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学术批评的两种态度
田晴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周刊第117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郭沫若先生的“读了‘关于周颂噫嘻篇的解释’”；一是徐澄宇先生的“评‘乐府古诗’的反批评”。这两篇文章反映了学术研究批评上的两种态度、两种风气，给人留下了两种印象。郭沫若先生一方面和批评者虚心地商讨问题，同时一再地表示感谢批评者纠正了他的错误。而徐澄宇先生在反批评的文章中，却说了这样的一些话：“刘君（指曾经写文章批评了徐编‘乐府古诗’的刘射——作者）在未抓到所谓‘错误’之先，先来这一套‘批评八股’，是意图蒙混水平较低的读者，而实际上有点儿‘自欺’。”“像刘射先生这种批评可以说完全是‘隔靴搔痒’和‘歪曲事实’的‘不正确’的。……刘射先生一篇几千字的批评文字，从头到底没有抓住一点错误，完全是‘强不知以为知’，……而处处掉弄‘坏作风’来破口谩骂……”“本来这样一篇批评的文章‘是不值得我花费笔墨去仔细’辩驳的，‘我终于这样做了’，因为它反映了目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在批评方面的一种坏风气：拿着批评家的旗帜，掉弄批评家的八股滥调替人家滥扣帽子，放出一派‘似是而非’、‘自以为是’、‘隔靴搔痒’、‘歪曲事实’的滥调，乱七八糟的谩骂一顿来欺骗读者还以‘自欺’”（重点是作者加的）。整篇文章的语气，给人以怒发冲冠的感觉。
因为这两篇文章在同一期发表，它就很自然地构成一幅鲜明对比，一方面是批评与被批评者互相尊重与人为善，是真正地在探讨学术问题；另一方面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面红耳赤，相互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为了面子和尊严在斗气！
有些人常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批评：你笑我是冒牌学者，我就嘲你是无知小子；你要骂我是坏作风，我更可以骂你是拆烂污！
我想专家学者都应做出表率，为什么还这样“肝火旺盛”，不能树起正确的治学态度？双方都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商讨问题不好吗？
对别人的轻蔑未必能抬高自己，而谩骂也不能解决学术上的任何问题。请放冷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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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上生活片断
轮机班长 郑世全
鱼汛期到了
我们的炮艇靠码头了，从甲板上，看到岸上的水兵俱乐部里挤满了许多男女青年，他们正在给俱乐部作精彩布置。我以为是举行舞会或者举行联欢演出。突然从一位女同志的手里发现一张红色标语，上面的大字看得很清楚：“鱼汛期到了，为鱼汛丰收而努力！”甲板上，水兵越聚越多，一会儿，我们才知道那些青年男女都是从舟山渔业指挥部来的。
这几天港口停泊的渔船特别多，我很难一下分清渔船的种类，但粗略观察，起码有四种以上。沿着海军码头向右，只要是帆船停泊区，差不多全挤满了渔船。港口的海面上，渔船都五只以上摆成笔直的队列，渔业指挥部带来的一艘大渔轮，杂在帆船中间，不注意就很难识别出来。远远望去，港口的渔船像密密层层的蚂蚁，任何商船进港，非得像水蛇一样弯弯曲曲开行不可。
这夜，舟山群岛的××港特别热闹，发电厂整夜向海边供电，港口的渔船上都悬挂了电灯。机器的马达声，帆船的摇橹声响成一片。原来这是许多渔船满载着大黄鱼归来了。渔业加工厂的工人们忙着将船上的大黄鱼转运到岸上；几只机帆船被满载的大黄鱼压得甲板接近水面。这些船只正往上海、宁波等地开去。
当帆船成队地绕过我们炮艇的左舷时，我打开驾驶台的桅顶灯。船老大们发现我们的灯是特意为他们照明，他们一边摇橹，一边向我们招手，高声笑着、说着些什么，我只听见一句：“这样太好了，谢谢你们，水兵同志。”
这盏照得四周雪亮的桅顶灯，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才熄灭。这一夜，港口的海面都在不眠中。
海上护渔四十天
听说大渔场在东福山和庙子湖一带。成千上万只渔船，一批一批云集到那里去。几天前，我们几只炮艇就已经准备好充足的淡水、青菜、干咸菜、食粮，随时等待着出航护渔的命令。这天晚上涨潮的时候，渔民们忙着把搁在泥滩上的所有渔船推下水，港内成群的渔船也张起了白帆篷准备出海。我们几只炮艇接到命令：和渔船同时出海。数不清的船只排成整齐的队列，紧贴着炮艇的左右，我们同向渔场驶进。
东福山距沈家门约三十浬，它面对着大海。过去有一个时期这里的海盗很猖獗，渔船常受到抢劫。现在虽然海盗消灭了，但我们的炮艇为了保护渔场安全，仍日夜巡逻在几十浬的渔场周围，以防任何意外。
东福山岛，靠近外洋，稍有小风，海浪就很惊人。刮到五、六级风，浪涛掀起几丈高，我们经常时而被浪高高抬起，时而又被抛到浪涡里。有几次，我们的前甲板都埋在浪涛里，站在甲板上了望的水兵，半截身子都浸在水里。就这样，我们仍然抗着风浪直奔遥远的海面巡逻。
大黄鱼、带鱼……各种鱼汛相继而来。当我们经过渔船时，渔民们常常亲昵地和我们招呼，我们高声问：“老大，鱼打得怎样了？”他们常常举起活鲜的大鱼，向我们欢呼作回答。看到渔民丰收，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们带来海上的干咸菜吃光了，淡水用完了。我们本来早该返航补足给养，但为了完成鱼汛期的护渔任务，我们仍照常日夜在海上。有时渔民们听说我们水兵没有菜吃了，便使劲划船过来，拣又大又鲜的鱼往甲板上掷，我们还来不及给钱，船就开走了。
有一天，炮艇临时停泊在六横岛。我提着篮子到岸上买菜。岛上住的多是渔民家属，妇女们一看到是水兵，就二话不说，跑回家去，拿出鸡蛋、青菜，把篮子装得满满的。有的把正在下蛋的母鸡也抱来，非让带到艇上去不可。费了很多唇舌，她们才留下钱。她们又远远地一直把我送到海边。
我们到岛上找泉水吃，渔民家属也总热情地给我们找水桶、扁担，帮我们往艇上担水；有时用小舢舨装水往艇上运。渔民们的热情，更加强了我们每个水兵的责任感。虽然我们四十天没有返航，但艇上没有一个人叫过苦，我们的情绪始终饱满，愉快。在鱼汛结束，我们返航的途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我们水兵最喜爱的歌曲“远航归来”。
（本文是本报记者根据郑世全同志的日记整理的。——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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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戏曲表演的“细节”
少若
几年以来，我在一些戏曲表演或电影镜头中看到了若干有关“细节”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因为是“细节”，就非常容易被忽视，于是不免影响到整个艺术成品的完整。我认为，忠于艺术的演员和观众，都有对这方面正视的必要。下面我愿用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服装方面的“细节”。在一次内部演出的场合，一位扮演“打樱桃”中秋相公的演员，就在一场戏上下场的当口换了两件漂亮的褶子。但他却没有考虑，戏中的秋相公是赴“文章大会”去的，去时被人仓促间拖了就走，可是回家时身上却换上了另一件衣服。不论就时间或空间而论，这件褶子的更换，是违反了细节的真实的。还有，一位很有名的演员演“铡美案”的包拯，只要他重新从后台走出来一次，他身上的蟒袍就更换一次。这确乎有点破坏整出戏的气氛，而且对包拯的性格也显得有些枘凿。包拯在要铡陈世美的刹那之间，是否能够这样“好整以暇”呢？况且宋史“包拯传”上说，包拯是个“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的人，这样的人品是否宜于用一出戏换上四五件不同颜色的蟒袍来体现呢？
第二个例子是扮相方面的“细节”。这里我愿意复述一下张伯驹先生的意见。湘戏“祭头巾”是个好戏，但是那个使主人公石灏又紧张又扫兴的脚子，在扮相上却有些同实际情况不相称。石灏三年一考，连考九次，一直是这个脚子替他扛行李下河回家的。假定这个脚子十几岁就开始出卖劳动力，二十七年之后，也应该是个中年人了。假如这个脚子的脸上能够加上一把胡须，那不仅与实情相符，而且对于石灏的形象的刻划，也会起一定的衬托作用的。可是他的扮相却十分年轻。
类似这种看去无关紧要而实际上却与全局有关的“细节”，在电影镜头中也有时发见。这里我只举“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集的“宇宙锋”的末一场面为例。赵女下场时，在哑奴扶掖之下唱的那一句“但不知何日里夫妻重圆”，应该是下殿之后离开宫阙很远的事情。在银幕上，原是可以较顺当地予以处理的；可是在影片中却把一位死板板的朝官摄入了镜头，这不但在空间问题上会引起观众的错觉，甚至使人担心这句内心的语言会不会给那位朝官听到；即以画面而论，也是颇不美观的。这种“功亏一篑”的情况，实在应该设法避免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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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字
侯岱麟
我国神话里有一段记载说：人创造了字，神和鬼以为从此就失去了灵威，因此痛哭了三日三夜，直哭得天昏地暗。可见创造字对于人类有多么重要了。
有了字得会写。要学会写字可也不容易。从前用毛笔学写字时，把仿纸上抹得一个墨团子一个墨团子的，好像在画乌鸦，所以读书人说这是“涂鸦”。现在大都使铅笔或钢笔了，涂鸦已没了条件，可是写得潦草模糊，歪歪扭扭，丢点缺捺的不成字样，也还不少。有人说这都是方块字的罪过，改用拚音文字就好了。这话也有道理。不过拚音文字还没有创造出来，方块字依旧通行，也不能就这样地迁就下去呀！
怎样才能写好方块字，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但是这也难不倒人。不讲书法，单说实用吧：只要写字时注意到笔画清楚，让人一看不用猜就认得，就算会写字，美丑可居其次。然而偏偏有很多人，连这一点希望也不肯给予体谅，只顾自己逞才华，故弄龙翔凤舞之势，行、草、篆、隶各类书法中，都找不出那样的结构规律，让别人看来确是鬼画符，过些日子请他自己看，也竟认不得，岂不令人唉声叹气？若照这样继续下去，误时误事已成定谳，就是改用了拚音文字，也无济于事，有字岂不成了受罪？这事要让当年痛哭的神和鬼知道，它们就要转悲为喜了。因为它们有了恢复灵威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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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步书林
谈买书
西谛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到布店里买花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都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科学校，都在大量的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更为积极。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概。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板、坏板，明板、清板，全都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倒底给谁好呢？”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全卖空了，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否则，那家“古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会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余，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的。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末，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熏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部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们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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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收时节（剪纸） 林曦明