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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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有信心战胜灾荒
——访河北省重灾区高阳县
本报记者 贺笠
高阳是河北受灾最严重的县份之一。8月24日,我到高阳去访问。
从保定到高阳原是有汽车路的,现在汽车已不通行,我只好从府河坐船去。府河是一条宽不过六、七丈的小河,原来并不通高阳,但是一场大水把河堤冲决,两岸土地都变成一片湖泊,船只也就到处通航了。从保定沿府河下驶直达高阳城,城的四周都筑有临时堤埝,埝上满铺着苇席和软料,洪水被阻挡在埝的外面。
我在城里找到了县委书记郭明麟同志,问到灾情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他首先告诉我: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援助下,一般灾民的思想情绪基本上是稳定的。全县虽然普遍受灾,但死伤极少,牲畜绝大部分都已得救。接着郭明麟同志向我谈了全县人民和水灾斗争的情况。他说:高阳由于地势低洼,常遭水患,党和人民都有防洪度灾的经验。当这次大水到来的时候,县委一方面领导人民防护潴龙河千里堤,一方面布置各村打围村埝。7日早晨水就开始围村。许多村庄的人民都是在水涨埝高的情况下战斗着。县南的大团村所筑堤埝高达八尺,终于抵住了洪水。这次全县虽然有97%的土地被淹,但有一半村庄都没有进水。被淹村庄经紧急抢救,人畜都得以保全。现在大部灾民都已回村。
我们谈起今后如何度荒的问题。这位县委书记很有信心地说:高阳人民大多数都会织布,全县有八千台铁机,织的都是宽面布,手艺很高,高阳布曾行销全国。现在只要国家供给棉纱,一张机光织布就可以养活四口人,八千台机子可养活三万二千人;连同辅助工如浆纱、络线等,养活的人更多。此外,做粉条、开糖房、织袜子、打口袋、编席、打鱼、扭绳、做鞋、烧窑、轧花、制火硝、搞运输等,光这就可以组织男女劳动力四万八千多人。到今年年底,可以收入一百三十八万多元;全县平均每人可得钱七元多。
打捞残秋,也可以增加些收入。据县委计算,全县今年种高粱六万五千多亩;因高粱比较耐涝,估计今年每亩还可产五十五斤。四万多亩玉米,虽然大部泡坏,每亩还可捞出二十五斤。加上谷子和少数未涝的作物,总共还可收残秋约五百四十万斤。高阳全县十八万四千人口,每人平均近三十斤,够一个月的吃食。
根据高阳地势低洼连年遭灾的情况,县委正在考虑从耕作制度上加以改革,着重推广小麦、土豆和高粱,减少其他秋熟作物,这样就可以避开雨季,减少损失。另外,在县的南境还有四、五万亩较高的地,不容易受淹,可以种玉米等高产作物。这样,全县即使雨涝,至少也可以收入五、六千万斤粮食。加上副业收入,一般人民生活不致发生多大困难。如果年景好不遭水灾,麦地和土豆地复种的晚秋,还可增加些收入。
× × ×
在党的领导下,灾民们对生产自救充满信心。我曾到高阳西河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去访问,这个社八年中涝了五年,旱了两年,只有一年是正常年景,现在,几个村庄都被洪水隔离,人们往来都靠船只,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大家又有长期度荒的经验,群众情绪都很稳定。
我到村子的时候,灾民们正忙着络线、织布、打鱼,全社有一百零二台织布机,大部集中起来生产,好像一座纺织手工业工场。我走到一座院落里,满地泥泞,难以下脚;我顺着墙根踏着一根木条走进机房,房里密密摆着铁机,“哗哗”的机声使对面说话也难以听清楚。地下的土非常潮湿,铁机的脚下都垫上一尺多高的砖。社干部告诉我:前几天屋里都积满了水,人们急着搞副业生产,就把机子从积水中搭起来干。
这个社共计划搞十六种副业,全社一千三百多个劳动力都可组织在副业生产中。其中最大的一宗是织布,约占劳动力的一半。最近又开始组织三百个妇女做布袜子。全社妇女把自己节约出来的一万多尺布票全都交给合作社,预计每天可以做袜二百双,每双工价二角五分至二角七分。据说这种布袜近可以销安新(因安新妇女多以织席为业,要买布袜),远可以销张家口,按照社里的副业计划,每天可赚五百零三元,全社每人每天平均收入一角九分。按照这里群众一般正常生活,一天一角五分钱已够吃喝。只要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就可以度过灾荒。
社干部和我谈起1917年(即民国六年)和1939年两次大水灾的情况。那时候水里到处飘浮着尸首无人打捞;许多逃出去的人永远没有消息;留在家里的,日子也真难过。不说别的,就是物价上涨就不得了。现在挣一个是一个,国家把粮食大批运来,只要劳动,生活就没有问题。
我和群众谈话的时候,发觉他们情绪之所以稳定,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感到有国家的援助,另一个原因是合作社有计划。在解放以前他们遭了灾难,国家是不会过问的;解放后,在个体经营的时候,虽有国家支持,一切也要自己去打算。现在是大有国家负责,小有合作社负责,所以他们虽然处于灾患之中,心里却非常安稳。
我在西河分别访问了几个农民家庭,一个是劳力较强底力较厚的人家。户主叫张建雄,全家六口人;建雄是一个全劳动力,现在社里饲养牲口;妻子的劳动力也很强,打算参加社里织袜子;父亲五十多岁,打算去捕鱼。现在他家里粮食暂时还可维持;只要副业能展开,全家每月至少可以收入二十多元,生活没大问题。另一户是七十七岁的孤老婆刘存,社里供给她粮食,最近国家又发来救济款,吃的没大问题。只是烧柴用水有点困难。比较困难的是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这类户在全社要占10%以上。我去访问过吕金声家,这家七口人,一个劳动力,今年夏收分了一百三十斤麦子、一百多斤土豆,早就吃光了,现在靠贷款和打捞残秋过活。社干部告诉我,区里最近正计划开会研究如何帮助这种缺劳力的人家度荒。
积水地区的牲口饲养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灾民们发挥了患难互助的精神,使这个困难得到了解决。如邢家南区,地势南高北低,北边灾重,许多牲畜都泡在水里。区委提出把北边的牲口交南边农业生产合作社寄养,猪羊也卖到南边。最初,南边和北边都有不同意见。北边有些社员说:“不是自己的牲口,谁会拿它当事呢?不如卖掉,得现钱使着也方便。”南边社的社员却怕麻烦,怕喂不好落埋怨。区委根据这些情况,便把南北两方的乡、社干部召集在一起,进行集体互助教育。经过南北协议,本着“互助互济互不吃亏”的原则,决定:把北部西河等三个乡十个社的一百零二头牲口,运到南部六合庄等四个乡各社寄养。办法是重灾社可以派饲养员牵上牲口(一人带五头)到轻灾社,牲口饲料和换笼头等由轻灾社供给,牲口由轻灾社使用,不给报酬,饲养员的费用由重灾社自己负担。如果牲口有疾病或伤亡,责任事故由轻灾社负责,非责任事故(如传染病等)双方负责。猪、羊由轻灾社按公平价格统一收购,分给社员喂养。这办法实行结果很好,很多社员都说这是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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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理解决了工分、时间、资金等问题
幸福农业社副业生产大大兴旺
还须赶快纠正收购农副产品中压级压价等不合理现象
本报讯 云南省邓川县李营乡的幸福农业生产合作社,共五百四十四户,四千四百三十四亩田地。这个农业社从今年春天转为高级社以后,充分发挥了组织起来的潜力,今年农业、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都获得丰收。根据最近在这个社的两个生产队中的调查,八十户社员中,有93.7%都可能增加收入,其中最少的增加十五元,最多的增加四百元,一般的增加一至二百元。今年不能增加收入的五户中,最多的减收二十五元,最少的只减三元。
幸福农业社今年在农业生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革,全乡今年都无旱涝灾害,水稻产量平均每亩可达七百斤,比去年增产51.5%。农业总收入共十六万多元,比1955年增加50%。
幸福农业社的副业生产,今年也有发展。幸福社对集体副业注意得比较早,有一个副社长专职领导副业生产,并抽调了一百三十个劳动力(约为全社劳动力的10%)按专长分工搞副业。副业的劳动分也比农业稍高,农业每个劳动日由七分到十一分,副业为八分到十二分。因此,到目前为止,幸福社已经营了十种副业:养猪、捕鱼、做豆腐、粉丝、乳扇(云南的一种特产),经营驮运和船运等。初步计算,该社集体副业收入共可达四万四千多元,约等于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
农民的副业收入中,最主要的还是家庭副业。1955年李营乡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约占农业收入的50%。幸福社在今年春天对家庭副业的注意是不够的,主要的顾虑是怕搞了家庭副业妨碍了集体副业。结果,在四月前后,社员们纷纷叫嚷没有零用钱花,他们不是成日里缠着社干部借钱,就是干脆不服从社里的劳动计划,自己搞些零星副业生产。事实教育了社干部,使他们迅速地加强了对家庭副业的领导。
发展家庭副业的关键,是要给社员们留出一定的生产时间。过去,农活安排得太紧,会议又太多,占用了和浪费了很多可作家庭副业的时间。根据这些情况,幸福社重新安排了生产时间,每月留出五天到六天让社员进行家庭副业,同时改变了分派农活和评工记分的办法(改为按小段安排农活,每天干完活就在田里发工票),大大节约了晚上开会的时间,使社员能在晚间和早上做一些副业活。
有了时间,还需要给社员具体帮助。在这一方面,幸福社采取了以下办法:一、从集体副业收入和大春预购款中,拨出一万五千元发给现金有困难的社员作副业生产资金;二、在集体副业中增养母猪,准备明春繁殖小猪,无偿地分给每户社员饲养;三、动员有母鸡的社员帮助无鸡户孵养小鸡。
幸福社的家庭副业迅速地活跃起来了。到今年7月份,社员个人已养毛猪七百四十六头,比去年多三十九头;鸡一千六百八十只,比去年增加八百多只。有一百九十六户编草席,一百二十一户打草鞋,七十五户搓麻绳,六十户纺麻线……。根据过去几个月的调查,每户社员平均每月可从家庭副业生产中收入五元至十五元,也就是说,90%以上的社员,已经不缺零用钱花了。
幸福社今年的家庭副业收入估计可能达到六万五千多元,加上集体副业收入,共约十一万元,占农副业总产值的40%左右;但是,副业生产的潜力仍未充分发挥。该社计划明年还要进一步发展养猪养鸡等项生产,并拟拨出一部分田地,分给社员使用。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副业,还须取得商业和供销部门的配合,目前急需解决的是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中压级压价的问题,和加工订货中工缴过低、定额过高的问题。
(根据大理地委的汇报材料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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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放弃了多种经营的恶果
新华社记者 罗厚仁
今年湖南的早稻丰收了,现在中稻又开始上市,经过试算分配,许多农业社增加了产量。照例说农村市场的旺季应该老早到来了,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许多集镇没有从前那样热闹,逢场赶墟的交易时间也比过去缩短。7月份湖南省供销合作系统的农村市场零售总额,反而比6月份下降了12.46%。据三个农村初级市场的典型调查,7月份的零售总额比6月下降了22.93%。这种趋势8月上旬仍在继续发展,许多地方直到现在还是没有显著起色,供销合作系统和采购部门的收购计划也完成得不好。
在稻谷丰收的条件下,为什么今年旺季湖南农村市场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方的干部和农民在发展生产上单一化,只注意稻谷千斤亩,没有很好地开展多种经营。
湖南是粮产区,抓住稻谷生产是正确的。但是,湖南人多地少,农民历来就有多种经营的习惯,而且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在农村占着很大的比重。近几年,特别是去年冬季以来,有些干部和农民陶醉于稻谷千斤亩的指标,把搞副业和旱土作物的劳动日的工分规定得很低,因而把多种经营放弃了。在著名的产茶区安化和新化等县,甚至出现有些农业社阻止社员出工采茶,使茶叶老在树上没人采摘,造成今年春茶减产。在湘潭、黔阳等专区也有不准社员往麻土里送粪施肥和从林区采运木材等现象。攸县一些出产席草的地方,一亩席草的收益比两亩稻谷还多,可是,今年春天,干部硬叫农民把已经插下的席草拔掉改种稻子。有些农业社怕社员私喂鸡鸭糟蹋粮食,一些积极分子就带头拿石头乱打,打死了鸡鸭不但不批评,社里还给以奖励。社员反映说:“入了社想检几个蛋买点油盐吃都不行了!”
由于收购价格不合理和农业社对劳动力的使用限制得太死,在丘陵区和山区有许多价值很高的野生药材丢弃在山上无人采掘。如湘西等地的著名的中药和染料五棓子,过去年产二万三千多担,现在下降到九千担左右。而另一方面市场却非常缺少这些物资,造成供求关系紧张的局面。
此外,在农村中还有不少人认为搞副业和多种经营是走资本主义的自发道路,加上财经部门对某些农产品和副业产品的收购价格规定得不合理等原因,许多在解放前已衰落,但是同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有密切关系的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在解放后几年内也增长很慢。而这些产品过去是湖南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如产量占全国第一位的茶油、著名的湘西桐油,以及遍布全省各县的茶园,解放前荒芜以后一直没有垦复过来,产量仍未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水平。著名的湘莲产区洞庭湖滨各县的许多莲湖也荒废了,现在的产量只及抗日战争前的十五分之一。
因为放弃多种经营和排斥了副业生产,一方面社员的收入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的商品量也大大减少。这样便促成市场旺季不旺和旺季迟迟到来的情况。据临湘县玉禾乡联益、联同等三个农业社分配试算到户结果:今年这三个社的粮食虽比去年增产62.4%,但因为忽视了占社员收入45%的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不但部分社员不能增加收入,联同社还有20%的社员要减少收入。许多社员对日常生活需要的零花钱也感到缺乏。
今年7月间,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对农村干部和农民片面强调稻谷生产而忽视多种经营的偏向作了深刻的批判。最近,中共湖南省委又作了研究和具体安排,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部门在加强晚稻田间管理的同时,必须结合生产救灾因地制宜地大力开展多种经营。许多农业社现在也从事实中得到了教训,正在重新修订生产计划,全面开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预计秋后的农村市场将会出现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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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副业劳动报酬为何偏低
慧之
目前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存在副业劳动报酬偏低的现象。各地压低副业劳动报酬的办法很多,总括起来约有以下几种:
压低工分。如江西雩都古田农业社,把社内篾工的底分评为三等,一等篾工在社内做工一天记八分,三等的只记六分,相当于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半劳动力的报酬。河南信阳张陶乡第一社,加工稻谷的三十六个整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天五分半,而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割草一天还得了六分七。
提高定额。如湖南沅陵县凉水井窝溪片第二社,作陶器坯子的定额是每天二十二套,实际只能作十七、八套。
进多出少。如湖北麻城县前进第七社,社员搞副业挣来的钱交社一元,夏季预分中只分到二角六分。
抬高成本。如贵州遵义县集社农业社的竹子,原来卖给社员是二角一根,社员搞副业多了,马上涨到四角,使社员无利可得。
凡有这些偏向的农业社,副业生产计划都完成得不好,社员生产情绪不高,他们反映:“除了锅巴没有饭”,这还有什么搞头?
虽然如此,主张降低副业报酬的人们却还像理直气壮似的,振振有词。有人说:副业是轻快活,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谁不能干?报酬应当低些。很明显,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副业生产中的繁重活如木、石、铁工,推车,榨油等,并不在少数。有些轻活,做起来也要有一定的技术,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要学会这些技术,是要预先付出许多学习时间的。
在评定副业劳动报酬的时候,如果不全面地从劳动轻重和技术繁简程度考虑,适当照顾重活、技术活、复杂活,谁还乐意参加这些副业生产呢?谁还愿意学习技术呢?
四川德阳县杨嘉乡第一社的副业报酬就规定得比较合理。凡费力和需要一定技术的活(赶骡车、掌窑、磨油坯等)每天记一点一或者一点二个劳动日;花费劳力但不要技术(担砖坯等)或者需要技术但不太费力(阉鸡等)的活,大体相当于一般农活的报酬,每天记零点八或者一个劳动日。这样社员对农副业同样愿意做,并且鼓励了大家学习技术的积极性。
有些人怕搞副业的社员多了会影响农业生产,因而故意用降低副业劳动报酬的办法来限制社员参加副业生产。其实这是非常消极的办法。他们心中无数,对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不摸底,或者劳力规划不当,促成虚假“紧张”,因而缩手缩脚不敢动一动。只要摸清底细,把农副业统一安排,劳动力统一调配,农忙时多用些力量在农业上,农闲时多搞些副业,没有季节性的副业多在农闲时搞。这样既开展了副业,又不会影响到农业。
副业收入,在农民全部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充分利用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生活的最有效的办法。轻视和限制副业生产,压低副业劳动报酬的人们,如果真正深入了解农民的收入情况,弄清这个根本道理,就会立刻感到自己所持的见解和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早就该抛之东洋大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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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主观主义作风 副业生产有了发展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新会县新民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业生产的下降的情况已经改变,近一两个月来,已获得七千多元的收入,十个具有各种专门技术的社员正忙着各种副业生产,社里已经饲养了大量的猪、羊和鸭子,面积达七十多亩的鱼塘,也养了鱼。
新民乡农业社这种变化,是社干部改变过去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领导作风,实行民主办社的结果。这个社过去一般都是由干部决定事情后,就往下“贯彻”,很少倾听社员的意见。例如今年春天,社干部决定要种合瓜一百亩,有经验的社员提出反对意见无效后,勉强种下八十亩,因为和早稻插秧时间矛盾,瓜未长大就犁掉改种早稻。
夏季里,社干部深入检查和批判了这种主观主义领导作风后,即发动社员对发展副业生产提出意见。社员们根据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提出发展副业生产的各项建议。根据这些建议,仅今年下半年可以实现的就有水塘养鱼、挤牛奶、养小牛、代食品公司加工腊鸭等七项副业,估计可获得纯利二万六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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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忽视家庭副业
本报讯 云南思茅县芦山乡高峰社忽视领导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发生社员上山开地的偏向。高峰社的部分社员,有的在寨子附近,有的到离家七、八里路的山上开了许多荒地。因为社员手里没有零用钱,社干看不到社员有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的要求,党支部只是把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的任务委托给妇女组织去管,而妇女组织又没认真的去管。部分社员就自动的上山去开荒了。高峰社党支部为了迅速纠正这种偏向,对目前忽视家庭副业生产的情况作了研究,积极把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的工作领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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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桑田里不要乱种东西
江苏吴兴一带是盛产蚕桑的地方。但是,这里的干部却布置多种大麦、小麦、蚕豆等春花作物和高粱、玉米、麻、黄豆、南瓜等杂粮作物。这样一来,不管多茂盛的桑地,都种上了南瓜、高粱、麻、黄豆等作物。一块地,四面种上高粱包围着,中间种上麻,长得比桑树还高,桑树间又种上黄豆等其他作物,连锄头也伸不进去。
我是新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员。我们社里的二百三十五亩桑田也都种上了别的许多东西。南瓜藤爬上了桑树,连桑叶也看不见了。麻种在桑地,使桑树瘦黄无力。我同社员谈这事的时候,他们总是叹口气说:“无啥说的,再隔二、三年,养蚕的收入也完了。”
我希望政府和技术推广部门注意这个问题。发展多种经营的时候,应根据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不要在桑田上乱种春花作物和杂粮。对养蚕地区的粮食三定任务,应该适当减免。黄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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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哪些农村副业要纳税?
我有一件弄不清楚的事情,就是农业社搞副业该不该交税。例如农业社烧的砖瓦,出窑后不管是自用或出卖都得交纳8%的货物税。我不了解农业社经营砖瓦窑是不是该交税。就是该交的话恐怕也不该交那么多。农业社的土地已经交了农业税;我们一窑砖瓦只卖三百二十元左右,除了废品只有二百八十元,如果交8%的税,农业社所得利润没有多少了。特别是农业社自用也交税,那就令人想不通了。农业社出劳力、工具、牲口,为解放军加工豆腐,每百斤豆子交二百四十斤豆腐,没有加工费,也不给柴火,农业社就落点豆渣喂猪。但税务局也要来抽税。我们向他们要纳税条例来看,他们说关于农村副业没有明文规定。我们要问:既没有明文规定,为什么又来伸手要钱呢?
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划清农业社经营的副业哪些该征税,哪些该免税,并把副业税和商业税分别开来,特别是要把农村副业税率和城市商业、手工业税率分开来。不然的话,就会伤害开展副业的积极性。
杜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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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减产不减收”
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山西省平顺县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在7月中旬到8月初,连续遭受到冰雹、风、山洪三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后,召开了社务委员会和社员大会,讨论“找回来、补起来”的办法。他们提出了“减产不减收”的口号,克服了社员们存在的悲观失望消极思想。现在社员们正满怀着战胜灾害的信心,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并且开展了多种新的副业生产,以弥补在农业方面所遭受的损失。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
这是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烧砖副业。今年预计烧三窑砖,可以收入二千四百多元。
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召开社务委员会,研究生产自救、开展副业生产的办法(右起第四人是李顺达)。
社主任李顺达(中)、副主任张俊虎(左)、技术员崔建中(右)在检查受灾的玉米经过扶整加工后的生长情况。
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腾出了十五个人力和四十三头牲口去搞运输,预计到年底可收入一千五百余元。图为运煤情形。
上 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受灾后开设了一座粉坊,给平顺县供销合作社加工粉条,以增加副业收入。这是副主任申纪兰(左)检查社员张志林制作的粉条的质量。
左 全社养了一百九十口肥猪,也是一项很大的收入,社员路秋娥养猪很积极,她喂了两口猪,最近母猪又生了四只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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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农民不愿养猪的三个问题
农村现在正处在农忙的季节,整日劳动毫不消闲,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吃得比较好一些。可是,安徽巢县等地的农村里,除掉供应每人每月四两香油以外,连一点猪肉猪油也吃不到。偶尔在个把月的时间里杀个把猪,在市镇上卖一下,买的人都要抢得打架。猪这么少原因在哪里呢?
①猪税略重或规定得不合理。这里规定不管猪大小轻重,杀一头交税六元五角(合十三斤猪肉)。在金鸡港村有一个姓袁的农民(社员),养一头猪,杀了五十五斤,猪税就去掉十三斤,手续费又去掉三斤(另外还有两包香烟)本人实际只得三十九斤肉,一算账还不值饲料钱。这样一来,养猪的兴头当然就不会大了。
②自己养猪自己吃不到猪肉。金鸡港村好多户农民(几户合伙养一头猪)杀了四口猪,养猪的人家只吃到一、二斤肉,其余的一定要匀给别人家(按价给钱),这样也减低了他们养猪的积极性。
③饲料既缺又贵。这里猪的主要饲料是糠,每十斤价值五角钱。十斤糠是不是能长一斤肉那还很难说。这些问题不解决,猪就会越来越少了。 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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