传统的正确态度，尤其是他们这种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如果仅仅学习磨漆画的制作方法是不够的。
除了磨漆画，越南美术家其它种类的作品，也同样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平。油画方面，如陈文谨的“翠妹”，叶明珠的“越北根据地的森林”，阮灿的“敌人烧毁了我的家乡”……等，都是有着高度技巧的作品。在雕塑方面范春诗的“南方的一把泥土”，双文的“响田惨案”和陈文兰的“插界标、分田地”……等，都是异常动人的力作。其它如水彩画、粉笔画、水墨画、木刻、素描等作品中，也都显示了越南美术家们卓越的艺术才能和广阔的创作道路。
我深信，这次展览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功。（附图片）
农民站起来了（磨漆画） 阮文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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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面发展的教育并不排斥个性
张健
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现在各地正在分批分期地扫除文盲。有一个高等学校，也不愿意站在“扫盲”之外，不过他们扫的不是“文盲”，而是“舞盲”，他们强使那些不愿意跳舞的学生学跳舞。扫除文盲的道理，谁都懂得；为什么要扫除“舞盲”？这就令人难解。这些人还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在认真地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难道说，为了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就可以对任何学生在任何方面都提出强求一律的要求吗？答复应该是否定的。共产主义教育原理告诉我们：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体力劳动同智力劳动的对立、理论脱离实际、科学技术同政治分离的种种恶果，就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级学校中，实施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健全发展、理论联系实际、科学技术结合政治的个性全面发展的教育，以便为社会主义社会培养出在智育、德育、综合技术教育、体育、美育等方面都能够健全发展的新人。
各级学校在实施这种个性全面发展的教育过程中，对于年青一代要提出统一的反映整个社会需要的共同要求。例如各级学校一般的都要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课本教材，并且通过各种教学方法和考试考查制度来保证达到这种要求。同时，要根据青少年的具体特点，在基本上达到社会对教育的共同要求的前提下，允许每个学生发展各自不同的兴趣和特殊才能。也就是说，在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要适当地发展学生的个性。
共产主义教育为什么要发展学生的个性呢？在阶级社会里，人们不仅有共同性，即人的阶级性，还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人们生理、心理的发育过程中种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又构成了同一阶级或者不同阶级之间的人们各自有不完全相同的个性。虽然人们的个性从属于人们的阶级性，但是两者之间还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不但要有阶级观点，而且要因材施教，发展集体生活中的个性。这不仅对个人有利，而且也是符合社会的利益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生活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里所说的“各尽所能”的“能”字，应该理解为包括发挥各人在创造性的劳动中的个性，即每人的爱好、志趣和特殊的才能。我们要保障这种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我们反对的是剥削阶级的那种损人利己、违反公共利益的个性。我们反对剥削者的个性正是为了进一步使广大人民自由发展他们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而不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观点即抹煞共同生活中个性发展的观点，来反对广大人民的个性发展。
在高等学校中有的同志片面地了解“全面发展”和“三好”的教育方针，把“全面发展”当作“平均发展”，不区别学生的不同情况，平均主义地要求他们各门功课齐头并进。这样就抹煞了学生的个性和特点，而且造成学习负担过重，生活过分紧张。
学习是一种复杂的艰巨的脑力劳动。这种脑力劳动的特点，它不仅要采取集体的例如班级教学的形式，而且它还要求通过每个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融会贯通，并且循序渐进，即它又要通过个人自学的方式来进行。上课虽然是近代学校教学的基本方式，但是它并不排斥个人自学的重要性。所以高等学校在学习时间的安排方面，上课的时间比起个人自学的时间一年级虽然多些，但逐年会减少些，尤其是高年级，个人自学时间占的比重更大。在上课的时候，每个学生对于教师讲课的接受能力还会有多少和快慢的不同。如果忽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自学的时间和精力的合理安排，在课内和课外对不同的学生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也会限制学生的个性发展。至于搞竞赛、搞运动和搞班集体等等，也不适合学校教育脑力劳动的特点，因为它容易助长形式主义，造成精神上过分紧张的不正常状态。
究竟怎样来解决目前高等教育中忽视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问题呢？首先要大力改变学校搞运动的作风，克服学生学习和生活过分紧张的状况，改变学生机械刻板的生活，使学生有较充裕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消化、巩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并且合理地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锻炼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就要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进，要精简课程的门数和内容，从而减少上课的时数，要精简一些不必要的教学方式，如减少或取消习题课和减少考试考查的次数、时数等等。再就是要适当地精简学生的课外活动，要保证每个学生有必要的自学和休息的时间；要依据学生自愿的原则和照顾各人的爱好、特长，让他们进行适当的必要的课外活动，反对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提出强求一律的要求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