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言论老生”
唐弢
民国初年,上海曾经流行过一种话剧,大家叫它做“文明戏”。“文明戏”里有种专演正派人物的角色,他的擅长是发议论,上得台来,满口“官话”,总是长长的一大篇。有时候是“声色俱厉”,有时候是“声泪俱下”,虽然内容空泛,却的确搬出许多大道理,做到了慷慨陈词的地步。这种角色,也像京戏里的“长靠”、“短打”、“闺门旦”、“刀马旦”一样,有一个因此而获得的专称,叫做:“言论老生”。
他的拿手戏就是空口说白话:贩卖教条。
现在,“文明戏”早已绝迹,“言论老生”却还留在我们的生活里。自然,这指的并不是报馆主笔,讲坛教授,以“言论”为职业本来没有什么可以非难,问题还在于他的“言论”的内容,这是是否成为“老生”的关键。所谓“言论老生”也者,他的肚里至少有两部书:一部“道德经”,一部“汉文典”,并非老子或者什么人的专著,而是综合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但又的确通过了他先生主观的自己的大作。在“言论老生”看来,这两部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衡人论文的标准,因此,没有机会开口则已,一开口,他总在引“经”据“典”。
碰到要对人事说几句话了,他就带着他的“道德经”。青年们有自己的爱好和理想,在业余专心研究,他翻一下“道德经”说道:“这是成名思想,个人主义!”教员们要求克服忙乱现象,照顾照顾家里的孩子,他翻一下“道德经”,说道:“这是家庭观念,反集体精神!”看见有人在钻业务,谈爱情,他的“道德经”里便有这样的一条:“脱离政治,缺乏社会主义热情!”
碰到要对文章发表意见了,他就带着他的“汉文典”。看到一篇描写战士思想生活的小说,他翻一下“汉文典”,说道:“难道我们的解放军是这样的吗?”看到一篇刻划工业生产的短篇,他翻一下“汉文典”,说道:“没有写党的领导,难道我们的党不在领导工业生产吗?”有时候看到的是一段速写,一首小诗,他的“汉文典”里则又堂皇地写着:“没有反映出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
生活是复杂的,如果在他的“道德经”和“汉文典”里找不到答案呢?这里也有一条:凡无“经”“典”可以援引的,一律要不得!这叫做:没有“理论”根据。
作为“言论老生”的特征,他所发表的总是无法反驳、永远正确的大道理,就只是一点:不联系实际。但不联系实际又有什么关系呀!他谈的本来就不是实际而是“言论”,对“言论”要求实际,不也就是脱离实际——他的“言论”的实际了吗?说来说去,我们的“言论老生”最后还是一个“胜利者”!
这就是“文明戏”为什么要重金礼聘“言论老生”的缘故。
不幸的是:人们心里明白自己是在看戏,一回到生活,却早把他的“言论”忘的一干二净了,因为生活总是具体而实际的。在高超的“言论”上立于不败之地,一到实际生活里就碰得粉碎,这是对一切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教训,也不能不是“言论老生”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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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果蠃俗叫螟蛉虫
  周建人
7月间,我写的“关于熊猫”这篇短文里曾经提到果蠃。古人因为“察物未精”,误为果蠃这种细腰蜂只有雄的,没有雌的,它只能捕捉叫做螟蛉的小青虫封在泥房里,养成为自己的儿子以传代。因了这种传说,人们遂叫领别人的儿子为己子为“螟蛉子”(又称义子),并且通俗又叫果蠃为螟蛉虫了。
我幼时,夏天早晨,祖母常指着在窗槛上行走的,身子呈蓝黑色的细腰蜂说:“螟蛉虫来了。”母亲也常这样说的。她们两人原生长在距离很遥远的不同的农村里,都用同一的名称,可见螟蛉虫这名称是很通用的。螟蛉虫与拖脚黄蜂同属胡蜂类,但不像拖脚黄蜂的吓人。拖脚黄蜂是身子黄色的蜂,常常用枯物纤维在屋檐下做成灰黑色的倒挂莲蓬形的窠,因此为人们所习见和熟知。鸟飞行时常常把脚缩在腹部下面,鹤飞行时却把二条长脚直挺挺地伸在尾巴下面。拖脚黄蜂飞行时第三脚却拖在腹下面,因此有“拖脚黄蜂”的名称。人如触犯它,它就用刺刺人。乡下父老之辈说它能追逐人到九里之远,因此又叫它九里?,但这是夸张之谈,靠不住的。拖脚黄蜂既有此恶名,被人看见就常被扑杀,螟蛉虫却有抚养他虫之子为自己的善名,人们就另眼相看,从不扑杀它,它的确也从不伤害人。
夏天的早上,螟蛉虫不仅常常来窗槛上行走,它又常常来荷花缸边探头探脑地爬行。荷花缸里水浅时,四边有软泥露出水外,我推测它是来采取软泥去造泥房的。
夏天傍晚也常常看到螟蛉虫。这时候蜘蛛恰好已修好网,栖息网中央,准备捉飞来的虫子吃。螟蛉虫此时也来了,在网下面一撞一撞地飞行,好像在找寻东西似的。过几天后,你如稍稍留意,就会发觉,那蛛网已破旧,而且已积有灰尘,分明网已空了,蜘蛛已被螟蛉虫拖去。
原来螟蛉虫有不同的种类,它们并不都捉小青虫的,有的确实在捉蜘蛛。在我故乡放荷花缸的庭中向南的窗门格子上,夏季做着不少泥房(又叫育儿室),形状略像带壳的榛子,已经封入俘虏和产下卵的泥房上面是圆圆的,没有突起物。我拆开几个泥房来看,藏的都是蜘蛛。蜘蛛都是活的,但像睡着似的,脚略能动弹,但不会爬行。动物学者告诉我们说,螟蛉虫把俘虏封入泥房时,常用尾针刺它一下,好像打了麻药针,俘虏就麻醉了,但是仍活着,所以不会腐烂,螟蛉虫的幼虫孵出后,就可以张口吃鲜肉;到了把存粮吃完时,它也长大了,就化为蛹,再化为成虫,穿破泥房飞去。如拆开残存的泥房来看,泥房内残留着蛹的外皮或更有少许吃残的东西,那南窗的泥房都封藏着蜘蛛,可见那螟蛉虫的幼虫是吃蜘蛛的。
可是有一次我从盆栽的一株小树的枝上的一个泥房里拆出来的却不是蜘蛛而是数条尺蠖。尺蠖是蛾类的幼虫。因为行走时一伸一屈像古时用弓量地的形状,故名。那尺蠖却不像被封藏的蜘蛛的如醉如痴,它们落到盆面就欢跳,很鲜活的,莫非它们没有打过麻醉针吗?至今是一个存留的疑问。
后来在上海的万国公墓里,看到有的讲究的坟的外围有石头的围槛,上部凿着花,花纹间有不少螟蛉虫泥房,我拆开几个来看,封藏的又是另一种动物,几条幼小的毛虫,也是很鲜活的,不像蜘蛛的沉醉,但活泼不及以前所见的尺蠖。
可是不论活泼的程度怎样,如果贮藏的活粮食能挣扎,对于螟蛉虫的卵或幼小的幼虫都是不安全的。如果卵在活动的蛾蝶幼虫中间,幼虫挣扎起来,卵会被挤坏或弄碎,这是很危险的。但昆虫学者告诉我们:原来螟蛉虫的卵不生产在活粮食的堆上面或中间,它却挂在一段短短细丝状物的下面,细丝状物则悬挂在房顶下面,离开活粮食的,下面的俘虏在扭动,也触不到它。螟蛉虫的幼虫孵化出来后,缘卵壳而下,头能触到粮食,咬来吃如果活粮食有所动惮,幼虫就立刻缩回去,离开了粮食,下面的骚动伤害不到它。到了幼虫适当壮大,活粮食此时已愈加衰弱无能,它就下来在粮食堆上安心咬吃了。
捕小动物喂幼虫的不只是螟蛉虫,还有其他不少种的胡蜂类的膜翅目动物也是这样的。比螟蛉虫较大形的细腰蜂(学名Sphex),捕趋织给她的幼虫做粮食。趋织这名称从浙东以至北京等地都这样叫,只是上海却叫作催绩,都是促织(“四生谱”上用此名)的意思。通常把趋织念成“趋趋”的声音,一般不知道趋织二字怎么写,有些通俗小书上往往写作蛐蛐。一旦使用拼音文字后,这等问题当然解决了。
我幼时看到过比螟蛉虫较大的细腰蜂捕捉蟑螂(亦称蜚蠊)的情况。那细腰蜂咬住蟑螂的一支须,两方用力拉,好像拔河;又好像拉锯的,有时被细腰蜂拉走,有时被蟑螂拉回去。起初蟑螂显得很有力气;被细腰蜂拉走一段,蟑螂即猛力退回去。但过一些时候,蟑螂渐渐显得不支,六肢乏力,终于被细腰蜂拉去。蟑螂是这样容易疲乏的吗?显然不是的,大概被蜂捉住时,已被打了一针麻醉剂,到此时毒发,渐渐支持不住了。
树枝上的螟蛉虫的泥房,预备装小青虫。装好俘虏并产卵后,顶上封好,喇叭形的瓶口也咬掉,遂成榛子形的一颗泥房。(从梭厄比的笔记本描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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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见书”的是非
江名
已经有为售货员、列车员等服务人员受欺侮而喊冤的了。我想在社会舆论给那些刁难者以谴责之余,这些单位的领导者也应有以自省了。
懒惰的领导者,总想找些省事的办法来代替复杂细致的工作,在考核干部时,也不例外。他们从不愿深入群众去调查研究,却仅仅满足于翻看意见薄或意见书,并以此来判断一个人的工作好坏。这就把本来只能作为评断的依据之一的东西,当成唯一的法宝了。于是铁路上就出现了给列车员规定每月应收到多少表扬信之类的事,而且他们还美其名曰:“表扬指标”!(见8月19日人民日报)
当然,偏差也就接踵而至了。
首先是使好的服务人员在工作中不得不束手束脚、谨小慎微,有时与顾客发生争执,本来自己有理,却也不敢多说一句;否则只要对方写上一个意见书,领导上就会据以定罪,除了在自己名下插上黑旗外,奖金等等也就甭想再领了。要想申辩,领导上却总是有理,如“无风不起浪”等云云。
对于广大的服务人员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为一股难已抗驭的压力了!这压力,使得服务人员在刁难者的面前不知受了多少委屈;这压力,使得我们的女售货员,在受了个别坏分子的侮辱之后只能把眼泪往自己肚子里流;也许正是这种压力吧,使得原是热爱自己职业的售货员也发生了动摇,甚至失去了工作下去的勇气!这责任,刁难者和个别坏分子必须承当;但那些制定“表扬指标”的领导者的简单化作风,也助长了刁难者的淫威。
其次,对于那些本来工作就不好的人来说,倒是给他们钻空子以莫大的便利,他们就想尽办法来招徕“表扬”,于是列车员眼望着应该照顾的妇孺不管,却一味应承口袋插有钢笔的人,以便遇机递上意见簿,请他们写下几条表扬自己的意见,当然,他口头上也许让你提出批评,以改进工作等等,其实真是“醉翁之意”,未必有半点想改进工作的意思。
例子还有一个,事见6月26日北京日报。北京百货大楼皮货部的售货员侯毓中,正是摸准了领导者的这种脾气,于是每当深夜,他就偷偷地把自己早已写好了的表扬自己的意见书投往意见箱,甚至他真的用此方法盗取了荣誉,除了担任了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外,更有意思的是当了服务态度检查员。可悲的领导者的眼睛,难道这不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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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动的无聊的小说”质疑
完颜荔
在一份地方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介绍当地“一个新时代的小镇”,作者是“从它所发生的变化来看”的。开头这样说:“在旧时代,……一些反动的无聊的小说,常常把小镇描写得那么平淡无味,那么灰溜溜地一片暮气和贫乏,腐蚀着人们崇高的抱负,使人们意志消沉。”于是,我搜索记忆:究竟哪“一些反动的无聊的小说”,有过这类的描写呢?
实在毫无印象。想起的倒是魏金枝同志的短篇“留下镇上的黄昏”,虽久已没有机会重读,那小镇上每天黄昏一群人照例围在羊肉铺前津津有味看宰羊的场景,至今犹在眼前。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面,特别称许作者善于描写偏僻乡镇上的停滞生活。还有沙汀同志的“困兽记”,最近还重读了第三遍,里面所写的抗战后期四川乡场上的生活,我曾经长期亲身领味,特别感到亲切,那可真正是“那么平淡无味,那么灰溜溜地一片暮气和贫乏,腐蚀着人们崇高的抱负,使人们意志消沉”,把这几句现成地移用过来,再恰当也没有。
其实,这篇报道的最后一句明明也说:“当他们(指小镇上的居民——引用者)回顾以往那些阴暗、凄苦的日子时,……”那么,请问,倘有一篇旧时代的小说,描写了当时“那些阴暗、凄苦的日子”,甚或有一篇新时代的小说,“回顾以往那些阴暗、凄苦的日子”,是不是也要被打进“反动的无聊的小说”一类中去呢?
我们歌颂光明的今天,向着更光明的明天,憎恨黑暗的过去,这是非常好的。但憎恨的结果,是要在实际上永远结束它,彻底铲除它,不是要闭起眼睛否认它,甚至把过去说成已经相当光明了。光明的今天里面,还有着过去的遗迹,还要大大费些力气才能铲除。闭起眼睛不看过去,一定也看不清楚今天,特别看不清楚今天里面过去的遗迹;省力固然省力,可是要跌倒的。这篇报道的作者,对新时代的热情是没有疑问的,只是也犯了贪图省力的毛病。至于他轻易就把“反动的无聊的”罪名,加在一些妨害他闭目养神的东西上面,则其所谓“革命的有聊的”,更是贴在自己已经闭起的眼睛上的膏药了。——是应该撕下膏药,睁了眼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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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竞赛
徐开垒
记忆有时真像一位不速之客,当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他就会来敲我们心灵之门。而且往往我们来不及发问:“你是谁?”他就已突然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因此,在我们偶然检阅旧物的时候,我们会忽然想起我们童年时的小伴侣;在我们跳上电车,挤在乘客中间的时候,我们会忽然记起三年前的一个早晨:我们骑着自行车旅行去;而现在,正当我们工作得疲倦了,准备伏案小息之时,我们又突然为这个不速之客所打扰了。我看见一个影子在我的面前掠过:一个十五年前的同学,有着黝黑健康的脸,惯常带着少女的羞怯的微笑。她曾给我们求学时代增添过不少快乐和烦恼。她永远是我们考试成绩的角逐者,而又暗暗地不让我们知道。当每一次考试完毕后几天,教师发回来考卷时,像出于一定的规律,她坐在旁边总是这样问我:
“你几分?”
“八十二分,你呢?”
“八十三分。”
在这样的问答中,我们总是在十分的欢愉中,带着一分天真的妒忌,然后又让这一分感情成为下一次加倍用功的动力。……
时间冲去了我们寂寞的少年时代。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都在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生活,我们早已不为一张试卷,一次考分,一些微小的事情而喜怒哀乐。可是,为什么这个十五年前的同学,这个羞怯的,具有着十五年前少女特征的女孩子,她又在我的面前出现了呢?
一个喧闹的中午。当我游历过一些名城和乡镇,又回到这个友朋星聚的地方,我为三、五良朋的欢谈所沉醉了,然后又忽然从这沉醉中惊醒过来,从其中的一个旧同学的口中,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我们那个十五年前的女同学,这个在我们的脑海里早已湮没了很久的人物,现在一家工农速成中学教书,而且被选为优秀的人民教师。
这个消息与其说是使我惊奇,还不如说是使我不安,纵然我现在已从朋友星聚的地方回来,纵然我现在独处一室,因疲倦而伏案小息,但我好像又看见她在我的旁边,在社会主义工作的道路上,像过去一样,一手掩盖着老师发下来的考卷,狡猾地笑着问我:“我八十三分。你几分?”
我几分呢?这次我真被窘住了。也许是不及格。也许只有六十分,勉强及格罢了。我是尴尬而又难受。我觉得我又不幸而成为一个失败者。和十五年前一样,面对着她的微笑,我在十分的欢愉中,不是也还带着一分妒忌的心情吗?
我希望能像过去一样,收拾起这一分妒忌的心情,成为下一次加倍用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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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河上(石版画)
洪世清
(全国第一届木刻展览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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