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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学派共同努力，把我国遗传学推向国际水平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祖德明
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在我国还没有独立的专业机构来掌握。许多年以来，所有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只分散在一部分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中，彼此很少联系，更谈不上有超乎其他国家的、有独特见解的学派。
在最近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上，常常提到李森科学派、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等等，其实，在我国遗传研究工作者之间，还没有从本身的研究工作上形成鲜明的派别，只不过是由于出身学校的不同、所在机关的不同、研究对象的不同、思想方法的不同，各具有不同的见解而已。
在所有不同的见解中，出入最大的是关于遗传性状的表现决定于什么这一问题的讨论。其中有些科学家认为主要决定于染色体基因的作用，并且认为基因具有强的稳定性，是先天固有的，后天不能产生新的基因。但是另一些科学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认为用染色体基因学说虽然可以解释一部分遗传现象，但在不少的场合中过于勉强，因为相信基因学说的学派在用某些数量的基因解释不通的时候，往往就加上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基因来解释，或者用某些基因之间有某种相互关系来解释，这就难免使人感到如处基因的五里雾中。还有些科学家分别提出了有关春麦变冬麦、无性杂种、多父本授精以及胚胎发育等等方面的试验报告，他们认为这些现象用基因学说很难解释，或者根本不能解释。其次，否认基因存在的学派根据多方面的研究，认为在细胞内不仅细胞核同遗传现象有密切的关系，细胞核以外的所有物质同遗传现象也有密切的关系，纵然相关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又说，如果承认生物体的遗传性状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那就不能否认遗传性状在改变了的环境条件下没有发生改变的可能，纵然遗传性状有一定的稳定性。
既然在上述问题上各学派有着不同的见解，从而在讨论到获得性能否遗传的问题时，也就有种种分歧的言论。在相信基因学说的学派看来，获得性是不能遗传的，因为他们认为基因只有在强烈的异常的条件下，才有发生变异的可能，在通常的条件下是不变的。他们又指出，基因和染色体虽然能发生突变，但这种突变是不定向的，也可能对人有利，也可能对人不利，人们只有在有利的突变降临以后，才能加以人为的选择，可是该学派自己也承认有利突变的出现率是非常稀少的。和这相反，否认基因存在的学派认为生物体型在改变了的环境条件下，它的新陈代谢类型就会发生变化，体型的新陈代谢类型所发生的变化如果传到生殖细胞，就会使种型的新陈代谢类型发生一致的变化，从而获得性可以向后代遗传。这一学派从获得性可以遗传的信念出发，认为人类只要揭明了遗传性状的形成条件，就可以利用和加强这些条件，定向地培育出对人有利的新的类型。实际上，在自然情况下，在米丘林和他的后继者们的工作中，以及在微生物遗传等等研究上，有不少定向变异和定向培育的实例，并且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上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还指出，在自然界或在人为条件下所看到的变异个体的多样性现象，并不能看作起源变异的不定性，因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因有果，变异个体的多样性是个体间所处在的外界条件不一致的结果，人类对于变异发生的条件揭发得越清楚，就越会有把握地导致定向变异的发生。
以上这些分歧，归根到底还是遗传学中多年争论不休的老问题。1948年8月苏联农业科学院曾经以李森科关于“论生物科学现况”为中心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可是争论焦点基本上和上面所说的是一样的。最近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是参照苏联农业科学院1948年会议的经验，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召开的；希望通过科学家们的发言，明确知道大家究竟有哪些共同的见解，有哪些不同的见解，以便找出中国遗传研究工作者间的共同基础，拟定今后钻研的目标；既不希望各学派相互调和，更不希望各学派相互歧视。
目前我国遗传研究工作者之间有着共同基础。首先，大家都愿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都愿意揭发遗传现象中的规律以提供控制自然的方法，都愿意使国内的遗传学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这是基本的一方面；在学术上从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遗传学中的各个学派近年在研究工作上都有不少的发展，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已经由过去的分歧，逐渐有了相互接近的趋势。例如，相信染色体基因为支配遗传现象的特殊物质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在染色体基因的特殊作用上，最近若干年并没有新的阐发，相反地，却从微生物遗传、细胞质遗传、胚胎学、生理学以及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研究，渐渐察觉到细胞质特别是环境条件对于遗传的巨大作用，从而初步解开了染色体基因学说的束缚。从另一方面说，相信环境条件为支配遗传现象的重要条件而轻视某些刺激因素在遗传和育种研究工作中的作用的李森科学派，几年来已经逐渐承认应用化学药品、放射线和其他物理学处理在遗传以及育种研究工作中的某些效用，并加强了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所有这些接近就是共同基础的扩大，也是遗传学向前跨进的标志。
为什么科学上的不同见解会逐渐接近呢？这是因为科学的任务在于揭发自然规律，使自然为人类服务，而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平常不同科学家所认识的自然规律之所以不完全一致，只是因为科学家们在短短的一生中所接触的事物终究有限，试验研究更不能作得很多，因而科学家们所下的结论和所确立的学说，都不免具有或多或少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也就是所觉察到的规律和客观存在的规律之间还有若干距离。假如，科学家们善于分析和接受先代的科学遗产和国内外的科学成就，勇于学习争论对方的长处而修正自己的短处，就会因为知识领域的扩大和深入而减少主观成分，最后由接近而统一到客观真理中。
应该承认，目前各学派所坚信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说是已达到了科学上的最高峰。新兴的学派对于原有的学派多少年以来经过研究所积累下来的丰富的科学事实，不应该因为他们和自己的观点不同，而一概抛弃；原有的学派对新兴的学派所揭发的科学规律，不能因为它们还不够充实而加以轻视。米丘林曾经说：“懂得我的理论和方法的不算我的好学生，推翻我的理论和方法的才是我的好学生。”对于米丘林这句富有伟大科学精神的话，我们应该很好地领会。
但是，在科学上从一条路转到另一条路，并不是人人可以轻易作到的事。有的科学家往往抓住争论对方某些试验设计上的一些缺点，就来全盘否定或怀疑对方的结果的可靠性，从而不去深入分析它可供参考的价值。这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假如一个学派怀疑另一学派某些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就应该参照对方的试验方法，进行精密的研究，以观究竟；假如不这样做，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这次座谈会中，由于有胚胎学家、生物化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昆虫学家和生理学家的参加，对于遗传学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从这里可清楚地看出，关于遗传学规律的揭发不能单单从一个角度着眼，必须同有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
遗传学是生物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同时又是我国自然科学中比较年青的和薄弱的一环，需要迅速地全面地深入地加强研究工作，以便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这就需要我们遗传研究工作者打开以往各守一方的局面，扩大试验研究工作的领域，在这次座谈会从争鸣达到团结的良好开端上，进一步建立相互观摩、相互了解、相互启发、相互帮助的关系。我想，这就是我们遗传研究工作者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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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美术的发展
越南美术展览工作团团长 范文敦
在北京举行的越南美术展览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我们兄弟国家——中国第一次举办的越南绘画和雕刻展览。
说是第一次，并不是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很久没有来往了，而事实上，自古以来，我们之间在各方面，当然也包括美术方面就有密切的联系。不过，只有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才有可能使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越中两国之间的友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
从貉越时代（公元前三百年的越族祖先）遗留下来的铜鼓（考古家们称这个时期为东山文化，因为这些遗物都出土于越南清化省东山地区）上，还可以看到些花纹；这些花纹中有当时那个部落的图腾和人们生活的形象。
这是我们已经发现到与美术有关联的东西，但是在藩属于中国封建王朝之下的以后十个世纪中，人们再也没有清楚地发现到这一支人的艺术发展的情况到底怎样了。一直到了丁朝（公元968年），当丁朝部领统一了国家，并以佛教为国教后，绘画和雕塑佛像、修建寺庙的艺术又重新出现。但，佛教艺术最盛的时期是在李朝和陈朝的时候（从李朝1010年至1409年后陈为止）。李朝的各代帝王都信奉佛教，因此修建了很多的寺庙（一部分还遗留在今天的山西省和北宁省等地区）。
越南的佛教艺术，受了中国和印度很深的影响。但是，在李朝和陈朝时，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反对外国的侵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的和缓。这样，尽管受了彼此间相互的影响，越南人民艺术家们仍然运用了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很多美丽的和健康的作品。如一些佛像以及门户上、神龛上、寺庙柱子上和屋椽上的雕刻等等，都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就古典绘画方面，到今天为止，只发现画在墙壁上、纸上或布上的神画，特别是在民间很流行的年画。这类画大多是讽刺封建主义的腐败（如“争夫”、“摘椰子”两幅年画），或是描绘劳动农民的希望（如白胖的小孩、猪群、鸡群等等）。在技术方面，虽然只用五种颜色和简朴的木刻，但却非常鲜艳。
在法国殖民者的统治下，特别是殖民者在印度支那开办美术学校之后，才开始有一部分人专门学绘画；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美术影响侵入了越南。
在一个长时期中，各地人民连续不断地反抗殖民者的统治。尽管画家们谁也没有能够脱离当时旧的生活意识的影响，每个人的爱国程度也不完全一样，但是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已经影响到当时的绘画界。
有些人着手研究、学习中国和日本的美术，他们认为只要能够保持东方艺术色彩的柔和、线条的柔韧就可以了。有另一些人就到祖先遗留下来的艺术中去找寻出路（他们研究各个寺庙的壁画，木刻和石刻），有些人向民间的年画学习。这样说，并不是当时的画家都否认了欧洲艺术的长处和美好的部分，他们在自己的美术作品中仍然吸收了欧洲艺术的优点。当时也有少数画家故意创造出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画，认为这是独特的一种风格。结果使自己的作品慢慢地脱离了人民和生活实际，最后以至于完全失去民族特色。
大约在1930年，一部分画家开始研究漆画。关于用漆进行绘画的技术在很久以前就有了，不过，过去只用漆来漆祭祀用具、对联和一部分美术工艺品等等。另一部分画家则趋向于油画、水彩、绢画和木刻。
在这个初期阶段，画家们常常以农村生活和风景为题材，但到后来，大约从1935年至1945年，以城市少女为题材的画慢慢地统治了所有画家的作品。
当时还有另一大部分画家和雕刻家，由于在创作过程中接近人民，热爱祖国美丽的河山，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民族意识。当1945年8月革命成功后，他们便兴奋地踏上正义的革命道路。但并不是说这些画家们在思想上以及艺术观点上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人不可能把遗留在脑子里的资产阶级艺术观点和封建主义、奴隶制度的思想残余，一下子全部清除掉。应该说，当时画家们走向革命的道路，是由于他们的爱国心，他们相信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使他们的艺术得到蓬勃发展。就在1946年，越南全国抗战时，差不多所有的画家和雕刻家都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抗战工作；他们作宣传画、木刻画、大壁画、报刊插图等等，参加了抗战所需要的一切工作。由于工作环境和条件的困难，有很多时候没有颜料、没有画笔，画家们自己动手做笔，把红砖碾碎了做红色，把艾黄根和奎宁（黄金鸡纳霜）磨成黄色。另外有些画家，参加了部队或当政治干部。
1948年，战争相对平缓下来，在越北第四联区，成立了一些画家工作室，集中了部分画家创作木刻、石版画、磨漆画和绢画。
在这个阶段中的作品，都以战斗为创作题材，但在表现方面，还是不很深刻，在技术方面也还存在很多旧的东西，因此，作品与实际还有出入，不能强烈地吸引观众。1951年，画家们学习了胡主席和长征同志给越南全国绘画展览会的信，特别是在参加整训和接着参加土地改革以后，越南美术才有了更加显著的转变。画家们描绘农村，同时参加土地改革。他们一面工作，一面为以后创作收集材料。有些画家参加了剧烈的奠边府战役，他们同时在前线画鼓动画、敌运画（对敌宣传画），有些画家在敌后区挖了秘密洞，一连几个月，同游击队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这些取自斗争中的材料是很生动的，描绘的人物感情也很深刻。在这个阶段中的作品，不论是内容或技术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它给人们留下一个美好、新颖和健康的印象。
和平恢复后，参加抗战的画家和雕刻家们回到城市来，同新解放区的画家们合在一起，从越南南部和第五联区到北部来集结的画家们，以及在抗战中培养出来的青年美术工作者们，一齐汇合起来，组成一支以艺术来为保卫和平和统一祖国服务的强大力量。他们下工厂、农村，上西北和东北区去，描绘祖国建设中的人民生活和祖国瑰丽的风景。一部分画家到了那些曾经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地方，搜集材料，进行创作。美术创作的空气很热烈，技术问题得到了注意和提高，各种健康的倾向都得到了发展。
以上是向大家介绍的越南美术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的搜集、整理工作还不够完善，因为在1945年8月我们革命胜利后，只不过一年时间，紧接着就是九年抗战，那些大量集中美术作品和古迹的地方就是平原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战争最剧烈的战场，因此失散的、尤其是遭受到敌人破坏的美术资料为数甚多。这次展览会，我们打算通过越南画家和雕刻家从1945年8月直到现在这个期间一部分的实际工作，来扼要地向大家介绍越南美术发展的情况。（本报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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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学术界出现自由论争的繁荣景象
科学家们开始进一步探讨长期未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
新华社14日讯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首都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日见活跃，自由论争的空气更加浓厚起来。这是我国学术界将出现一个繁荣景象的征兆。
科学家们对一些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已开始作进一步的探讨。在历史科学中曾经争论的有古代社会的分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汉民族的形成，以及近代史的分期等许多问题。史学家荣孟源在最近发表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新的看法的文章。不少近代史专家们，正在撰写分期问题的论文，准备参加预定在明年举行的一个全国规模的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
一个大规模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正在进行。考古学方面已系统地整理了十多种古代铭文专辑和田野发掘考察资料。正在编制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汇集了我国杂志创始以来的各种史学问题专论目录。史学上的各种争论问题的论文专辑也将要出版。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们在不久前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族学调查工作。这些对史料的扩大搜集和研究，将为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提供有利条件。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行的中国近代经济资料的整理，将帮助这方面的学者们从深入钻研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着的具体经济情况，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
在自然科学中，许多专门学术刊物上最近对地质、地理、遗传学和细胞学都有争论。在地质学界，由李四光在研究大地构造问题中所形成的地质力学的新学派，他的见解在地质学家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张文佑和其他地质学家们，正从编制中国大地构造图的实际分析中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日益为社会科学家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例如我国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问题，以及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综合性的重大问题，急待系统地加以研究。首都不少的经济学家们，已在暑期中收集有关资料，将展开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哲学家们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我国著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教授等正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系统的论述。贺麟教授等人的这一研究，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其它哲学家如金岳霖、郑昕等都将分别对罗素哲学和康德哲学作系统的研究。
不同思想体系的学说在首都高等学校中也开始进行自由讲授。北京的两所综合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已从新学年起开设“罗素哲学”、“康德哲学”两门新课程。明年起还要陆续开出“亚理斯多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以及有关实证论和新实证论等哲学方面的新课程。这些课程，包括着从古希腊哲学、近代各种唯心主义哲学，直到现代在资产阶级哲学中最流行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在首都的高等政法院校中，也将开设资产阶级国家法和罗马法的课程。这些资产阶级学说在首都高等学校中作系统的介绍和讲授，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也使研究者通过学术上的自由争辩、比较，最终使唯物主义思想阵地更加巩固。
专家们正在编写我国第一部哲学史教科书。郭沫若、潘梓年、胡绳、冯友兰等人，都曾参加关于中国哲学史整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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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现代科学技术薄弱环节
高教部和科学院着手培养研究人才和师资
新华社讯一批大学生和技术人员将要被培养成为半导体物理、计算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工程力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人才和高等学校的师资。这是高等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为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的薄弱环节所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
由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五校联合开设的一个半导体物理专门化，9月6日已经在北京大学开课。这是成批培养半导体物理专门人才的开始。今年的新生都是各综合大学物理系三年级抽调来的。研究半导体物理的科学家黄昆、洪朝生、谢希德等人都要讲授这个专门化有关课程。
计算技术进修班包括电子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两个部分，将为国家培养第一批计算技术的专门人才。两个部分将分别在9月中旬和10月初开学。一部分高等学校数学和无线电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有关学校数学和无线电专业的教师和三年级学生，业务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的有关技术人员即将成为这个进修班的学员。
工程力学研究班和生产过程自动化进修班正在积极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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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调查研究教育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新华社讯教育部决定用半年左右的时间，来深入地研究和解决目前普通教育工作和师范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9月上旬，由教育部各司负责人带领的第一批四个调查组已经分别前往江苏、江西、吉林、山西、天津等省市，着重调查研究对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认识和实施问题，改进中小学、师范学校、业余学校的教学计划问题，克服教师忙乱现象问题，教育事业发展中数量和质量的矛盾问题。
教育部还将分别派遣调查组和在部内组织研究组，就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改进教材，解决教师的进修、生活福利，改善学生的负担和健康，扫除文盲和普及义务教育，改进领导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将把研究这些问题列入今后半年内的工作计划中。
这次调查研究工作，将为明年第一季度召开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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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艺界讨论川剧音乐改革
新华社讯川剧音乐应该怎样改革的问题，最近在成都、重庆的文艺界和戏剧爱好者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许多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都、重庆文化、戏剧界都举行了座谈会。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川剧高腔应不应加音乐伴奏的问题上。传统的川剧高腔戏在唱腔中是没有音乐伴奏的。近两年来，许多音乐工作者、戏剧工作者在一些高腔戏中加上了音乐伴奏。但是，一部分人对此有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川剧高腔加上音乐伴奏，特别是加上西洋乐器伴奏，就容易破坏高腔情感奔放、节奏自由、唱中有说、说中有唱等传统特色，妨碍演员的创造性，使唱腔受到束缚，容易产生“千人一腔”的缺点。
另一部分人的意见是：高腔加伴奏可以使高腔更富于音乐性。加伴奏不会妨碍演员的自由创造。因为演员唱戏，每一腔都代表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他不会临时“信口作歌”，而是在创造角色的过程中，按照剧本指定的曲牌，融会地创造唱腔。伴奏加得好，也不会失去高腔的传统特点。他们主张，要加伴奏就需要全部唱腔都加。他们还认为西洋乐器并不是不能用，因为乐器并不能绝对决定风格，主要是曲调决定风格。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高腔加伴奏是可以的，而且过去作的有一定的成绩，也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但是应该根据剧情的发展、具体的人物或唱腔，来决定哪些地方加伴奏，哪些地方不加。这部分人认为：川剧音乐的风格，不允许破坏。同样，也不允许把川剧音乐的风格看成永恒不变的。他们列举川剧高腔音乐发展的历史，来说明川剧高腔音乐是有发展的。他们认为西洋乐器可以用，但主要应该用民族乐器。
现在，争论还在继续展开中。大家都同意今后应多做试验性改革，避免过早地推广。有些人建议深入研究高腔特点，专门召开座谈会，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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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革命圣地的彩色纪录片
“延河之歌”今日上映
据新华社讯介绍革命圣地延安的彩色纪录片“延河之歌”定15日首先在北京上演。
影片开头是陕北黄土高原起伏的群山，延河的流水，接着，人们看到了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址王家坪、举行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工作和居住过的枣园的窑洞。影片上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当年在灯下工作的情景。毛泽东同志在他的窑洞前面栽下的丁香树，现在已经长大了。
在影片上还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旧址。就是在这些地方，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受到了党的教育。
这部影片色彩鲜明，影片导演吴本立曾前往延安领导摄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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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展出任伯年等名家遗画
本报讯近代四大画家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黄宾虹的作品，15日起在北京美术展览馆展出。
这次展览会，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绘画的民族传统，以及应现代美术家和青年美术工作者学习的需要而举办的。中国的绘画，到了明、清两代，日趋衰落。当时画家们追求的是前人的作品，所谓以“卷轴”为师，崇尚临摹。而任、吴、陈、黄等人，便是在清末形式主义最嚣张的时代，坚持了并且发扬了我国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杰出画家。任伯年是乾嘉以来最负盛名的职业画家。生平创作态度认真不苟。他的技艺、画才为时人所公认。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工笔画、写意画，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他的肖像画，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传神技法，而且还吸取了当时欧洲传入的晕染法，写貌、传神和形象的生动，叹为观止。吴昌硕同他的师友任伯年一样，画风得力于书法。他尤其擅长花卉。展览会上展出的牡丹、水仙、葡萄、紫藤、墨竹、秋菊、芦花……无不生意盎然。晚年作品多松、柏、梅、竹，用笔雄健，力透纸背。陈师曾的作品，章法布局常有新的意境。他的写意小品，真实生动，14日预展时，得到现代画家同声一致的赞赏。黄宾虹也是近代的一位写实主义大师。作画笔调有六朝韵味，他学古而不泥古。他主张以真山真水为师，生平好游名山大川，十岁开始作画，七十以后仍坚持旅行写生。他的山水画自成一家。
（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