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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学术批评的两种态度
田晴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周刊第117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郭沫若先生的“读了‘关于周颂噫嘻篇的解释’”;一是徐澄宇先生的“评‘乐府古诗’的反批评”。这两篇文章反映了学术研究批评上的两种态度、两种风气,给人留下了两种印象。郭沫若先生一方面和批评者虚心地商讨问题,同时一再地表示感谢批评者纠正了他的错误。而徐澄宇先生在反批评的文章中,却说了这样的一些话:“刘君(指曾经写文章批评了徐编‘乐府古诗’的刘射——作者)在未抓到所谓‘错误’之先,先来这一套‘批评八股’,是意图蒙混水平较低的读者,而实际上有点儿‘自欺’。”“像刘射先生这种批评可以说完全是‘隔靴搔痒’和‘歪曲事实’的‘不正确’的。……刘射先生一篇几千字的批评文字,从头到底没有抓住一点错误,完全是‘强不知以为知’,……而处处掉弄‘坏作风’来破口谩骂……”“本来这样一篇批评的文章‘是不值得我花费笔墨去仔细’辩驳的,‘我终于这样做了’,因为它反映了目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在批评方面的一种坏风气:拿着批评家的旗帜,掉弄批评家的八股滥调替人家滥扣帽子,放出一派‘似是而非’、‘自以为是’、‘隔靴搔痒’、‘歪曲事实’的滥调,乱七八糟的谩骂一顿来欺骗读者还以‘自欺’”(重点是作者加的)。整篇文章的语气,给人以怒发冲冠的感觉。
因为这两篇文章在同一期发表,它就很自然地构成一幅鲜明对比,一方面是批评与被批评者互相尊重与人为善,是真正地在探讨学术问题;另一方面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面红耳赤,相互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为了面子和尊严在斗气!
有些人常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批评:你笑我是冒牌学者,我就嘲你是无知小子;你要骂我是坏作风,我更可以骂你是拆烂污!
我想专家学者都应做出表率,为什么还这样“肝火旺盛”,不能树起正确的治学态度?双方都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商讨问题不好吗?
对别人的轻蔑未必能抬高自己,而谩骂也不能解决学术上的任何问题。请放冷静些吧!


第8版()
专栏:

海上生活片断
轮机班长 郑世全
鱼汛期到了
我们的炮艇靠码头了,从甲板上,看到岸上的水兵俱乐部里挤满了许多男女青年,他们正在给俱乐部作精彩布置。我以为是举行舞会或者举行联欢演出。突然从一位女同志的手里发现一张红色标语,上面的大字看得很清楚:“鱼汛期到了,为鱼汛丰收而努力!”甲板上,水兵越聚越多,一会儿,我们才知道那些青年男女都是从舟山渔业指挥部来的。
这几天港口停泊的渔船特别多,我很难一下分清渔船的种类,但粗略观察,起码有四种以上。沿着海军码头向右,只要是帆船停泊区,差不多全挤满了渔船。港口的海面上,渔船都五只以上摆成笔直的队列,渔业指挥部带来的一艘大渔轮,杂在帆船中间,不注意就很难识别出来。远远望去,港口的渔船像密密层层的蚂蚁,任何商船进港,非得像水蛇一样弯弯曲曲开行不可。
这夜,舟山群岛的××港特别热闹,发电厂整夜向海边供电,港口的渔船上都悬挂了电灯。机器的马达声,帆船的摇橹声响成一片。原来这是许多渔船满载着大黄鱼归来了。渔业加工厂的工人们忙着将船上的大黄鱼转运到岸上;几只机帆船被满载的大黄鱼压得甲板接近水面。这些船只正往上海、宁波等地开去。
当帆船成队地绕过我们炮艇的左舷时,我打开驾驶台的桅顶灯。船老大们发现我们的灯是特意为他们照明,他们一边摇橹,一边向我们招手,高声笑着、说着些什么,我只听见一句:“这样太好了,谢谢你们,水兵同志。”
这盏照得四周雪亮的桅顶灯,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才熄灭。这一夜,港口的海面都在不眠中。
海上护渔四十天
听说大渔场在东福山和庙子湖一带。成千上万只渔船,一批一批云集到那里去。几天前,我们几只炮艇就已经准备好充足的淡水、青菜、干咸菜、食粮,随时等待着出航护渔的命令。这天晚上涨潮的时候,渔民们忙着把搁在泥滩上的所有渔船推下水,港内成群的渔船也张起了白帆篷准备出海。我们几只炮艇接到命令:和渔船同时出海。数不清的船只排成整齐的队列,紧贴着炮艇的左右,我们同向渔场驶进。
东福山距沈家门约三十浬,它面对着大海。过去有一个时期这里的海盗很猖獗,渔船常受到抢劫。现在虽然海盗消灭了,但我们的炮艇为了保护渔场安全,仍日夜巡逻在几十浬的渔场周围,以防任何意外。
东福山岛,靠近外洋,稍有小风,海浪就很惊人。刮到五、六级风,浪涛掀起几丈高,我们经常时而被浪高高抬起,时而又被抛到浪涡里。有几次,我们的前甲板都埋在浪涛里,站在甲板上了望的水兵,半截身子都浸在水里。就这样,我们仍然抗着风浪直奔遥远的海面巡逻。
大黄鱼、带鱼……各种鱼汛相继而来。当我们经过渔船时,渔民们常常亲昵地和我们招呼,我们高声问:“老大,鱼打得怎样了?”他们常常举起活鲜的大鱼,向我们欢呼作回答。看到渔民丰收,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们带来海上的干咸菜吃光了,淡水用完了。我们本来早该返航补足给养,但为了完成鱼汛期的护渔任务,我们仍照常日夜在海上。有时渔民们听说我们水兵没有菜吃了,便使劲划船过来,拣又大又鲜的鱼往甲板上掷,我们还来不及给钱,船就开走了。
有一天,炮艇临时停泊在六横岛。我提着篮子到岸上买菜。岛上住的多是渔民家属,妇女们一看到是水兵,就二话不说,跑回家去,拿出鸡蛋、青菜,把篮子装得满满的。有的把正在下蛋的母鸡也抱来,非让带到艇上去不可。费了很多唇舌,她们才留下钱。她们又远远地一直把我送到海边。
我们到岛上找泉水吃,渔民家属也总热情地给我们找水桶、扁担,帮我们往艇上担水;有时用小舢舨装水往艇上运。渔民们的热情,更加强了我们每个水兵的责任感。虽然我们四十天没有返航,但艇上没有一个人叫过苦,我们的情绪始终饱满,愉快。在鱼汛结束,我们返航的途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我们水兵最喜爱的歌曲“远航归来”。
(本文是本报记者根据郑世全同志的日记整理的。——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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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戏曲表演的“细节”
少若
几年以来,我在一些戏曲表演或电影镜头中看到了若干有关“细节”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因为是“细节”,就非常容易被忽视,于是不免影响到整个艺术成品的完整。我认为,忠于艺术的演员和观众,都有对这方面正视的必要。下面我愿用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服装方面的“细节”。在一次内部演出的场合,一位扮演“打樱桃”中秋相公的演员,就在一场戏上下场的当口换了两件漂亮的褶子。但他却没有考虑,戏中的秋相公是赴“文章大会”去的,去时被人仓促间拖了就走,可是回家时身上却换上了另一件衣服。不论就时间或空间而论,这件褶子的更换,是违反了细节的真实的。还有,一位很有名的演员演“铡美案”的包拯,只要他重新从后台走出来一次,他身上的蟒袍就更换一次。这确乎有点破坏整出戏的气氛,而且对包拯的性格也显得有些枘凿。包拯在要铡陈世美的刹那之间,是否能够这样“好整以暇”呢?况且宋史“包拯传”上说,包拯是个“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的人,这样的人品是否宜于用一出戏换上四五件不同颜色的蟒袍来体现呢?
第二个例子是扮相方面的“细节”。这里我愿意复述一下张伯驹先生的意见。湘戏“祭头巾”是个好戏,但是那个使主人公石灏又紧张又扫兴的脚子,在扮相上却有些同实际情况不相称。石灏三年一考,连考九次,一直是这个脚子替他扛行李下河回家的。假定这个脚子十几岁就开始出卖劳动力,二十七年之后,也应该是个中年人了。假如这个脚子的脸上能够加上一把胡须,那不仅与实情相符,而且对于石灏的形象的刻划,也会起一定的衬托作用的。可是他的扮相却十分年轻。
类似这种看去无关紧要而实际上却与全局有关的“细节”,在电影镜头中也有时发见。这里我只举“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集的“宇宙锋”的末一场面为例。赵女下场时,在哑奴扶掖之下唱的那一句“但不知何日里夫妻重圆”,应该是下殿之后离开宫阙很远的事情。在银幕上,原是可以较顺当地予以处理的;可是在影片中却把一位死板板的朝官摄入了镜头,这不但在空间问题上会引起观众的错觉,甚至使人担心这句内心的语言会不会给那位朝官听到;即以画面而论,也是颇不美观的。这种“功亏一篑”的情况,实在应该设法避免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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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字
侯岱麟
我国神话里有一段记载说:人创造了字,神和鬼以为从此就失去了灵威,因此痛哭了三日三夜,直哭得天昏地暗。可见创造字对于人类有多么重要了。
有了字得会写。要学会写字可也不容易。从前用毛笔学写字时,把仿纸上抹得一个墨团子一个墨团子的,好像在画乌鸦,所以读书人说这是“涂鸦”。现在大都使铅笔或钢笔了,涂鸦已没了条件,可是写得潦草模糊,歪歪扭扭,丢点缺捺的不成字样,也还不少。有人说这都是方块字的罪过,改用拚音文字就好了。这话也有道理。不过拚音文字还没有创造出来,方块字依旧通行,也不能就这样地迁就下去呀!
怎样才能写好方块字,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但是这也难不倒人。不讲书法,单说实用吧:只要写字时注意到笔画清楚,让人一看不用猜就认得,就算会写字,美丑可居其次。然而偏偏有很多人,连这一点希望也不肯给予体谅,只顾自己逞才华,故弄龙翔凤舞之势,行、草、篆、隶各类书法中,都找不出那样的结构规律,让别人看来确是鬼画符,过些日子请他自己看,也竟认不得,岂不令人唉声叹气?若照这样继续下去,误时误事已成定谳,就是改用了拚音文字,也无济于事,有字岂不成了受罪?这事要让当年痛哭的神和鬼知道,它们就要转悲为喜了。因为它们有了恢复灵威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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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步书林

谈买书
西谛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到布店里买花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都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科学校,都在大量的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更为积极。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概。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板、坏板,明板、清板,全都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倒底给谁好呢?”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全卖空了,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否则,那家“古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会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余,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的。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末,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熏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部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们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第8版()
专栏:

丰收时节(剪纸) 林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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